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森根：初读《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知识价值论才是关键

　　有史以来，哲人们对人类未来社会怀有崇髙的情怀和寄托，并进行大胆的预想。从中国《礼记》中人们心所向慕和祈求的社会——“大同之世”，到基督教文明中的“弥赛亚”、伊斯兰文明中的“清真言”和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主张的“自由人联合体”，都留下了先贤们的睿智和远见卓识，可谓高深圆融，博大精微。随着时代的进步，尤其是二战后工业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国际学术界从阐发“经济增长论”演化为“经济发展论”和“整体发展论”，开始认真思索各种社会形态的承续、修正和发展。

　　丹尼尔·贝尓(1919--2011)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首次提出“后工业社会”的社会学者，他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与学术贡献堪与熊彼特和凯恩斯比肩。贝尔的著作着眼于探讨和研究包罗经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价值观，以至生态环境、国际关系等多方面、多学科的社会整体发展。上个世纪70年代是各种发展理论比较集中提出的时期。试把其中一部分按时间顺序列举，从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是对世界未来发展的分析与设想，也可以集中反映西方社会学和未来学研究相结合的趋势。比如：

　　1970年 W.W.罗斯托在《政治与成长阶段》一书中提出“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从而完成其1960年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的六阶段说。

　　1971年 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

　　1973年 丹尼尔·贝尔发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1974年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依附论的基础上提出“世界体系论”，其主要观点包罗在《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中。

　　1975年 瑞典哈马舍尔德基金会(Dag Hammarskjold Foundation)发表研究报告《另一种发展》。

　　1976年 阿根廷的巴里洛克基金会(Fundacion Bariloche)发表研究报告《是灾难还是新的社会》，提出了人称“巴里洛克模式”或“拉丁美洲模式”的一项未来世界发展模式的设想。

　　1977年 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f)等学者发表联合国的研究项目《世界经济的未来》。

　　1978年 法国西蒙·诺拉(Simon Nora)和阿兰·孟克(Alan Minc)发表《社会的信息化》研究报告。

　　1979年 勃兰特委员会(Brandt Commission)报告《北方和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即：第一个勃兰特委员会报告。

　　其中，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和分析，由于同世界科技革命和西方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而特别引人注目。贝尔的这部书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大趋势》并称为“未來学的三大经典”。

　　本书有三个英文版(1973年、1976年版和1999年版)。本书也有三个中文版，即1984年由商务印书館推出首部中译本，因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对引进西方社会科学著作限制较多，故印数有限，属于内部发行。虽然只在政界、学界等社会各界流传，许多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都曾把它列为重要阅读材料和参考书目。1989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了此译本的中文繁体字版，流行于海外华人圈。直至1997年新华出版社才正式出版此书，并列入该社《影响世界的著名文献》，此书才广泛流传于国内。由后浪出版公司与江西人民出版社即将推出的本书是它的第四个中文版，它直接来自1999年的英文版，80高龄的贝尔对原书全文进行审核，并收入了他长达8万字的“新版前言”，把他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思考与理念更完整、更系统地展示給广大读者，立此存照。

　　该书1973年出版英文版后，在国际上深受瞩目，并译成德文、日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瑞典文、荷兰文和俄文译本。“后工业社会”的名称已广为流传。据本书策划人、主要译稿人兼校者高铦先生的调查，西方学术界论述未来社会的许多见解在贝尔影响下纷纷套用了“后……”的前綴，以表示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新类型社会的开始，有些描述未来社会的名称虽未使用“后……”的前缀，但也受到贝尔思想不同程度的影响。从下列的名称中可以窥见这股思潮的概貌以及贝尔的突出影响：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后资本主义社会——拉尔夫·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

　　后资产阶级社会——乔治·利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

　　后现代社会——阿米泰·艾特齐奥尼(Amitai Etzioni)

　　后文明社会——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

　　后集体主义社会——萨姆·比尔(Sam Beer)

　　后意识形态社会——刘易斯·福伊尔(Lewis Feuer)

