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斯任期还没有生菜保质期长”，更换首相能解决欧洲文明的危机吗?

　　编者按：据BBC报道，当地时间10月20日，英国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发表辞职声明，宣布辞去英国保守党党首职务。一心模仿撒切尔夫人要做“第二个铁娘子”的特拉斯上任仅45天便宣布辞职，成为英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首相，起因是其一上任就提出以减税和大规模举债为核心内容的预算案，导致英国金融市场和英镑汇率崩盘，民意支持率急转直下。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称，“特拉斯任期还没有生菜保质期长”。对此，国际舆论普遍分析认为，无论谁接替特拉斯，都不可能轻易解除英国的危机。事实上，从“脱欧”开始，英国的政治动荡已经埋下了伏笔，这也并非英国所独有的问题。本文指出，尽管英、法、意三国政治乱象的表现形式各异，但民粹主义、反一体化、反全球化是其共同特征，并且已经成为欧洲文明面临的最为现实的挑战。

　　站在21世纪门槛上，回望过去百年，“欧洲曾以世界领先者的身份进入20世纪，世纪中叶它一度成为一片废墟并受人支配。到世纪末，它又重现繁荣和自由”。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中，欧盟东扩以及一体化加速，欧洲大联合的美好图景似乎近在咫尺。但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随着全球化的逆转以及一体化受挫，欧洲各国竞相上演着一幕幕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的政治乱象。与英国隔海相对的法兰西，同样备受政治与社会层面民粹主义及反全球化运动的困扰。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在政坛的影响力不可小觑;这不仅挑战各国建制派主导的精英政治以及民主制度，而且不断动摇欧洲一体化的根基，引发了人们对一体化未来的担心。“黄马甲运动”于2018年11月迅速兴起，并发展为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法国最为严重的社会抗议运动。在意大利，民粹主义势力发展迅猛，五星运动党和联盟党两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2018年联合组阁。有学者对此评述：“这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整个西欧政坛上，都是真正新奇的事情。”

　　不难发现，尽管英、法、意三国政治乱象的表现形式各异，但民粹主义、反一体化、反全球化是其共同特征。这不仅挑战各国建制派主导的精英政治以及民主制度，而且不断动摇欧洲一体化的根基，引发了人们对一体化未来的担心。英国《卫报》撰稿人肯尼思·罗格夫认为，欧洲各国政治乱象是威胁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由此引发的反全球化有可能撕裂欧盟。确实，当前欧洲各国兴起的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运动，已经成为战后欧洲文明面临的最为现实的挑战。

　　早在20世纪上半叶，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就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探讨了人类文明演进的机制及规律，提出了关于文明生长的“挑战与应战”理论。在汤因比看来，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都会经历周期性的变化，会经历挑战和应战的相互作用。“最适度的挑战不仅必须激起受到挑战的一方进行成功的应战，而且刺激对方获得一种将自己推向前进的动力，即从一次成功到新的斗争，从一个问题的解决到另一个问题的提出，从暂时的歇息到展开新的运动，从阴再次到阳。”换言之，对于任何文明来说，挑战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而面对挑战的成功应战，则不断推动文明前进。当前欧洲各国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的政治乱象，可以视为欧洲文明面临的现实挑战;而欧洲文明能否成功应对这场挑战并获取新的前进动力呢?从当前欧洲政治乱象的现实入手，可以分析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的表现形式，管窥政治乱象背后所折射出的各国制度困境，缕析其历史镜像及未来走势，进而探讨其对欧洲一体化及欧洲文明走向的影响。

　　欧洲各国面临的制度困境

　　作为欧盟核心成员国的英、法、意等国，其政治乱象是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出现危机的产物。纷繁缭乱的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乱象，折射出近年来欧洲各国普遍面临的制度困境。

　　首先，从经济层面看，欧洲政治乱象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欧洲国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的必然后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英美等国带动下，新自由主义在欧洲各国迅速扩展，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以及削减福利等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几乎横扫整个西方世界，并成为西方各国政府为缓解危机而推行的施政方针”。不过，这种片面追求经济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的政策，虽然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但同时也造成国家内部贫富鸿沟的加剧。正如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所言：“全球化已经帮助上亿人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水平……但对于另外千百万人来说，全球化没有发挥作用。许多人的现状实际上比过去更差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工作不保，生活也变得更加没有安全感”，由此出现对于全球化的不满或抵制。 在欧洲危机蔓延、经济低迷背景下，各国普遍面临中产阶级财富缩水、社会下层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等难题。普通民众产生强烈的挫败情绪，并往往将自身困境归咎于一体化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进而对欧洲一体化或全球化持疑虑或反对态度。与此同时，“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对于一体化进程的本质持怀疑或直接批判态度的政党势力也迅速增长”。二者的合流导致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

