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知识分子最早在1860年代就接触到西方的种族主义概念，那正是种族主义在西方开始理论化的时期，比中国知识界大约要早三十年。种族概念既被沙俄民族主义和斯拉夫主义所利用，也是自由主义和西方主义者的思想资源。前者用它来解释俄罗斯特殊性；后者用它来解释社会进化和世界范围内的权力秩序。
俄国人惊呼：西方人不再“纯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名叫维克多·库兹洛夫(Victor Kozlov)的苏联社会学和人类学家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前往一个白人和黑人婚姻组成的英国人家中作客。他写下了这样一段感想：
“在这个研究种族问题的学者家中，我感受到了种族和族群关系的一种田园牧歌般的气氛：一个叫桑德拉的英国女人(Englishwoman)和一个来自西印度的黑人(Negro)工程师组成的家庭。他们的三个孩子看上去多半像黑人(negroid)，但行为举止又明显表现出是在英国长大的。”
库兹洛夫这里说的西印度就是前英帝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那里的人口构成中包括很多从非洲贩来的黑奴的后代。库兹洛夫在英国的研究项目是英国的外来移民和劳工问题，1978年他已经为此课题去过英国，1983年又去了一次，其研究在1987年以《英国的移民和族群-种族主义问题》成书。他指出了外来劳工在就业和住房等问题上遭受的歧视，肯定了英国政府对移民在文化上的归化和吸纳政策。但同时他指出了妨碍这个包容政策的阻力：一是移民对自己文化的固持，二是普通英国人出于本族的特性始终把移民视为外国人。在这个相互拒斥的总的背景下，那个英国女学者和来自西印度的黑人工程师组成的家庭显得很“田园牧歌”，也就是乌托邦的意思。
库兹洛夫对英国容纳移民政策的这段心情有些复杂的描绘让我想起了大约也就是库兹洛夫在英国的时间，1978年，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在保守党大会上有关外来移民的一段言论。撒切尔夫人说照这样下去，到世纪末这里将会有四百万外国移民，“人们非常担忧，这个国家可能被不同文化的人们淹没。众所周知，不列颠特性(the British character) 对民主和法制在世界范围做出了这么多贡献，如果人们担心这种特性消失的话，他们将会对这些涌进来的人变得非常敌视。”
英国左派学者阿里·拉坦齐在《种族主义简介》（Ali Rattansi， Rac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2007）一书中强调了撒切尔夫人这段话，从她的“不列颠特性”和不列颠制度的关联中读出了种族主义的意味，认为这是在后种族主义时期种族主义的隐晦表达。但库兹洛夫，一个从社会主义苏联来的学者，在他的书中对所谓“英国性”却有更感性和直观的概括。他说：“英国人非常自持，但并不骄傲，很有礼貌又不打搅他人，既随时准备帮助一个陌生人但又和他保持距离”，他们“既尊重他人的意见又捍卫自己的观点”，他们的“社会秩序感和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意识很强，并为英国感到骄傲。”
如果这些话出自撒切尔夫人之口，尤其是置于上述英国人和英国文明特殊性的背景下，恐怕更会被西方左派认为是种族主义。但它们出自一个理应反西方种族主义的苏联学者之口，可能会让他们感到一点困扰。
库兹洛夫是晚期苏联和苏联解体以后俄国社会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尤其是在国族和民族主义问题上，是俄国当代种族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苏联时期，他虽然是体制内学者，但却不是很“官方”的，用他的话来说，他选择了族群问题作为自己专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领域在官方教条以外有很大发挥余地。尼古拉·扎哈罗夫的《俄国的种族与种族主义》（Nikolay Zakharov， Race and Racism in Russia 2015）中对他有相当篇幅的介绍。
扎哈罗夫认为，苏联时代的库兹洛夫原则上是国际主义和族群融合论者，研究的是西方制度下族群不平等问题。但一旦置身于西方社会，面对多元文化活生生的现实，细读他关于西方社会移民和族群问题的文字，他对跨族婚姻的描写就表现出了一种微妙的讽刺，对非西方种族的移民能否最终融合进西方社会表示了怀疑。虽然这种怀疑是以对双方互相排斥的介绍表达出来的，但字里行间已经有了对文明特性和族群差别的本质论看法。
