从“昭和起飞”到“平成不况”，令和时代的日本将要走向何方？

　　日本的新年号令和（れいわ，Reiwa），官方为其提供了一个贴切的翻译：Beautiful and Harmony。即将进入令和时代的日本，在昭和和平成时代又经历了什么？日本的未来能否走向“美丽与和谐”？

　　2019年4月1日上午，日本正式对外公布自5月1日新天皇德仁登基后将要启用的新年号——令和。回顾自“二战”结束后的日本，可谓经历了两个时代，即昭和（しょうわ，Showa）与平成（へいせい，Heisei）时代。在平成时代即将谢幕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回顾下，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看看即将进入令和时代的日本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究竟为未来留下了什么。

　　战后的昭和时代

　　经济中心主义的发展路线

　　战后的日本，在政治上失去了自立的地位，确切地说，如同一个跛脚的人，完全受美国控制。当时的首相吉田茂提倡的这一线路，与战前偏重军事不同，而是偏重把日本建成为一个通过产业和贸易来自立的经济通商国家。另外，在当时冷战的国际环境下，日本通过《日美安保条约》依附于美国，其国际活动空间并不大，国际政治上，战后日本作为亲美国家，投靠西方阵营，把经济复兴和繁荣作为最优先选项。可以说，从经济入手重建国家，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对于日本来说都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这一发展路线，实际上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继续占据主流，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正是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两位首相在位的时候。在日本国内，1960年的《新安保条约》引起了数十万群众的骚动，而在地方，也有工会和警察的流血冲突。池田勇人首相从政治角度出发，提出“宽容与忍耐”，把施政重点放在了“所得倍增计划”上。可以说，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始终是日本的主要课题，在此基础上日本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举办之时，已经显示出了强劲的复苏迹象，形成了所谓的“奥运景气”。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克服了70年代的经济危机，相关制度及自身的体质得到进一步强化，在发达国家中拥有绝对的竞争力。80年代日本的GNP占到了全世界的10%，最高时甚至达到了15%。日本人自豪地用“一亿总中流”（いちおくそうちゅうりゅう，即有一亿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来形容经济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满足感。

　　职业官僚推动日本大踏步前进——大藏省（おおくらしょう）只手遮天

　　所谓“所得倍增计划”以及“高度成长时期”，其背后的推手就是职业官僚。他们毕业于东京大学等名校，可以说在日本，他们在大街上都是昂着头走路的。这其中，又以大藏省的官僚为代表，大藏省在鼎盛时期权力之大在今天看来是无法想象的，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方针都是大家团结在以大藏省为中心的行政机构周围制定出的。

　　回顾其历史，大藏省即2001年省厅改革后财务省的前身，囊括了现在金融厅所掌管的财政·金融职能，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政府机构。其名称非常古老，源自律令时代，乃古代日本八省之一。后来在大隈重信（おおくましげのぶ）的提议下，吸收了有征税职能的民部省，从那时起，便手握财政和征税大权。1885年，日本官制整合，大藏省掌管财政收入及支出、租税、国债、货币及银行业。至“二战”后，由于与大藏省平起平坐的内务省被分割，大藏省成为了“省厅中的省厅”。大藏省甚至还有国际金融外交与关税外交的权限，这两项是独立于日本外务省的。可见，大藏省真的是官厅中的官厅、王牌中的王牌。权力大，固然更容易推行相关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也成为权力腐败的温床，日后的行政改革，大藏省就成为了第一个被“动刀”的对象。

　　大隈重信，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家

　　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政治的中心任务就是预算编列，此职能乃大藏省主计局掌控。整体过程主要是：大藏省制定好相应的预算后，再到各省厅折冲，可以说大藏省手握日本的经济发展命脉。大藏省可以说手握“生杀大权”，整个日本的财政预算、发展重点，以及大藏省官僚及相关人士的利益都集中反映在主计局主导的预算编列中。大藏省的官僚由此也有着光明的未来，池田勇人、福田赳夫、大平正芳、宫泽喜一，战后日本的这四位首相均出身于大藏省。

