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的读书生活

 　　1938年9月至1942年9月，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对于胡适来说，这四年是一段相对完整的生命阶段。有关此段时期胡适外交活动、演讲活动的研究成果颇多。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在繁忙的公务活动和演讲活动之余，胡适仍然勤于读书;而且，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此段时期内的阅读经历对于他当时的外交活动以及他后来的政治观念、政治选择颇有影响。因此，本文主要根据胡适的藏书和日记等资料，试图对胡适任驻美国大使期间的读书情况进行梳理，并且分析这段时期内的阅读经历对其外交活动和政治观念的影响。

　　一、外交和演讲活动的参考

　　不可否认，阅读具有实用价值。很多时候人们阅读是出于实用的需要。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后，阅读了许多关于国际关系、美国政治制度、美国历史、日本历史的书籍，作为外交活动、对外宣传的参考。在胡适藏书中，此类书籍颇多。在胡适日记中，此类书籍的阅读记载也不少，在此进行一一列举将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这里只选取一个具体的事例，以一斑窥全豹。

　　上任之初，1938年10月20日，胡适读了Phillips Russell的Benjamin Franklin：The First Civilized American。他特别注意富兰克林出使法国、为美国独立寻求外援的情况。胡适认为，富兰克林的外交成绩可以增加他和当时同在美国争取美国经济援助的陈光甫的一点勇气。因为，当时中国的情况和独立战争时期时美国的情况相同，中国也必须“挨光”，必须有耐心。

　　同年11月13日、14日，胡适接连两天阅读John Fiske的American Revolution。胡适认为，美国的独立战争正可以做当时中国的借鉴。尤其是书中第五章Valley Forge，“写革命军之种种困难与困苦”，正和当时中国的处境相同，使胡适“心宽一点”。胡适并认为，美国的独立战争，之所以能转败为胜，也有国际形势的影响：英国当时是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北美战起，法国和西班牙都乘机而动，法国更是明确帮助北美，最终促成了北美的独立。

　　阅读富兰克林传记和美国革命史的经历进一步强化了胡适“苦撑待变”的想法。和美国独立战争时一样，当时中国的处境极为困难，所以自己首先要“苦撑”;另外，国际形势的变化、友好国家的支援帮助也很重要。当然，“苦撑”是最重要的，首先自己要撑得住，才能等到国际形势的变化。胡适的阅读经历无疑增强了他对自己“苦撑待变”想法的信心。而且，John Fiske的著作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1938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的Harmonie Club演讲Japan’s war in China，首次引用了John Fiske书中Valley Forge的战例。胡适把中国当时的情况比作美国独立战争时美国军队在Valley Forge的处境，认为中国的胜利也取决于两个因素：中国必须继续战斗下去;国际形势转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胡适的结论是：美国必将参战;中国必将胜利。胡适这种类比显然很有效，很容易获得美国人的理解和同情。第二天，胡适到Lawyer’s Club赴李国钦的午餐。因为身体不适(当时胡适有心脏病发作的征兆，但胡适还以为是“不消化”)，胡适放弃了另作演讲的打算，仍然用昨夜的演讲大意。(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校订版)中，用的是“Japan’s war in China”的中译名《北美独立与中国战争》。)这次演讲引出了一段美好的故事。胡适在演讲中特别提及1777年12月17日那一天，退到Valley Forge的华盛顿的军队的窘困情况：士兵衣履不整，很多人赤脚走雪地，血迹印在雪地上(胡适之所以能够记得这么清楚，一方面是因为12月17日是他的生日，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因为John Fiske的著作他刚刚读过)。午餐的席上有一位Henry S. Glazier先生，恰恰也是该天生日。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胡适生病住院期间，这位Glazier先生寄来100元钱，要胡适捐给中国战时救济，作为他们共同生日的纪念。胡适很感动，也捐了100元钱，一并交给了“美国医药助华会”(ABMAC)。Glazier先生去世后，其夫人继续每年捐出100元。为了陪衬这对美国夫妇的义举，胡适和李国钦也每年捐出100元。四年中，“美国医药助华会”共收到Glazier夫妇、胡适、李国钦四人1200元的捐款。后来，胡适在演讲中多次提到Valley Forge的战例，Valley Forge也成为胡适驻美大使期间演讲的八个关键词之一。

　　二、浮出水面的自由主义

　　胡适被认为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胡适虽然谈过“易卜生主义”、人权与法治，却并没有明确提倡自由主义。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胡适才公开密集地主张自由主义。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受现实环境的刺激，另一方面，恐怕也和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的阅读经历有关。

　　1939年10月，胡适连日阅读杜威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胡适认为，杜威此书是一部最好的政治思想书，该书第一章关于自由主义历史的叙述尤为精彩。不过，对于杜威另一个学生悉尼•胡克的溢美之词(胡克认为，杜威此书对于20世纪的意义可以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对于19世纪的意义相提并论)，胡适很不以为然，认为胡克根本就是“瞎说”。

　　胡适这本藏书现在还完好地保存着，使我们得以窥见胡适所留下来的划痕和批注。杜威此书只能算是一本小册子，只有93页，分为三章：第一章略述自由主义的历史;第二章讲自由主义存在的危机;第三章是杜威关于复兴自由主义的一些想法。显然，胡适对第一章的评价最高，也最为关注。

　　杜威此书篇幅虽小，容量却很大。

　　首先，杜威概括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杜威认为，虽然自由主义具有多义性和变动性，但是也有其永恒的价值追求，那就是：自由、个性和智慧。

　　其次，杜威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提出了批评。在杜威看来，古典自由主义对于政府职能的观点过于消极，限制了政府作用的发挥。随着社会的成熟，政府应当更加积极有为，为个人发挥自己的潜能和运用自己的智力提供更好的环境。杜威还批评古典自由主义者缺乏历史感和对历史的兴趣，对历史缺乏一种相对主义的理解，没有注意到自由、个性、智力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没有认识到他们表述的自由只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观念，却把他们的信条视作置之万世和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杜威还指出，19世纪以后，自由主义者成了既得利益者，成为现状的维护者和辩护者，转而反对社会变革。此外，在杜威看来，古典自由主义者过于强调个人和社会的对立了。

　　第三，杜威分析了自由主义面临的危机。在杜威看来，自由主义把人们从旧的传统、制度、思维方式等压制性因素中解脱出来，释放出人们巨大的力量，但没有为这些力量提供方向，没有对它们进行重新的组织。杜威认为，古典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人自由，无力解决社会聚合问题。对于当时急需面对的社会如何组织的问题，自由主义几乎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僵化为永久性教条，成了阻碍社会变化的阻力。