　　后传统社会——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

　　后市场社会——汤姆·伯恩斯(Tom Burns)

　　后组织社会——汤姆·伯恩斯(Tom Burns)

　　后经济学社会——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

　　后大规模消费社会——赫尔曼·卡恩与安东尼·威纳(Anthony J. Wiener)

　　后匾乏社会——《社会政策》杂志(Social Policy)

　　后福利社会——吉迪恩·绍伯格(Gideon Sjoberg)

　　后自由派时代——杰弗里·维克斯(Geoffrey Vickers)

　　新工业国——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

　　技术电子社会——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规划社会——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

　　多面社会——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

　　技术社会——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

　　超工业社会——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

　　全球村----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后工业社会”的指称已被美国官方正式使用，如1998年6月30日在上海召开的“塑造21世纪的中国”圆桌会议上，克林顿总统说：“在你们的经济成长上，你们几乎超越老旧欧洲国家和美国经历一个世代的经济历程，你们将在实质上同时产生一个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所以你们必须比我们更快地培养高水平的人才。”在克林顿看来，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

　　何谓“后工业社会”?贝尔指出 ：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是：1，在经济上，由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2，在职业上，专业与科技人员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3，在中轴原理上，理论知识处于中心，是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4，在未来方向上，技术发展是有计划、有节制的，重视技术鉴定;5，在决策制定上，依靠新的智能技术。他还说：“后工业社会的观念并不是对未来进行时间准确的预言，而只是一种推测性的描绘，是根据出现的一些特征所做出的一种假定，并以此估计几十年后的杜会现实，经过两者的对比，人们就可以设法确定影响社会变迁的运作因素”。

　　与此同时，贝尔却不同意用“服务业社会”、“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的指称来替换“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他认为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后工业的”概念与“前工业的”和“工业的”概念是对应的。前工业部门主要是资源采撷的，它的经济是以农业、矿业、林业、以及天然气或石油等其他资源为基础的。工业部门主要是使用能源和机器技术从事制造商品的。后工业部门从事加工处理，其中电讯和电脑对于信息和知识的交流极其重要。如果说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在贝尔看来，所谓信息是泛指所有经济和社会交换基础的数据储存、检索和处理，包括：a，记录：工资名单，政府福利(如社会保险)，银行结算，信贷结算，等等;b，计划表：飞机订位，生产计划，库存分析，产品调配情况，等等;c，人口与图书：普查数据，意见调查，市场研究，知识储存，选举资料，等等。

　　贝尔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许多国家都可以界定为“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自二战后或五十年代左右西方国家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把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和资本主义的概念联系起来，就可以理解这一点。有些评论者认为后工业社会不会“接替”资本主义，但贝尔反驳说，这是把两个按不同中轴所建构的不同概念图式进行错误的比照。因为后工业社会涉及的是一个社会中的社会-技术面，而资本主义涉及的是社会-经济面，不能进行简单的比照。他强调说：后工业社会的特点并不在劳动价值论，而在知识价值论。为了阐发他的独到理念，他书中多处大段引述马克思原著，高铦先生对照国内马恩著作中译版审读时，发现贝尔引用的内容一字不漏。贝尔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谈起，认真研读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包括未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贝尔称自己是“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派、政治上的自由开明派和文化上的保守派”。他把美国(以及西欧)作为具体对象，把20世纪后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作为分析的根据，以此描述他所设想的“后工业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在分析与探讨时，充分注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从哲学、科技、历史、经济、文学及社会学等多种领域里汲取有益的思想，不受西方和东方不同思潮的朿缚，尤其是自然科学、技术发明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新知识，包罗万象，广征博引，以资论证他设想的世界发展前景。