扎哈罗夫是瑞典S？dert？rn大学社会学系的俄裔高级讲师，他的这本书讨论的是苏联晚期至今，在原苏联意识形态瓦解和全球化背景下兴起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潮。他对苏联-俄国知识和政治精英反西方的政治民族主义和出于同为“白种欧洲人”的种族认同感之间的矛盾有深入的分析，值得一读。
对于很多俄罗斯知识分子来说，如果仅就西方-俄国关系而言，他们是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如果面对的是国内的族群和宗教问题，那么他们又会把自己置于白种西方人的地位，共同面对非白种人和非基督教世界在国际和国内发起的挑战。在后一方面，他们对西方的种族认同感使得他们对西方“政治正确”的后果深感忧虑甚至深恶痛绝。
十年以后，一个叫鲍里斯·格里高耶夫的前克格勃官员更清楚地表达了十年前学者库兹洛夫对西方的感受。格里高耶夫冷战时期在瑞典工作多年，1994年重访瑞典。从机场、商店、银行到政府机构甚至电视台，他看到那么多并非金发碧眼白皮肤高个子的“瑞典人”后不由得惊呆了：这还是那个自己熟悉的瑞典吗？“尤其让我震惊的是身穿瑞典军官服装、体型粗壮的拉美印第安人后裔，和坐在银行柜台后面身材瘦削弯曲的印度贱民后裔”。很多人“看上去完全就是牙买加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外貌，却讲着纯正的瑞典语”。
格里高耶夫得出结论说“外族人已经明显地大量渗透进了瑞典的血液，我很怀疑瑞典将来还能否保持它北欧人种的特性。”但是，“这就是大量允许外国移民的后果，瑞典人是自作自受。”
格里高耶夫曾经是个情报官员，苏联解体后成了很有影响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他对瑞典移民和种族状况的观感反映了很多俄国知识分子的心态。瑞典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真的就是一眼望去有那么多非西方移民吗？如果没有那么严重，那么为什么他会对此特别敏感和反感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吊诡的是：作为一个曾经与西方为敌的前克格勃官员，如果大量移民和种族混合导致了瑞典国族人口质量的下降和文明特色的消失，那不是求之不得的吗？因为冷战虽然结束了，但俄国和西方又处于新的对抗状态，瑞典是这个对抗的前沿，何况历史上瑞典还打败过沙俄。反过来，如果是过去反苏联体制、现在反普京擅权、政治上亲西方的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么他对瑞典不再是纯种北欧白种人国度的遗憾也正好表明这种政治上亲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欧洲文明本质上就是白种人文明的观念有内在的联系。
所以，从库兹洛夫到格里高耶夫的观感都反映了同一个现象：一旦事关世界性的种族等级秩序，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都很可能是同情甚至站在西方一边的。
俄国知识分子论西方“政治正确”了
同样是以现代化的西方作为参照，同样是多族群但又有一个多数族群为主干的大国，同样面对文化和族群多元主义的挑战，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扎哈罗夫这本书在三个问题上可能特别有意思。
第一，苏联晚期和解体以后的俄罗斯知识文化界早就开始了对西方“政治正确”的批判，或者说是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比中国知识文化界相应的讨论要早二十甚至三十年。第二，这个批判又是和“何谓俄国”和如何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背景下维护“俄国特性”这个国族身份问题相关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很早就认为自六十年代以来的“政治正确”让西方丧失文明特性，导致西方衰落，俄罗斯要应以为戒。俄罗斯国族意识的核心应该是单一种族的民族主义，这个民族主义将确保俄国的强势大国地位。第三，俄罗斯种族民族主义思想不是今天才有的，其根源在俄罗斯民族主义形成时期就产生了。扎哈洛夫分析的俄国思想史上的这些现象，应该说在中国多少都有它们的对应。