　　第四，杜威提出了关于复兴自由主义的一些构想。杜威认为，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当时有三个选项：维持现状、修修补补;借助革命;依靠社会化的、有组织的智力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杜威否弃前两个选项，主张激进的社会改革。杜威主张，应当以社会化的力量，对人类的智慧进行组织，重建社会新秩序，从而实现制度和观念的激进化改革，来为个人发挥潜能提供条件。杜威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小修小补是无济于事的;应该进行有统一社会目标的改革;自由主义必须是激进的，应该对社会制度进行彻底变革;自由主义者就应该成为激进主义者。(对于杜威的这种激进主义倾向，胡适是有疑问的。他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两个问号。)不过，杜威也花了大量篇幅特别撇清了一点：在当时的条件下，自由主义者虽然倾向激进主义，但坚决反对暴力，绝对不主张使用暴力。杜威的基本立场是，应该以智力代替暴力来解决社会问题;杜威认为，以合作的智慧取代残酷的冲突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杜威的自由主义观念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积极自由的倾向。杜威明显倾向于积极自由的观念。他指责早期自由主义者没有区分形式上的自由和实质上的自由(effective liberty)。杜威认为，实质的、有效的自由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因而，为了确保个人享有自由，政府应当提供条件，控制经济力量，改善社会环境。杜威指出，历史上自由的含义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当时的自由观念意味着，大众应当摆脱物质条件的限制，去享受大量的文化成果。在杜威看来，自由意味着充分实现自己的潜能，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能力。他甚至认为，个人的能力不仅要摆脱外在物质生活的限制，而且，这种能力还要被社会供养、维护和指导。

　　其二，建构理性主义的倾向。杜威认为，当时多数人物质上的不安全感(即物质匮乏)不再是出于自然原因，而是产生于人类制度(institutions and arrangements)，而制度是人们可以有意识地加以控制的。他主张，应该通过有意识的社会计划，以社会化的力量来控制经济生活，实现经济平等，为个人自由提供条件。杜威倾心的，是集体行动和有组织的社会计划。杜威强调科学方法，认为科学和自由散漫(go-as-you-please)是对立的。杜威经常把自然科学和社会政策相提并论，试图把自然科学的成就和方法引进社会领域，试图把科学方法运用于社会计划，明显体现了对科学功能的乐观主义态度。杜威这种思路，和从人们不可避免的无知的角度论证自由的必要的进路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古典自由主义者早就指出，社会福利是逐渐积累的，是无数人的努力汇流成社会财富，但这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计划好的;社会上人们的行为是孤立的、无计划的、没有统一目标的、随机耦合的。不过，杜威对此并不以为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反，对于边沁这样明显具有建构理性主义倾向的学者，杜威颇为关注，花了大量篇幅(将近十页)来讨论。边沁把自己制造出新的法律制度和物理学家、化学家制造出新器具、新工序相提并论。而杜威则认为，边沁在法律制度方面的创造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在杜威看来，边沁意味着自由主义也会带来激进的社会改革。杜威甚至为美国没有出现边沁这样的人物感到遗憾。

　　从甚多的圈划和批注情况来看，胡适认真阅读过杜威这本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不过，胡适关注的重点，似乎是杜威有关自由主义的历史叙述。正是根据杜威的介绍，胡适形成了对自由主义的简明扼要的认识。至于杜威本人倾向性的观点，胡适似乎没有过多关注。这大概是因为，杜威所言，是英美发达国家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势，和中国当时的情况存在很大距离;也可能是因为，胡适对杜威的基本观点已经很熟悉，但持有相当程度的保留;更有可能是因为，胡适当时关注的问题，是杜威所谓“工具主义的政治观念”，对于杜威的自由观并不是特别重视，还没有认识到杜威自由观存在的问题。把杜威此书和胡适20世纪40年代关于自由主义的论述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胡适对于杜威的观点有所取舍，既有借鉴，也有疏离。

　　首先，对于自由主义的内涵，胡适在《自由主义》一文中总结为四个方面：自由;民主;容忍;和平渐进的改革。这和前述杜威的概括就有很大的不同。比较而言，杜威更为强调个性和智慧，更加注重人的精神创造力问题。胡适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提倡过个性主义，不过，到了40年代，更为重视民主制度的建设，尤其是代议制、成文宪法、无记名投票等英语国家的制度发明。而且，针对中国的现实状况，胡适也更为突出容忍的重要。而杜威并没有特别提及容忍问题。当然，强调自由、反对暴力，主张通过和平渐进的社会立法解决社会矛盾是胡适和杜威的共同之处，也可以说是杜威对胡适的一个显著影响。

　　其次，和杜威积极自由的观念不同，胡适大体倾向于消极自由的观念。胡适明确地说，所谓自由，是指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人们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胡适这种自由观和杜威视自由为个人发展自己能力的观念有很大的不同。

　　最后，胡适虽然极为强调自然科学和科学方法的重要，不过他似乎还没有发展到杜威建构理性主义那种程度，也就没有明确主张把科学方法引入社会领域试图对社会进行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的改造。相反，20世纪30年代以后，胡适主张无为主义，对政府的积极作为持警惕的态度。有论者认为，胡适的自由主义以附属于《天演论》中的社会有机体论为信念起点，用实验主义哲学论证社会进化的渐进性，并以和平主义为理念依据去要求非暴力的社会改造。这种理路相对于当时各种激进的社会革命理论，是一种明显的低调;不过，较之于进化论自由主义，显然又是高调的、乐观主义的，甚至具有准唯理主义式的色彩。因而，胡适的自由主义哲学可以被称为有限乐观主义。该论大体持平公允。

　　由此可见，在自由观念上，胡适和杜威之间存在相当程度上的疏离。对于自由主义，胡适在留学美国期间，就曾经广泛阅读过洛克、伯克、休谟、亚当•斯密、密尔等人的著作。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关于自由和自由主义，胡适的阅读范围也极为广泛，不限于杜威一家之言。

　　首先，胡适阅读(包括重读)了一些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传记。留学美国期间，胡适就曾经读过密尔的自传和密尔的其他著作。1940年，胡适用1879年Henry Holt and Co.版的密尔自传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部1924年出版的版本进行互校，并且写有校后附记，其中说：“……记出两本的异同，作为Dr. John Jacob Coss的纪念。Dr. Coss原序太简短;在他死后，我才见此本(指1924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部的版本——引者注)，故试作对校，使人知此本的好处”。胡适这两本密尔自传，1924年版的那本已经不存。1879年版书名页前页有胡适的题记：“Hu Shih. This 1879 Edition was probably the first American Edition of the 1873 English Edition. May，1940.”题记上的这个时间，可能正是胡适用两个版本进行对校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大概在同一时期，胡适还阅读了托克维尔的传记。(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胡适藏书中有此书，书上有胡适的圈划和批注，但这些批注只是注出传主活动的年代，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而在当时的西方社会，托克维尔还很少被人关注。不论是密尔，还是托克维尔，他们关于自由主义的认识和杜威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此外，胡适还广泛搜求和阅读关于自由、自由主义的著作，比如Edouard Herriot所著The Wellsprings of Liberty，Irwin Edman所著Fountainheads of Freedom。这里来看一个例子：John W. Burgees的The Reconciliation of Government with Liberty。John W. Burgees是政治科学的先驱，早年在德国学习，后来加入哥伦比亚大学。他试图使用“德国手段通达美国目标”(German Means to American Ends)，是一个保守的自由派。The Reconciliation of Government with Liberty是Burgees 的重要著作，1915年由纽约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社出版。他这本著作的短短序言使人想起了休谟的箴言：“在所有政府内部，始终存在着权威与自由之间的斗争，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隐蔽的。两者之中，从无一方能在争斗中占据绝对上风。在每个政府中，自由都必须作出重大牺牲，然而那限制自由的权威决不能，而且也许也不应在任何政制中成为全面专制，不受控制……必须承认自由乃文明社会之尽善化，但仍必须承认权威乃其生存之必需”。胡适曾经四处访求Burgees此书，比如，他曾经委托曾炳钧寻找这本书。1939年10月26日，胡适专门借了Burgees的这本著作。他在日记中说，自己二十多年前就读过这本书，后来经常对人说，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必定是受此书的影响。当日重读此书，确信此书的确是孙中山监察权的来源。1939年11月4日，胡适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一本The Reconciliation of Government with Liberty。他在书的扉页上写道：“我访求此书，今年才得着这一册，价美金五元。胡适。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必曾受此书(页2-8)的影响，故我要寻得一册，将来带回国去送给国内的图书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胡适在任驻美大使期间之所以忙于阅读关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著作，其直接动因是写两篇政治哲学论文的需要。