　　“政官商”铁三角——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政官商”铁三角是推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一股中坚力量。简单来说，官僚根据自身状况，如果有需要就会向政治家（国会议员）提出请求，希望自己的提案得到支持。反观政治家，他们也亦有求于官僚，这些议员所代表的选举区的选民之愿望，以及对于背后支持自己的利益团体之愿望，也很大程度上借助官僚的力量得以体现。在日本政治舞台上，存在着“族议员”的说法。族议员这个说法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否定意义上的用法。族议员是指对特定政策领域关注的议员，单纯这么解释并不带有否定意味，而其否定意义体现在，与其说为特定政策，不如说这些议员实际上为特定行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保驾护航。由此，就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政官商”铁三角，国家经济得以高度发展，选民愿望得以充分实现，但“分肥政治”（pork barrel）的弊端也暴露无遗，最典型的就是为了满足选民的愿望而在日本国内建设的大量冗余的公共工程。

　　冗余的公共工程

　　日本政府在战后习于用扩大公共建设的手段推动经济成长，同时在讲究和谐、雨露均沾的政治文化下，日本闲置公共设施的数量之多，是日本现今财政赤字高居世界第一的主因。

　　而日本政府的公共建设是如何受到来自政治的压力呢？

　　在日本北陆新干线沿线，有一站叫“安中榛名”，它位于群马县的山谷中，距离东京都约有123公里，是人口不到一千人的小村町，而新干线却在此设站，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故乡（中曾根的出生地高崎市距离这里只有18公里），在1988年长野新干线兴建东京—长野路段时，正值中曾根康弘担任日本首相，中曾根为了要繁荣故里以及回馈选民，便要求当时负责兴建新干线的东海道公司在安中榛名设站。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上文提到的“分肥政治”的案例。顾名思义，就是政治人物给支持自己的选民一些物质上的回报。小到一些公共设施的改造，大到兴建新的公共工程，这都属于所谓的“分肥政治”。选民在得到这些好处的同时，也就定期用选票来回馈自己所在选区的议员，使其得以连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这样选民就和议员及其代表的政党，形成了牢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日本的问题就在于分肥政治长期下来，很多时候超出了相应的需求，造成了非常大程度的浪费。

　　20世纪80年代，正当日本泡沫经济的高峰期，日本政府在全国各地大兴土木，包括东京湾的填海计划以及兴建连接本州与四国的跨海大桥，当时原本依照日本国土交通省的规划，以本州四国之间的交通流量，只要兴建一座连接神户及淡路岛的明石大桥就足够使用了，但是当时来自广岛的首相宫泽喜一，极力争取在他的选区广岛也兴建一座跨海大桥，同时出身四国德岛的前首相三木武夫，也希望他的故乡德岛能够拥有一座跨海大桥来繁荣经济。这让负责道路桥梁兴建的道路公团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这三位首相都是自民党内的派阀大佬。

　　就在三方政治势力的相互角力之下，日本道路公团决定采取谁也不得罪的妥协方式，以同时兴建明石大桥（神户至淡路岛）、鸣门大桥（兵库到德岛）及濑户大桥（冈山至香川）三座跨海大桥来满足三位首相的需求。

　　政治人物热衷于争取公共建设，代价最后还是转嫁到每位日本国民的身上，这让现今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每年国民生产毛额的246％，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而庞大的财政赤字更是当今日本经济迟迟无法复苏的主要原因。

　　可以说，这个铺路修大桥的例子，属于日本典型的“分肥政治”的反面教材。日本政治注重各方势力平衡，自民党虽然长期掌权，但事实上是党中的各派阀在相互折冲，争取自己派阀的利益。各派阀的领袖，都属于党内“政治大佬”，势均力敌，各个得罪不起。这种相互妥协、你进我退，是日本政治追求“和”的文化的一种体现，给予他人方便也是为了得到他人的支持。其结果就是，道路公团谁也不得罪，在小小的濑户内海上，修建了三座跨海大桥。日后小泉纯一郎力推道路公团民营化改革，其目的就是避免这种冗余公共工程的建设并摆脱其带来的大量不良债权。

