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陷阱：政治能否与道德共存？

　　他毕生研究恶，但终归低估了人性与政治之恶，他所想象的现实主义手段和崇高目标之间有着巨大的价值鸿沟。再伟大的目标也由人来实现，缺少制度约束的人很难保证在行动中不会变质，也无法避免投机者窃取果实。用未经程序正义的手段去实现价值正义，往往是以创建人间天堂为名却行专制压迫之实，而所谓的“现实主义手段”，最终总是在历史法庭的审判中成为卑劣行为的辩护词。

　　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前233年)，法家代表人物

　　无独有偶，中国春秋时代的法家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早期法家脱胎于儒家，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并进一步希望能够通过法制来约束统治者，商鞅在《商君书》中提出“上约君下约民”的政治理想，以及通过“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法律实现“尚公义”的社会。但随着商鞅、李斯等法家为秦王赏识，日益位高权重，“上约君”不见踪影，“下约民”倒越发繁重苛密，在“法自君出”的思路下，先秦法家逐渐蜕变为“申韩之术”---在申不害和韩非子笔下，法家已完全变成帝王之术，君王要对自己的意图和喜怒秘而不宣，让臣子因对祸福的不可预测而感到恐惧，从而实现彻底驾驭。这和马基雅维利从《论李维》到《君主论》的变化如出一辙。

　　马基雅维利和韩非所提出的帝王统治术，重典治世，雷厉风行，随之而来的却是帝王的穷奢极欲，民众的纳税和劳役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被统治者大肆挥霍。韩非们的智慧最终未能挽救秦朝的迅速覆灭，甚至保护不了自己的生命。“术”的冷峻与精致，根本弥补不了“道”的崩塌。但有一点需要着重说明：在马基雅维利身后，还有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柏克在连绵起伏的自由意志中演进其思想，中国的法家却在大一统的窒息和威权的驾驭下，步步后退，最后变得徒留其名。从同样的起点出发，走到相似的十字路口，最终，不同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每想至此，不免唏嘘。

　　西方思想史上有一个传奇人物，在其去世后490年的历史中，先后赢得专制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阴谋主义者和玩世不恭者、自由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等截然相反的标签，他被看做是荒谬不堪的伪君子，又被看做是揭开真相的智者，从政治思想光谱的最左翼到最右翼，人们都能看到他的影子如幽灵般徘徊。

　　从未有一个人身上集中了如此巨大的矛盾，遭到形形色色又彼此冲突的解读，这就是马基雅维利。他总是为很多人反感和憎恨，但却永远难以被遗忘和忽视，他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折射出政治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乃至人类自身的恶与原罪。

　　现实中的马基雅维利：五光十色的扭曲形象

　　进化心理学中有“黑暗三人格”的说法：自我中心者、心理变态者和权谋者。其中的“权谋者”很容易让人想到马基雅维利主义。美国心理学界对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做了长期研究，以Christie、Ceis为代表的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愤世嫉俗的世界观和操纵他人的行为倾向，在认知上以消极看待人性，在行为上以目标决定手段，在情感上冷漠和缺乏道德感，当他们在政界和商界从事管理时，倾向于保持权力，奉行严厉的管理策略和操纵行为。

　　好玩的是，黑暗人格往往对异性有较强的吸引力，危险性格带来的神秘感和权威感，似乎更容易刺激性冲动和丰富幻想，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霸道总裁之类的女性读物如此泛滥。人类的理性与感性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对于一个有别于庸碌日常的危险领域，我们既害怕又向往。

　　而在教育程度较高的西方，一位政治家被贴上“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标签，通常意味着被选民和媒体所反感，被赋予了能力出众但作风冷酷、不择手段等形象。历史上，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名人包括洛克菲勒、杜邦、希特勒、斯大林、丘吉尔、尼克松、李光耀、特朗普等，有的符合历史事实，有的代表了民主国家对政治强人的警惕，有的则体现了民众对作风强硬的政治家和商业巨子的离奇想象。基辛格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对其他指责不置可否，但对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标签坚决否认。

