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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有罪:我的父亲是纳粹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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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有罪:我的父亲是纳粹杀人犯

生而有罪:我的父亲是纳粹杀人犯
2017-05-14 11:10:22
来源:《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 作者: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
关键词:世界历史 点击: 我要评论
面对父母对战争的沉默甚至怀念,纳粹子女的自我认同和道德重塑困难重重。尘封的只有历史,结束的只是战争。

“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那一代人得到了拯救或解放。”实际上,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后代,甚至是后代的后代,都无人能够真正获得救赎。尘封的只有历史,结束的只是战争。

 

如果你出生于一个纳粹家庭,始终以为自己的父亲是一位光荣的德国军人,直到某一天得知他曾手刃犹太人或按下集中营毒气室的按钮,你将如何与自己的出身和血亲共处?是选择忽视、遗忘、憎恨还是原谅?你将如何与自己的后辈解释家族史上无法抹去的血污,告诉他们生来已是戴罪之人?

“第三帝国的岁月距我们越来越远。第三代人即将进入成年,现在的一些儿童已是纳粹凶犯的曾子孙。那个时代遗留的活跃分子至少已在六十五岁以上,罪大恶极者极少还活在世上。纳粹的恐怖,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逐渐成为历史,纳粹凶犯及其仆从的经验和个人历史也越来越不可能在家族内传承。”

时光流逝,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兴趣永远不会消退。“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些事?”纳粹分子的后人们正在不断提出这个问题。而其他人也在发问:所谓德国新人——纳粹的子女——他们是否与自己的父辈或祖辈确实截然不同?他们在心理上是否仍然与纳粹凶犯藕断丝连?我们是否可以轻下断言:战争已经结束,历史不会重演?

纳粹的过往是全人类的黑暗历史,对纳粹的子辈与孙辈来说,大历史与家族史伴生混杂,那特殊年代于是显得更加黑暗。

奥地利著名记者、作家彼得·西施罗夫斯基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维也纳,是纳粹集中营犹太人受害者的后裔。他通过对多名纳粹子女的深度访谈,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向读者展现,战后纳粹家庭的真实状况以及纳粹子女的内心世界。这些访谈集结成为《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一书,以纳粹子女自己的语言,深入探讨了带着“原罪”出生的他们,如何面对沉默的父母,如何接受知道真相的自己,如何看待上一代的罪恶,以及如何在与父母价值观相悖的现实世界中生存。面对父母对战争的沉默甚至怀念,纳粹子女的自我认同和道德重塑困难重重。

 

我在这里,坐在你面前。注意我的脸、我的眼睛、我的嘴和鼻子。我长的什么样?告诉我,你看出了什么?比如我们在超级市场的收款台前排队,碰巧遇上了,我转过身来,你看到了我。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对吗?现在,我们在这里,谈论我是不是杀人凶手的孩子——天晓得!你说实话,凶手的孩子长什么样?你脑子里有没有什么印象,或预先设定的概念,像我这样一类人,应当是怎样一副面孔?

我是在1944年被怀上的,也许就在那时,你的祖母死在一所集中营里。

……

1948年,父亲被判刑十年。两年后,1950 年,他获释了。他入狱时,我才三岁,对他的失踪根本没有感觉。他回来时,我五岁了。我记得那时的情景,就像是在今天。突然地,他又出现了。我们在家里,从没谈论过这一切。我父亲还活着,他将近九十岁了,高大、傲慢、白发苍苍。他的左手齐腕断掉,装了一只假手,带着黑手套。假手很不灵便,手指微屈。他的左臂常常略微前伸,好像要和谁握手。奇怪的是,我一想到他,眼前就出现了这只手。我不认为他是坏人。恰恰相反,他从来不打我,也不骂我。他很温和,体谅别人,也许过于温和了。

他经常对我说:“我会告诉你所有你想知道的事,你只管问我。”每次还不忘告诫我:“还要告诉你的孩子。这些再不应当发生了。”他让我来对未来负责,让我来保护孩子,不要重复他的错误。问题在于:什么错误?所有这些历史的启示,这些故事,永远是那样的扑朔迷离。

