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血的资本：俄罗斯富豪的政商盛衰记

　　财富拥抱权力

　　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在新俄罗斯启用了盖达尔和丘拜斯两位激进的改革者。他们起草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方案，成为那个时代最为世界瞩目的年轻人。其中，盖达尔的主要作用，是把价格从国家控制中解放了出来，让整个计划经济体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失去了作用。但是，价格放开后引起的毁灭性的通货膨胀，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显然远远超出了盖达尔的预期。而丘拜斯此时的主要工作，是把原属于国家的财富，分到个人手里。他们两人都认为，私有化是俄罗斯实现自由市场的第一步，而当财富分配到个人手中之后，通过几代人的时间，市场自然会分出优劣，那些差劲的企业主，会被市场淘汰，而优秀的企业家，则会生存下来，并享受他们自己的经营成果。这当然是最经典的市场理论的理想模型，但事实上，事情远比设想的要复杂得多。

　　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由价格和私人财产这两个市场经济的关键元素，在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是在法治之下运作的，有很多与自由价格和私人财产配套的机构和制度，来保障市场运作过程中的公平正义。而在新俄罗斯，所谓“自由经济”，“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在丛林里乱窜”，只受到丛林法则的约束，彻底弱肉强食，完全凭权力和财富说话。所以，以财富拥抱权力，在获得权力的庇护后更肆无忌惮地敛财，也就成为这些新贵们最顺理成章的选择。

　　这些新富的快速发财途径，总结起来无非是以下几种。首先是，一些厂长、经理，利用混乱乘火打劫，将原属于全民的财富，不付任何代价，或者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据为己有。丘拜斯称之为“自发的私有化”。企业高层的这些做法事实上得到了政府官僚的默认甚至是参与。于是，叶利钦在1992年4月7日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宣称：“我们需要的是几百万个业主，而不是几百个百万富翁。”虽然这句话很快成为了流行口号，但事实上，没有人会把它当真。当时的议会也还掌握在这些内部人手中，他们提出的方案是，把企业51%的股份交给内部人，企业股份卖给外部人或者由国家控制。

　　还有一种快速致富途径，就是自己发行私有化凭单。这种凭单，其实就是一种证券，而此时别列佐夫斯基正准备利用人们对高通货膨胀的担忧，和多年来想拥有自己的汽车的渴望，把一些漂亮的汽车类证券卖给公众。这些证券，正是由他掌控的瓦兹汽车厂经理签署的，这位经理，很快就成了全俄汽车联盟的新主席。

　　另一条更轻松的财富之路，则是金融大亨们让政府从自己开办的银行贷款，相当于用财政收入作为银行本金，再利用放贷的时间差，在当时每天波动巨大的外汇市场上赚钱巨额价差。而到了1995年，在这批大亨们的操纵下，一项名为“贷款换股份”的计划出台，更是彻底改变了俄罗斯的未来。根据计划，俄罗斯政府把当时最有油水的石油公司和最富有的金属矿山，统统交给一批大亨，以换取他们给政府贷款。而事实上，人人都知道政府根本无力偿还贷款，这样大亨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卖掉工厂的股份，“补偿”贷款给政府而带来的损失。而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大亨们很可能会把股份通过那些隐蔽的外国公司，以很便宜的价格把工厂的股份卖给自己，这样，他们等于是几乎不花一分钱，就得到了巨额财产。

　　在霍夫曼看来，这一切在西方人眼中不可思议的事情，之所以成为俄国特色，可能主要是因为，当这些大亨崭露头角的时候，“他们接手的这个国家所具有的政治和经济文化，根植于俄罗斯人对权威的屈服顺从。传到他们手里的是一个连个体主动性和企业家精神等最简单的人类本能都被压抑七十年之久的社会”，以至于“苏联时期的思维模式依旧存在，很难完全根除。”