　　日本对外开发援助（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日本模式走向世界

　　日本除了自身经历战后的“经济高度成长”，也渐渐开始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日本的贸易黑字，实际上使ODA急速扩张成为可能。而且，日本的援助政策经常不以理念为支撑，并且时常附带条件，不以捐款为中心而主要通过借款模式对对象国进行援助，所以外界也认为日本的对外援助性质不明显，日本被外界称为“不承担责任的ODA大国”。但日本的ODA政策对于促进亚太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之作用是不能否认的。而对于受援国提出还款要求，实际上也有刺激其发展的效果。日本通过ODA，为亚太诸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发展模型，更重要的是把资本输出到国外，扩大了自己的市场，克服了日本国内市场狭小的天然不利条件。而与此同时，日本的技术、日本式的管理，也输出到了国外。

　　日本的新年号令和（れいわ，Reiwa），官方为其提供了一个贴切的翻译：Beautiful and Harmony。即将进入令和时代的日本，在昭和和平成时代又经历了什么？日本的未来能否走向“美丽与和谐”？

　　2019年4月1日上午，日本正式对外公布自5月1日新天皇德仁登基后将要启用的新年号——令和。回顾自“二战”结束后的日本，可谓经历了两个时代，即昭和（しょうわ，Showa）与平成（へいせい，Heisei）时代。在平成时代即将谢幕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回顾下，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看看即将进入令和时代的日本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究竟为未来留下了什么。

　　战后的昭和时代

　　经济中心主义的发展路线

　　战后的日本，在政治上失去了自立的地位，确切地说，如同一个跛脚的人，完全受美国控制。当时的首相吉田茂提倡的这一线路，与战前偏重军事不同，而是偏重把日本建成为一个通过产业和贸易来自立的经济通商国家。另外，在当时冷战的国际环境下，日本通过《日美安保条约》依附于美国，其国际活动空间并不大，国际政治上，战后日本作为亲美国家，投靠西方阵营，把经济复兴和繁荣作为最优先选项。可以说，从经济入手重建国家，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对于日本来说都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这一发展路线，实际上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继续占据主流，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正是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两位首相在位的时候。在日本国内，1960年的《新安保条约》引起了数十万群众的骚动，而在地方，也有工会和警察的流血冲突。池田勇人首相从政治角度出发，提出“宽容与忍耐”，把施政重点放在了“所得倍增计划”上。可以说，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始终是日本的主要课题，在此基础上日本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举办之时，已经显示出了强劲的复苏迹象，形成了所谓的“奥运景气”。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克服了70年代的经济危机，相关制度及自身的体质得到进一步强化，在发达国家中拥有绝对的竞争力。80年代日本的GNP占到了全世界的10%，最高时甚至达到了15%。日本人自豪地用“一亿总中流”（いちおくそうちゅうりゅう，即有一亿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来形容经济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满足感。

　　职业官僚推动日本大踏步前进——大藏省（おおくらしょう）只手遮天

　　所谓“所得倍增计划”以及“高度成长时期”，其背后的推手就是职业官僚。他们毕业于东京大学等名校，可以说在日本，他们在大街上都是昂着头走路的。这其中，又以大藏省的官僚为代表，大藏省在鼎盛时期权力之大在今天看来是无法想象的，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方针都是大家团结在以大藏省为中心的行政机构周围制定出的。

　　回顾其历史，大藏省即2001年省厅改革后财务省的前身，囊括了现在金融厅所掌管的财政·金融职能，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政府机构。其名称非常古老，源自律令时代，乃古代日本八省之一。后来在大隈重信（おおくましげのぶ）的提议下，吸收了有征税职能的民部省，从那时起，便手握财政和征税大权。1885年，日本官制整合，大藏省掌管财政收入及支出、租税、国债、货币及银行业。至“二战”后，由于与大藏省平起平坐的内务省被分割，大藏省成为了“省厅中的省厅”。大藏省甚至还有国际金融外交与关税外交的权限，这两项是独立于日本外务省的。可见，大藏省真的是官厅中的官厅、王牌中的王牌。权力大，固然更容易推行相关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也成为权力腐败的温床，日后的行政改革，大藏省就成为了第一个被“动刀”的对象。