　　按照胡适自己的说法，工具主义的政治观(Instrumentalism as a Political Concept)是他20世纪20年代以后常在心头的题目。1939年杜威八十寿辰时，胡适写成短文Instrumentalism as a Political Concept给杜威贺寿。后来将此短文改成长文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nstrumentalism，试图把杜威工具主义的逻辑理论引入政治哲学的领域，阐释杜威工具主义的政治观：把强力、法律、政府和国家视作一种达到确定目标的工具。此文并且引用了杜威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一书中关于“自由主义必须是激进的”的说法。胡适此文收入杜威贺寿文集The Philosopher of the Common Man中。此后胡适又进行了重写。重写后的文章Instrumentalism as a Political Concept作为第一篇收入194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为庆祝建校200周年出版的《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一书中，文中删去了杜威关于“自由主义必须是激进的”的说法。为了写作杜威祝寿论文，胡适还阅读和参考了杜威的其他著作，比如Chapters and Events，以及《公众及其问题》等。

　　另外，美国学者Ruth Nanda Anshen想要策划编辑一本阐释自由含义的文集，她也邀请胡适撰稿。胡适原拟的题目有两个，一个是：The Desiderata of Freedom in the Life of Nations;另一个是：The Instrumentality of Government in the Achievement of Individual Liberty。后来确定的题目是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A Comparative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 and a Consideration of Freedom。胡适此文认为，日本的现代化是由强有力的统治阶级推行的，虽然迅速，但有利于统治者的旧习惯旧传统保留了下来;中国的现代化缺乏有力的统治者来推动，虽然比较缓慢，却是自发自愿的、比较全面的和基础性的。胡适并指出，帝制威信扫地后，尤其是帝制倒台后，中国进入自由时期。这种自由的空气非常有利于文化交流，有利于人们自由接触和自由选择现代文化。而这是日本所缺乏的。胡适该文收入Freedom，Its Meaning一书中。此书1940年由纽约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出版社出版。不过，1942年此书由George Allen and Unwin出版社再版时，胡适的文章被删去了。

　　三、“民主与极权的冲突”

　　作为20世纪的新生事物，极权主义在多国出现，并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苏俄的斯大林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它们在具体主张上有所不同，但都猛烈攻击近几百年来形成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理念，认为自由和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专属品，已经过时。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呈现出特殊复杂的局面：斯大林主义的苏俄和自由主义的英美站在同一阵营，同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纳粹主义的德国以及军国主义的日本展开厮杀。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以及民主和极权在观念上的严重对立，胡适不仅要思考自由主义的问题，也无法回避极权主义的问题。

　　因为现实国际政治形势的刺激，胡适搜求和阅读了许多关于苏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思潮的书籍。在胡适藏书中，出版于1939年前后关于苏俄的书籍为数不少。另外，在胡适藏书中，还有1940年美国出版的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的英文全译本。另据胡适1939年8月14日日记的记载，胡适还购买了帕累托四大册的The Mind and Society。一般认为，帕累托的理论影响了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发展。

　　胡适对极权主义的了解和反思离不开一本政治思想史读物，那就是George Catlin勋爵的The Stor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ers一书。

　　Catlin是政治学者，同时还是政治活动家。他著作等身，在从事专门性学术研究之余，还写了很多通俗读物，比如Anglo-Saxony and Its Tradition。萧公权在康奈尔大学时期曾经得到Catlin的鼓励和帮助。(Catlin在The Stor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ers一书第658页提到了萧公权的博士学位论文《政治多元主义》。)Catlin曾经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和任教多年，因此和胡适相识，二人有直接交往。1939年，Catlin出版Anglo-Saxony and Its Tradition一书，首页的献词就是献给胡适的：

　　To Hu Shih

　　Who perhaps alone among my friends can read this book with detachment.

　　Catlin并且赠给胡适一本该书，题赠是：“and personally presented to the most honored of his friends，by Geg. C.，3. Ⅻ，39.”

　　The Stor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ers同样出版于1939年。该书叙述从希腊罗马时期到20世纪重要政治哲学人物的政治思想观念。从阅读记录来看，胡适关注的是近世以后尤其是当时的政治观念。其中第十八章“马克思及其先驱”、第十九章“考茨基、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第二十一章“国际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划痕特别多，可见，胡适认真仔细地阅读过这三章。对于胡适的批注和圈划，显然无法一一列举，只能来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书中有这样一段话：“After the classless society is reached， what happens to the ‘inevitable dialectic’ or dynamism of history?”胡适用红笔在这段话下面和旁边划了横线和竖线，并且用铅笔写下批注：“我也曾如此说。”

　　第二个例子。“Essentially he(Marx) is great as a prophet founding a new religion，like Christianity，of the oppressed。He is a great religious leader，like Swedenborg， or a great propagandist。”胡适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线。(这段话中的Swedenborg出生于1688年，于1772年去世，是瑞典科学家、神秘主义者和宗教哲学家。)

　　上述的阅读经历无疑促使胡适思考新起的政治思潮对民主自由的批评，民主和极权两种不同观念之间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背后的哲学基础。胡适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一次演讲中。

　　1941年7月8日，胡适在密歇根大学做了题为“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的演讲。胡适认为，民主和极权的冲突，是自由与奴役的冲突，是由宪法组成的政府与专制独裁淫威的冲突，是人民自由开明意志的表达与对政党及领袖无条件盲目服从的冲突。胡适指出，民主和极权的冲突有其深刻的、基本的哲学观念上的冲突，那就是：急进、过激的革命方式与进步、逐渐改革的方式的冲突;控制划一的原则与互异的个人自由发展原则之间的冲突。胡适认为，以革命的、过激的手段来改造社会，并且追求整齐划一，很容易导向专制和极权。胡适特别强调，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的、一步一步的，民主主义的改革是渐进的、缓慢的，甚至是不得体、不适当的，以至于没有耐心的人自然会受到所谓革命制度的吸引，因为在革命制度下，独裁的力量似乎能够使他们理想主义的迷梦得到更彻底、更迅速的实现。但事实往往证明，欲速则不达。这是因为，人类的进步并无捷径。胡适还指出，极权主义根本不容许差异的存在和个人的自由发展，必然妨碍个人人格的发展和个人创造力的发挥。而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则根本上是个人主义的。显然，胡适是站在自由民主一边的，他并不认为自由和民主已经过时。相反，他认为革命和极权存在的问题更大、更危险。此次演讲大体反映了胡适关于民主和极权的看法。