　　以英国为例，撒切尔政府以来，一直推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为企业减税、私有化与自由化的政策，结果造成国内发展失衡。在全球化过程中，不仅社会阶层间差距拉大，而且英国各区域间的鸿沟也扩大了。英国脱欧公投中，英格兰中北部工业区大多投票“脱欧”，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这些地区属于工业“锈带”，长期经济不振，与投票支持“留欧”的伦敦等大城市的繁华形成巨大反差。在这里，公投可被视为草根阶层对全球化不满情绪的发泄。

　　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同样也属于经济低迷背景下社会下层自发性的抗议行动。受欧债危机影响，法国近年来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失业率维持在9%—11%之间，而且贫富差距巨大，最富裕的20%人口收入几乎是最贫困20%人口的5倍。2007—2017年间，法国GDP增长率为-2.9%，深陷经济停滞甚至倒退，面临高失业率、民众购买力持续下降、生活水平降低等各种问题。马克龙为富人减税、增加燃油税的改革，激起民众的愤怒，而这股怒火很大程度上来自欧洲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对法国社会下层的伤害。“黄马甲”这种缺乏统一组织、缺乏领导核心、缺乏斗争纲领的社会抗议运动，符合传统反全球化运动的基本特征。

　　在意大利，21世纪以来的意大利主流政党在欧盟压力下，实行了减少福利开支、降低劳动力市场保护力度等改革举措，结果加剧了社会失衡;金融危机、难民危机以及恐怖主义威胁，进一步增加了社会边缘群体的不安全感与对主流政党的不满，这成为反对主流政党的民粹主义势力复兴的重要原因。

　　其次，从政治层面看，各国的政治乱象反映出大众民主与议会民主、民粹政治与精英政治的冲突与对立，体现了当今欧洲民主的困境。民主包括两种基本形式，其一为体制内的代议制精英民主，即间接式议会民主;其二为体制外民粹化的草根民主，即直接民主或大众民主。在21世纪的欧洲，“民粹主义已经成为当今政治景观的一个重要特征”，通常具有替政治危机发出预警信号的作用。这些信号包括：“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已不再起作用，应尽快修补，而通行的标准世界观也在坍塌。”目前，欧洲各国普遍实行代议制，直接民主或民粹政治很少有机会崭露头角。不过，当精英们进行政治冒险或者其推行的内外政策危及民众切身利益时，民众对于精英政治的不满，最终会以民粹主义的形式爆发出来。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指向是反对精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其主张是由平民大众直接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又常常为政治精英所利用，通过强调全民公决、民众的创制权等，对平民大众实施诱导和操纵。民粹主义的复兴，“意味着政治两极分化和更具对抗性的政治风格的回归”。而聚集了民众不满的民粹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民主治理的隐患”。

　　英国脱欧充分体现出大众民主与议会民主的对立。一贯倡导留欧的卡梅伦居然颇具讽刺意味地提出脱欧公投，其目的是为了平息国内脱欧派的不满，并以此为砝码与欧盟谈判。如果诉诸议会民主，留欧几乎成为必然;而一旦诉诸大众民主，由全民公投决定，则会变成巨大的政治冒险。由于社会下层被剥夺感、被排斥感的增强，公投成为民众向政府集体宣泄不满的方式。在公投前的动员中，民众对精英们的理性分析往往采取“选择性忽视”的态度。如首相卡梅伦为首的留欧派根据财政部一份长达200页的正式文档推算，如果英国脱离欧盟，那么英国每个家庭将减少4300英镑收入，从长远来看会变得更加贫穷。但只有17%的人对此愿意相信，70%的人则认为全是谎言。然而，当脱欧阵营领军人物、保守党议员鲍里斯·约翰逊声称英国每周要交给欧盟3.5亿英镑时，却有近一半的人表示相信。 而事实上，英国每周支付的数额仅为1.63亿英镑。脱欧公决结束后，全世界为之震惊，虽然后悔脱欧、要求重新公投的呼声持续高涨，但结果已无法挽回。脱欧公投的结果，揭示了英国社会在脱欧与留欧问题上的重大分裂，表明草根阶层与政治精英已陷入严重对立。在一些学者看来，脱欧公投“对作为英国宪政制度既是的议会主权原则本身构成了严重挑战”，并造成“精英民主政治陷入困境”。

　　如果说英国脱欧公投是保守党政治家们的玩火自焚之举，那么法、意两国民粹主义政党的复兴甚至当政，则成为当今欧洲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胁。成立于1972年的法国民粹政党国民阵线，其政治主张包括反欧盟、反欧元、反外来移民、反建制等。这个强调法国优先、反对欧洲一体化的右翼民粹政党，在20世纪长期游离于主流政治之外，但到21世纪，当欧盟及法国遭遇经济社会危机时，国民阵线却迅速复兴，进入法国政治舆论的中心。这同样意味着法国传统政治精英的危机。

