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造就了人们的迷惘和抑郁，从伦敦雾说起

　　1.

　　早在19 世纪40 年代，弗洛拉·特里斯坦就注意到持续的雾天对于伦敦居民的性格的影响典型的譬如酗酒、懒惰和抑郁。

　　在19 世纪下半叶，气象学和心理学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更加雄心勃勃。查尔斯·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与阿瑟·德·戈比诺伯爵的种族理论汇合在一起，让种族类型和民族性的论调变得更加深入人心。如果动物的每个物种都有各自的特征，那么人类应该亦是如此。

书名：《伦敦雾：一部演变史》（LondonFog:ABiography） 作者：[英]克里斯蒂娜·科顿；张春晓/译

【内容简介】

英国伦敦，素有“雾都”之称。典型的“伦敦雾”出现于19世纪早期的工业时代，是首例全球“闻名”的空气污染案例，直到20世纪60年代清洁空气法案通过才得以终结。科顿在书中描述了伦敦雾的“美丽”和危险，以及其对文化和人们认知的持久影响。伦敦雾改变了城市生活，模糊了道德和社会边界。而它也成了艺术家的“礼物”，出现在狄更斯、亨利·詹姆斯等作家的著作中，以及莫奈和惠斯勒等画家的画作中。作者结合历史与文学的敏感性，呈现了伦敦雾的起源、演变与终结，向读者细致而生动地展示了这一工业时代的奇特城市景象，特别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如何与雾霾“相处”的有趣参照。

【作者简介】

克里斯蒂娜·科顿(ChristineL.Corton)，肯特大学博士，目前任职于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剑桥狄更斯学会创始人，自由写作者。曾就职于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和企鹅出版集团。

　　第一个把伦敦雾与英国的民族性联系起来的人，是法国作家、历史学家伊波利特·阿道夫·泰纳。泰纳相信文学作品具有三个层面的影响，即“种族、环境和时代”。在写作英国文学史时，他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前往这个国家“去了解这个种族的生活和习俗，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他们生存的土壤”。

　　第一个让他震惊的就是伦敦雾。

　　1860 年6 月25 日，他首次来到伦敦，在给母亲的信中绝望地说：“大伦敦城让我备感沮丧和悲伤。作为一个人文艺术的分析家，我努力追求我的事业。但是在这里，一切事物都太大了，太黑了，太压抑了。”

　　1871 年5 月，他的印象更加消极：“华丽的大街背后是肮脏的小巷，路边大片的绿树和美丽的花草落满了令人窒息的烟雾。”像弗洛拉·特里斯坦一样，泰纳也认为雾会引发抑郁和自杀：

　　浓黄的雾填满了地面上的空气和大大小小的水坑。30 步之外， 一座房子或一条汽船看上去就像吸墨纸上的一个墨水点儿了。在城市的其他部分，特别是河滨路，经过一小时的散步之后，人会暴躁易怒，也会理解那种想要自杀的冲动了。乌黑的建筑物的立面又高又平又直，挂满了烟雾的沉积物……在城市南部，无法用肉眼分辨出地面和天空之间的巨大空间;空气不足，只有不断冒出来的雾。在这肃杀的雾中，物体看上去都像鬼影，大自然仿佛一幅糟糕的炭笔画—被人用袖子乱擦了一通。我只在滑铁卢桥(Waterloo Bridge)走了半个小时。国会大厦的轮廓都模糊了，远远看去就像一堆乱七八糟的脚手架;任何东西都不可见，也都毫无生气，只有一些小汽船还在河里往返，就像黑乎乎的、烟熏火燎的、不知疲倦的小甲虫。

　　对于泰纳来说， 雾象征着都市工业景观的彻底的去自然性，象征着失去灵魂的英国式的物质主义的胜利，象征着平庸的英国的民族性格。在法语有关雾都伦敦的刻板标签中，泰纳又贡献了更广为人知的一条，把伦敦的民族性形容为小店主。

　　1.