　　大江东去

　　看起来，寡头们已经通过对政府和市场的操纵，将整个俄罗斯的财富和经济命脉，牢牢地掌握在拉自己的手中，可是这一切终究还是免不了会起变化。转折点发生在1998年卢布崩溃时。由于卢布的贬值，导致了新生的中产阶级减少了诸如餐馆用餐、购买家电和娱乐消费类的随意性开支。同时，贬值还使得进口商品变得昂贵起来，广告生意因此也出现了大幅下滑。不少企业，例如古辛斯基的传媒帝国，开始难以承受负债经营的压力。与此同时，别列佐夫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和斯莫伦斯基，也都因为债台高筑而陷入困境。此时，俄罗斯人开始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寻找替罪羊，寡头们成了除在任政治家之外最受公众谴责的群体。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1998年8月10日，叶利钦任命普京担任政府总理。此时，叶利钦并未正式指定接班人，于是日科夫和普利马科夫想联手对付克里姆林宫。叶利钦已经基本不理政，曾一度被认为是“管家”的普京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工作。开始有人找卢日科夫的麻烦，暗示有神秘资金从莫斯科转移到了国外银行。普京同时也在对付古辛斯基和霍多尔科夫斯基。自从普京掌权之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不再希望取得古辛斯基转让的估分了，他们要求古辛斯基支付现金，而这家公司和克里姆林宫都明明知道，古辛斯基手头根本没有现金。霍多尔科夫斯基后来被判刑，直到2014年才被减刑释放。

　　至于别列佐夫斯基，虽然他力挺普京，并帮助他在2000年3月赢得了大选，但普京依然借口车臣问题与他闹僵了。最终，普京借口别列佐夫斯基控制下的俄罗斯公众电视台十分腐化，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拿走了别列佐夫斯基所有的钱。

　　当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普京对这位他昔日的金主说：“你，你是把我选举为总统的其中一位，你怎么能抱怨呢?”别列佐夫斯基无言以对。2013年3月23日，他被在伦敦城外的寓所自杀身亡。

　　1996年1月，社会学家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在俄罗斯知名媒体《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俄罗斯金融寡头”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俄罗斯的社会精英，尤其是那些“新百万富翁”们的生意经、金融状况和他们的日常习惯，做了精确的描述。而这篇文章，是她在和学生们对这些商人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以及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正是这篇文章，让俄罗斯的普通民众，开始注意到了这些金融大亨们的行动。作者的观点是：这些人正在日益成为寡头——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一小部分人。在这篇轰动性的调查报道中，她提到了几个当时在俄罗斯家喻户晓的名字：霍多尔科夫斯基、古辛斯基、卢日科夫。

　　在此之前不久，恰好有一位美国外交官托马斯·格雷厄姆，在他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斯科中心提交的报告中，也曾试图向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解释，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如何已经逐渐转变为因特定目的而结合的金融-工业团体。格雷厄姆在俄罗斯所看到的，显然与华盛顿方面的观点不同，因为在后者眼里，叶利钦仍然是从前那个勇敢的改革派，而丘拜斯则是坚决抵制俄国回到过去的“坚强堡垒”。华盛顿方面对格雷厄姆的这份报告甚为恼火，因为他所传递的信息，例如认为，除了叶利钦和丘拜斯之外，“其他的权力中间人正在崛起”这样的消息，都不是美国政府愿意听到的。而俄罗斯政府也想美国使馆发出了正式抗议，主要还不是因为这篇文章的结论，而是它传达信息时的坦率，让俄国政府深感屈辱。

　　有意思的是，大亨们本身并没有生气，文章中提到的别列佐夫斯基在读到报纸对此事的报道之后，还专门邀请格雷厄姆到自己和同类们常去的罗格瓦兹俱乐部聊天。这说明，这些大亨并不担心自己的事情被曝光后，名誉会受损。事实上，他们甚至有点渴望读到这类承认他们在新俄国的权势和地位的报道