　　在意大利，五星运动党与联盟党因其极端民粹主义的政治主张而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却在2018年的大选中异军突起。这主要缘于其反一体化、反移民、改善民生的纲领，赢得了社会中下层的广泛支持，而主流政党对社会下层利益诉求的态度则引起普遍不满。正如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所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界主流未能倾听和解决民众的担忧，新兴政治力量就会煽动恐惧和偏见，致使民粹主义抬头。” 意大利的民粹主义势力不仅抬头，而且还走到了权力的中心，实现了对传统政治格局的颠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粹政治对于精英政治的胜利。

　　由此看来，“民粹主义是西方民主挥之不去的阴影”，民粹现象“在西方民主社会的频发，凸显了民主问题的复杂性，实际上挑战了民主的价值观”，造就了当今西方民主制的困境。

　　最后，从治理层面看，欧洲政治乱象反映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与欧洲/全球治理之间的冲突。作为人类社会步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为应对日益纷繁复杂的发展问题而产生的新理念，治理指的是各类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不同的或相互冲突的各方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尽管治理主体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但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依然没有改变。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即便处于一体化进程中的欧盟各国也是如此。英、法、意等国是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主导者，这些国家普遍面临着面向国内的国家治理与面向国际的欧洲/全球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国内治理意味着各国政府要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欧洲治理或全球治理则意味着承担欧洲或全球层面的责任或义务。如何在二者之间掌握好平衡，对于任何政治家来说都是挑战。当一些欧洲国家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出现失衡乃至对立时，社会抗议或宪政危机随之产生。

　　法国“黄马甲运动”的爆发，就是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之间出现冲突的典型代表。作为《巴黎协定》的诞生地与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旗手，马克龙政府增加燃油税，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和开发可再生的新能源，以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但这一有利于欧洲及全球气候治理的改革举措，某种程度上必然增加社会中下层的经济负担。在欧债危机打击下，法国社会下层的经济社会地位逐渐下降，民生状况堪忧。马克龙政府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改革举措，难以得到社会下层的支持。民粹主义者提出，法国民众绝不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燃油税买单，“要生态环境还是人民权利”等吸引眼球的标语在“黄马甲运动”中广为传播。随着街头抗议浪潮的蔓延，马克龙迫于国内危机而暂停征收燃油税，并实施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措施，应对气候危机的全球治理举措则宣告失败。

　　英国脱欧公投同样表现出国家治理与欧洲治理之间的矛盾。到底是优先改善国内民生还是履行欧盟成员国的义务，成为脱欧派与留欧派争论的焦点，这实际上反映出国内治理与欧洲治理之间的对立。脱欧派中的民粹主义者认为，英国留在欧盟并未给普通大众带来多少利益，每年支出的巨额会费本来可以用于社会福利开支，而接纳难民不仅增加英国的公共开支，而且会造成国内种族纷争。因此，在欧盟危机四伏之际，脱欧派大多主张英国独善其身，以解决国内民生问题为主。与之相反，包括多数政治精英、专家学者、企业家、媒体等的留欧派则坚持政治正确原则，主张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在欧盟面临危机之时，英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与其他大国一道，为实现欧洲治理而贡献力量。留欧派关于脱欧危险的警告，并未引起民众共鸣，不少人甚至还抱着对立心理而选择脱欧。脱欧公投实际上演变成一场英国与欧洲何者优先的争论。脱欧公投的结果显示，在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遭遇挫折的当下，多数民众秉持国家治理优先于欧盟治理的立场，与主流政治精英截然对立。

　　编者按：据BBC报道，当地时间10月20日，英国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发表辞职声明，宣布辞去英国保守党党首职务。一心模仿撒切尔夫人要做“第二个铁娘子”的特拉斯上任仅45天便宣布辞职，成为英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首相，起因是其一上任就提出以减税和大规模举债为核心内容的预算案，导致英国金融市场和英镑汇率崩盘，民意支持率急转直下。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称，“特拉斯任期还没有生菜保质期长”。对此，国际舆论普遍分析认为，无论谁接替特拉斯，都不可能轻易解除英国的危机。事实上，从“脱欧”开始，英国的政治动荡已经埋下了伏笔，这也并非英国所独有的问题。本文指出，尽管英、法、意三国政治乱象的表现形式各异，但民粹主义、反一体化、反全球化是其共同特征，并且已经成为欧洲文明面临的最为现实的挑战。