　　这次演讲后没有多久，胡适读到了一本小说：Arthur Koestler的Darkness at Noon。

　　根据胡适日记的记载，1941年8月1日，胡适读完Darkness at Noon。他在日记中概述了该书的主要内容：这部小说写一个苏俄革命老同志，被“刷新”(“清洗”?)而关在监里，受种种拷问，终于自承种种罪名，并在公庭上宣布自己的罪状。结果还是被枪毙了。胡适认为作者很能体会革命党人的心理，描写也很有力量。他并劝时在美国的周鲠生也读读此书。

　　Darkness at Noon不仅暴露了共产国际和苏俄内部斗争的残酷，更为重要的是，它揭示了苏俄体制运行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则：为了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有力的心理描写、极有思辨性的语言，以及很有悬念的故事情节，对于胡适应当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和触动，使他对苏俄极权体制有了非常形象、直观的认识。书中有胡适不少的圈划。书末，胡适并且专门写上了阅读的日期：“August 1,1941”。

　　这里来看胡适圈划的两个例子。英文译本第99页中，有两段话胡适都划了横线，并且在旁边划了竖线和打了感叹号。第一段是：“我们遵循的每一错误思想都是对后代的犯罪。因此，我们必须惩罚错误的思想，就像别人惩罚罪行一样：用死亡。我们被视为疯子，因为我们把什么思想都推演到最后结果，据此行动。”第二段是：“我们不允许有隐私，甚至一个人的脑袋里也不允许有。我们生活在要把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后结果这种强制力之下。”这两段话是主人公在日记中反思革命逻辑时的说法，对胡适是一个不小的震撼。

　　遗憾的是，此书中只有胡适的圈划，而没有批注。我们无法明确知道，胡适读过此书后有些什么具体想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部小说更加强化了胡适观念中对革命和暴力的否定，对极权体制的否定。

　　20世纪20年代，胡适对于作为新的政治试验的苏俄体制颇为关注，并且颇有赞词。他从实验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苏俄有权利进行这场空前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20世纪30年代以后，胡适的观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转而反思这种20世纪新生事物在逻辑上和实践上存在的问题。Darkness at Noon无疑为胡适提供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证。

　　四、雅人深致

　　事实上，胡适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限于上述国际关系、政治历史类的著作，其阅读兴趣并不受实用目的的限制。

　　胡适偏好阅读人物传记。除了上述政治人物、思想家的传记外，他还阅读了很多人物传记。比如，1939年3月25日，胡适阅读了美国著名律师Clarence Darrow的自传The Story of My Life，对于其中叙述作者无神论的部分极为注意。

　　朋友们也知道胡适的这个偏好，经常以人物传记赠给胡适。比如，1939年12月17日，钱端升就将四卷本的《林肯传》作为生日礼物赠给胡适。1941年12月17日，孟治将欧文•斯通所著Clarence Darrow传记送给胡适。

　　文学作品也是胡适经常阅读的读物。

　　1939年7月3日、4日，胡适阅读英国小说家毛姆选编的《短篇小说百年集》(Tellers of Tales)。1939年11月2日，胡适得到一本薄伽丘《十日谈》的英文全译本，并在扉页写了题记。1940年3月10日，读完匈牙利作家Zsolt de Harsanyi描写伽利略的小说The Star-Gazer后，胡适说：“我在百忙中看完此书，很感觉愉快。”1941年8月25日，胡适读完侦探小说The Good Neighbor Murder后，在书末写了一个题记：“August 25,1941，read at one Stretch. H.S.”胡适还阅读了斯坦贝克、海明威等人的小说。

　　1942年6月27日，胡适睡前读Great Short Stories of The World，其中收有Mamontel的一篇小说，胡适怀疑此人和密尔自传中提到的法国作家Mamontel是同一人，急忙起来查资料，最终证实了自己的怀疑，并于次日写下一则读书札记“Mamontel”。

　　小说之外，诗歌也是胡适的挚爱。

　　1940年10月7日，美国友人Paul Southworth Bliss将自己的诗集The Rye Is the Sea赠给胡适。

　　1941年7月14日，胡适在旧书店买了一本日本古诗歌《万叶集》的英译本。

　　1942年2月9日晚上，胡适在床上改译《鲁拜集》中的第99首，并且开灯写下：“要是咱们俩能和老天爷打成了一气，好教咱抓住了整个儿天和地，——可不要先摔碎了这不成样的东西，再从头改造翻新，好教他真个称心如意!”胡适偏爱Omar Khayyam此诗，曾多次将该诗翻译成中文。

　　1942年3月4日，胡适在纽约逛旧书店，买了一本美国诗人Sara Teasdale的诗集软皮精装本。胡适对Sara Teasdale极为偏爱，曾经翻译其《关不住了》一诗。

　　尤其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此段时间内胡适还阅读中国史书。1942年2月2日，胡适竟然读《南史》本纪五卷，并且关注其中的禅让文字，在日记中分析禅让制度的优劣。

　　对于胡适，当时也在美国的陈光甫有这样一个评价：“适之真雅士，犹作闲暇想，余恐无此修养工夫。”在极为危急和忙乱的情况下，还有闲情逸致做些研究，读读小说、诗词歌赋等无用的闲书，这的确是一种天赋，是一种很高的修养。这需要非常纯洁平静的心灵，需要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既关注于公共事务、为国家民族服务，又能享受属于自己的私人幸福，公私兼顾、公不忘私，胡适这两方面是结合得比较好的。胡适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大概和他的人生态度有关。胡适晚年，在日记中摘录了美国艺术史专家、意大利艺术的研究权威Bernard Berenson的一段话。Berenson说：自己一生的成果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游手好闲(loafing)——心不在焉、胡思乱想、沉溺于各种各样无用的好奇心之中，贪婪地追索无用之物，比如，贪婪地阅读希腊诗人和普罗旺斯诗人的诗集;从来不害怕浪费时间。笔者想，这也正是胡适内心深处最为向往和欣赏的人生态度。

　　五、结论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本国利益和国际形势。作为驻美大使的胡适对于这一点当然很清楚。他并不妄想自己能够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更不妄想立竿见影、建立奇功。对于外交事务，他采取的政策近似“无为”。他认为自己能够做的，无非是促进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和同情，减少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误解和恶感。因此，他的外交活动的定位，主要还是在文化交流方面。理解了胡适对自己的定位，也就不难理解胡适在出任大使期间为何勤于阅读、疲于演讲了。唐德刚先生批评他“捞鱼摸虾，耽误庄稼”，应该撤职才对，显然是出于急功近利的、事务性的外交工作定位，和胡适的想法有很大不同。

　　理解了胡适的上述定位，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大使任上的胡适为什么会有闲情逸致去阅读那么多不同类型的书籍：国际政治、外交关系、各国历史、政治哲学、人物传记、小说诗歌。首先，这些阅读对于胡适的外交活动和演讲活动是有助益的。其次，我们也要注意到，驻美大使时期也是胡适比较集中阅读政治类著作的时期，这些阅读活动无疑强化了胡适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对胡适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有重要的影响。最后，这些阅读经历颇能显示胡适的性格、兴趣和人生态度。研究驻美大使时期胡适的阅读生活，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更加立体、更加细腻地去理解胡适这个人物。