……

我十六岁时,他带我去奥斯维辛。他了解这所集中营,他曾在那里驻扎过。我们跟上了一个讲德语的旅游团。导游以前坐过德国人的监狱。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旅游团里有许多我这个年龄的青年人,我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是受害者的子女。父亲从始至终没说一句话。后来,在回家的汽车上,他开始告诉我,他认为导游在何处讲错了,导游的解释有哪些破绽。他讲了在犯人卸下来后的挑选,并说有60% ~ 70% 的犯人直接送往毒气室,其他人派去做工。而导游似乎说,除了少数几个人,其他人都立即处死了。父亲在讲述过程中,始终非常平静。最后他问道:“你能想象这有多糟糕吗?”

现在回想起来,可怕的倒是他那种客观态度,他的说法和描述,他对事件的认真概括。我从没见他掉过一滴眼泪,从未听他讲话时有过间断、停顿,以至再也说不下去。只有这些连篇絮语,好像是在照本宣科。

我是父亲带大的。我从来没见过母亲。我还是婴儿时,她死于一次空袭。后来,我们雇了一个女佣,照料我和做家务。父亲对她很好。前面我说过,他是个平静、和善的人。他相信事事有其道理,而且照着他自己的逻辑行事。人们一旦找到了事情的起因,一切误解和偏执都会消失。在我父亲看来,当时发生的一切,都有其因果关系。

他的父亲是一位军人,所以他也成了军人,他的父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所以他也成了纳粹分子。他的全家从一开始就卷了进去。我对他的父亲一无所知,他死于战争,他甚至认识希特勒。父亲告诉我。早年时,也就是1930年到1933年,他经常与希特勒本人见面。“人们无法抗拒他的个人魅力。”父亲常常这样说。

 

据他看来,战争年代展现的恐怖源于当时的种种条件和局势。然而,说实话,父亲从未掩饰任何事情。他使用“杀人犯”和“罪犯”一类字眼儿,他从不辩解,也从没说过我们从书报上读到的东西不真实,但就罪责而言,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一次也没提到过他犯了错误,或他是一场罪恶中的共犯。他不过是环境的牺牲品,而我呢,我始终相信他讲的每一件事。我相信他的种种断言,相信他说的过去的一切乃是一场灾难,从没有怀疑他可能也是罪人之一。但我的儿子摧毁了我的世界观。此后一切都改变了,而且还不止于此。

1962年,高中毕业后,我决定学习心理学,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改学教育。我丈夫和我是在大学里认识的。赫斯特,我的丈夫,讲授德语和历史。我们1965年结婚,1966年有了儿子迪特尔。

三四年前的一天,迪特尔回家来,告诉我们他参加了一个学习小组,探讨我们城市犹太人的历史和最终命运。我说,好极了,我为他感到骄傲。赫斯特也说,他将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例如建议、书,等等。赫斯特和我都想的很简单,而且真地感到自豪,因为儿子参与了如此重要的事情。

迪特尔和他的朋友定期轮流在他们各自父母家中包括我家聚会。他们查阅市政府的档案,写信给犹太人社团,努力寻找我们城市劫后幸存的老居民。

后来,几个星期之后吧,情况忽然起了变化。我开始感到不安。家里几乎再也看不见迪特尔的影子。一有空闲,他就同朋友泡在一起。我不禁觉得,他对他的项目越着迷,就与我们越疏远。他几乎从不和我们讨论他的事情。他不再信任我们,避讳越来越多。

一天吃晚饭时,赫斯特和我想法儿和他搭讪,问他们小组近来情况如何。他忽然抬起头来,盯着我,气势汹汹地问道:“你告诉我,外公在战争时期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心里想,我真高兴他表明了他的兴趣,他有权利知道外祖父那时的所作所为。他要我告诉他我知道的事情。当时,我父亲住在一家养老院里,距这里大约五十英里。我们每一两个月探视一次,通常不带迪特尔去。于是,我向迪特尔讲述了那个年月的事情,而我知道的过去,完全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我试图解释、描绘、转述、说明一个旧的世界,而我现在知道,它与现实完全无关。儿子埋头听我说了一会儿,突然,他跳起身来,扔掉了听我讲话时一直用来敲打桌面的刀叉,愤怒地望着我,喊道:“你撒谎,他是个杀人犯!你撒谎,你撒谎!外公是个杀人犯,他是个杀人犯!”他不住声地喊,直到赫斯特给了他一记耳光。这时,我开始冲他两人尖叫。太可怕了。迪特尔跑回他的房间,摔上门,再没露面。