　　站在21世纪门槛上，回望过去百年，“欧洲曾以世界领先者的身份进入20世纪，世纪中叶它一度成为一片废墟并受人支配。到世纪末，它又重现繁荣和自由”。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中，欧盟东扩以及一体化加速，欧洲大联合的美好图景似乎近在咫尺。但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随着全球化的逆转以及一体化受挫，欧洲各国竞相上演着一幕幕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的政治乱象。与英国隔海相对的法兰西，同样备受政治与社会层面民粹主义及反全球化运动的困扰。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在政坛的影响力不可小觑;这不仅挑战各国建制派主导的精英政治以及民主制度，而且不断动摇欧洲一体化的根基，引发了人们对一体化未来的担心。“黄马甲运动”于2018年11月迅速兴起，并发展为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法国最为严重的社会抗议运动。在意大利，民粹主义势力发展迅猛，五星运动党和联盟党两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2018年联合组阁。有学者对此评述：“这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整个西欧政坛上，都是真正新奇的事情。”

　　不难发现，尽管英、法、意三国政治乱象的表现形式各异，但民粹主义、反一体化、反全球化是其共同特征。这不仅挑战各国建制派主导的精英政治以及民主制度，而且不断动摇欧洲一体化的根基，引发了人们对一体化未来的担心。英国《卫报》撰稿人肯尼思·罗格夫认为，欧洲各国政治乱象是威胁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由此引发的反全球化有可能撕裂欧盟。确实，当前欧洲各国兴起的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运动，已经成为战后欧洲文明面临的最为现实的挑战。

　　早在20世纪上半叶，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就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探讨了人类文明演进的机制及规律，提出了关于文明生长的“挑战与应战”理论。在汤因比看来，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都会经历周期性的变化，会经历挑战和应战的相互作用。“最适度的挑战不仅必须激起受到挑战的一方进行成功的应战，而且刺激对方获得一种将自己推向前进的动力，即从一次成功到新的斗争，从一个问题的解决到另一个问题的提出，从暂时的歇息到展开新的运动，从阴再次到阳。”换言之，对于任何文明来说，挑战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而面对挑战的成功应战，则不断推动文明前进。当前欧洲各国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的政治乱象，可以视为欧洲文明面临的现实挑战;而欧洲文明能否成功应对这场挑战并获取新的前进动力呢?从当前欧洲政治乱象的现实入手，可以分析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的表现形式，管窥政治乱象背后所折射出的各国制度困境，缕析其历史镜像及未来走势，进而探讨其对欧洲一体化及欧洲文明走向的影响。

　　欧洲各国面临的制度困境

　　作为欧盟核心成员国的英、法、意等国，其政治乱象是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出现危机的产物。纷繁缭乱的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乱象，折射出近年来欧洲各国普遍面临的制度困境。

　　首先，从经济层面看，欧洲政治乱象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欧洲国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的必然后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英美等国带动下，新自由主义在欧洲各国迅速扩展，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以及削减福利等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几乎横扫整个西方世界，并成为西方各国政府为缓解危机而推行的施政方针”。不过，这种片面追求经济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的政策，虽然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但同时也造成国家内部贫富鸿沟的加剧。正如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所言：“全球化已经帮助上亿人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水平……但对于另外千百万人来说，全球化没有发挥作用。许多人的现状实际上比过去更差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工作不保，生活也变得更加没有安全感”，由此出现对于全球化的不满或抵制。 在欧洲危机蔓延、经济低迷背景下，各国普遍面临中产阶级财富缩水、社会下层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等难题。普通民众产生强烈的挫败情绪，并往往将自身困境归咎于一体化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进而对欧洲一体化或全球化持疑虑或反对态度。与此同时，“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对于一体化进程的本质持怀疑或直接批判态度的政党势力也迅速增长”。二者的合流导致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

　　以英国为例，撒切尔政府以来，一直推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为企业减税、私有化与自由化的政策，结果造成国内发展失衡。在全球化过程中，不仅社会阶层间差距拉大，而且英国各区域间的鸿沟也扩大了。英国脱欧公投中，英格兰中北部工业区大多投票“脱欧”，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这些地区属于工业“锈带”，长期经济不振，与投票支持“留欧”的伦敦等大城市的繁华形成巨大反差。在这里，公投可被视为草根阶层对全球化不满情绪的发泄。

　　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同样也属于经济低迷背景下社会下层自发性的抗议行动。受欧债危机影响，法国近年来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失业率维持在9%—11%之间，而且贫富差距巨大，最富裕的20%人口收入几乎是最贫困20%人口的5倍。2007—2017年间，法国GDP增长率为-2.9%，深陷经济停滞甚至倒退，面临高失业率、民众购买力持续下降、生活水平降低等各种问题。马克龙为富人减税、增加燃油税的改革，激起民众的愤怒，而这股怒火很大程度上来自欧洲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对法国社会下层的伤害。“黄马甲”这种缺乏统一组织、缺乏领导核心、缺乏斗争纲领的社会抗议运动，符合传统反全球化运动的基本特征。