　　(相关简介：张书克，历史研究者。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

 　　1938年9月至1942年9月，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对于胡适来说，这四年是一段相对完整的生命阶段。有关此段时期胡适外交活动、演讲活动的研究成果颇多。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在繁忙的公务活动和演讲活动之余，胡适仍然勤于读书;而且，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此段时期内的阅读经历对于他当时的外交活动以及他后来的政治观念、政治选择颇有影响。因此，本文主要根据胡适的藏书和日记等资料，试图对胡适任驻美国大使期间的读书情况进行梳理，并且分析这段时期内的阅读经历对其外交活动和政治观念的影响。

　　一、外交和演讲活动的参考

　　不可否认，阅读具有实用价值。很多时候人们阅读是出于实用的需要。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后，阅读了许多关于国际关系、美国政治制度、美国历史、日本历史的书籍，作为外交活动、对外宣传的参考。在胡适藏书中，此类书籍颇多。在胡适日记中，此类书籍的阅读记载也不少，在此进行一一列举将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这里只选取一个具体的事例，以一斑窥全豹。

　　上任之初，1938年10月20日，胡适读了Phillips Russell的Benjamin Franklin：The First Civilized American。他特别注意富兰克林出使法国、为美国独立寻求外援的情况。胡适认为，富兰克林的外交成绩可以增加他和当时同在美国争取美国经济援助的陈光甫的一点勇气。因为，当时中国的情况和独立战争时期时美国的情况相同，中国也必须“挨光”，必须有耐心。

　　同年11月13日、14日，胡适接连两天阅读John Fiske的American Revolution。胡适认为，美国的独立战争正可以做当时中国的借鉴。尤其是书中第五章Valley Forge，“写革命军之种种困难与困苦”，正和当时中国的处境相同，使胡适“心宽一点”。胡适并认为，美国的独立战争，之所以能转败为胜，也有国际形势的影响：英国当时是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北美战起，法国和西班牙都乘机而动，法国更是明确帮助北美，最终促成了北美的独立。

　　阅读富兰克林传记和美国革命史的经历进一步强化了胡适“苦撑待变”的想法。和美国独立战争时一样，当时中国的处境极为困难，所以自己首先要“苦撑”;另外，国际形势的变化、友好国家的支援帮助也很重要。当然，“苦撑”是最重要的，首先自己要撑得住，才能等到国际形势的变化。胡适的阅读经历无疑增强了他对自己“苦撑待变”想法的信心。而且，John Fiske的著作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1938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的Harmonie Club演讲Japan’s war in China，首次引用了John Fiske书中Valley Forge的战例。胡适把中国当时的情况比作美国独立战争时美国军队在Valley Forge的处境，认为中国的胜利也取决于两个因素：中国必须继续战斗下去;国际形势转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胡适的结论是：美国必将参战;中国必将胜利。胡适这种类比显然很有效，很容易获得美国人的理解和同情。第二天，胡适到Lawyer’s Club赴李国钦的午餐。因为身体不适(当时胡适有心脏病发作的征兆，但胡适还以为是“不消化”)，胡适放弃了另作演讲的打算，仍然用昨夜的演讲大意。(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校订版)中，用的是“Japan’s war in China”的中译名《北美独立与中国战争》。)这次演讲引出了一段美好的故事。胡适在演讲中特别提及1777年12月17日那一天，退到Valley Forge的华盛顿的军队的窘困情况：士兵衣履不整，很多人赤脚走雪地，血迹印在雪地上(胡适之所以能够记得这么清楚，一方面是因为12月17日是他的生日，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因为John Fiske的著作他刚刚读过)。午餐的席上有一位Henry S. Glazier先生，恰恰也是该天生日。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胡适生病住院期间，这位Glazier先生寄来100元钱，要胡适捐给中国战时救济，作为他们共同生日的纪念。胡适很感动，也捐了100元钱，一并交给了“美国医药助华会”(ABMAC)。Glazier先生去世后，其夫人继续每年捐出100元。为了陪衬这对美国夫妇的义举，胡适和李国钦也每年捐出100元。四年中，“美国医药助华会”共收到Glazier夫妇、胡适、李国钦四人1200元的捐款。后来，胡适在演讲中多次提到Valley Forge的战例，Valley Forge也成为胡适驻美大使期间演讲的八个关键词之一。

　　二、浮出水面的自由主义

　　胡适被认为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胡适虽然谈过“易卜生主义”、人权与法治，却并没有明确提倡自由主义。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胡适才公开密集地主张自由主义。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受现实环境的刺激，另一方面，恐怕也和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的阅读经历有关。

　　1939年10月，胡适连日阅读杜威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胡适认为，杜威此书是一部最好的政治思想书，该书第一章关于自由主义历史的叙述尤为精彩。不过，对于杜威另一个学生悉尼•胡克的溢美之词(胡克认为，杜威此书对于20世纪的意义可以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对于19世纪的意义相提并论)，胡适很不以为然，认为胡克根本就是“瞎说”。

　　胡适这本藏书现在还完好地保存着，使我们得以窥见胡适所留下来的划痕和批注。杜威此书只能算是一本小册子，只有93页，分为三章：第一章略述自由主义的历史;第二章讲自由主义存在的危机;第三章是杜威关于复兴自由主义的一些想法。显然，胡适对第一章的评价最高，也最为关注。

　　杜威此书篇幅虽小，容量却很大。

　　首先，杜威概括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杜威认为，虽然自由主义具有多义性和变动性，但是也有其永恒的价值追求，那就是：自由、个性和智慧。

　　其次，杜威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提出了批评。在杜威看来，古典自由主义对于政府职能的观点过于消极，限制了政府作用的发挥。随着社会的成熟，政府应当更加积极有为，为个人发挥自己的潜能和运用自己的智力提供更好的环境。杜威还批评古典自由主义者缺乏历史感和对历史的兴趣，对历史缺乏一种相对主义的理解，没有注意到自由、个性、智力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没有认识到他们表述的自由只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观念，却把他们的信条视作置之万世和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杜威还指出，19世纪以后，自由主义者成了既得利益者，成为现状的维护者和辩护者，转而反对社会变革。此外，在杜威看来，古典自由主义者过于强调个人和社会的对立了。

　　第三，杜威分析了自由主义面临的危机。在杜威看来，自由主义把人们从旧的传统、制度、思维方式等压制性因素中解脱出来，释放出人们巨大的力量，但没有为这些力量提供方向，没有对它们进行重新的组织。杜威认为，古典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人自由，无力解决社会聚合问题。对于当时急需面对的社会如何组织的问题，自由主义几乎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僵化为永久性教条，成了阻碍社会变化的阻力。