扎哈洛夫介绍说，库兹洛夫80年代的“英国性”(Englishness)的说法已经为他十年后，在苏联瓦解、俄国国族身份再次成为重大问题时提出的“俄国性”(Russianess)概念在理论和方法上提供了线索，二者都是强调一种稳定不变的本质化的“民族特性”。到了1993年，库兹洛夫开始提出族群自我意识包括一种基因因素，不只是文化的和历史的认同感，认为社会不平等应该由一定的民族和种族环境来维护。他支持西方有些学者的种族因素决定智商水平的研究结论，认为从“定性研究出发，族群之间确实是不平等的。”
库兹洛夫提出一个概念，叫“反科学的人道主义”，意思是以人人平等和族群种族平等为理由在不同人群之间强行推行社会平等，虽然符合人道原则，但却是反科学的，也可以说是反自然的。这个“反科学的人道主义”明显是针对西方“政治正确”的观念和实践的。
另一个很早就批判西方政治正确的学者是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Alexander Zinoviev)。季诺维耶夫是苏联著名哲学家，政治异见者，在西方出版过讽刺苏联体制的小说，1978年被驱逐出国，在德国一直生活到1999年才回国。他在1982年出版过一本以在德国生活的苏联移民（主要是政治异议者）为题材的《苏维埃原人》的小说，描绘了被苏联体制塑造的“苏维埃人”的一些本质性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他们在西方的言行举止和在苏联几乎一样。苏联解体后，他是“何谓俄罗斯”以及如何定义“俄国性”这些讨论中非常有影响的思想家，但这种关注是和他对“何谓西方”的理解分不开的。
根据扎哈罗夫的介绍，1995年季诺维耶夫出版的《西方，作为现象的西方主义》是一本重要著作。在“苏维埃原人”的概念之后，季诺维耶夫又创造出了一个Zapadoid，即“西方人”的概念，认为存在着一种“西方特色的人类”，它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因为生活在特定社会和文化环境下而体现出某种特色的人群，而是生来如此的。这个物种首先是一个集体性的存在，每个个体都体现出整体性的本质，“是某种抽象本质在广大的被称为西方人的这个人类集体中的表现。西方人的品质以不同的比例、构成和数量融化和分散到这个巨大的人类集体中。”由这个品质决定，不同部分的西欧、北欧和北美的“西方人”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季诺维耶夫看来，所谓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西方人”具有生物上的一致性，是不可模仿的。“因为没有其他的人类质材可以复制‘西方’。”他提到了美国，说在人口构成上“始终保持它本来的形式，就是美国永远存在下去的基础和保障。”所以，非西方移民不但不会被西方同化，反而会对“西方”带来退化性影响，即使得西方非西方化。他说“社会环境对人有很大影响，但也有限。非西方人一定程度上可以模仿西方人，他们也可以和西方人合作，但这种合作不可能达到在大规模的程度上让他们身上和西方性不相容的一面消失的地步。但非西方因素对于西方性的反作用，表现在西方性的逐步被削弱上，这是不可逆转的。蜕化总是比进化要容易。”
这些话很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说的，也是自优生学作为种族主义理论产生以来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一直存在的一种看法。希特勒出生前和他的早年正是欧洲各国移民和族群关系与民族国家身份形成复杂互动的时期，尤其在德国所处的中欧，这也是两次世界大战都在欧洲爆发的重要社会背景。
希特勒说很多人相信所谓“德意志化”，例如奥地利是“泛德意志国家”，那里的“资产阶级”相信可以通过文化上的“德意志化”把斯拉夫人融合进德意志国家。他说这些愚蠢的资产阶级同化主义者根本不懂，德意志化是一个“土地”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意思是说所谓德意志性是先天决定的，无法模仿的。“土地”在希特勒话语中不是自然环境，而是一个本质性的种族概念，什么样的土地就有什么样的人种，所谓“blood and soil”(土地与血)。
希特勒说，一个黑人或者一个中国人在德国生活，会说德语，甚至去投某个政党的票（《我的奋斗》成书时德国处于魏玛共和国时期），不等于他就是一个德意志人了。相反，这种所谓的“德意志化”实质是“非德意志化”，是杂种化，是“德意志元素”的被毁灭。他断言“因为是血统而非语言决定国族和种族，所以只有在我们能够改变被支配者（即外族人）血统的情况下才能谈论德意志化。但这种可能性又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种混血只会降低高等种族的水平。”