　　在意大利，21世纪以来的意大利主流政党在欧盟压力下，实行了减少福利开支、降低劳动力市场保护力度等改革举措，结果加剧了社会失衡;金融危机、难民危机以及恐怖主义威胁，进一步增加了社会边缘群体的不安全感与对主流政党的不满，这成为反对主流政党的民粹主义势力复兴的重要原因。

　　其次，从政治层面看，各国的政治乱象反映出大众民主与议会民主、民粹政治与精英政治的冲突与对立，体现了当今欧洲民主的困境。民主包括两种基本形式，其一为体制内的代议制精英民主，即间接式议会民主;其二为体制外民粹化的草根民主，即直接民主或大众民主。在21世纪的欧洲，“民粹主义已经成为当今政治景观的一个重要特征”，通常具有替政治危机发出预警信号的作用。这些信号包括：“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已不再起作用，应尽快修补，而通行的标准世界观也在坍塌。”目前，欧洲各国普遍实行代议制，直接民主或民粹政治很少有机会崭露头角。不过，当精英们进行政治冒险或者其推行的内外政策危及民众切身利益时，民众对于精英政治的不满，最终会以民粹主义的形式爆发出来。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指向是反对精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其主张是由平民大众直接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又常常为政治精英所利用，通过强调全民公决、民众的创制权等，对平民大众实施诱导和操纵。民粹主义的复兴，“意味着政治两极分化和更具对抗性的政治风格的回归”。而聚集了民众不满的民粹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民主治理的隐患”。

　　英国脱欧充分体现出大众民主与议会民主的对立。一贯倡导留欧的卡梅伦居然颇具讽刺意味地提出脱欧公投，其目的是为了平息国内脱欧派的不满，并以此为砝码与欧盟谈判。如果诉诸议会民主，留欧几乎成为必然;而一旦诉诸大众民主，由全民公投决定，则会变成巨大的政治冒险。由于社会下层被剥夺感、被排斥感的增强，公投成为民众向政府集体宣泄不满的方式。在公投前的动员中，民众对精英们的理性分析往往采取“选择性忽视”的态度。如首相卡梅伦为首的留欧派根据财政部一份长达200页的正式文档推算，如果英国脱离欧盟，那么英国每个家庭将减少4300英镑收入，从长远来看会变得更加贫穷。但只有17%的人对此愿意相信，70%的人则认为全是谎言。然而，当脱欧阵营领军人物、保守党议员鲍里斯·约翰逊声称英国每周要交给欧盟3.5亿英镑时，却有近一半的人表示相信。 而事实上，英国每周支付的数额仅为1.63亿英镑。脱欧公决结束后，全世界为之震惊，虽然后悔脱欧、要求重新公投的呼声持续高涨，但结果已无法挽回。脱欧公投的结果，揭示了英国社会在脱欧与留欧问题上的重大分裂，表明草根阶层与政治精英已陷入严重对立。在一些学者看来，脱欧公投“对作为英国宪政制度既是的议会主权原则本身构成了严重挑战”，并造成“精英民主政治陷入困境”。

　　如果说英国脱欧公投是保守党政治家们的玩火自焚之举，那么法、意两国民粹主义政党的复兴甚至当政，则成为当今欧洲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胁。成立于1972年的法国民粹政党国民阵线，其政治主张包括反欧盟、反欧元、反外来移民、反建制等。这个强调法国优先、反对欧洲一体化的右翼民粹政党，在20世纪长期游离于主流政治之外，但到21世纪，当欧盟及法国遭遇经济社会危机时，国民阵线却迅速复兴，进入法国政治舆论的中心。这同样意味着法国传统政治精英的危机。

　　在意大利，五星运动党与联盟党因其极端民粹主义的政治主张而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却在2018年的大选中异军突起。这主要缘于其反一体化、反移民、改善民生的纲领，赢得了社会中下层的广泛支持，而主流政党对社会下层利益诉求的态度则引起普遍不满。正如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所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界主流未能倾听和解决民众的担忧，新兴政治力量就会煽动恐惧和偏见，致使民粹主义抬头。” 意大利的民粹主义势力不仅抬头，而且还走到了权力的中心，实现了对传统政治格局的颠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粹政治对于精英政治的胜利。

　　由此看来，“民粹主义是西方民主挥之不去的阴影”，民粹现象“在西方民主社会的频发，凸显了民主问题的复杂性，实际上挑战了民主的价值观”，造就了当今西方民主制的困境。

　　最后，从治理层面看，欧洲政治乱象反映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与欧洲/全球治理之间的冲突。作为人类社会步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为应对日益纷繁复杂的发展问题而产生的新理念，治理指的是各类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不同的或相互冲突的各方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尽管治理主体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但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依然没有改变。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即便处于一体化进程中的欧盟各国也是如此。英、法、意等国是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主导者，这些国家普遍面临着面向国内的国家治理与面向国际的欧洲/全球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国内治理意味着各国政府要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欧洲治理或全球治理则意味着承担欧洲或全球层面的责任或义务。如何在二者之间掌握好平衡，对于任何政治家来说都是挑战。当一些欧洲国家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出现失衡乃至对立时，社会抗议或宪政危机随之产生。