　　而在美国著名记者戴维·霍夫曼的《寡头》这部作品中，我们读到的，是有关这群寡头的更为详尽的发家史，以及各种经过考证的故事。这是有关自苏联解体之后，新俄罗斯的财富和权力的传奇，一部充满了阴谋、斗争和妥协的历史。

　　前奏：苏联时期

　　必须承认，作为纪实写作老手，戴维·霍夫曼从这本书的开篇就做到了让人欲罢不能。他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讲述本书的主人公，六位寡头的故事，而是选取了一位名叫伊琳娜·马卡洛娃的年轻女教师在莫斯科库尔斯基火车站候车时的经历，向读者展现了长期处于短缺经济阴影之下普通苏联人的生活。这是我们中文世界的许多读者，同样不会感到陌生的。火车站的售票窗口，高得没法形容，工作人员本能地不希望满肚子怨气的乘客往里看，只是通过兔子洞大小的开口，把票递到那一个个疲惫不堪的乘客手中。这个时候，伊琳娜·马卡洛娃看见有人居然在售卖卫生纸，她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买了下来。她用随手找到的绳子，把卫生纸串在一起，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匆匆忙忙地拉着女儿的手，走进了车厢。没有人对这个把纸巾当作链挂在脖子上的女人感到奇怪，因为事实上每个人都是见到什么就买什么的，能不排队买到东西，已经是个奇迹了。

　　很明显，此时此刻的苏联经济早已走进了死胡同。这一点，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凭本能感受出来。于是，在这个当局花费了大量精力试图去消除企业家精神的国度，灰色经济应运而生，毕竟，求生是人的本能，而权力体系本身，则助长了这种半地下的经济形式。后来，人们看到，正是短缺导致的灰色经济、由计划体制固有的缺陷造成的混乱，和利己之心产生人的驱动力，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催生出了寡头现象。

　　霍夫曼在他的这部书里，将主要把笔墨放到了以下这几位人物身上，在他看来，正是这“六个男人引领俄罗斯向资本主义转型”。而曾经生活于“前网络时代”那种以电视新闻为主要消息来源的中国读者，对下面这几位主人公的名字，一定也不会感到陌生。除了上面提到过的金融大亨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媒体大亨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还有和卢日科夫一样，在权力场上曾经炙手可热的叶利钦亲信、副总理阿纳托利·丘拜斯，以及不可一世的能源巨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如今已彻底销声匿迹的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

　　《寡头》

　　(美)戴维·霍夫曼/著；冯乃祥 、李雪顺 、 胡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1月

　　和这些中的大部分不同，斯莫伦斯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这并非他的错。因为拥有犹太血统、母亲生于奥地利，他曾长期是一个被社会遗忘的角色，失去了几乎所有的职业上升通道，当兵也只能去遥远的第比利斯。后来，他发现，在一切都短缺的莫斯科，建筑领域的钱尤其好赚。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虽然曾发动对“非工薪收入”的批斗，但很快不了了之，并在1986年通过一项法律，允许苏联公民从事“个体劳动”，也就是鼓励自主创业，以弥补漏洞百出、赤字居高不下的经济。这位苏联新领导人甚至还鼓励大家成立以“合作社”为名的私人企业，其中包括金融和信贷企业，也就是银行。正是这条规定为日后大批银行的诞生埋下了伏笔，也让斯莫伦斯基这样的人得到了大发横财的机会。

　　开始的时候，斯莫伦斯基所在的单位接到上级党委的命令，要求他们火速成立一家合作社。因为他的经济才干早已为人所知，斯莫伦斯基被迫服从命令，组建这家合作社。巧的是，当时负责为这家新成立的企业办手续的，正是在莫斯科市政部门工作的实权人物卢日科夫。

　　卢日科夫走上莫斯科政坛的过程，也颇富戏剧性。因为莫斯科的蔬菜基地仓库毫无管理可言，令新上任的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头疼不已。他找到了莫斯科是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卢日科夫，要求他负责整顿蔬菜基地。尽管卢日科夫很不情愿，但看到叶利钦几乎在恳求他的样子，他同意了。他改变了要求莫斯科市民轮流去蔬菜基地义务劳动的做法，通过实施奖励措施减少了浪费，蔬菜基地改革成功了，而他自己也开始了作为叶利钦亲信的政治生涯。