季诺维耶夫在西德二十年的生活使得他对西方政治正确性逐步渗透社会生活有了切身体会。他在1995年出版的书中说：“西方有自己的禁忌…从客观的学术角度把创造西方文化的人作为一个社会历史性存在来讨论，总是会带来种族主义的指控。”就是说，他认为如果要讨论西方文明，就必须考虑创造这个文明的特殊的“人类材料”，而不仅仅是历史、文化、宗教等等社会性因素，而西方学术界恰恰认为这种讨论是种族主义的，将这个话题设为禁忌回避和拒绝。
扎哈洛夫认为，尽管季诺维耶夫和其他一些俄国种族民族主义者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认为西方的政治正确—主要指反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和平权法案—实际上已经类似于苏联时期对知识和道德的统一要求。”这和西方反政治正确者对于政治正确在社会公共话语中的“霸权”地位的谴责几乎是一致的。
但是，对政治正确的批判在俄国还有一种曲折的话语表达：在西方，政治正确话语一般被认为是对西方殖民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批判的继续；但在俄国，有些人却认为它恰恰是新形式的西方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论，因为它把西方社会变化了的思想观念—或者说是后现代的东西--再次以优越的伦理道德姿态强加给其他国家，那些还处于追求现代性之中的国家。
俄国强烈的反犹主义传统还给政治正确找到了特殊的罪名：它并不是为弱者争取权利和正义，而是相反，是已经在西方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中取得霸权地位的犹太人为了维持自己霸权而想出的主意，因为对反犹主义的谴责是政治正确的一个主要内容。
“何谓俄国性？”
索洛维伊书中第二个有参考价值的问题是他认为种族主义观念在新的俄国民族主义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从苏联瓦解前后延续至今，“何谓俄国”，和如何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背景下维护“俄国性”一直是俄国思想文化界的主要关注点，它事关俄罗斯的国族身份和国际定位。
扎哈罗夫举瓦列里·索洛维伊(Valeriy Solovey)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用学术话语构建种族民族主义的事例。索洛维伊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成员，俄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的妹妹塔蒂亚娜(Tatiana Solovey)也是著名学者，他们观点相同，一起出版过著作。扎哈罗夫介绍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时，索洛维也夫认为俄罗斯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国家主权的完整，而现在是由种族意义上的他者所带来的生物性质的威胁。
扎哈洛夫早先就提出一个观点：认识俄国历史的关键不是社会性和制度性的因素，而是在族群意义上的“俄国人”。俄国历史就是这种“俄国人”身上的“俄国性”的展开，虽然他告诫说这个“俄国性”还需要谨慎地讨论和定义。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索洛维伊用科学种族主义的语言来表述这个曾经含糊不清的“俄国性”，认为这是一种通过遗传基因传承下来的品质，“就像眼睛的颜色”。他断言“俄国人就是一种拥有和俄国土地相一致的基因的人群。”他定义的“俄国性”是“俄国人身上那种原初的生物性的共性”，而俄国历史就是这种生物性质的“俄国性”的展开和实现。他进而认为，这种群体之间种族性的差异是导致俄罗斯人和外来移民冲突的根源。
技术专业出身的作家弗拉迪米尔·阿弗迪夫(Vladimir Avdeev)则是“民科”类型的种族主义通俗写手，以受过一定教育的中产阶级为对象。他的《种族学》(Rasologiya)一书自称建立了一个总体性的种族主义理论，“把所有自然科学、数学、和包括了所有社会科学、文化、经济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加上政治现象都归拢在一个以遗传的种族差别为基础的哲学体系内，以此来解释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别。”它公开支持纳粹的种族理论，其内容和观点可以和十九世纪中期法国种族主义思想家戈宾诺的《人种不平等论》和十九世纪末英国种族主义思想家张伯伦的《十九世纪之基础》这些种族主义的“经典”媲美。他的很多材料来自早已过时的十九世纪体质人类学，加上他自己所谓的新见解，可以说是个拼凑出来的大杂烩，也即中文的所谓“忽悠”。
