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浪潮中——百年前杜威眼中的日本和中国

　　1919年4月30日杜威抵达上海的时候恰逢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将近一个月以后杜威到了北京，见证了学生们的努力，“数百学生在这里接受训练，然后走出去进行演讲”，“单单在北京这一个地方就有大约一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大学已经变为监狱，到处都是军营，在外面贴有一张告示，说这里就是那些以演讲扰乱和平学生的监狱”，“好几百女学生从美国教会学校中出来，求见大总统，要求他释放那些因为在街头演讲而被投入狱的男同学”，“你想不到，没有在《巴黎合约》上签字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是公众意见的胜利，一切都是由这些学校里年轻的男孩女孩们推动的”。杜威在信中写道，“我们正亲眼见证着一个国家的诞生，而诞生总是伴随着艰辛的。”

　　杜威的中国之行恰逢中国教育界积极探索救国之路的时代背景。此时，新文化运动还在进行。在他的学生的陪同下，杜威在中国多处高校和学术机构演讲，包括教育部礼堂、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地。杜威在北京及中国各地的讲演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社会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伦理学、现代教育趋势、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实验逻辑等。杜威在中国各地巡回讲学，系统地宣传了实用主义哲学，这在当时五四运动思想解放背景下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杜威的讲演词被编卷成册发行，使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广为传播。1921年7月，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写道：“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这本《杜威家书》在过去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大陆在1950年代开始了大规模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哲学上，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政治思想上，批判胡适“反共反人民”;历史观上，批判胡适企图否认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由于胡适的哲学思想基础就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同年，中国官方对杜威先生的批判也骤然升级。1954年12月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三点建议》中说，“杜威所说的‘有效即真理’，不外就是‘强权即公道’。因为对资产阶级统治者，对帝国主义好战分子，被认为最‘有效’的就是横行霸道。此所以实验主义是最反动的哲学思想，能够在美国吃香。此所以宣扬实验主义的胡适，不外是美帝国主义的文化走狗”。甚至杜威的学生，被誉为“中国幼教之父”的陈鹤琴也在此形势下批判自己的老师。1955年5月，陈鹤琴在江苏为高校教师做了演讲，题目名为《批判杜威反动教育的哲学基础——我向资产阶级大骗子杜威回击三枪》。陈说道，“陶行知先生和我自己，都曾经受了杜威的欺骗”，“这是一种否定了系统的科学知识的反动理论，和今天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课程，是完全相反的”。

杜威与胡适

　　中国大陆在1970年代末期才开始重新审视杜威的哲学，但是由于因为此书在体例上属于书信集，日后并未被收入学术性更强的英文版的《杜威全集》，自然也没有出现在2015年全部完成的中文版《杜威全集》中。

　　本书的译者刘幸在日本国立广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注意到不少日本学者都曾在论文中援引过杜威和妻子的这本书信集。他发现台湾曾经在1970年出版过一个名为《中国书简》的摘译本，但没有再版，读过的人寥寥无几，因此决定完整地翻译这本书。

　　刘幸说目前中国对杜威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一种“影响—接受”的叙事模式中，即杜威有一套成熟完备的思想体系，如同师长般单向地施与影响;中日两国教育界则如学生一般，单向地接受影响。但是，如果从杜威的这一侧来看，他本人在这次游历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所思所想，又是如何认识这两个对他而言原本颇为陌生的东方国家的，眼下还少有研究论及。

　　你走进寓所附近街角的一家普通的面店，尝试了三种面，汤里放了荞麦，配上炸虾。窗外，电灯照得路上很亮。你由衷地感叹，这里不过是很普通的一家店，却比任何一家最好的美国餐厅还要干净。这个国家干净到你觉得可以在任何一处的地板上吃东西。你发现在这个国家礼节是如此的普遍。在给远方孩子的书信中你写道，“等我们回国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礼貌得你都不认识我们了”。

　　而在不远的邻国，工厂早晨六点就开始工作，但依旧无法吸纳足够的工人。钢铁厂非常萧条，煤和石油工业也没有发展。这里的人们没法建设铁路，到处都在燃烧木头，整个乡村都在枯萎因为到处都被砍得光秃秃的。

　　这是1919年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与妻子爱丽丝(Alice C. Dewey)在他们的日本中国之行中中记录下来的情景。作为美国近代教育思想家，实用主义哲学家与心理学家，杜威当时已对美国以及世界教育思想与实践有着很大贡献，同时他也积极推荐社会改革，倡导民主政治理想。这些都对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有过重大影响。