　　至于叶利钦信任的年轻经济学家丘拜斯，因为经常接触改革派学者，如后来同样成为副总理的盖达尔，而逐渐接受了哈耶克的理论。门捷列夫大学的团委副书记霍多尔科夫斯基，为了弥补团员缴纳团费的不足，开起了饭馆，还承接科研项目，事业就此起步。别列佐夫斯基是控制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专攻人类决策理论。不过因为喜欢汽车，还特别想要拥有一辆自己的汽车，在苏联改革时期，他开始把自己设计的软件卖给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因此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一百万卢布。那是在卢布尚未贬值的1988年。而他仍然希望在汽车行业有所作为，因此锲而不舍地与国营汽车厂合作，成立了一家合作社，进口小型菲亚特轿车。后来，他又想尽了各种办法，终于把整个汽车厂占为己有了。

　　此时，未来的媒体大亨古辛斯基，则是以卢日科夫作靠山，成立了一家做咨询业务的合作社，帮助西方投资者了解在苏联做生意的复杂情况。之后不久，他又跨越式地介入了建筑业和房地产这两个利润丰厚的领域。具体做法是，在卢日科夫的帮助下，对旧楼做折价处理。作为市政府的官员，只要卢日科夫大笔一挥，就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自然，古辛斯基也不会忘了报答他的这位恩主，做了不少对卢日科夫日后生涯有帮助的事情，两人关系也由此持续升温。比如两人曾订立协议，为了扩充莫斯科的房屋资源，满足市民的居住需求，提升卢日科夫的政绩，古辛斯基将政府免费提供给他的旧房重建后，一半或三分之二交还给市政府。这样，古辛斯基获得了剩余部分的巨额利润，卢日科夫则通过掌控建筑物的分配权，为莫斯科市民赢得了大量的全新住房，这些政绩为他在市民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财富拥抱权力

　　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在新俄罗斯启用了盖达尔和丘拜斯两位激进的改革者。他们起草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方案，成为那个时代最为世界瞩目的年轻人。其中，盖达尔的主要作用，是把价格从国家控制中解放了出来，让整个计划经济体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失去了作用。但是，价格放开后引起的毁灭性的通货膨胀，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显然远远超出了盖达尔的预期。而丘拜斯此时的主要工作，是把原属于国家的财富，分到个人手里。他们两人都认为，私有化是俄罗斯实现自由市场的第一步，而当财富分配到个人手中之后，通过几代人的时间，市场自然会分出优劣，那些差劲的企业主，会被市场淘汰，而优秀的企业家，则会生存下来，并享受他们自己的经营成果。这当然是最经典的市场理论的理想模型，但事实上，事情远比设想的要复杂得多。

　　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由价格和私人财产这两个市场经济的关键元素，在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是在法治之下运作的，有很多与自由价格和私人财产配套的机构和制度，来保障市场运作过程中的公平正义。而在新俄罗斯，所谓“自由经济”，“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在丛林里乱窜”，只受到丛林法则的约束，彻底弱肉强食，完全凭权力和财富说话。所以，以财富拥抱权力，在获得权力的庇护后更肆无忌惮地敛财，也就成为这些新贵们最顺理成章的选择。

　　这些新富的快速发财途径，总结起来无非是以下几种。首先是，一些厂长、经理，利用混乱乘火打劫，将原属于全民的财富，不付任何代价，或者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据为己有。丘拜斯称之为“自发的私有化”。企业高层的这些做法事实上得到了政府官僚的默认甚至是参与。于是，叶利钦在1992年4月7日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宣称：“我们需要的是几百万个业主，而不是几百个百万富翁。”虽然这句话很快成为了流行口号，但事实上，没有人会把它当真。当时的议会也还掌握在这些内部人手中，他们提出的方案是，把企业51%的股份交给内部人，企业股份卖给外部人或者由国家控制。

