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姝：爱和期待的重量：独生子女日常生活研究

　　宠爱、高期待、密集化教育的代价

　　此书出版后，据冯文后续在大连对其研究对象的追踪式调查，就上述家国的初衷目标而言，独一代父母的育儿方式无疑具有一定成效。冯文发现大多数独生子女的学历和职业地位均高于父母，不少仅有初高中学历的父母培养的子女考上大学或研究生，工资待遇也更优。一批受教育程度高、从事高科技与新经济行业的优质人才对提升中国国力功不可没。但在这批独生子女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和子女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和投入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特别在冯文调研的不少下岗工人家庭中，这份爱的重量和为子女教育不惜一切代价的付出很令人感动。很多父母为了给孩子创造最好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尽心竭力地在家庭消费、资金和生活物资分配、时间安排等方面以子女的需求为先。为了减少子女在学习以外“浪费”时间，父母给做作业的孩子拿水果小吃，不让孩子做家务，为孩子上学早起准备时，甚至细致到在孩子的牙刷上预先抹上牙膏，类似行为屡见不鲜。贫寒之家的父母为孩子能有钱上学和安心学业，忍住病痛不说不治，为保障孩子的营养供应而自己减餐省食，诸多细节令人动容。

　　子女则在教育分层体系的残酷竞争中倍感压力，颇为辛劳，牺牲了许多青少年时期本该有的发展兴趣活动和探索课外未知之域的快乐。文中一位家长的说辞很有代表性：上学时要学业为重，不寻快乐，先苦后甜。冯文观察到，在学校的严格规训下，不少学生在学校争分夺秒地学习，连午休和课余时间都用于学业。学业压力对学生心理健康也造成极大的挑战。虽然大学扩招提供了更广阔的接受高等教育的空间，随之出现的“学历通胀”——即同等学历者增多而使该层次学历的求职竞争力减弱——使得青年人的升学就业竞争压力和生存焦虑感愈演愈烈。另外，学业表现好被很多子女视为在与父母的代际互惠关系中报答父母恩情的主要方式，担心不能满足父母的期待也让孩子们倍感压力。

　　媒体文章或日常公众话语中常出现的独生子女为人诟病之处，是其与非独生子女相比，因受亲人宠爱被“惯坏了”，比较自我中心，不在乎心疼别人，人际交往能力差，受挫能力差。这一说法是否能经得起实证资料的检验、是否以偏概全，尚值得商榷，因为显然独生子女成长环境和性格会有个性差异。但冯文以客观冷静的笔调描写分析了一些独生子女所受宠惯和上述缺陷的日常表现和成因。

　　概言之，独生子女在成长的社会化过程中，内化了外界传递的要追求第一世界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的价值观，将享受父母提供的类似生活条件和消费品视为自己本当具有的权利，无法满足时易感失落;其也将通过学业职业的胜出实现精英梦视为可预期实现的目标，当期待与现状不符时难承挫折。至于人际交往能力的缺失，固然如文中分析，和独生子女从小没有与兄弟姐妹相处共情的因素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和家长过度以教育成就作为衡量孩子是否发展成功的核心指标而忽略对孩子全方面人格的培养有关。

　　历史记录对今天的意义

　　掩卷深思，冯文记录的二十年前独生子女成长经历的历史片段，于今天有何借鉴意义?自中国政府提出二胎化政策以来，真正付诸实践的家庭总量远低于预期，据已有研究，影响生育意愿的一大因素是儿童养育成本过高。今天的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成就的高度关注与投入依旧，并因市场资本驱动下教育机构的急剧扩张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可预测，新自由主义经济下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获取和维持新中产阶级地位的渴望仍将在长时期内加重青少年教育-职业竞争的强度。冯文对八〇后独生子女在成长中聚焦学业的成因、表现、后果的本质性规律性分析，仍将对当前甚至未来青少年独生子女的成长模式具有一定解释力。本书对于政府和家长反思和优化公共与家庭教育模式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冯文讲述这样一个故事：诸多中国独生子女家庭为了实现向上流动而对子女寄予厚望辛勤栽培，决定这些家庭命运走向的，不仅是共享的希望感和个人奋力的程度，还有世界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同家庭阶层地位和资源机会的差异，这也注定了很多青少年不能实现精英梦。但似乎能抗拒这种希望感和精英梦的家庭并不多，更多的家庭以极大心血加入这场力争上游的洪流而置梦碎风险于不顾，之后自然也就要承受梦碎时的失落与惆怅。这同样适用于今天。我的一位记者朋友曾说冯文的书有温度，让他看到了社科研究者从更高视角俯视苍生、揭示许多父母内心痛苦的悲悯之心。我相信冯文富有同情心的、对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生命和情感的记录解释也会打动更多的人。