　　第四，杜威提出了关于复兴自由主义的一些构想。杜威认为，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当时有三个选项：维持现状、修修补补;借助革命;依靠社会化的、有组织的智力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杜威否弃前两个选项，主张激进的社会改革。杜威主张，应当以社会化的力量，对人类的智慧进行组织，重建社会新秩序，从而实现制度和观念的激进化改革，来为个人发挥潜能提供条件。杜威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小修小补是无济于事的;应该进行有统一社会目标的改革;自由主义必须是激进的，应该对社会制度进行彻底变革;自由主义者就应该成为激进主义者。(对于杜威的这种激进主义倾向，胡适是有疑问的。他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两个问号。)不过，杜威也花了大量篇幅特别撇清了一点：在当时的条件下，自由主义者虽然倾向激进主义，但坚决反对暴力，绝对不主张使用暴力。杜威的基本立场是，应该以智力代替暴力来解决社会问题;杜威认为，以合作的智慧取代残酷的冲突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杜威的自由主义观念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积极自由的倾向。杜威明显倾向于积极自由的观念。他指责早期自由主义者没有区分形式上的自由和实质上的自由(effective liberty)。杜威认为，实质的、有效的自由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因而，为了确保个人享有自由，政府应当提供条件，控制经济力量，改善社会环境。杜威指出，历史上自由的含义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当时的自由观念意味着，大众应当摆脱物质条件的限制，去享受大量的文化成果。在杜威看来，自由意味着充分实现自己的潜能，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能力。他甚至认为，个人的能力不仅要摆脱外在物质生活的限制，而且，这种能力还要被社会供养、维护和指导。

　　其二，建构理性主义的倾向。杜威认为，当时多数人物质上的不安全感(即物质匮乏)不再是出于自然原因，而是产生于人类制度(institutions and arrangements)，而制度是人们可以有意识地加以控制的。他主张，应该通过有意识的社会计划，以社会化的力量来控制经济生活，实现经济平等，为个人自由提供条件。杜威倾心的，是集体行动和有组织的社会计划。杜威强调科学方法，认为科学和自由散漫(go-as-you-please)是对立的。杜威经常把自然科学和社会政策相提并论，试图把自然科学的成就和方法引进社会领域，试图把科学方法运用于社会计划，明显体现了对科学功能的乐观主义态度。杜威这种思路，和从人们不可避免的无知的角度论证自由的必要的进路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古典自由主义者早就指出，社会福利是逐渐积累的，是无数人的努力汇流成社会财富，但这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计划好的;社会上人们的行为是孤立的、无计划的、没有统一目标的、随机耦合的。不过，杜威对此并不以为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反，对于边沁这样明显具有建构理性主义倾向的学者，杜威颇为关注，花了大量篇幅(将近十页)来讨论。边沁把自己制造出新的法律制度和物理学家、化学家制造出新器具、新工序相提并论。而杜威则认为，边沁在法律制度方面的创造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在杜威看来，边沁意味着自由主义也会带来激进的社会改革。杜威甚至为美国没有出现边沁这样的人物感到遗憾。

　　从甚多的圈划和批注情况来看，胡适认真阅读过杜威这本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不过，胡适关注的重点，似乎是杜威有关自由主义的历史叙述。正是根据杜威的介绍，胡适形成了对自由主义的简明扼要的认识。至于杜威本人倾向性的观点，胡适似乎没有过多关注。这大概是因为，杜威所言，是英美发达国家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势，和中国当时的情况存在很大距离;也可能是因为，胡适对杜威的基本观点已经很熟悉，但持有相当程度的保留;更有可能是因为，胡适当时关注的问题，是杜威所谓“工具主义的政治观念”，对于杜威的自由观并不是特别重视，还没有认识到杜威自由观存在的问题。把杜威此书和胡适20世纪40年代关于自由主义的论述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胡适对于杜威的观点有所取舍，既有借鉴，也有疏离。

　　首先，对于自由主义的内涵，胡适在《自由主义》一文中总结为四个方面：自由;民主;容忍;和平渐进的改革。这和前述杜威的概括就有很大的不同。比较而言，杜威更为强调个性和智慧，更加注重人的精神创造力问题。胡适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提倡过个性主义，不过，到了40年代，更为重视民主制度的建设，尤其是代议制、成文宪法、无记名投票等英语国家的制度发明。而且，针对中国的现实状况，胡适也更为突出容忍的重要。而杜威并没有特别提及容忍问题。当然，强调自由、反对暴力，主张通过和平渐进的社会立法解决社会矛盾是胡适和杜威的共同之处，也可以说是杜威对胡适的一个显著影响。

　　其次，和杜威积极自由的观念不同，胡适大体倾向于消极自由的观念。胡适明确地说，所谓自由，是指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人们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胡适这种自由观和杜威视自由为个人发展自己能力的观念有很大的不同。

　　最后，胡适虽然极为强调自然科学和科学方法的重要，不过他似乎还没有发展到杜威建构理性主义那种程度，也就没有明确主张把科学方法引入社会领域试图对社会进行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的改造。相反，20世纪30年代以后，胡适主张无为主义，对政府的积极作为持警惕的态度。有论者认为，胡适的自由主义以附属于《天演论》中的社会有机体论为信念起点，用实验主义哲学论证社会进化的渐进性，并以和平主义为理念依据去要求非暴力的社会改造。这种理路相对于当时各种激进的社会革命理论，是一种明显的低调;不过，较之于进化论自由主义，显然又是高调的、乐观主义的，甚至具有准唯理主义式的色彩。因而，胡适的自由主义哲学可以被称为有限乐观主义。该论大体持平公允。

　　由此可见，在自由观念上，胡适和杜威之间存在相当程度上的疏离。对于自由主义，胡适在留学美国期间，就曾经广泛阅读过洛克、伯克、休谟、亚当•斯密、密尔等人的著作。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关于自由和自由主义，胡适的阅读范围也极为广泛，不限于杜威一家之言。

　　首先，胡适阅读(包括重读)了一些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传记。留学美国期间，胡适就曾经读过密尔的自传和密尔的其他著作。1940年，胡适用1879年Henry Holt and Co.版的密尔自传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部1924年出版的版本进行互校，并且写有校后附记，其中说：“……记出两本的异同，作为Dr. John Jacob Coss的纪念。Dr. Coss原序太简短;在他死后，我才见此本(指1924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部的版本——引者注)，故试作对校，使人知此本的好处”。胡适这两本密尔自传，1924年版的那本已经不存。1879年版书名页前页有胡适的题记：“Hu Shih. This 1879 Edition was probably the first American Edition of the 1873 English Edition. May，1940.”题记上的这个时间，可能正是胡适用两个版本进行对校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大概在同一时期，胡适还阅读了托克维尔的传记。(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胡适藏书中有此书，书上有胡适的圈划和批注，但这些批注只是注出传主活动的年代，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而在当时的西方社会，托克维尔还很少被人关注。不论是密尔，还是托克维尔，他们关于自由主义的认识和杜威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此外，胡适还广泛搜求和阅读关于自由、自由主义的著作，比如Edouard Herriot所著The Wellsprings of Liberty，Irwin Edman所著Fountainheads of Freedom。这里来看一个例子：John W. Burgees的The Reconciliation of Government with Liberty。John W. Burgees是政治科学的先驱，早年在德国学习，后来加入哥伦比亚大学。他试图使用“德国手段通达美国目标”(German Means to American Ends)，是一个保守的自由派。The Reconciliation of Government with Liberty是Burgees 的重要著作，1915年由纽约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社出版。他这本著作的短短序言使人想起了休谟的箴言：“在所有政府内部，始终存在着权威与自由之间的斗争，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隐蔽的。两者之中，从无一方能在争斗中占据绝对上风。在每个政府中，自由都必须作出重大牺牲，然而那限制自由的权威决不能，而且也许也不应在任何政制中成为全面专制，不受控制……必须承认自由乃文明社会之尽善化，但仍必须承认权威乃其生存之必需”。胡适曾经四处访求Burgees此书，比如，他曾经委托曾炳钧寻找这本书。1939年10月26日，胡适专门借了Burgees的这本著作。他在日记中说，自己二十多年前就读过这本书，后来经常对人说，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必定是受此书的影响。当日重读此书，确信此书的确是孙中山监察权的来源。1939年11月4日，胡适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一本The Reconciliation of Government with Liberty。他在书的扉页上写道：“我访求此书，今年才得着这一册，价美金五元。胡适。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必曾受此书(页2-8)的影响，故我要寻得一册，将来带回国去送给国内的图书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胡适在任驻美大使期间之所以忙于阅读关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著作，其直接动因是写两篇政治哲学论文的需要。