　　是经典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形象

　　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影视作品中却取得了成功，最典型的是老马龙在《教父》中扮演的黑手党大佬。2013年，美剧《纸牌屋》红遍全球，凯文·史派西扮演的冷酷无情的政客安德伍德引起广泛争论。而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蓝领层的狂欢和进步主义者的失望，体现了反乌托邦著作《乌合之众》《狂热分子》中的经典论述：社会失意者更需要偶像的抚慰和麻醉，渴望激烈社会变革和政治强人。

《纸牌屋》

　　马基雅维利已经逝世四百九十年，却又同我们如此接近，他抽象、荒谬和不可理喻，却仿佛在我们身边时时都能找到具体的形象。2017年，剑桥学派掌门人昆廷·斯金纳在北大举行讲座，有学生提问，现在哪些政治家真正称得上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答道：“如果从‘好的结果可以为方法辩护’来定义，很难找到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政治家。”

　　政治不可能包含美好与道德?

　　1469年，马基雅维利出生在佛罗伦萨，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498年成为掌握佛罗伦萨共和国政权的“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秘书，逐渐看清了当时政治的本来面目。

　　1512年，随着西班牙入侵意大利，佛罗伦萨遭遇美第奇家族复辟而成为君主国，马基雅维利被指控谋反而监禁。恢复自由后，他开始隐居创作《君主论》《论李维》《论战争艺术》和《佛罗伦萨史》，在与友人的信件中，他描述了自己的生活：

　　“傍晚时分，我回到家中的书桌旁，在门口我脱掉沾满灰土的农民的衣服，换上我贵族的宫廷服，我又回到古老的宫廷，遇见过去见过的人们，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为我提供单人的食物，我和他们交谈，询问他们每次行动的理由，他们宽厚地回答我。在这四个钟头内，我没有感到疲倦，忘掉所有的烦恼，贫穷没有使我沮丧，死亡也没能使我恐惧，我和所有这些大人物在一起。因为但丁曾经说过：从学习产生的知识将永存，而其他的事不会有结果。”

　　尽管他将自己想象为追求真理的学者和共和主义的讴歌者，但其书稿却充满令人颤栗的可怕文字。他深信人性本恶，欲望是行为的动机，人类残忍、自私而好利，“只在意自己的安全、财产和名誉，人们往往能忘记父亲的惨死，而忘不了财产的丧失”，而君主和政客甚至比平民更缺乏美德和不可信。当政治活动由这样一些人组成，怎么可能像白莲花一样干净、如中世纪的宫廷赞美诗一样和谐呢?

　　由此，他否认政治是美好的、道德的，认为“性本善的思想十分人道，但在政治生活中极为荒谬”，人性本恶、政治本恶，成为他的理论基石。他撕开皇帝身上的新衣，希望从现实主义出发来实现政治目的，统治者应该注重实际，以实力与权术来处理政治，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他相信国家的稳定和强大建立在军队和法律基础上，提倡公民制度下的富国强兵之术，他将统治者秘而不宣的统治逻辑——对人的控制和驾驭方式抽丝剥茧，赤裸裸展示在大众面前，归纳成一套独特的方法论。

　　公民人文主义和“罪恶导师”

　　马基雅维利有着巨大的价值分裂。精神世界上他向往崇高，其书中经常出现“自由”等词汇，他相信人民比君王更显明，民众声音代表神的声音，当民众还保有正直和信仰时，共和国就会更普遍的存在。他创造性地指出，相对于专制制度，民主制度独具避免错误决策的优越性：“与君主国相比，共和国有着更强盛的活力、更长久的好运，因为它有形形色色的公民，能够比君主更好地顺应时局。只用一种方式做事的人，绝不会改弦易辙;如果时局已变，他的方式不再适用，他也就覆灭了。”

　　但回到现实世界，他却是冷酷的，“一切武装的先知胜利了，没有武装的先知失败了”，向往共和与民主的他认为共和国的建立十分困难，在对罗马共和国历史的研究中，他觉得共和国也需要君主国的过渡来奠定基础。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他试图向美第奇家族妥协，献出了最终震惊世界的《君主论》。正因为这段经历，美第奇家族倒台后，他未能得到共和政府的接纳，最终郁郁而终。