　　贝尔还称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研究。他认为一切涉及资本主义演变的现代学说都是“同马克思的对话”。他借鉴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但同时又批评了“经济决定论”。他说：世界上每个发达社会中的工业无产阶级都在萎缩，而在后工业经济中，专业的、管理的、技术的、行政的职业几乎占劳动力的60%。所以他强调信息和知识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其特点并不在劳动价值论，而在知识价值论。在本书第一章中，在阐释社会发展理论时，他不是泛泛而论，而是以冷战结束前的苏联和捷克为例进行解剖。他谈到了那里的“官僚政治”、“官僚主义集体制”、“管理人”和“新阶级”。他指出：苏联“举国快速地向管理型结构发展”，“工厂、国营托拉斯和大集体农场的管理人，已经获得了国民收入的最大份额。”他认为，随科技革命的不断推进，传统的观念不再是有效的“社会发展规律”了。本章中关于“后马克思主义：西方的对话”、“ 马克思主义：官僚政治的问题”和“苏联：官僚政治和新阶级”三个小节，写得很精辟并饱含前瞻性的目光，对意识形态问题讨论感兴趣的读者不妨细看一下。

　　丹尼尔·贝尔1919年出生于美国一个贫苦犹太移民家庭。193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后又获博士学位，1944年起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952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69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76—1979年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未来计划”的政府间顾问委员会美方代表，后任美国总统“80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1992年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授予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科学奖，还被美国社会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他的主要著作有《意识形态的终结》、《基本权利》、《极端右翼》、《普通教育之改革》、《今日资本主义》、《走向2000年：进展中的工作》、《大学的对峙》、《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等。各方公认他最著名的三本著作为：《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文版见三联书店，1989年)、《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文版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以及《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本书主要译者髙铦，享有“资深翻译家”称号。1928年生于上海，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任中国社科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秘书长。常期从事拉丁美洲与第三世界问题研究与翻译。主要译著有：《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商务印书馆，1981年、《美国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81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不平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0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争取人道的经济民主》(华夏出版社，1990年)、《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和《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译林出版社，1999年)等。髙铦在介绍与研究发展主义与依附论、“不发达的发展”、世界体系理论和“后工业社会”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方面竭尽全力，别开生面，在我国学术界享有盛誉。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兼博士生导师

　　有史以来，哲人们对人类未来社会怀有崇髙的情怀和寄托，并进行大胆的预想。从中国《礼记》中人们心所向慕和祈求的社会——“大同之世”，到基督教文明中的“弥赛亚”、伊斯兰文明中的“清真言”和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主张的“自由人联合体”，都留下了先贤们的睿智和远见卓识，可谓高深圆融，博大精微。随着时代的进步，尤其是二战后工业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国际学术界从阐发“经济增长论”演化为“经济发展论”和“整体发展论”，开始认真思索各种社会形态的承续、修正和发展。

　　丹尼尔·贝尓(1919--2011)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首次提出“后工业社会”的社会学者，他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与学术贡献堪与熊彼特和凯恩斯比肩。贝尔的著作着眼于探讨和研究包罗经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价值观，以至生态环境、国际关系等多方面、多学科的社会整体发展。上个世纪70年代是各种发展理论比较集中提出的时期。试把其中一部分按时间顺序列举，从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是对世界未来发展的分析与设想，也可以集中反映西方社会学和未来学研究相结合的趋势。比如：

　　1970年 W.W.罗斯托在《政治与成长阶段》一书中提出“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从而完成其1960年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的六阶段说。

　　1971年 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

　　1973年 丹尼尔·贝尔发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1974年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依附论的基础上提出“世界体系论”，其主要观点包罗在《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中。

　　1975年 瑞典哈马舍尔德基金会(Dag Hammarskjold Foundation)发表研究报告《另一种发展》。

　　1976年 阿根廷的巴里洛克基金会(Fundacion Bariloche)发表研究报告《是灾难还是新的社会》，提出了人称“巴里洛克模式”或“拉丁美洲模式”的一项未来世界发展模式的设想。

　　1977年 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f)等学者发表联合国的研究项目《世界经济的未来》。