　　法国“黄马甲运动”的爆发，就是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之间出现冲突的典型代表。作为《巴黎协定》的诞生地与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旗手，马克龙政府增加燃油税，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和开发可再生的新能源，以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但这一有利于欧洲及全球气候治理的改革举措，某种程度上必然增加社会中下层的经济负担。在欧债危机打击下，法国社会下层的经济社会地位逐渐下降，民生状况堪忧。马克龙政府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改革举措，难以得到社会下层的支持。民粹主义者提出，法国民众绝不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燃油税买单，“要生态环境还是人民权利”等吸引眼球的标语在“黄马甲运动”中广为传播。随着街头抗议浪潮的蔓延，马克龙迫于国内危机而暂停征收燃油税，并实施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措施，应对气候危机的全球治理举措则宣告失败。

　　英国脱欧公投同样表现出国家治理与欧洲治理之间的矛盾。到底是优先改善国内民生还是履行欧盟成员国的义务，成为脱欧派与留欧派争论的焦点，这实际上反映出国内治理与欧洲治理之间的对立。脱欧派中的民粹主义者认为，英国留在欧盟并未给普通大众带来多少利益，每年支出的巨额会费本来可以用于社会福利开支，而接纳难民不仅增加英国的公共开支，而且会造成国内种族纷争。因此，在欧盟危机四伏之际，脱欧派大多主张英国独善其身，以解决国内民生问题为主。与之相反，包括多数政治精英、专家学者、企业家、媒体等的留欧派则坚持政治正确原则，主张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在欧盟面临危机之时，英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与其他大国一道，为实现欧洲治理而贡献力量。留欧派关于脱欧危险的警告，并未引起民众共鸣，不少人甚至还抱着对立心理而选择脱欧。脱欧公投实际上演变成一场英国与欧洲何者优先的争论。脱欧公投的结果显示，在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遭遇挫折的当下，多数民众秉持国家治理优先于欧盟治理的立场，与主流政治精英截然对立。

　　民粹主义与反一体化的历史镜像

　　21世纪初英、法、意等国所出现的民粹主义与反一体化的政治乱象，虽然是现实层面的内外因素所导致，但从历史视角来考察却并非新鲜事物。20世纪的欧洲各国也出现过类似的历史镜像。对于这些历史的了解与把握，有助于理解当今欧洲政治乱象的发展态势及其对欧洲一体化走向的可能影响。

　　早在1975年，英国就出现过一次脱欧公投。“从某种程度上说，1975年第一次脱欧公投，相当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的预演。” 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对英国造成重大打击，下层民众工资水平下降，食品价格上扬。疑欧派将其归咎于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由此发出脱欧之声。1975年，工党威尔逊政府为履行竞选承诺，宣布举行脱欧公投，让民众来决定英国是否留在欧共体。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议会、政党、内阁中，公投方案都引起了巨大分裂。面对脱欧派与留欧派的宣传，多数政治家、工商业主、主流媒体及普通民众持留欧立场。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公投前英国民众心里已经有了答案，留欧是板上钉钉的事。经过数月争论，全民公投结果于6月5日揭晓，67.2%的民众支持留在欧洲共同体，只有32.8%的民众不同意继续欧共体成员国地位。留欧派取得决定性胜利，英国与欧共体的关系进入新时期。英国《每日电讯报》对于公投结果评价说：“这是威尔逊的胜利……也是英国政府欧洲政策的成功。” 公投虽然为英国入欧提供了合法性支持，但此后的工党与保守党政府也不得不关注脱欧派的诉求，并在协调与欧共体关系、改善国内民生、强化国家治理方面有所作为。

　　困扰法国社会的“黄马甲运动”，则让法国人和全世界回想起1968年的“五月风暴”，甚至有人认为这是50年前那场抗议风暴的重演。“五月风暴”是1968年5—6月在法国爆发的约1000多万人次参加的群众性抗议运动。运动的爆发，一定程度上缘于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经济增速放缓所导致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如失业率上升、旧式教育体制的弊端、对物质消费过度膨胀的不满等。“五月风暴”由巴黎的学生罢课与集会开始，在遭到政府镇压后，法国工会发动全国总罢工予以支持，巴黎发生了80多万人的大罢工，首都处于混乱状态。面对日益失控的局势，戴高乐总统被迫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大选结果表明，面对社会失序以及革命威胁，“人们选择了秩序”。戴高乐派赢得了胜利，重新组阁执政，这场风暴也逐渐平息。“五月风暴”给后来的法国执政者以启迪，即在国家治理中，必须时刻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利益诉求，避免群众性抗议的发生。