这孩子心中有什么东西破灭了。我一次又一次,想同他谈谈,解释一下“那时”——该死的“那时”发生的事情,可每一次都白费力气。他坐在我对面,两眼望着我的膝盖,绞着双手,一声不吭。没有用,我和他父亲,谁说也不管用。

 

事情过后几星期,有一天他回家来,从书包里掏出一叠纸扔在桌上,看去像是一些旧文件。

“你知道一家叫科莱格的人吗?”他问道。“不知道,从没听说过。”我回答。他指着我面前的文件说:“瞧这儿,他们住过这房子。”“你是说,在咱们这房子里住过?”我问他,一边拿起其中一页文件读。他说:“对,就在这儿,我们现在住的这所房子。”我弄不清他要做什么,问他:“好吧,那你想告诉我什么?”“也没什么。”他回答我,然后非常平静地说下去:“1941年,科莱格一家被从这里带走,1944 年,他们死于奥斯维辛。他们被带走后的第二天,你亲爱的父亲就同你亲爱的母亲乔迁此处。”

他一把夺去我手中的文件,对我大喊:“还要我读一读文件吗?要不要?这里,听听这一段,‘此处曾居住有玛塔·科莱格,2 岁;安娜·科莱格,6岁;弗莱迪·科莱格,12岁;哈里·科莱格,42岁和苏珊娜·科莱格,38岁。1941年11月10日遭逮捕,1941年11月12日驱逐出境。孩子和母亲正式死亡时间,1944年1月14日。父亲被正式宣布失踪,死亡地点,奥斯维辛;死亡原因——’你还想听更多的细节吗?你还要告诉我,你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吗?而且你父亲从没向你讲过这些吗?”

我什么也没说。我心神恍惚,不知道该向他说些什么。父亲从没告诉我,我们住的房子是没收来的。我还以为它一直属于我家。见鬼,我对我儿子能怎么说呢?联合起来反对我的亲生父亲?

我向赫斯特说了此事,他答应同迪特尔谈谈,但于事无补。相反,儿子现在也开始反对他的父亲。赫斯特也没把事情处理好。他是个坚定的绿党,认为自己属于左翼。在他看来,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像生态问题、核能源问题,才是我们时代的大事。他试图以此来说服迪特尔。他坚称,德国青年今天的问题不是法西斯主义。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应当放在一边。批判法西斯主义是哲学家的事,与十几岁的青少年无关,今天的青年人应当示威反对核电站,反对环境污染,其他的一切都受社会条件制约,必须等待社会变革,那时法西斯主义自然就会销声匿迹,如此等等。一大堆理论,全是废话,迪特尔坐在那里,不住地摇头,想插句嘴,可赫斯特正说到兴头上,谁也没法打断他。

迪特尔终于放弃努力,可赫斯特还在天花乱坠地说个不停。我想从中缓和一下,问迪特尔现在对此有何感觉。儿子看看我,看看赫斯特,说了一句话:“说了半天,这一切跟我外祖父是个杀人犯有什么关系?”说着他站起身来,回房间去了。

随后几个星期一塌糊涂,除了争执、吵闹和眼泪之外,别无其他。迪特尔和我就像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人一样,势同水火。赫斯特躲在一边儿看电视,拒绝卷入,只是时不时地冒出几句废话,告诉我们消停下来,不要事事那么认真,但对我们无济于事。并且,恰恰相反,迪特尔事事都很认真。

我担心我可能要失去儿子。我没有与父亲决裂,尽管听了他讲的一切。但现在,我和儿子之间的裂痕,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我发现自己陷入了可怕的两难境地,我必须在儿子和父亲之间做出选择。