　　1978年 法国西蒙·诺拉(Simon Nora)和阿兰·孟克(Alan Minc)发表《社会的信息化》研究报告。

　　1979年 勃兰特委员会(Brandt Commission)报告《北方和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即：第一个勃兰特委员会报告。

　　其中，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和分析，由于同世界科技革命和西方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而特别引人注目。贝尔的这部书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大趋势》并称为“未來学的三大经典”。

　　本书有三个英文版(1973年、1976年版和1999年版)。本书也有三个中文版，即1984年由商务印书館推出首部中译本，因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对引进西方社会科学著作限制较多，故印数有限，属于内部发行。虽然只在政界、学界等社会各界流传，许多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都曾把它列为重要阅读材料和参考书目。1989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了此译本的中文繁体字版，流行于海外华人圈。直至1997年新华出版社才正式出版此书，并列入该社《影响世界的著名文献》，此书才广泛流传于国内。由后浪出版公司与江西人民出版社即将推出的本书是它的第四个中文版，它直接来自1999年的英文版，80高龄的贝尔对原书全文进行审核，并收入了他长达8万字的“新版前言”，把他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思考与理念更完整、更系统地展示給广大读者，立此存照。

　　该书1973年出版英文版后，在国际上深受瞩目，并译成德文、日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瑞典文、荷兰文和俄文译本。“后工业社会”的名称已广为流传。据本书策划人、主要译稿人兼校者高铦先生的调查，西方学术界论述未来社会的许多见解在贝尔影响下纷纷套用了“后……”的前綴，以表示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新类型社会的开始，有些描述未来社会的名称虽未使用“后……”的前缀，但也受到贝尔思想不同程度的影响。从下列的名称中可以窥见这股思潮的概貌以及贝尔的突出影响：

　　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后资本主义社会——拉尔夫·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

　　后资产阶级社会——乔治·利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

　　后现代社会——阿米泰·艾特齐奥尼(Amitai Etzioni)

　　后文明社会——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

　　后集体主义社会——萨姆·比尔(Sam Beer)

　　后意识形态社会——刘易斯·福伊尔(Lewis Feuer)

　　后传统社会——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

　　后市场社会——汤姆·伯恩斯(Tom Burns)

　　后组织社会——汤姆·伯恩斯(Tom Burns)

　　后经济学社会——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

　　后大规模消费社会——赫尔曼·卡恩与安东尼·威纳(Anthony J. Wiener)

　　后匾乏社会——《社会政策》杂志(Social Policy)

　　后福利社会——吉迪恩·绍伯格(Gideon Sjoberg)

　　后自由派时代——杰弗里·维克斯(Geoffrey Vickers)

　　新工业国——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

　　技术电子社会——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规划社会——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

　　多面社会——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

　　技术社会——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

　　超工业社会——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

　　全球村----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后工业社会”的指称已被美国官方正式使用，如1998年6月30日在上海召开的“塑造21世纪的中国”圆桌会议上，克林顿总统说：“在你们的经济成长上，你们几乎超越老旧欧洲国家和美国经历一个世代的经济历程，你们将在实质上同时产生一个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所以你们必须比我们更快地培养高水平的人才。”在克林顿看来，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

　　何谓“后工业社会”?贝尔指出 ：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是：1，在经济上，由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2，在职业上，专业与科技人员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3，在中轴原理上，理论知识处于中心，是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4，在未来方向上，技术发展是有计划、有节制的，重视技术鉴定;5，在决策制定上，依靠新的智能技术。他还说：“后工业社会的观念并不是对未来进行时间准确的预言，而只是一种推测性的描绘，是根据出现的一些特征所做出的一种假定，并以此估计几十年后的杜会现实，经过两者的对比，人们就可以设法确定影响社会变迁的运作因素”。