　　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合组阁，令人不由得联想起一个世纪前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崛起及执政。一战后的意大利处于严重经济与社会危机之中：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工人罢工、农民暴动、退伍军人的愤怒，进而造成政局动荡。墨索里尼领导的极右翼法西斯党提出一系列民粹主义纲领，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对资本课以累进性特别重税、没收教会财产、实现普选等，赢得了社会中下层的支持。1922年，法西斯党成员达到32万人，成为拥有武装的全国第一大党，并以“罗马大进军”方式威胁夺权，迫使国王授权墨索里尼组阁。 进入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政权走上了对外扩张道路。今天在意大利执政的右翼政党，虽然完全排除了扩张性外交政策，但其反移民、反一体化以及反建制的纲领，依然引起人们对于意大利民主制度以及欧洲一体化走向的担忧。

　　不难发现，在历史的长河中，欧洲各国民粹主义、反一体化、反全球化的政治乱象并不鲜见。如果将英、法、意三国20世纪的历史镜像与21世纪的现实加以比较，以下几点值得关注：其一，从内因上看，上述乱象都是经济社会状况恶化形势下政府应对不力的结果。反社会的抗议运动、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及右翼政党的上台，通常都与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以及缺乏有效的国内治理有关。当主流执政党未能及时化解经济社会危机时，民众会以不同方式来发泄自身的不满或愤怒，这就为社会抗议及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土壤。其二，从外因上看，都与欧洲或世界经济低迷有关。20世纪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崛起，源于一战对各国经济的打击;英国的1975年脱投公投，是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下疑欧主义在国内盛行的结果;当今欧洲各国的政治乱象，很大程度上受到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的影响。其三，从历史教训来看，着力解决民生问题，是消除民粹主义等政治乱象的重要途径。一战后经济萧条形势下，意大利的工人、农民、退伍军人等阶层的生计问题难以得到保障，由此促进了极右翼民粹主义法西斯党的崛起。英国1975年脱欧公投、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在一定程度上都因民生问题而起，事件平息后两国执政党均采取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政策，消解了民粹主义滋生的土壤。而当今欧洲各国民粹主义盛行，右翼政治势力崛起，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中社会两极分化、下层民众利益受损有着直接关联。如果执政党不能在改善民生方面有所作为，民粹主义就难以消解，这对民族国家以及欧洲都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反全球化的本质及欧洲一体化的未来

　　欧洲各国风起云涌的政治乱象，标志着反全球化运动在21世纪欧洲的复兴。反全球化运动并非新鲜事物，它曾在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的欧美各国盛极一时。1999年11月世贸组织部长会议期间美国的“西雅图之战”、2001年7月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意大利的“热那亚之战”，已成为西方反全球化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说此前反全球化抗议更多地具有草根性特点，那么当今，欧洲反全球化运动则逐渐脱离草根色彩而走向政治层面。反全球化运动兴起于全球化进程中，是全球化推进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当今具有民粹主义与反一体化特征的欧洲反全球化现象，也是欧洲一体化推进到特定阶段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弊端，尤其是各个层面的发展失衡以及两极分化，引发了人们对全球化的质疑与不满;那么，当欧洲一体化迅猛推进过程中各种危机或问题不断暴露之际，人们对于一体化的疑虑和担忧就会日益增强，反对一体化的民粹主义浪潮兴起成为必然。“民粹主义是在特定背景下由政治精英发起、以人民的旗号反对主流政治以及社会现状的社会运动。”民粹主义这种带有批判反抗意识的社会思潮，逐渐成为大众表达不满的武器，欧洲下层民众在“对社会不安全和相对被剥夺愈加不安”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受到民粹主义的蛊惑。

　　当前欧洲反全球化运动的本质何在?这场运动以民粹主义与反一体化为特征，对传统政治体制和一体化构成威胁与挑战，有人将其视为一种反体制的力量。的确，无论从民粹主义政治家的言论还是从“黄马甲运动”的口号中，都不难发现其反体制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反体制运动虽然成分复杂、目标多样，但从其主流来看，其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非颠覆或替代既有的体制，而是通过揭露现有体制的弊端，引发人们对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反思，进而推动既有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例如，有学者认为，黄马甲运动“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既有可能也有必要的民主形式，来推动当前治理更有利于被‘体制’边缘化的群体”。 从这个角度看，反全球化运动可以被视为一种建设性力量。这是因为，当主流政治精英一味地坚持政治正确、对全球化与一体化大唱赞歌而越来越漠视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时，反全球化势力则站在社会下层立场上，倾听与关注民众的呼声，揭露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弊端，抨击精英政治的腐朽，并探索解决全球化问题的方案。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其别名即“全球正义运动”。 另有学者指出：从某种角度来看，欧洲的反全球化力量，正以一种另类的方式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议题设定，使其更加合理有效。虽然精英们不喜欢民粹主义的诉求，但近年来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快速发展，反映了社会基层最强烈的政治诉求，以一种“负反馈”的方式影响着欧盟进行“议题设置”。