　　早在19 世纪40 年代，弗洛拉·特里斯坦就注意到持续的雾天对于伦敦居民的性格的影响典型的譬如酗酒、懒惰和抑郁。

　　在19 世纪下半叶，气象学和心理学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更加雄心勃勃。查尔斯·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与阿瑟·德·戈比诺伯爵的种族理论汇合在一起，让种族类型和民族性的论调变得更加深入人心。如果动物的每个物种都有各自的特征，那么人类应该亦是如此。

书名：《伦敦雾：一部演变史》（LondonFog:ABiography） 作者：[英]克里斯蒂娜·科顿；张春晓/译

【内容简介】

英国伦敦，素有“雾都”之称。典型的“伦敦雾”出现于19世纪早期的工业时代，是首例全球“闻名”的空气污染案例，直到20世纪60年代清洁空气法案通过才得以终结。科顿在书中描述了伦敦雾的“美丽”和危险，以及其对文化和人们认知的持久影响。伦敦雾改变了城市生活，模糊了道德和社会边界。而它也成了艺术家的“礼物”，出现在狄更斯、亨利·詹姆斯等作家的著作中，以及莫奈和惠斯勒等画家的画作中。作者结合历史与文学的敏感性，呈现了伦敦雾的起源、演变与终结，向读者细致而生动地展示了这一工业时代的奇特城市景象，特别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如何与雾霾“相处”的有趣参照。

【作者简介】

克里斯蒂娜·科顿(ChristineL.Corton)，肯特大学博士，目前任职于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剑桥狄更斯学会创始人，自由写作者。曾就职于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和企鹅出版集团。

　　第一个把伦敦雾与英国的民族性联系起来的人，是法国作家、历史学家伊波利特·阿道夫·泰纳。泰纳相信文学作品具有三个层面的影响，即“种族、环境和时代”。在写作英国文学史时，他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前往这个国家“去了解这个种族的生活和习俗，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他们生存的土壤”。

　　第一个让他震惊的就是伦敦雾。

　　1860 年6 月25 日，他首次来到伦敦，在给母亲的信中绝望地说：“大伦敦城让我备感沮丧和悲伤。作为一个人文艺术的分析家，我努力追求我的事业。但是在这里，一切事物都太大了，太黑了，太压抑了。”

　　1871 年5 月，他的印象更加消极：“华丽的大街背后是肮脏的小巷，路边大片的绿树和美丽的花草落满了令人窒息的烟雾。”像弗洛拉·特里斯坦一样，泰纳也认为雾会引发抑郁和自杀：

　　浓黄的雾填满了地面上的空气和大大小小的水坑。30 步之外， 一座房子或一条汽船看上去就像吸墨纸上的一个墨水点儿了。在城市的其他部分，特别是河滨路，经过一小时的散步之后，人会暴躁易怒，也会理解那种想要自杀的冲动了。乌黑的建筑物的立面又高又平又直，挂满了烟雾的沉积物……在城市南部，无法用肉眼分辨出地面和天空之间的巨大空间;空气不足，只有不断冒出来的雾。在这肃杀的雾中，物体看上去都像鬼影，大自然仿佛一幅糟糕的炭笔画—被人用袖子乱擦了一通。我只在滑铁卢桥(Waterloo Bridge)走了半个小时。国会大厦的轮廓都模糊了，远远看去就像一堆乱七八糟的脚手架;任何东西都不可见，也都毫无生气，只有一些小汽船还在河里往返，就像黑乎乎的、烟熏火燎的、不知疲倦的小甲虫。

　　对于泰纳来说， 雾象征着都市工业景观的彻底的去自然性，象征着失去灵魂的英国式的物质主义的胜利，象征着平庸的英国的民族性格。在法语有关雾都伦敦的刻板标签中，泰纳又贡献了更广为人知的一条，把伦敦的民族性形容为小店主。

　　2.