　　大隈重信，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家

　　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政治的中心任务就是预算编列，此职能乃大藏省主计局掌控。整体过程主要是：大藏省制定好相应的预算后，再到各省厅折冲，可以说大藏省手握日本的经济发展命脉。大藏省可以说手握“生杀大权”，整个日本的财政预算、发展重点，以及大藏省官僚及相关人士的利益都集中反映在主计局主导的预算编列中。大藏省的官僚由此也有着光明的未来，池田勇人、福田赳夫、大平正芳、宫泽喜一，战后日本的这四位首相均出身于大藏省。

　　“政官商”铁三角——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政官商”铁三角是推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一股中坚力量。简单来说，官僚根据自身状况，如果有需要就会向政治家（国会议员）提出请求，希望自己的提案得到支持。反观政治家，他们也亦有求于官僚，这些议员所代表的选举区的选民之愿望，以及对于背后支持自己的利益团体之愿望，也很大程度上借助官僚的力量得以体现。在日本政治舞台上，存在着“族议员”的说法。族议员这个说法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否定意义上的用法。族议员是指对特定政策领域关注的议员，单纯这么解释并不带有否定意味，而其否定意义体现在，与其说为特定政策，不如说这些议员实际上为特定行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保驾护航。由此，就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政官商”铁三角，国家经济得以高度发展，选民愿望得以充分实现，但“分肥政治”（pork barrel）的弊端也暴露无遗，最典型的就是为了满足选民的愿望而在日本国内建设的大量冗余的公共工程。

　　冗余的公共工程

　　日本政府在战后习于用扩大公共建设的手段推动经济成长，同时在讲究和谐、雨露均沾的政治文化下，日本闲置公共设施的数量之多，是日本现今财政赤字高居世界第一的主因。

　　而日本政府的公共建设是如何受到来自政治的压力呢？

　　在日本北陆新干线沿线，有一站叫“安中榛名”，它位于群马县的山谷中，距离东京都约有123公里，是人口不到一千人的小村町，而新干线却在此设站，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故乡（中曾根的出生地高崎市距离这里只有18公里），在1988年长野新干线兴建东京—长野路段时，正值中曾根康弘担任日本首相，中曾根为了要繁荣故里以及回馈选民，便要求当时负责兴建新干线的东海道公司在安中榛名设站。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上文提到的“分肥政治”的案例。顾名思义，就是政治人物给支持自己的选民一些物质上的回报。小到一些公共设施的改造，大到兴建新的公共工程，这都属于所谓的“分肥政治”。选民在得到这些好处的同时，也就定期用选票来回馈自己所在选区的议员，使其得以连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这样选民就和议员及其代表的政党，形成了牢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日本的问题就在于分肥政治长期下来，很多时候超出了相应的需求，造成了非常大程度的浪费。

　　20世纪80年代，正当日本泡沫经济的高峰期，日本政府在全国各地大兴土木，包括东京湾的填海计划以及兴建连接本州与四国的跨海大桥，当时原本依照日本国土交通省的规划，以本州四国之间的交通流量，只要兴建一座连接神户及淡路岛的明石大桥就足够使用了，但是当时来自广岛的首相宫泽喜一，极力争取在他的选区广岛也兴建一座跨海大桥，同时出身四国德岛的前首相三木武夫，也希望他的故乡德岛能够拥有一座跨海大桥来繁荣经济。这让负责道路桥梁兴建的道路公团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这三位首相都是自民党内的派阀大佬。