　　还有一种快速致富途径，就是自己发行私有化凭单。这种凭单，其实就是一种证券，而此时别列佐夫斯基正准备利用人们对高通货膨胀的担忧，和多年来想拥有自己的汽车的渴望，把一些漂亮的汽车类证券卖给公众。这些证券，正是由他掌控的瓦兹汽车厂经理签署的，这位经理，很快就成了全俄汽车联盟的新主席。

　　另一条更轻松的财富之路，则是金融大亨们让政府从自己开办的银行贷款，相当于用财政收入作为银行本金，再利用放贷的时间差，在当时每天波动巨大的外汇市场上赚钱巨额价差。而到了1995年，在这批大亨们的操纵下，一项名为“贷款换股份”的计划出台，更是彻底改变了俄罗斯的未来。根据计划，俄罗斯政府把当时最有油水的石油公司和最富有的金属矿山，统统交给一批大亨，以换取他们给政府贷款。而事实上，人人都知道政府根本无力偿还贷款，这样大亨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卖掉工厂的股份，“补偿”贷款给政府而带来的损失。而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大亨们很可能会把股份通过那些隐蔽的外国公司，以很便宜的价格把工厂的股份卖给自己，这样，他们等于是几乎不花一分钱，就得到了巨额财产。

　　在霍夫曼看来，这一切在西方人眼中不可思议的事情，之所以成为俄国特色，可能主要是因为，当这些大亨崭露头角的时候，“他们接手的这个国家所具有的政治和经济文化，根植于俄罗斯人对权威的屈服顺从。传到他们手里的是一个连个体主动性和企业家精神等最简单的人类本能都被压抑七十年之久的社会”，以至于“苏联时期的思维模式依旧存在，很难完全根除。”

　　大江东去

　　看起来，寡头们已经通过对政府和市场的操纵，将整个俄罗斯的财富和经济命脉，牢牢地掌握在拉自己的手中，可是这一切终究还是免不了会起变化。转折点发生在1998年卢布崩溃时。由于卢布的贬值，导致了新生的中产阶级减少了诸如餐馆用餐、购买家电和娱乐消费类的随意性开支。同时，贬值还使得进口商品变得昂贵起来，广告生意因此也出现了大幅下滑。不少企业，例如古辛斯基的传媒帝国，开始难以承受负债经营的压力。与此同时，别列佐夫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和斯莫伦斯基，也都因为债台高筑而陷入困境。此时，俄罗斯人开始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寻找替罪羊，寡头们成了除在任政治家之外最受公众谴责的群体。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1998年8月10日，叶利钦任命普京担任政府总理。此时，叶利钦并未正式指定接班人，于是日科夫和普利马科夫想联手对付克里姆林宫。叶利钦已经基本不理政，曾一度被认为是“管家”的普京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工作。开始有人找卢日科夫的麻烦，暗示有神秘资金从莫斯科转移到了国外银行。普京同时也在对付古辛斯基和霍多尔科夫斯基。自从普京掌权之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不再希望取得古辛斯基转让的估分了，他们要求古辛斯基支付现金，而这家公司和克里姆林宫都明明知道，古辛斯基手头根本没有现金。霍多尔科夫斯基后来被判刑，直到2014年才被减刑释放。

　　至于别列佐夫斯基，虽然他力挺普京，并帮助他在2000年3月赢得了大选，但普京依然借口车臣问题与他闹僵了。最终，普京借口别列佐夫斯基控制下的俄罗斯公众电视台十分腐化，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拿走了别列佐夫斯基所有的钱。

　　当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普京对这位他昔日的金主说：“你，你是把我选举为总统的其中一位，你怎么能抱怨呢?”别列佐夫斯基无言以对。2013年3月23日，他被在伦敦城外的寓所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