但就是这样的出版物在很多受过一定教育的城市中产阶层中影响甚大。索洛维也夫也为阿弗迪夫的书作了序，另外为书作序的还有一位俄国国会议员。除了这本书，阿弗迪夫还主编了一套“种族图书大全”系列，在书市上很畅销。扎哈洛夫说索洛维伊和阿弗迪夫对他们的目的毫不隐瞒：他们就是要为种族主义在俄国正名，挑战和改变种族主义应受谴责的观点和态度。这种现象让西方知识界膛目结舌。当然，西方也有人对俄国人在种族问题上“直面现实，实话实说”非常赞赏，认为他们说出了自己不便说的话。
俄国专业人类学家和遗传学家纷纷出面澄清事实，批驳阿弗迪夫的“学说”，但这并不妨碍后者的流行和欢迎。面对批评，阿弗迪夫说他的理论不是传统的人类学理论能够理解和解释的，他意在解释结果而不是描绘过程。他认为俄国主流科学界仍然拒绝面对存在着一个“欧洲种族”的事实。临近西北欧的俄罗斯人（西北部俄罗斯）属于北欧种族，也即所谓Nordic Race， 是俄罗斯国家最优秀的人种，他称为俄罗斯北欧种族(Russian Nordic Race)。和俄罗斯其他地方尤其是南部高加索的人群相比，他们眼睛更蓝，头发更金色。他的这个“北欧种族”包括日尔曼骑士、俄罗斯武士和美人、德国党卫军军官和英国绅士，他们都是“北欧土地”的造物。
阿弗迪夫公然把纳粹党卫军也包括进这个优秀种族可能让很多人吃惊：纳粹不是俄国的死敌吗？卫国战争不是俄国最不可亵渎的民族历史吗？但根据扎哈洛夫的介绍，当代俄罗斯种族民族主义者对卫国战争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和种族的分离，具有矛盾性：纳粹当然是俄国的敌人，但作战双方都是雅利安人（如上所述，俄国种族主义者认为自己不是斯拉夫人），而被纳粹蔑视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在俄国也是低等种族。
其实，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理论和纳粹党卫军作为“最优秀的人种”始终在从西方到俄国、现在也包括中国的种族民族主义者中受到公开和私下的信奉和追捧。对于这种现象，与其做理论上的批驳，不如奉劝这些人睁开眼看看：希特勒统治集团的核心，从希特勒到戈林到戈培尔和希姆莱，有哪一个是所谓的相貌堂堂体格健全的“雅利安人”？
索洛维伊和阿弗迪夫，尤其是后者，不过是当代“何谓俄国”和何谓“俄国性”的讨论中完全站在种族民族主义立场上的，还有很多人只是程度不同。这个种族民族主义强烈抵制来自西方的政治正确。它为政治正确从内部削弱和瓦解西方文明悲叹，同时为俄罗斯庆幸。扎哈罗夫说：“在这些人看来，俄罗斯和俄国文明在世界性竞争中的优势就在于俄国至今为止没有受到政治正确的污染，俄国人仍然保持着种族骄傲和种族纯洁。”
当然，极端的大俄罗斯种族主义者并不满足于这种“种族纯洁”的庆幸。他们不一定喜欢前苏联的政治制度，但却怀念那个辽阔的版图，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就是因为给予了非俄罗斯族太多的自治权，没有把整个帝国彻底俄罗斯化。
扎哈罗夫说这套种族民族主义话语对普通俄罗斯人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它“让那些在国内资源分配中获益极少的人感到满足，赋予他们想象中的‘白种人’身份。这套话语使他们感到自己参与了国家政策、制度和实践的制定，（这种国家行为）强化了社会分层，而正是这种社会分层赋予了他们的存在以种族的意义。”
这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下层来说，以“白种人”自居，歧视非俄罗斯族群或者同一族群中“种族性”不那么纯粹的成员，成为他们认同这个国家的一种凝聚力。当然，这不过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用种族优越感掩盖阶级利益的差别甚至阶级冲突的政治身份把戏。
扎哈罗夫书中第三点有参考价值的是他在讨论当代俄国种族民族主义时对近代俄国思想史的反思，认为现在的很多观念和概念都不是新的，而是俄国民族主义形成时期在与西方思潮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东西在当代条件下的复活，无非是相信有一种先验的、纯粹的、神秘的、无法改变和传播的“俄国性”，和以此为基础的俄国文明特殊性甚至种族优越论。