　　数百年来，从拿破仑到希特勒，无数政治家将这本书放在案头。讽刺的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崇拜者，却为无数专制者所效仿;一个政治生涯的失意者，却成了众多政治强人的心灵导师!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清晰认识到民众身上的强大力量，他认为君王宁与公民为伍，也不与贵族为伴，这让人想起司马懿所言，“得民心者可为天子，得天子心者可为诸候，得诸候心者只可为大夫”。为此，他以公民权利为核心提出一系列观点，比如公域和私域的概念，要求统治者保障公民的自由生活和安全生活，不应随意侵犯公民私域;君王的慷慨是危险的，只是掠夺了民众财富来取悦民众，比慷慨更有用的是减税;他提倡阶级和谐和“共同的善”，公民与政治家要为共和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

　　然而，对民众力量，他希望的是君主能够加以控制和利用。他相信这个世界尽是群氓，而群氓天生有服从他人的倾向，总是被事物的外表和结果吸引。他提议统治者应不可预测，用伪装和欺骗迷惑人民，当人民不习惯自由生活时，掌控国家更容易。

　　国际学术界对马基雅维利主要有三种观点：施特劳斯学派认为他是“邪恶导师”，让真理的追寻服务于现世实践，并导致众多野心家的效仿;剑桥学派将他视为公民人文主义和古典共和主义的继承者，重塑了具有现代性的公民社会体系;平民主义派则关注其身上的激进性和创新性对后来民粹运动和激进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的影响。

　　历史的十字路口，东方向左，西方向右

　　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是尖锐的，却又有着两张面孔。他深刻认识到权力之恶，采取的却不是约束与警惕，而是放纵统治者去利用这种恶，来试图扭转社会的病态，让病人去诊断和治疗自身。他看到了政治的现实，但对其合理性和存在意义缺少质疑，没有从政治本质去分析国家和权力为何出现，又该如何避免，这使得他倡导的公民社会缺少一种有力的逻辑去实现。这位捍卫共和制度的思想家，心中向往着自由的声音，却由于现实的无奈，而渴望用暴力与权谋去实现它，然而又失之天真和单纯。

　　他毕生研究恶，但终归低估了人性与政治之恶，他所想象的现实主义手段和崇高目标之间有着巨大的价值鸿沟。再伟大的目标也由人来实现，缺少制度约束的人很难保证在行动中不会变质，也无法避免投机者窃取果实。用未经程序正义的手段去实现价值正义，往往是以创建人间天堂为名却行专制压迫之实，而所谓的“现实主义手段”，最终总是在历史法庭的审判中成为卑劣行为的辩护词。

　　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前233年)，法家代表人物

　　无独有偶，中国春秋时代的法家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早期法家脱胎于儒家，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并进一步希望能够通过法制来约束统治者，商鞅在《商君书》中提出“上约君下约民”的政治理想，以及通过“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法律实现“尚公义”的社会。但随着商鞅、李斯等法家为秦王赏识，日益位高权重，“上约君”不见踪影，“下约民”倒越发繁重苛密，在“法自君出”的思路下，先秦法家逐渐蜕变为“申韩之术”---在申不害和韩非子笔下，法家已完全变成帝王之术，君王要对自己的意图和喜怒秘而不宣，让臣子因对祸福的不可预测而感到恐惧，从而实现彻底驾驭。这和马基雅维利从《论李维》到《君主论》的变化如出一辙。

　　马基雅维利和韩非所提出的帝王统治术，重典治世，雷厉风行，随之而来的却是帝王的穷奢极欲，民众的纳税和劳役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被统治者大肆挥霍。韩非们的智慧最终未能挽救秦朝的迅速覆灭，甚至保护不了自己的生命。“术”的冷峻与精致，根本弥补不了“道”的崩塌。但有一点需要着重说明：在马基雅维利身后，还有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柏克在连绵起伏的自由意志中演进其思想，中国的法家却在大一统的窒息和威权的驾驭下，步步后退，最后变得徒留其名。从同样的起点出发，走到相似的十字路口，最终，不同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每想至此，不免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