在被迫做出选择之前,我当然试图说服迪特尔。我们已经有大约两个星期没有讲话。接下来的一天晚上,我请他再听我说一次。我竭力想对他说清楚,父亲对他的工作都说过什么,我谈到了我们去奥斯维辛的那次旅行,还有我年轻时的其他事件。我想让他明白,关于父亲的过去和民族社会主义,人们是怎样告诉我的,我对这些叙说有何反应,它们是否或如何影响了我的生活。我还想对他说清楚我们两代人之间的差别。当我像他这个年龄时,从来没想到过参加学习小组,调查我们城市民族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与今天的青年人相比,我们那时很愚蠢、天真、沉闷;也或许,这个题目那时还过于敏感。

这次谈话非常重要。迪特尔不再那么怨愤,安静地听我说话,还问了许多问题。但我想,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告诉他,我不会不惜一切地为我的父亲辩护,他的外祖父决不应成为我们两人之间的障碍,而他也不应认为,我是一个执迷不悟的前纳粹分子。我还让他明白了,一个人如果没有目睹他的父亲伤害生命,或者如果父亲没有显露他的这一面,就很难决绝地将他说成是杀人犯。

当然,是的,我主要是请求儿子原谅,除此之外,还要体谅我的处境。我清楚表明了我对以往的否定,对父亲行为的批判。可能,这对我们的和解起了关键作用。

这次谈话后,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奇妙的事。我与儿子结成了反对我父亲的同盟。我越来越关心他们小组的工作,他给我看他和朋友们搜集和发掘的一切。他们学习小组频频在我家碰头,我会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听他们讨论。今天的青年人看待历史的方式让我着迷。这一代人完全不像我们那一代人那么扭捏、拘谨、胆怯。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没事了。我仍然每星期去探望父亲,每次去之前,我都准备同他谈谈,却一直没有开口。他走路不方便,听力衰退。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我通常推着轮椅陪他在养老院的花园里散心。我没有勇气问他究竟是在何种情况下,得到了我现在居住的这所房子。

我曾试图劝说迪特尔陪我一道去养老院探望,和他的外祖父聊一聊。他拒绝了。他说:“他是你父亲。”我也认为,他同外祖父的谈话不会很愉快。

但最终,迪特尔还是让步了。我父亲很高兴看到外孙,他有将近一年没见到他了。他问起他的学业,两人像老朋友一样谈话。我以为迪特尔放弃了最初的打算,但我错了。东拉西扯之后,迪特尔转入了正题。他向我父亲提出了曾问过我的同一个问题,即他是否认识科莱格一家,我父亲回答说不认识,他从没听说过他们。迪特尔很固执,问他如何得到我们那所房子,父亲告诉他是买下的。迪特尔又问从谁那里买下的,父亲回答说是一位房地产代理商。迪特尔问他知道以前谁在那里住吗,父亲回答说不知道。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对话,迪特尔实际上并没有非难我父亲。他问一些简单的问题,父亲以他惯常的直截了当的态度回答。我开始以为或许父亲真的不知道其中的内情。但迪特尔并不气馁,仍像检察官一样刨根问底。我父亲终于失去了耐心。他问迪特尔:“你到底想问出什么?”于是,迪特尔讲了他们的学习小组和他们发现的那些文件,讲了经证实曾在我们那所房子居住的科莱格一家人遭到了驱逐。

 

但父亲否认一切。他不知道这件事,他是按通常方式买下这所房子的,这是他第一次听说在他之前有犹太人在此居住。迪特尔不相信他的话,但隐忍着没有挑起争执。他悄悄对我说,和他谈这件事毫无意义。谈话于是就不了了之了。

就在那一天,对我来说,父亲死去了。我不再认识那个我继续去探望的人,他也不再让我感兴趣,我推着轮椅陪他散心时,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事情。那次探望之后,我们再不曾深谈过。我发现他是个撒谎者。我不想回忆我这一生中他对我说过的所有那些谎话。再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切无疑的。我被告知的一切,可能只是半真半假,也可能全属歪曲。

现在,我每月只去探望父亲一次。迪特尔再没有去过,我也从不要求他去。我现在站在了他这一边,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他没有受我父亲这一代人的影响,这很好。他在成长过程中,要比我更自由自在,对权威的畏惧更少。但讲到我儿子,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我和他与我父亲的疏离,这是由他导致的。生活在养老院中的那位老人于我已是全然的陌生者。现在,即使是另外一个人坐在轮椅中,我也可以推他绕着花园散步,我甚至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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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4 11:10:22
来源:《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 作者: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
面对父母对战争的沉默甚至怀念,纳粹子女的自我认同和道德重塑困难重重。尘封的只有历史,结束的只是战争。