　　按照胡适自己的说法，工具主义的政治观(Instrumentalism as a Political Concept)是他20世纪20年代以后常在心头的题目。1939年杜威八十寿辰时，胡适写成短文Instrumentalism as a Political Concept给杜威贺寿。后来将此短文改成长文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nstrumentalism，试图把杜威工具主义的逻辑理论引入政治哲学的领域，阐释杜威工具主义的政治观：把强力、法律、政府和国家视作一种达到确定目标的工具。此文并且引用了杜威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一书中关于“自由主义必须是激进的”的说法。胡适此文收入杜威贺寿文集The Philosopher of the Common Man中。此后胡适又进行了重写。重写后的文章Instrumentalism as a Political Concept作为第一篇收入194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为庆祝建校200周年出版的《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一书中，文中删去了杜威关于“自由主义必须是激进的”的说法。为了写作杜威祝寿论文，胡适还阅读和参考了杜威的其他著作，比如Chapters and Events，以及《公众及其问题》等。

　　另外，美国学者Ruth Nanda Anshen想要策划编辑一本阐释自由含义的文集，她也邀请胡适撰稿。胡适原拟的题目有两个，一个是：The Desiderata of Freedom in the Life of Nations;另一个是：The Instrumentality of Government in the Achievement of Individual Liberty。后来确定的题目是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A Comparative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 and a Consideration of Freedom。胡适此文认为，日本的现代化是由强有力的统治阶级推行的，虽然迅速，但有利于统治者的旧习惯旧传统保留了下来;中国的现代化缺乏有力的统治者来推动，虽然比较缓慢，却是自发自愿的、比较全面的和基础性的。胡适并指出，帝制威信扫地后，尤其是帝制倒台后，中国进入自由时期。这种自由的空气非常有利于文化交流，有利于人们自由接触和自由选择现代文化。而这是日本所缺乏的。胡适该文收入Freedom，Its Meaning一书中。此书1940年由纽约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出版社出版。不过，1942年此书由George Allen and Unwin出版社再版时，胡适的文章被删去了。

　　三、“民主与极权的冲突”

　　作为20世纪的新生事物，极权主义在多国出现，并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苏俄的斯大林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它们在具体主张上有所不同，但都猛烈攻击近几百年来形成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理念，认为自由和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专属品，已经过时。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呈现出特殊复杂的局面：斯大林主义的苏俄和自由主义的英美站在同一阵营，同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纳粹主义的德国以及军国主义的日本展开厮杀。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以及民主和极权在观念上的严重对立，胡适不仅要思考自由主义的问题，也无法回避极权主义的问题。

　　因为现实国际政治形势的刺激，胡适搜求和阅读了许多关于苏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思潮的书籍。在胡适藏书中，出版于1939年前后关于苏俄的书籍为数不少。另外，在胡适藏书中，还有1940年美国出版的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的英文全译本。另据胡适1939年8月14日日记的记载，胡适还购买了帕累托四大册的The Mind and Society。一般认为，帕累托的理论影响了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发展。

　　胡适对极权主义的了解和反思离不开一本政治思想史读物，那就是George Catlin勋爵的The Stor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ers一书。

　　Catlin是政治学者，同时还是政治活动家。他著作等身，在从事专门性学术研究之余，还写了很多通俗读物，比如Anglo-Saxony and Its Tradition。萧公权在康奈尔大学时期曾经得到Catlin的鼓励和帮助。(Catlin在The Stor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ers一书第658页提到了萧公权的博士学位论文《政治多元主义》。)Catlin曾经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和任教多年，因此和胡适相识，二人有直接交往。1939年，Catlin出版Anglo-Saxony and Its Tradition一书，首页的献词就是献给胡适的：

　　To Hu Shih

　　Who perhaps alone among my friends can read this book with detachment.

　　Catlin并且赠给胡适一本该书，题赠是：“and personally presented to the most honored of his friends，by Geg. C.，3. Ⅻ，39.”

　　The Stor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ers同样出版于1939年。该书叙述从希腊罗马时期到20世纪重要政治哲学人物的政治思想观念。从阅读记录来看，胡适关注的是近世以后尤其是当时的政治观念。其中第十八章“马克思及其先驱”、第十九章“考茨基、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第二十一章“国际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划痕特别多，可见，胡适认真仔细地阅读过这三章。对于胡适的批注和圈划，显然无法一一列举，只能来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书中有这样一段话：“After the classless society is reached， what happens to the ‘inevitable dialectic’ or dynamism of history?”胡适用红笔在这段话下面和旁边划了横线和竖线，并且用铅笔写下批注：“我也曾如此说。”

　　第二个例子。“Essentially he(Marx) is great as a prophet founding a new religion，like Christianity，of the oppressed。He is a great religious leader，like Swedenborg， or a great propagandist。”胡适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线。(这段话中的Swedenborg出生于1688年，于1772年去世，是瑞典科学家、神秘主义者和宗教哲学家。)

　　上述的阅读经历无疑促使胡适思考新起的政治思潮对民主自由的批评，民主和极权两种不同观念之间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背后的哲学基础。胡适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一次演讲中。

　　1941年7月8日，胡适在密歇根大学做了题为“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的演讲。胡适认为，民主和极权的冲突，是自由与奴役的冲突，是由宪法组成的政府与专制独裁淫威的冲突，是人民自由开明意志的表达与对政党及领袖无条件盲目服从的冲突。胡适指出，民主和极权的冲突有其深刻的、基本的哲学观念上的冲突，那就是：急进、过激的革命方式与进步、逐渐改革的方式的冲突;控制划一的原则与互异的个人自由发展原则之间的冲突。胡适认为，以革命的、过激的手段来改造社会，并且追求整齐划一，很容易导向专制和极权。胡适特别强调，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的、一步一步的，民主主义的改革是渐进的、缓慢的，甚至是不得体、不适当的，以至于没有耐心的人自然会受到所谓革命制度的吸引，因为在革命制度下，独裁的力量似乎能够使他们理想主义的迷梦得到更彻底、更迅速的实现。但事实往往证明，欲速则不达。这是因为，人类的进步并无捷径。胡适还指出，极权主义根本不容许差异的存在和个人的自由发展，必然妨碍个人人格的发展和个人创造力的发挥。而民主主义的生活方式，则根本上是个人主义的。显然，胡适是站在自由民主一边的，他并不认为自由和民主已经过时。相反，他认为革命和极权存在的问题更大、更危险。此次演讲大体反映了胡适关于民主和极权的看法。