　　葡萄牙作家埃萨·德·凯罗斯也将伦敦雾与英国民族性联系起来。

　　他从1874年开始以葡萄牙领事的身份在英格兰工作和生活，住在泰恩河上游的纽卡斯尔，后来又在布里斯托。从1879年开始，他为里约热内卢的《新闻公报》写信，后来集结成《英格兰来信》一书。在信中，他诚实地写出了自己对英格兰的看法：“我讨厌英格兰，但不能否认，她也许是最有思想的民族。泰纳说她是第二有思想的—不过泰纳是法国人。”

　　当初他踌躇满志地接下领事官的职务，因为他已经饱读英国文学，在书本上了解了太多的英国文化。他熟知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还是乔治·梅瑞狄斯、狄更斯和萨克雷的粉丝，也读过丁尼生和麦考雷的散文。埃萨是个勤奋的作家，他为报纸和杂志写稿赚的钱，可以支持他游遍英格兰，还让他有机会体验了伦敦10月到次年6月的特殊“季节”。埃萨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但也会为某些东西着迷，譬如，像泰纳一样，他也发现了气候和性格之间的联系。他以幽默讽刺的方式，化作一只跟着主人去法国的狗，给留在英国的猫写信，通过对比两个国家来揭示气候对性格的影响：

　　“在一个愁云惨雾的早晨，我启程离开英格兰……这里没有雾—这是法国要优越于我们光荣而阴郁的祖国的第一个方面。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下，精神上的迷雾也散去了。在英格兰，人的想法(正如你所知，我的头脑很简单)似乎总是不清不楚、犹豫不决的，就像从湿雾中看我们的大楼……而法国温和的天空也给了人们温和的脾性。在英国，冰冷的雾既影响我们的皮肤，也影响我们的性格—让它们粗糙，皲裂。” 狗接着描述英国人“闻起来都一样：一股混合着温莎肥皂、马里兰烟草、古龙水和煤的味道”。埃萨特别注意到煤之于英国的重要性：“街上有一个满面黧黑的年轻人，戴着一顶旧帽子……在10 月末的阴沉的雾色中，挨家挨户地用喑哑的嗓子忧郁地叫着：“卖煤啦!卖煤啦!”

　　许多外国观察者常把天气和英国人饮酒的习惯联系在一起：“人人都大量饮酒，时常为这刺骨的、要命的雾而辩论。走在街上都能闻到微微的酒精味，那都是从人们的呼吸中飘出来的。”埃萨也把雾看作英国资本主义的非自然特征的表现：“持续不断的阴天，永远肮脏污秽的地面，都是不自然的—有上千只脚不停地踏过地面，有上千根烟囱不停地喷出浓烟。”伦敦向它的游客们展现出启示录的场面，这地狱般的景象着实吓坏了外来的作家们。

　　3.

　　拉迪亚德·吉卜林也是其中之一，他以书写关于印度的短篇小说著称，比如《丛林故事》(The Jungle Book)和《基姆》(Kim)。吉卜林出生在印度，被送到英格兰读书，在16岁的时候又作为记者回到印度。1889年10月，23岁的他又一次前往英格兰。此时他已经在印度的传媒界干得很不错了，还完成了一次成功的美洲之旅。他选择住在伦敦市中心维利尔街的顶层房间，就在河滨路附近。房间的一扇窗子向东，尽览整个河堤花园，直到泰晤士河;另一扇窗子朝向现代化的标志—查令十字车站，以及那里的烟雾和噪音。43吉卜林是以大半个印度人—他在那个炎热少雾的地方度过了生命中大部分时光—的视角去看伦敦的。在这个北方的大都市，他很快就感觉到格格不入，局促不安。1889年11月11日，他写信给美国的朋友埃德蒙尼亚·希尔：“我早上9点起床，发现深渊中的黑暗已经降临到地面，在黄色的雾中，查令车站的引擎此起彼伏地愤怒轰鸣。”这“恶魔般的黑暗”还在恶化，“比任何沙尘暴还要暗”：“午饭时刻之前，我不得不点起阅读灯。”

　　他随即把这种绝望的体验转为“忧郁的小调”，写成了一首诗—《在异教徒的土地上》。这首诗“是一首被雾所困的流亡者致以阳光的哀歌”。他抱怨，伦敦道德沦丧，遍布邪恶。基督徒的义行已不见踪影。“尘世间怎会有如此的恐怖/……这里隐藏着一批异教徒/ 都怪这野兽般的雾。”诗的大部分内容都关于雾天的肮脏和不便：“我的袖口边落着煤灰/……当温柔的西风吹起/ 我也不敢敞开着窗户/ 因为它带来的是恶心之物/ 掉落在我的衣服上。”天空则被描写成“油腻的汤碗”，正呼应着伦敦雾的昵称—“豌豆汤”。