“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那一代人得到了拯救或解放。”实际上,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后代,甚至是后代的后代,都无人能够真正获得救赎。尘封的只有历史,结束的只是战争。

 

如果你出生于一个纳粹家庭,始终以为自己的父亲是一位光荣的德国军人,直到某一天得知他曾手刃犹太人或按下集中营毒气室的按钮,你将如何与自己的出身和血亲共处?是选择忽视、遗忘、憎恨还是原谅?你将如何与自己的后辈解释家族史上无法抹去的血污,告诉他们生来已是戴罪之人?

“第三帝国的岁月距我们越来越远。第三代人即将进入成年,现在的一些儿童已是纳粹凶犯的曾子孙。那个时代遗留的活跃分子至少已在六十五岁以上,罪大恶极者极少还活在世上。纳粹的恐怖,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逐渐成为历史,纳粹凶犯及其仆从的经验和个人历史也越来越不可能在家族内传承。”

时光流逝,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兴趣永远不会消退。“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些事?”纳粹分子的后人们正在不断提出这个问题。而其他人也在发问:所谓德国新人——纳粹的子女——他们是否与自己的父辈或祖辈确实截然不同?他们在心理上是否仍然与纳粹凶犯藕断丝连?我们是否可以轻下断言:战争已经结束,历史不会重演?

纳粹的过往是全人类的黑暗历史,对纳粹的子辈与孙辈来说,大历史与家族史伴生混杂,那特殊年代于是显得更加黑暗。

奥地利著名记者、作家彼得·西施罗夫斯基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维也纳,是纳粹集中营犹太人受害者的后裔。他通过对多名纳粹子女的深度访谈,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向读者展现,战后纳粹家庭的真实状况以及纳粹子女的内心世界。这些访谈集结成为《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一书,以纳粹子女自己的语言,深入探讨了带着“原罪”出生的他们,如何面对沉默的父母,如何接受知道真相的自己,如何看待上一代的罪恶,以及如何在与父母价值观相悖的现实世界中生存。面对父母对战争的沉默甚至怀念,纳粹子女的自我认同和道德重塑困难重重。

 

我在这里,坐在你面前。注意我的脸、我的眼睛、我的嘴和鼻子。我长的什么样?告诉我,你看出了什么?比如我们在超级市场的收款台前排队,碰巧遇上了,我转过身来,你看到了我。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对吗?现在,我们在这里,谈论我是不是杀人凶手的孩子——天晓得!你说实话,凶手的孩子长什么样?你脑子里有没有什么印象,或预先设定的概念,像我这样一类人,应当是怎样一副面孔?

我是在1944年被怀上的,也许就在那时,你的祖母死在一所集中营里。

……

1948年,父亲被判刑十年。两年后,1950 年,他获释了。他入狱时,我才三岁,对他的失踪根本没有感觉。他回来时,我五岁了。我记得那时的情景,就像是在今天。突然地,他又出现了。我们在家里,从没谈论过这一切。我父亲还活着,他将近九十岁了,高大、傲慢、白发苍苍。他的左手齐腕断掉,装了一只假手,带着黑手套。假手很不灵便,手指微屈。他的左臂常常略微前伸,好像要和谁握手。奇怪的是,我一想到他,眼前就出现了这只手。我不认为他是坏人。恰恰相反,他从来不打我,也不骂我。他很温和,体谅别人,也许过于温和了。

他经常对我说:“我会告诉你所有你想知道的事,你只管问我。”每次还不忘告诫我:“还要告诉你的孩子。这些再不应当发生了。”他让我来对未来负责,让我来保护孩子,不要重复他的错误。问题在于:什么错误?所有这些历史的启示,这些故事,永远是那样的扑朔迷离。

……

我十六岁时,他带我去奥斯维辛。他了解这所集中营,他曾在那里驻扎过。我们跟上了一个讲德语的旅游团。导游以前坐过德国人的监狱。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旅游团里有许多我这个年龄的青年人,我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是受害者的子女。父亲从始至终没说一句话。后来,在回家的汽车上,他开始告诉我,他认为导游在何处讲错了,导游的解释有哪些破绽。他讲了在犯人卸下来后的挑选,并说有60% ~ 70% 的犯人直接送往毒气室,其他人派去做工。而导游似乎说,除了少数几个人,其他人都立即处死了。父亲在讲述过程中,始终非常平静。最后他问道:“你能想象这有多糟糕吗?”