　　那么，当前欧洲的反全球化运动，是短暂地昙花一现，还是会持续前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缕清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二者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反全球化以全球化作为反对目标，体现出二者间的对立;另一方面，反全球化通过对全球化的纠偏或纠错，推动全球化向公正、合理的目标迈进，这是二者的统一。 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决定了全球化进程中反全球化运动的未来走向。具体到欧洲而言，民粹主义的反一体化运动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相生相伴：当一体化进展顺利、高歌猛进之时，反一体化势力则处于低潮;而当一体化出现危机、遭遇挫折或困境时，反一体化势力则迅速复兴。因此，可以预见，只要一体化进程中的各种危机或难题未能得到合理解决，各国的疑欧主义就可能演进为反一体化运动，而政治乱象也会以新的形式爆发。但总体而言，当前欧洲反全球化运动具有偶发性、暂时性特征，当各国经济社会状况好转、欧洲一体化走出困境时，就可期待民粹主义的反一体化运动的消解。

　　欧洲一体化曾被普遍认为是“一条适合该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道路”。 而在民粹主义浪潮中兴起的欧洲反全球化运动，则大多以反对欧洲一体化为目标。这场运动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走向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回答这个问题应基于如下认识：当前欧洲各反全球化势力或民粹主义政党，虽然大肆宣扬其“疑欧”或“反欧”论调，但从其本源来讲，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迎合社会下层的利益诉求，发泄对主流政治精英以及经济社会状况的不满，其最终目标往往并不是要彻底颠覆欧盟或逆转一体化进程。以在意大利成功执政的右翼政党为例，其组阁前后的态度或立场发生了明显变化。在2018年大选中，右翼政党延续了此前的民粹主义纲领：五星运动党大力宣传其反对外来移民、退出欧元区的主张;北方联盟党的核心竞选政策是驱逐难民、指责欧盟应对难民危机不力、要求抵制欧洲货币联盟、拒绝承认欧盟在司法及内务等方面的权力等。 人们曾普遍担心，这两大右翼政党如果组阁，可能会像英国那样发起脱欧公投。但事实表明，这种担忧纯属杞人忧天。2018年6月两党联合组阁、成为执政党后，人们惊讶地发现，曾经带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两大右翼政党，在进入体制后也不那么反体制了。新政府在难民政策上远不如竞选宣传时激进，驱逐难民的纲领变成了收紧难民政策;在对待欧元区以及是否脱欧问题上，其态度或立场也比竞选时缓和许多。由此可见，民粹主义政党的“批欧”或“反欧”，很大程度上可视作吸引眼球、获取选票、谋求政治权力的一种竞选策略而已。

　　由此看来，尽管当前欧洲反全球化运动中民粹主义盛行，并不断出现反欧盟与反一体化的声音，但在欧洲主流民意仍然支持一体化的前提下，“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虽然触及到欧洲一体化的边缘问题，不过，它们并不会将自己逼入绝境”。从长远来看“极右翼思潮难以成为欧洲政治的主流”。因此，我们不必太担心这场运动会颠覆欧盟或毁掉一体化进程。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融合了草根阶层与政治精英的反全球化运动，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走向会起到一种纠偏、纠错或制衡的作用。正是因为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势力，它们揭露欧洲一体化及经济全球化的弊端、猛烈抨击脱离草根阶层的精英政治，才推动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去关注一体化及全球化的消极后果，重视全球化进程中弱势群体的诉求，反思传统精英政治的弊病，由此为民族国家、欧盟及国际层面的改革与治理提供动力，进而推动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公正、普惠、共赢的方向迈进。

　　回望过去百年，欧洲文明在20世纪经历了危机与战争、分裂与整合，但始终在跌宕起伏的挑战与应战中奋力前行。21世纪甚嚣尘上的民粹主义、风起云涌的反一体化运动，成为欧洲文明面临的现实挑战。汤因比认为，文明总是在不断的挑战与应战中向前推进，但要使挑战能激起成功的应战，挑战必须适度;挑战超出了人们应战的能力，人们就会被压垮;挑战不足则不能刺激人们积极的应战。 当前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运动对于欧洲文明的挑战，总体来看是适度的。相信来自国家及欧盟层面的积极应战，一定会为欧洲文明的发展带来新的生命力。

　　刘金源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原题《民粹主义、反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