　　1892 年，吉卜林在宣布与卡罗琳·巴莱斯蒂尔的婚讯时，也再次表示了他想“尽可能逃离那豌豆汤似的空气”。对于吉卜林来说，雾不仅模糊了建筑物的轮廓，也抹杀了时间的确定性。“我不知道何时是清晨/ 又何时是黄昏，/ 因为我总是依赖灯光/ 而从没见过太阳。”即便太阳偶尔出现，带来的还是不确定感：

　　但是此刻，出现了一只橘子，又或者是煮老了的鸡蛋黄;

　　它可能是皮尔斯的气球，

　　又或是巴纳姆的笑话;

　　我以为它是太阳，于是喜极而泣，

　　只因能在烟雾中与它重逢。

　　雾象征着他对新生活的迷惘和不确定，加重了他当时与早先政治流亡者类似的思乡病和绝望感。他强调：“我的精神已跌落到谷底。”在另一封给埃德蒙尼亚·希尔的信中，他开头就写到“死亡与雾的一天”，第二天则是“黑暗如深渊”。几天之后，1889 年12 月9 日，他写信给当时在瑞士达沃斯疗养的诗人、批评家约翰·阿丁顿·西蒙兹，羡慕地祝他圣诞快乐，因为他“那里有阳光普照”：“我只能在雾中吃下英式李子布丁。”除了在信件和诗歌中抱怨雾，1889 年12 月，吉卜林还写了一个短篇故事，题目为“魔术师的爱恋”，发表在印度拉合尔的英文报纸《军民公报》上。这篇小说是故事套故事的形式。在一个“伦敦特色”的浓雾天，四个男人共乘一辆马车，从一场伦敦政治精英的聚会上离开，其中一人讲起了另一个故事……乍看上去，雾与故事主干毫不相干，好像只用来增加点儿趣味性：“我们把手放在面前，却视而不见。”

　　即便如此，雾还是被描述成“黑暗的野性”和“陀斐特的阴郁”，它让“每个灯嘴都射出火焰，然而只能照亮六英寸远。没有房屋，没有道路连指南针也不辨东西”。幽暗中突然爆发出大声的咒骂—车夫迷了路。于是这四个人的马车以一种滑稽的姿态，优雅地向前摸索。车夫收了他们每人一个半克朗，但不保证能把他们带到哪个指定地点，正如叙述者所说：“车夫果然遵守诺言。他没找到任何指定地点，但是他找到了几个地方。首先，他找到了一块路边条石，压了上去，直奔灯柱，狠狠地撞上了它。其次，他还找到了一个本以为是街角的地方，结果那是辆公共马车，于是我们在一片礼貌用语中拥抱了它。然后，他又冲进了一团堆积的雾—他指挥着要去往天堂，他的马却奔向另一个方向。”这时其中一位乘客、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忍不住要给车夫提意见了。接下来，对话全集中在天气上。又过了一会儿，大家聊到自由派的首相格拉斯通先生，他的语言以冗长和复杂的句子著称。当小说家为格拉斯通辩护—“他的行文风格让你，还有像你们这样的人都喘不上气”

　　另一个乘客也随之运用这个隐喻：“是啊，以前我总是说他的行文像浓雾。现在我终于知道有多浓了，就像今天这样。”马车最终把他们送到肯辛顿高街的公用饮水池旁，马累倒了，车费照收。叙述者只能再靠自己摸索着回家。吉卜林也像之前的亨利·詹姆斯一样，满怀期待来到伦敦，却以失望收场。降雾的时候，孤独的感觉也来得分外强烈。雾制造了物理上和心理上的墙，隔在野心勃勃的作家和他想要融入的社会中间。吉卜林把雾作为屏障，在其下，掩盖着伦敦社会生活的道德沦丧，但是很多时候，他也忍不住让雾为幽默的目的服务。或许这意味着他开始适应伦敦雾了。

　　不管怎么说，在政治流亡者的晦暗的体验之外，吉卜林提供了另一个外来人看伦敦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