　　就在三方政治势力的相互角力之下，日本道路公团决定采取谁也不得罪的妥协方式，以同时兴建明石大桥（神户至淡路岛）、鸣门大桥（兵库到德岛）及濑户大桥（冈山至香川）三座跨海大桥来满足三位首相的需求。

　　政治人物热衷于争取公共建设，代价最后还是转嫁到每位日本国民的身上，这让现今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每年国民生产毛额的246％，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而庞大的财政赤字更是当今日本经济迟迟无法复苏的主要原因。

　　可以说，这个铺路修大桥的例子，属于日本典型的“分肥政治”的反面教材。日本政治注重各方势力平衡，自民党虽然长期掌权，但事实上是党中的各派阀在相互折冲，争取自己派阀的利益。各派阀的领袖，都属于党内“政治大佬”，势均力敌，各个得罪不起。这种相互妥协、你进我退，是日本政治追求“和”的文化的一种体现，给予他人方便也是为了得到他人的支持。其结果就是，道路公团谁也不得罪，在小小的濑户内海上，修建了三座跨海大桥。日后小泉纯一郎力推道路公团民营化改革，其目的就是避免这种冗余公共工程的建设并摆脱其带来的大量不良债权。

　　日本对外开发援助（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日本模式走向世界

　　日本除了自身经历战后的“经济高度成长”，也渐渐开始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日本的贸易黑字，实际上使ODA急速扩张成为可能。而且，日本的援助政策经常不以理念为支撑，并且时常附带条件，不以捐款为中心而主要通过借款模式对对象国进行援助，所以外界也认为日本的对外援助性质不明显，日本被外界称为“不承担责任的ODA大国”。但日本的ODA政策对于促进亚太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之作用是不能否认的。而对于受援国提出还款要求，实际上也有刺激其发展的效果。日本通过ODA，为亚太诸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发展模型，更重要的是把资本输出到国外，扩大了自己的市场，克服了日本国内市场狭小的天然不利条件。而与此同时，日本的技术、日本式的管理，也输出到了国外。

　　平成时代

　　说起日本的平成时代，用最通俗的一个字概括就是“乱”——自民党在战后连续38年执政被打破；泡沫经济终于崩溃；行政改革被提上日程，以打破既得利益者的圈子；首相不再是傀儡，从幕后走向了前台；日本在发展的迷途中，不断找寻着自我……

　　行政改革——收拾旧山河

　　桥本龙太郎首相在位时期，力推行政改革，而要说影响最大的，就是拿前面提到的大藏省开刀，连影响最大的省厅都连根拔起，可见日本政治在当时的弊病已经到了不得不割除的地步。以大藏省为例，通过省厅重新组合，实质上就是分割大藏省的职能，主要包括：强化日本银行的独立性，修改《日本银行法》；把金融检查及监督部门职能合并为金融监督厅，把相关职能从大藏省中分离。到了小渊时期，制定金融制度方案的部门的业务，除了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职能，剩下全部移交金融厅管辖。正如前文提到的，日本大量的公共工程造成了大量的不良债权，也使得改革势在必行。尔后，小泉纯一郎执政，进行了“没有圣域的结构改革”（聖域なき構造改革），改变编列预算的模式，收回官僚的相关权力，并大刀阔斧进行了道路公团民营化、邮政民营化改革。小泉可以说几乎夺走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日本政治也由之前的“官僚主导”演变为了以首相为全力中心的“政治主导”，这从一定程度上跳脱出了旧有的政治运作模式，是日本为突破经济发展困局进行的一次大胆尝试。当然，这也离不开出现了小泉纯一郎这样一位“非传统”的首相，大刀阔斧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推出，除了社会的大背景，更离不开他特立独行、破釜沉舟的行事方式。