 　《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是冯文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读博士时的学位论文，是深受系内教授认可的论文范本，荣获了美国东亚人类学会授予的许烺光图书奖。这部作品深深打动了我。作为一名八〇后独生女，我从文中的故事看到了自己和父母的影子。冯文所写的父母对唯一的子女的爱和期待的重量，是不少独生子女的切身体验。她也极富洞察力地分析了塑造“独一代”成长方式的历史力量。

　　走入日常生活

　　这部作品是国内外迄今社科界首部系统描写独生子女日常生活的人类学著作。从日常生活入手，是人类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研究视角和方法之处。其他学科对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研究贡献良多，但研究视角上多针对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转型与社会心理后果，研究方法采取问卷调查、文献分析、实验室测验、短期访谈等。而人类学则一贯注重深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进行长期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本着这一风格，冯文切近地了解独生子女的学习和家庭生活、子女与家长的思想感受和行为，并结合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数据，解析塑造“独一代”独特生活与思维方式的宏观力量。在日常生活中，行为者作为创造和体验生活的主体，自然表露观念行为，生活各侧面有机交织为一个整体。正因日常生活所具有的全面性、自然性、主体性，观察者可真切把握研究对象的生活状态与心理状态。

　　冯文走入“独一代”日常生活的方式大胆泼辣。1997-2002年她在大连做调查期间，由友人推荐和毛遂自荐，在该市三所中学担任编外的义务英语教师，在多个独生子女家庭做义务的英语家教，以学校教员和家庭教师的身份观察研究对象的日常表现。从中浮现出的独生子女生活最令人瞩目的特征，是各阶层父母对子女的宠爱、高期待以及集中化的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的教育投资。冯文针对这些特征，结合人们常关心议论的话题，在入住大连一年后，设计出包含关键分析变量的问卷，由执教中学的两千多名中学生作答。回答者绝大多数为出生于1979-1986年的独生子女。问卷数据用于展现独生子女家庭的人口特征、对子女教育的关注表现、重要变量的相关性等，比如父母教育-经济地位与子女学业表现的关系、性别与学业表现的关系。问卷数据与观察访谈所得的代表性案例紧密配合并交叉验证。

　　《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美]冯文著，常姝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

　　国/家之唯一的希望

　　主标题《唯一的希望》点出了本书的核心研究问题：中国“独一代”父母对子女的宠爱、高期待、集中化的教育投资，是基于怎样的希望感，这种希望感又由哪些外界因素塑造生成?冯文从国内外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因素的高度给予了解释，揭示了对独生子女群体的出现与成长方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力量。

　　关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提出，众所周知耳熟能详的常见说法，是中国政府想借此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当年有个响当当的政策口号：“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但很多人记住了前一句，逐渐遗忘了后一句。冯文新颖而犀利地点出了“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目标对生育转型的牵动。

　　基于沃勒斯坦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及对三个世界的深刻洞察，冯文指出，中国政府于1978年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目标之一是培养具有加入第一世界精英层的雄心与资源的新一代高素质人口，从而加速国家现代化，使中国早日跃入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发达国家之列。与此同时，政府也通过媒体宣传等多种渠道向民众输入第一世界强国主导的“现代化文化模型”，引导其通过积极参与现代经济追求第一世界公民现代化的优裕生活。城市现代经济的诸多方面——儿童死亡率降低和养育成本提高、女性受教育时间加长和就业率增高等——自然产生降低生育率的效应。在强制性生育政策的直接作用和现代经济发展的间接作用下，中国城市家庭生育模式实现了快速的独生子女化。

　　各个家庭对唯一的孩子寄予厚望，期冀通过密集的教育投资和浓烈的关爱，使得孩子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教育和职业分层体系中占据优胜位置，实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在文化上，这种希望感植根于中国儒家传统几千年来高度重视教育成就、民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态普遍化的文化土壤，也融入了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发达国家现代化文化模型的影响力。在政治经济上，这种希望感由中国政府欲培养精英人才而将国家带入第一世界行列的强烈渴求拉动。可以说，独生子女在个体和群体层面，分别是家庭和国家实现向上流动的希望所在。