　　与此同时，贝尔却不同意用“服务业社会”、“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的指称来替换“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他认为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后工业的”概念与“前工业的”和“工业的”概念是对应的。前工业部门主要是资源采撷的，它的经济是以农业、矿业、林业、以及天然气或石油等其他资源为基础的。工业部门主要是使用能源和机器技术从事制造商品的。后工业部门从事加工处理，其中电讯和电脑对于信息和知识的交流极其重要。如果说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在贝尔看来，所谓信息是泛指所有经济和社会交换基础的数据储存、检索和处理，包括：a，记录：工资名单，政府福利(如社会保险)，银行结算，信贷结算，等等;b，计划表：飞机订位，生产计划，库存分析，产品调配情况，等等;c，人口与图书：普查数据，意见调查，市场研究，知识储存，选举资料，等等。

　　贝尔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许多国家都可以界定为“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自二战后或五十年代左右西方国家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把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和资本主义的概念联系起来，就可以理解这一点。有些评论者认为后工业社会不会“接替”资本主义，但贝尔反驳说，这是把两个按不同中轴所建构的不同概念图式进行错误的比照。因为后工业社会涉及的是一个社会中的社会-技术面，而资本主义涉及的是社会-经济面，不能进行简单的比照。他强调说：后工业社会的特点并不在劳动价值论，而在知识价值论。为了阐发他的独到理念，他书中多处大段引述马克思原著，高铦先生对照国内马恩著作中译版审读时，发现贝尔引用的内容一字不漏。贝尔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谈起，认真研读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包括未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贝尔称自己是“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派、政治上的自由开明派和文化上的保守派”。他把美国(以及西欧)作为具体对象，把20世纪后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作为分析的根据，以此描述他所设想的“后工业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在分析与探讨时，充分注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从哲学、科技、历史、经济、文学及社会学等多种领域里汲取有益的思想，不受西方和东方不同思潮的朿缚，尤其是自然科学、技术发明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新知识，包罗万象，广征博引，以资论证他设想的世界发展前景。

　　贝尔还称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研究。他认为一切涉及资本主义演变的现代学说都是“同马克思的对话”。他借鉴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但同时又批评了“经济决定论”。他说：世界上每个发达社会中的工业无产阶级都在萎缩，而在后工业经济中，专业的、管理的、技术的、行政的职业几乎占劳动力的60%。所以他强调信息和知识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其特点并不在劳动价值论，而在知识价值论。在本书第一章中，在阐释社会发展理论时，他不是泛泛而论，而是以冷战结束前的苏联和捷克为例进行解剖。他谈到了那里的“官僚政治”、“官僚主义集体制”、“管理人”和“新阶级”。他指出：苏联“举国快速地向管理型结构发展”，“工厂、国营托拉斯和大集体农场的管理人，已经获得了国民收入的最大份额。”他认为，随科技革命的不断推进，传统的观念不再是有效的“社会发展规律”了。本章中关于“后马克思主义：西方的对话”、“ 马克思主义：官僚政治的问题”和“苏联：官僚政治和新阶级”三个小节，写得很精辟并饱含前瞻性的目光，对意识形态问题讨论感兴趣的读者不妨细看一下。

　　丹尼尔·贝尔1919年出生于美国一个贫苦犹太移民家庭。193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后又获博士学位，1944年起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952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69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76—1979年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未来计划”的政府间顾问委员会美方代表，后任美国总统“80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1992年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授予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科学奖，还被美国社会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他的主要著作有《意识形态的终结》、《基本权利》、《极端右翼》、《普通教育之改革》、《今日资本主义》、《走向2000年：进展中的工作》、《大学的对峙》、《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等。各方公认他最著名的三本著作为：《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文版见三联书店，1989年)、《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文版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以及《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本书主要译者髙铦，享有“资深翻译家”称号。1928年生于上海，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任中国社科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秘书长。常期从事拉丁美洲与第三世界问题研究与翻译。主要译著有：《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商务印书馆，1981年、《美国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81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不平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0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争取人道的经济民主》(华夏出版社，1990年)、《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和《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译林出版社，1999年)等。髙铦在介绍与研究发展主义与依附论、“不发达的发展”、世界体系理论和“后工业社会”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方面竭尽全力，别开生面，在我国学术界享有盛誉。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兼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