现在回想起来,可怕的倒是他那种客观态度,他的说法和描述,他对事件的认真概括。我从没见他掉过一滴眼泪,从未听他讲话时有过间断、停顿,以至再也说不下去。只有这些连篇絮语,好像是在照本宣科。

我是父亲带大的。我从来没见过母亲。我还是婴儿时,她死于一次空袭。后来,我们雇了一个女佣,照料我和做家务。父亲对她很好。前面我说过,他是个平静、和善的人。他相信事事有其道理,而且照着他自己的逻辑行事。人们一旦找到了事情的起因,一切误解和偏执都会消失。在我父亲看来,当时发生的一切,都有其因果关系。

他的父亲是一位军人,所以他也成了军人,他的父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所以他也成了纳粹分子。他的全家从一开始就卷了进去。我对他的父亲一无所知,他死于战争,他甚至认识希特勒。父亲告诉我。早年时,也就是1930年到1933年,他经常与希特勒本人见面。“人们无法抗拒他的个人魅力。”父亲常常这样说。

 

据他看来,战争年代展现的恐怖源于当时的种种条件和局势。然而,说实话,父亲从未掩饰任何事情。他使用“杀人犯”和“罪犯”一类字眼儿,他从不辩解,也从没说过我们从书报上读到的东西不真实,但就罪责而言,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一次也没提到过他犯了错误,或他是一场罪恶中的共犯。他不过是环境的牺牲品,而我呢,我始终相信他讲的每一件事。我相信他的种种断言,相信他说的过去的一切乃是一场灾难,从没有怀疑他可能也是罪人之一。但我的儿子摧毁了我的世界观。此后一切都改变了,而且还不止于此。

1962年,高中毕业后,我决定学习心理学,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改学教育。我丈夫和我是在大学里认识的。赫斯特,我的丈夫,讲授德语和历史。我们1965年结婚,1966年有了儿子迪特尔。

三四年前的一天,迪特尔回家来,告诉我们他参加了一个学习小组,探讨我们城市犹太人的历史和最终命运。我说,好极了,我为他感到骄傲。赫斯特也说,他将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例如建议、书,等等。赫斯特和我都想的很简单,而且真地感到自豪,因为儿子参与了如此重要的事情。

迪特尔和他的朋友定期轮流在他们各自父母家中包括我家聚会。他们查阅市政府的档案,写信给犹太人社团,努力寻找我们城市劫后幸存的老居民。

后来,几个星期之后吧,情况忽然起了变化。我开始感到不安。家里几乎再也看不见迪特尔的影子。一有空闲,他就同朋友泡在一起。我不禁觉得,他对他的项目越着迷,就与我们越疏远。他几乎从不和我们讨论他的事情。他不再信任我们,避讳越来越多。

一天吃晚饭时,赫斯特和我想法儿和他搭讪,问他们小组近来情况如何。他忽然抬起头来,盯着我,气势汹汹地问道:“你告诉我,外公在战争时期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心里想,我真高兴他表明了他的兴趣,他有权利知道外祖父那时的所作所为。他要我告诉他我知道的事情。当时,我父亲住在一家养老院里,距这里大约五十英里。我们每一两个月探视一次,通常不带迪特尔去。于是,我向迪特尔讲述了那个年月的事情,而我知道的过去,完全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我试图解释、描绘、转述、说明一个旧的世界,而我现在知道,它与现实完全无关。儿子埋头听我说了一会儿,突然,他跳起身来,扔掉了听我讲话时一直用来敲打桌面的刀叉,愤怒地望着我,喊道:“你撒谎,他是个杀人犯!你撒谎,你撒谎!外公是个杀人犯,他是个杀人犯!”他不住声地喊,直到赫斯特给了他一记耳光。这时,我开始冲他两人尖叫。太可怕了。迪特尔跑回他的房间,摔上门,再没露面。