　　宠爱、高期待、密集化教育的代价

　　此书出版后，据冯文后续在大连对其研究对象的追踪式调查，就上述家国的初衷目标而言，独一代父母的育儿方式无疑具有一定成效。冯文发现大多数独生子女的学历和职业地位均高于父母，不少仅有初高中学历的父母培养的子女考上大学或研究生，工资待遇也更优。一批受教育程度高、从事高科技与新经济行业的优质人才对提升中国国力功不可没。但在这批独生子女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和子女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和投入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特别在冯文调研的不少下岗工人家庭中，这份爱的重量和为子女教育不惜一切代价的付出很令人感动。很多父母为了给孩子创造最好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尽心竭力地在家庭消费、资金和生活物资分配、时间安排等方面以子女的需求为先。为了减少子女在学习以外“浪费”时间，父母给做作业的孩子拿水果小吃，不让孩子做家务，为孩子上学早起准备时，甚至细致到在孩子的牙刷上预先抹上牙膏，类似行为屡见不鲜。贫寒之家的父母为孩子能有钱上学和安心学业，忍住病痛不说不治，为保障孩子的营养供应而自己减餐省食，诸多细节令人动容。

　　子女则在教育分层体系的残酷竞争中倍感压力，颇为辛劳，牺牲了许多青少年时期本该有的发展兴趣活动和探索课外未知之域的快乐。文中一位家长的说辞很有代表性：上学时要学业为重，不寻快乐，先苦后甜。冯文观察到，在学校的严格规训下，不少学生在学校争分夺秒地学习，连午休和课余时间都用于学业。学业压力对学生心理健康也造成极大的挑战。虽然大学扩招提供了更广阔的接受高等教育的空间，随之出现的“学历通胀”——即同等学历者增多而使该层次学历的求职竞争力减弱——使得青年人的升学就业竞争压力和生存焦虑感愈演愈烈。另外，学业表现好被很多子女视为在与父母的代际互惠关系中报答父母恩情的主要方式，担心不能满足父母的期待也让孩子们倍感压力。

　　媒体文章或日常公众话语中常出现的独生子女为人诟病之处，是其与非独生子女相比，因受亲人宠爱被“惯坏了”，比较自我中心，不在乎心疼别人，人际交往能力差，受挫能力差。这一说法是否能经得起实证资料的检验、是否以偏概全，尚值得商榷，因为显然独生子女成长环境和性格会有个性差异。但冯文以客观冷静的笔调描写分析了一些独生子女所受宠惯和上述缺陷的日常表现和成因。

　　概言之，独生子女在成长的社会化过程中，内化了外界传递的要追求第一世界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的价值观，将享受父母提供的类似生活条件和消费品视为自己本当具有的权利，无法满足时易感失落;其也将通过学业职业的胜出实现精英梦视为可预期实现的目标，当期待与现状不符时难承挫折。至于人际交往能力的缺失，固然如文中分析，和独生子女从小没有与兄弟姐妹相处共情的因素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和家长过度以教育成就作为衡量孩子是否发展成功的核心指标而忽略对孩子全方面人格的培养有关。

　　历史记录对今天的意义

　　掩卷深思，冯文记录的二十年前独生子女成长经历的历史片段，于今天有何借鉴意义?自中国政府提出二胎化政策以来，真正付诸实践的家庭总量远低于预期，据已有研究，影响生育意愿的一大因素是儿童养育成本过高。今天的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成就的高度关注与投入依旧，并因市场资本驱动下教育机构的急剧扩张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可预测，新自由主义经济下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获取和维持新中产阶级地位的渴望仍将在长时期内加重青少年教育-职业竞争的强度。冯文对八〇后独生子女在成长中聚焦学业的成因、表现、后果的本质性规律性分析，仍将对当前甚至未来青少年独生子女的成长模式具有一定解释力。本书对于政府和家长反思和优化公共与家庭教育模式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冯文讲述这样一个故事：诸多中国独生子女家庭为了实现向上流动而对子女寄予厚望辛勤栽培，决定这些家庭命运走向的，不仅是共享的希望感和个人奋力的程度，还有世界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同家庭阶层地位和资源机会的差异，这也注定了很多青少年不能实现精英梦。但似乎能抗拒这种希望感和精英梦的家庭并不多，更多的家庭以极大心血加入这场力争上游的洪流而置梦碎风险于不顾，之后自然也就要承受梦碎时的失落与惆怅。这同样适用于今天。我的一位记者朋友曾说冯文的书有温度，让他看到了社科研究者从更高视角俯视苍生、揭示许多父母内心痛苦的悲悯之心。我相信冯文富有同情心的、对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生命和情感的记录解释也会打动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