　　杜威夫妇本来准备单纯去日本旅行，但是在他们离开旧金山之前，受到了来自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电报，邀请杜威到几个地方进行学术访问。而在得知杜威在日本访问的消息后，杜威的几个中国学生，包括胡适、蒋梦麟给他们在哥大的老师写了邀请信。杜威夫妇在结束不到三个月的日本访问之后又抵达了中国，然后他们改变了原有的1919年夏天返美的计划。杜威向哥伦比亚大学申请了一年的休假，在中国考察演讲，足迹踏遍当时的直隶、山西、山东、江浙、湖南、湖北、广东等地，还应聘在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杜威夫妇沿途写信给他们在美国的女儿，讲述这次东方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感。在1920年，这些信被整理成书发表，题目就叫做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从中国和日本来的书信)。在长久的一段时期，杜威和杜威的哲学思想在中国都是被官方批判的对象，再加上本身非学术性的题材，这本书信集一直没被重视，而直到今年才第一次被完整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行，中文版名为《杜威家书》。

　　首次对中日两国进行访问，杜威夫妇最初最直接的感受是两国发展的差距。自明治维新至1919年，日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杜威感叹“全日本都在谈论民主”，日本新晋百万富翁们在热衷创办学校以“满足人们职业方面的需求”，东京剧院里面的观众“几乎与巴黎的观众同等专业”。同时日本也保留了古老的传统，比如让杜威夫妇感到兴致盎然的木屐、瓷器、漆器、艺妓、女儿节等艺术和风俗;日本整个社会干净、礼貌、认真。杜威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下雨天商店给顾客准备了鞋套，糕点被做成粉红色的叶形用去年的樱树叶包裹着。而中国留给杜威夫妇的最初的印象无疑是暗淡、令人失望和愚昧落后的。在杭州，城墙以反满为借口拆掉了，贫穷的人们私自拆下墙砖来贩卖，或运到家里备用;儿童严重缺乏教育，在杭州这个当时人口30万的城市，给孩子开设的学校却不足一百所;童工使用泛滥，有的甚至没有工资。中国人的普遍状态是浑噩和麻木的。杜威说，中国人的座右铭包括“谁知道呢”、“就这样吧”，还有“糟糕透了”。“他们不会去解决问题，只是很自然地把弱点和糟糕的地方都暴露出来，然后及其平静而又客观地说，‘糟透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毫无疑问，中国人的自豪感消失了，”杜威写道。

北京欢迎杜威的人群拉着横幅

　　但是杜威夫妇越是到了这此访问的后期，对当时两国的社会运动、时局动荡有着愈加深刻的洞察和阐述，杜威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对中国社会了解的深入，杜威夫妇感受到在表面的浑噩后面，中国当时的社会并非一潭死水，而是暗流涌动的，各种力量和思想在角逐，整个社会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而反观日本，这个东亚岛国也并非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平稳进步，军国主义在日本国内盛行，人们以“爱国”的名义实施暴力。而杜威也预见到，在日本侵占下的中国，相似的势力也将在暗中崛起。

　　1919年4月30日杜威抵达上海的时候恰逢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将近一个月以后杜威到了北京，见证了学生们的努力，“数百学生在这里接受训练，然后走出去进行演讲”，“单单在北京这一个地方就有大约一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大学已经变为监狱，到处都是军营，在外面贴有一张告示，说这里就是那些以演讲扰乱和平学生的监狱”，“好几百女学生从美国教会学校中出来，求见大总统，要求他释放那些因为在街头演讲而被投入狱的男同学”，“你想不到，没有在《巴黎合约》上签字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是公众意见的胜利，一切都是由这些学校里年轻的男孩女孩们推动的”。杜威在信中写道，“我们正亲眼见证着一个国家的诞生，而诞生总是伴随着艰辛的。”