这孩子心中有什么东西破灭了。我一次又一次,想同他谈谈,解释一下“那时”——该死的“那时”发生的事情,可每一次都白费力气。他坐在我对面,两眼望着我的膝盖,绞着双手,一声不吭。没有用,我和他父亲,谁说也不管用。

 

事情过后几星期,有一天他回家来,从书包里掏出一叠纸扔在桌上,看去像是一些旧文件。

“你知道一家叫科莱格的人吗?”他问道。“不知道,从没听说过。”我回答。他指着我面前的文件说:“瞧这儿,他们住过这房子。”“你是说,在咱们这房子里住过?”我问他,一边拿起其中一页文件读。他说:“对,就在这儿,我们现在住的这所房子。”我弄不清他要做什么,问他:“好吧,那你想告诉我什么?”“也没什么。”他回答我,然后非常平静地说下去:“1941年,科莱格一家被从这里带走,1944 年,他们死于奥斯维辛。他们被带走后的第二天,你亲爱的父亲就同你亲爱的母亲乔迁此处。”

他一把夺去我手中的文件,对我大喊:“还要我读一读文件吗?要不要?这里,听听这一段,‘此处曾居住有玛塔·科莱格,2 岁;安娜·科莱格,6岁;弗莱迪·科莱格,12岁;哈里·科莱格,42岁和苏珊娜·科莱格,38岁。1941年11月10日遭逮捕,1941年11月12日驱逐出境。孩子和母亲正式死亡时间,1944年1月14日。父亲被正式宣布失踪,死亡地点,奥斯维辛;死亡原因——’你还想听更多的细节吗?你还要告诉我,你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吗?而且你父亲从没向你讲过这些吗?”

我什么也没说。我心神恍惚,不知道该向他说些什么。父亲从没告诉我,我们住的房子是没收来的。我还以为它一直属于我家。见鬼,我对我儿子能怎么说呢?联合起来反对我的亲生父亲?

我向赫斯特说了此事,他答应同迪特尔谈谈,但于事无补。相反,儿子现在也开始反对他的父亲。赫斯特也没把事情处理好。他是个坚定的绿党,认为自己属于左翼。在他看来,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像生态问题、核能源问题,才是我们时代的大事。他试图以此来说服迪特尔。他坚称,德国青年今天的问题不是法西斯主义。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应当放在一边。批判法西斯主义是哲学家的事,与十几岁的青少年无关,今天的青年人应当示威反对核电站,反对环境污染,其他的一切都受社会条件制约,必须等待社会变革,那时法西斯主义自然就会销声匿迹,如此等等。一大堆理论,全是废话,迪特尔坐在那里,不住地摇头,想插句嘴,可赫斯特正说到兴头上,谁也没法打断他。

迪特尔终于放弃努力,可赫斯特还在天花乱坠地说个不停。我想从中缓和一下,问迪特尔现在对此有何感觉。儿子看看我,看看赫斯特,说了一句话:“说了半天,这一切跟我外祖父是个杀人犯有什么关系?”说着他站起身来,回房间去了。

随后几个星期一塌糊涂,除了争执、吵闹和眼泪之外,别无其他。迪特尔和我就像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人一样,势同水火。赫斯特躲在一边儿看电视,拒绝卷入,只是时不时地冒出几句废话,告诉我们消停下来,不要事事那么认真,但对我们无济于事。并且,恰恰相反,迪特尔事事都很认真。

我担心我可能要失去儿子。我没有与父亲决裂,尽管听了他讲的一切。但现在,我和儿子之间的裂痕,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我发现自己陷入了可怕的两难境地,我必须在儿子和父亲之间做出选择。