　　“失去的十年”（失われた十年）——经济发展的困局

　　常常听到日本人提到一个说法——“失去的十年”，到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有的人甚至称之为“失去的二十年”。这是日本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阵痛期，某种程度上讲，今天的日本远远没有恢复往日的发展水平。日本几十年来依靠行政指导、“政官商”铁三角等极为特殊的“日本型”发展模式，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独树一帜。当然，这离不开冷战的大环境。日本在此环境下得到美国的保护，得以专心拼经济，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也会遇到问题。随着冷战结束，以及美国对日本不遵守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不再容忍，日本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美国的第一个杀手锏就是通过签署《广场协议》（プラザ合意），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紧接着日本繁荣的泡沫经济（バブル経済）、虚高的地价，一下子就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平成时代的“混乱”由此开始，日本改革的导火索由此点燃。日美之间不断的贸易摩擦，实质上就是日本经济发展模式同美国领导的IT革命和全球化格格不入。日本模式规避自由竞争，尔后也不得不进行“规制缓和”（きせいかんわ），即大幅度破除之前施行的保护主义政策，日本在努力摸索新环境下的生存之道。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后，又推出了“安倍经济学”，力图刺激经济，但不久又提出增税方案，这其中的前后矛盾实际上是日本迷茫的一个缩影。

　　日本推出的纪念版薯片，包装上写满了平成时代的大事件，“保质期”就是今年的4月30日——平成时代将在这一天谢幕

　　尾声

　　回顾完日本战后的昭和与平成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历程，再看看我们更熟悉的一些有关日本社会的景象。昭和时代，日本百废待兴，日本人非常团结，从无到有创造着奇迹，战后的那一代人在日本被称为“团块世代”。日本是一个讲求集体主义的国家，国民可以为了国家恢复元气，团结一心，这一文化在日本的政治运作中得以体现得淋漓尽致。针对政治提案，大家事先商议（根回し），开会一致表决通过，这就是日本所谓的“料亭政治”，讲的是一个“和”字。那时候大家心中的偶像是高仓健——昭和男儿形象的代表，大家喜欢的是山口百惠、吉永小百合、栗原小卷……这些形象清爽的明星甚至在中国都为人所知，成为一代人的记忆。这其实也一定程度反映了日本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充满希望、昂扬向上。举办奥运会、新干线通车，这都是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达成的成就。与此同时，文学大师辈出也标志着这个时代思想的火花不断迸发。

　　而到了平成时代，泡沫经济崩溃，全球化遇到了新挑战，日本自身其实也在迷茫中摸索。所以有了只打工而不就业的“飞特族”（Freeter），有了不念书也不想工作的“尼特族”（NEET），还有“啃老族”“御宅族”……日本的年轻一代，似乎在“平成不况”（经济不景气）中，也迷失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二次元的世界开始流行，大家崇拜的偶像也似乎少了一点高仓健式的阳刚，日本的“萌”文化开始兴起，这些不仅仅体现在漫画作品上，更体现在大家的穿着打扮上，这恐怕也是人们内心的一种写照吧！下面的这个薯片包装，可以说是平成时代的一个写照。柏林墙（ベルリンの壁）倒塌进而冷战结束、泡沫经济彻底崩溃、宽松教育（ゆとり教育）、邮政民营化、消费税增税、IT革命……面对平成时代来自外部的冲击，日本国内也在出招应对，但像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政府对企业的保护等日本的传统，可能再也回不到之前了。可以说，平成年代的日本在不断找寻方向，调整着自己的行车道。

　　经历了战后的昭和与平成两个时代，日本从“起飞”到“迷茫”，从“闭门练功”到仿佛经历了又一次“黑船来袭”，即将拉开序幕的令和时代，日本能否找回自我，走向“美丽与和谐”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书目：

　　蔡增家：《上一堂最好玩的日本学：从漫画看日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

　　内山融『小泉政権「パトスの首相」は何を変えたのか』中公新書、二〇〇七年

　　竹中治堅『首相支配 日本政治の変貌』中公新書、二〇〇六年

　　榊原英資『財務省』新潮社、二〇一二年

　　飯尾潤『日本の統治構造　官僚内閣制から議院内閣制へ』中公新書、二〇〇九年

　　五百旗頭真『戦後日本外交史』有斐閣、二〇一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