俄国知识分子最早在1860年代就接触到西方的种族主义概念，那正是种族主义在西方开始理论化的时期，比中国知识界大约要早三十年。种族概念既被沙俄民族主义和斯拉夫主义所利用，也是自由主义和西方主义者的思想资源。前者用它来解释俄罗斯特殊性；后者用它来解释社会进化和世界范围内的权力秩序。
例如1909年，俄国斯拉夫主义思想家孟什科夫(Mikhail Menshikov)就俄国的族群同化问题说：“把非俄罗斯人俄罗斯化就意味着把俄罗斯人非俄罗斯化，把国家杂种化，把优秀的金属材料分解掺和为劣等合金。同样的，如果让所有的非东正教徒信东正教，就等于把只属于俄罗斯人的东正教变成非东正教。”这种关于“俄罗斯化”的拒绝和前述希特勒对于“日耳曼化”的否定是差不多的，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又不受那个时代的局限。孟什科夫还把俄国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的“俄罗斯灵魂”的说法本质化，说“灵魂之间的区别不亚于种族之间的差别。”孟什科夫在他生活的时代名声不大，但在后苏联时期被挖掘出来，其言论受到传播。
所谓“俄罗斯灵魂”是认为俄罗斯文化信奉精神价值和超越性，西方文化信奉物质主义和现代性。不但如此，据说这个俄罗斯精神还具有自我牺牲和弥赛亚精神，背负十字架，负有拯救欧洲文明的使命。在大俄罗斯主义者那里，最离奇的说法是“俄罗斯灵魂”保卫了欧洲文明不受野蛮的亚洲人的侵犯，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极端反西方的的伊斯兰主义那样，认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东西方之间作为盾牌，曾经长期抵御了“西方“对于“亚洲”的侵犯。这种把“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差别本质化和道德化的观点，在中国思想界也有变种，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尼古拉·别尔加耶夫是二十世纪俄国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但扎哈罗夫举了他的一些言论说明他也未能免俗，受到种族观念和与种族观念联系的社会身份本质论的影响。1917年他说：“文化存在于我们的血液中。文化是一个种族和种族选择的问题。‘启蒙’与‘革命’意识……从科学知识的意义上模糊了种族的意义。但是客观的和公正的科学应该承认今日世界的贵族不但是一个有自身特殊利益的阶级，作为上千年的精神和体质文化的产物，它也是特定的身体和精神的类型。‘蓝色血液’（意为高贵血统）的存在并不是简单的阶级偏见，而是不可否认和无法消除的人类学事实。”
俄罗斯新民族主义一直是西方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但以种族观念为核心来叙述和分析，扎哈洛夫的这本书应该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它揭示了俄国民族主义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结构。当然，没有人会认为俄罗斯民族主义就完全是种族主义，而是通过扎哈罗夫的叙述和分析对种族概念在这个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历史延续性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中的地位有相当的了解。
很多人或许从来没有或者很少从这个角度思考过民族主义问题。其实种族概念是普世性的，任何极端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排外主义背后都会有种族观念，对于俄罗斯这样多族群的大国尤其如此。何况当今世界不但从学术研究上、更从政治权利上主张种族本来就不应该平等的人还有很多。
读完这本书，感觉仍然有两个有待思考的问题。第一，苏联七十年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宣传教育和对西方种族主义的官方批判，到了后苏联时期对种族主义思潮的复活和传播竟然毫无抵抗力，种族主义者甚至可以对被官方和民间都深恶痛绝的纳粹德国都可以抱有种族同情，看来那个思想传统本质上难以抗衡种族主义。第二，俄国知识界过去也曾有自认为与欧洲不同的国族观念，认为欧洲国家种族排斥性强，而俄国文化有普世精神，善于同化，任何人只要愿意接受俄国文化就可以被吸收进来。但现在看来也不过是神话，在这一点上俄国和西欧可能正好是倒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