　　杜威的中国之行恰逢中国教育界积极探索救国之路的时代背景。此时，新文化运动还在进行。在他的学生的陪同下，杜威在中国多处高校和学术机构演讲，包括教育部礼堂、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地。杜威在北京及中国各地的讲演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社会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伦理学、现代教育趋势、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实验逻辑等。杜威在中国各地巡回讲学，系统地宣传了实用主义哲学，这在当时五四运动思想解放背景下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杜威的讲演词被编卷成册发行，使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广为传播。1921年7月，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写道：“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这本《杜威家书》在过去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大陆在1950年代开始了大规模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哲学上，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政治思想上，批判胡适“反共反人民”;历史观上，批判胡适企图否认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由于胡适的哲学思想基础就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同年，中国官方对杜威先生的批判也骤然升级。1954年12月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三点建议》中说，“杜威所说的‘有效即真理’，不外就是‘强权即公道’。因为对资产阶级统治者，对帝国主义好战分子，被认为最‘有效’的就是横行霸道。此所以实验主义是最反动的哲学思想，能够在美国吃香。此所以宣扬实验主义的胡适，不外是美帝国主义的文化走狗”。甚至杜威的学生，被誉为“中国幼教之父”的陈鹤琴也在此形势下批判自己的老师。1955年5月，陈鹤琴在江苏为高校教师做了演讲，题目名为《批判杜威反动教育的哲学基础——我向资产阶级大骗子杜威回击三枪》。陈说道，“陶行知先生和我自己，都曾经受了杜威的欺骗”，“这是一种否定了系统的科学知识的反动理论，和今天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课程，是完全相反的”。

杜威与胡适

　　中国大陆在1970年代末期才开始重新审视杜威的哲学，但是由于因为此书在体例上属于书信集，日后并未被收入学术性更强的英文版的《杜威全集》，自然也没有出现在2015年全部完成的中文版《杜威全集》中。

　　本书的译者刘幸在日本国立广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注意到不少日本学者都曾在论文中援引过杜威和妻子的这本书信集。他发现台湾曾经在1970年出版过一个名为《中国书简》的摘译本，但没有再版，读过的人寥寥无几，因此决定完整地翻译这本书。

　　刘幸说目前中国对杜威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一种“影响—接受”的叙事模式中，即杜威有一套成熟完备的思想体系，如同师长般单向地施与影响;中日两国教育界则如学生一般，单向地接受影响。但是，如果从杜威的这一侧来看，他本人在这次游历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所思所想，又是如何认识这两个对他而言原本颇为陌生的东方国家的，眼下还少有研究论及。

　　这趟东方之行确实让杜威有了大量的思考。在日本时，友人给杜威讲述了一个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在一个学校，数名教师和学生在遇上火灾的时候为了抢救挂在学校里的天皇的画像而被活活烧死。在杜威看来，日本在国内推崇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为了掩盖这个国家表面之下的分崩离析，因此对天皇的崇拜变成了一种宗教似的团结人民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是饮鸠止渴，“这种崇拜成了压在他们背上摆脱不掉的东西”。

　　他看到了日本表面看似进步背后的危机，或者说是一种动荡。民族主义在日本大行其道，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到处推动反美运动。杜威跟他的女儿写道，“批判美国是一种很简单的方法，从而遏制自由主义的感情，进一步为一个强有力的军部摇旗呐喊。”杜威描述在当时的日本，军国分子以爱国主义为名，为侵略正名，日本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很迷惑。“我仍旧相信日本自由主义运动的真诚性，但是他们缺乏一种道德勇气。”

　　杜威发现日本女性地位甚至还不如中国女性，决定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日本女性不得不放弃婚姻，法律明文禁止女性参加任何讨论政治的会议。杜威写道，“因为妇女居于从属地位。但是终有一日，这个被隐藏起来的缺点会瓦解日本。”反观在中国，留过洋的女性在婚姻上有更多的更好的选择。在北京的一个政治抗议会议上，12人的委员会里面有四位女性成员。

　　但是当时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同样有着困惑，杜威在书信中写道，“学生们最容易向我问到的问题是‘我们所有关于永久和平和世界主义的希望都在巴黎破碎了，这已经说明，强权就是真理。强国总是为了自己的目的牺牲弱国。那么，难道中国就不应该将军国主义也纳入我们的教育体系吗?’”

杜威夫妇及学生胡适,蒋梦麟,陶知行参观申报馆合影留念

　　杜威日记中的中国面临着各种困难和危险，当时的那个世界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日本彼时掌管着中国，对满洲基本实现了完全控制。杜威告诉女儿，日本在中国的武装部队比日本本土的军队还多，达到了23个师团。在中国，“任何数量的小物件，只要是有用的，都是从日本进口的。日本存在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城镇，就像一张网，在悄悄逼近鱼群”。杜威感叹，“如果任凭这样发展，再过五年或十年，全世界将会看到一个完全在日本军方控制之下的中国，除了两种可能——日本会因为压力而溃败，或者整个亚洲都完全的布尔什维克化。”

　　而历史告诉我们，杜威的预测在不久之后就得到了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