　　这次演讲后没有多久，胡适读到了一本小说：Arthur Koestler的Darkness at Noon。

　　根据胡适日记的记载，1941年8月1日，胡适读完Darkness at Noon。他在日记中概述了该书的主要内容：这部小说写一个苏俄革命老同志，被“刷新”(“清洗”?)而关在监里，受种种拷问，终于自承种种罪名，并在公庭上宣布自己的罪状。结果还是被枪毙了。胡适认为作者很能体会革命党人的心理，描写也很有力量。他并劝时在美国的周鲠生也读读此书。

　　Darkness at Noon不仅暴露了共产国际和苏俄内部斗争的残酷，更为重要的是，它揭示了苏俄体制运行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则：为了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有力的心理描写、极有思辨性的语言，以及很有悬念的故事情节，对于胡适应当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和触动，使他对苏俄极权体制有了非常形象、直观的认识。书中有胡适不少的圈划。书末，胡适并且专门写上了阅读的日期：“August 1,1941”。

　　这里来看胡适圈划的两个例子。英文译本第99页中，有两段话胡适都划了横线，并且在旁边划了竖线和打了感叹号。第一段是：“我们遵循的每一错误思想都是对后代的犯罪。因此，我们必须惩罚错误的思想，就像别人惩罚罪行一样：用死亡。我们被视为疯子，因为我们把什么思想都推演到最后结果，据此行动。”第二段是：“我们不允许有隐私，甚至一个人的脑袋里也不允许有。我们生活在要把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后结果这种强制力之下。”这两段话是主人公在日记中反思革命逻辑时的说法，对胡适是一个不小的震撼。

　　遗憾的是，此书中只有胡适的圈划，而没有批注。我们无法明确知道，胡适读过此书后有些什么具体想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部小说更加强化了胡适观念中对革命和暴力的否定，对极权体制的否定。

　　20世纪20年代，胡适对于作为新的政治试验的苏俄体制颇为关注，并且颇有赞词。他从实验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苏俄有权利进行这场空前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20世纪30年代以后，胡适的观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转而反思这种20世纪新生事物在逻辑上和实践上存在的问题。Darkness at Noon无疑为胡适提供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证。

　　四、雅人深致

　　事实上，胡适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限于上述国际关系、政治历史类的著作，其阅读兴趣并不受实用目的的限制。

　　胡适偏好阅读人物传记。除了上述政治人物、思想家的传记外，他还阅读了很多人物传记。比如，1939年3月25日，胡适阅读了美国著名律师Clarence Darrow的自传The Story of My Life，对于其中叙述作者无神论的部分极为注意。

　　朋友们也知道胡适的这个偏好，经常以人物传记赠给胡适。比如，1939年12月17日，钱端升就将四卷本的《林肯传》作为生日礼物赠给胡适。1941年12月17日，孟治将欧文•斯通所著Clarence Darrow传记送给胡适。

　　文学作品也是胡适经常阅读的读物。

　　1939年7月3日、4日，胡适阅读英国小说家毛姆选编的《短篇小说百年集》(Tellers of Tales)。1939年11月2日，胡适得到一本薄伽丘《十日谈》的英文全译本，并在扉页写了题记。1940年3月10日，读完匈牙利作家Zsolt de Harsanyi描写伽利略的小说The Star-Gazer后，胡适说：“我在百忙中看完此书，很感觉愉快。”1941年8月25日，胡适读完侦探小说The Good Neighbor Murder后，在书末写了一个题记：“August 25,1941，read at one Stretch. H.S.”胡适还阅读了斯坦贝克、海明威等人的小说。

　　1942年6月27日，胡适睡前读Great Short Stories of The World，其中收有Mamontel的一篇小说，胡适怀疑此人和密尔自传中提到的法国作家Mamontel是同一人，急忙起来查资料，最终证实了自己的怀疑，并于次日写下一则读书札记“Mamontel”。

　　小说之外，诗歌也是胡适的挚爱。

　　1940年10月7日，美国友人Paul Southworth Bliss将自己的诗集The Rye Is the Sea赠给胡适。

　　1941年7月14日，胡适在旧书店买了一本日本古诗歌《万叶集》的英译本。

　　1942年2月9日晚上，胡适在床上改译《鲁拜集》中的第99首，并且开灯写下：“要是咱们俩能和老天爷打成了一气，好教咱抓住了整个儿天和地，——可不要先摔碎了这不成样的东西，再从头改造翻新，好教他真个称心如意!”胡适偏爱Omar Khayyam此诗，曾多次将该诗翻译成中文。

　　1942年3月4日，胡适在纽约逛旧书店，买了一本美国诗人Sara Teasdale的诗集软皮精装本。胡适对Sara Teasdale极为偏爱，曾经翻译其《关不住了》一诗。

　　尤其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此段时间内胡适还阅读中国史书。1942年2月2日，胡适竟然读《南史》本纪五卷，并且关注其中的禅让文字，在日记中分析禅让制度的优劣。

　　对于胡适，当时也在美国的陈光甫有这样一个评价：“适之真雅士，犹作闲暇想，余恐无此修养工夫。”在极为危急和忙乱的情况下，还有闲情逸致做些研究，读读小说、诗词歌赋等无用的闲书，这的确是一种天赋，是一种很高的修养。这需要非常纯洁平静的心灵，需要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既关注于公共事务、为国家民族服务，又能享受属于自己的私人幸福，公私兼顾、公不忘私，胡适这两方面是结合得比较好的。胡适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大概和他的人生态度有关。胡适晚年，在日记中摘录了美国艺术史专家、意大利艺术的研究权威Bernard Berenson的一段话。Berenson说：自己一生的成果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游手好闲(loafing)——心不在焉、胡思乱想、沉溺于各种各样无用的好奇心之中，贪婪地追索无用之物，比如，贪婪地阅读希腊诗人和普罗旺斯诗人的诗集;从来不害怕浪费时间。笔者想，这也正是胡适内心深处最为向往和欣赏的人生态度。

　　五、结论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本国利益和国际形势。作为驻美大使的胡适对于这一点当然很清楚。他并不妄想自己能够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更不妄想立竿见影、建立奇功。对于外交事务，他采取的政策近似“无为”。他认为自己能够做的，无非是促进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和同情，减少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误解和恶感。因此，他的外交活动的定位，主要还是在文化交流方面。理解了胡适对自己的定位，也就不难理解胡适在出任大使期间为何勤于阅读、疲于演讲了。唐德刚先生批评他“捞鱼摸虾，耽误庄稼”，应该撤职才对，显然是出于急功近利的、事务性的外交工作定位，和胡适的想法有很大不同。

　　理解了胡适的上述定位，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大使任上的胡适为什么会有闲情逸致去阅读那么多不同类型的书籍：国际政治、外交关系、各国历史、政治哲学、人物传记、小说诗歌。首先，这些阅读对于胡适的外交活动和演讲活动是有助益的。其次，我们也要注意到，驻美大使时期也是胡适比较集中阅读政治类著作的时期，这些阅读活动无疑强化了胡适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对胡适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有重要的影响。最后，这些阅读经历颇能显示胡适的性格、兴趣和人生态度。研究驻美大使时期胡适的阅读生活，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更加立体、更加细腻地去理解胡适这个人物。

　　(相关简介：张书克，历史研究者。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