在被迫做出选择之前,我当然试图说服迪特尔。我们已经有大约两个星期没有讲话。接下来的一天晚上,我请他再听我说一次。我竭力想对他说清楚,父亲对他的工作都说过什么,我谈到了我们去奥斯维辛的那次旅行,还有我年轻时的其他事件。我想让他明白,关于父亲的过去和民族社会主义,人们是怎样告诉我的,我对这些叙说有何反应,它们是否或如何影响了我的生活。我还想对他说清楚我们两代人之间的差别。当我像他这个年龄时,从来没想到过参加学习小组,调查我们城市民族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与今天的青年人相比,我们那时很愚蠢、天真、沉闷;也或许,这个题目那时还过于敏感。

这次谈话非常重要。迪特尔不再那么怨愤,安静地听我说话,还问了许多问题。但我想,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告诉他,我不会不惜一切地为我的父亲辩护,他的外祖父决不应成为我们两人之间的障碍,而他也不应认为,我是一个执迷不悟的前纳粹分子。我还让他明白了,一个人如果没有目睹他的父亲伤害生命,或者如果父亲没有显露他的这一面,就很难决绝地将他说成是杀人犯。

当然,是的,我主要是请求儿子原谅,除此之外,还要体谅我的处境。我清楚表明了我对以往的否定,对父亲行为的批判。可能,这对我们的和解起了关键作用。

这次谈话后,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奇妙的事。我与儿子结成了反对我父亲的同盟。我越来越关心他们小组的工作,他给我看他和朋友们搜集和发掘的一切。他们学习小组频频在我家碰头,我会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听他们讨论。今天的青年人看待历史的方式让我着迷。这一代人完全不像我们那一代人那么扭捏、拘谨、胆怯。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没事了。我仍然每星期去探望父亲,每次去之前,我都准备同他谈谈,却一直没有开口。他走路不方便,听力衰退。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我通常推着轮椅陪他在养老院的花园里散心。我没有勇气问他究竟是在何种情况下,得到了我现在居住的这所房子。

我曾试图劝说迪特尔陪我一道去养老院探望,和他的外祖父聊一聊。他拒绝了。他说:“他是你父亲。”我也认为,他同外祖父的谈话不会很愉快。

但最终,迪特尔还是让步了。我父亲很高兴看到外孙,他有将近一年没见到他了。他问起他的学业,两人像老朋友一样谈话。我以为迪特尔放弃了最初的打算,但我错了。东拉西扯之后,迪特尔转入了正题。他向我父亲提出了曾问过我的同一个问题,即他是否认识科莱格一家,我父亲回答说不认识,他从没听说过他们。迪特尔很固执,问他如何得到我们那所房子,父亲告诉他是买下的。迪特尔又问从谁那里买下的,父亲回答说是一位房地产代理商。迪特尔问他知道以前谁在那里住吗,父亲回答说不知道。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对话,迪特尔实际上并没有非难我父亲。他问一些简单的问题,父亲以他惯常的直截了当的态度回答。我开始以为或许父亲真的不知道其中的内情。但迪特尔并不气馁,仍像检察官一样刨根问底。我父亲终于失去了耐心。他问迪特尔:“你到底想问出什么?”于是,迪特尔讲了他们的学习小组和他们发现的那些文件,讲了经证实曾在我们那所房子居住的科莱格一家人遭到了驱逐。

 

但父亲否认一切。他不知道这件事,他是按通常方式买下这所房子的,这是他第一次听说在他之前有犹太人在此居住。迪特尔不相信他的话,但隐忍着没有挑起争执。他悄悄对我说,和他谈这件事毫无意义。谈话于是就不了了之了。

就在那一天,对我来说,父亲死去了。我不再认识那个我继续去探望的人,他也不再让我感兴趣,我推着轮椅陪他散心时,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事情。那次探望之后,我们再不曾深谈过。我发现他是个撒谎者。我不想回忆我这一生中他对我说过的所有那些谎话。再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切无疑的。我被告知的一切,可能只是半真半假,也可能全属歪曲。

现在,我每月只去探望父亲一次。迪特尔再没有去过,我也从不要求他去。我现在站在了他这一边,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他没有受我父亲这一代人的影响,这很好。他在成长过程中,要比我更自由自在,对权威的畏惧更少。但讲到我儿子,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我和他与我父亲的疏离,这是由他导致的。生活在养老院中的那位老人于我已是全然的陌生者。现在,即使是另外一个人坐在轮椅中,我也可以推他绕着花园散步,我甚至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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