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达：美国控枪的困局与突围

　　美国近期连续发生群体枪击凶案，先是有一白人青年，在纽约州水牛城一家商场，持枪针对黑人社群发动种族仇恨袭击，造成重大伤亡。而后又有一名年长的台湾裔男子，以反对台独为名，从内华达州一路驾车到加州去，对当地台湾长老教会实施枪击，也当场造成伤亡惨剧。更有甚者，德克萨斯州西南部一个人口仅1万5000人的小城，近日忽然发生重大校园枪击惨案，导致21名小学生和教师殒命。罪犯是一名拉美裔辍学无业青年。

　　据美国有关方面统计，自2020年初冠病疫情暴发以来，暴力枪击案发生率也大幅增加，似乎是与整个社会气氛偏于焦虑和郁闷有关。从以上三个枪击大案来看，前两起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仇恨和政治动机，第三起则属于反社会人格的畸形爆发。但三个案件的后果都近乎相同：穷凶极恶，滥伤无辜。

　　世界上不只美国一个国家的民众可以合法拥枪持枪，但对枪械痴迷到了“文化热”的程度，恐怕仅有美国一花独秀。全美设有步枪协会，各地每年都会举行多场枪展，枪店处处可见，靶场普及，好莱坞大片里的帅哥靓妹也经常威猛枪战，喋血交火。

　　不少亚裔移民支持拥枪

　　在其他国家的政治文化里，一个经典认知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而美国主流文化的认知，则是“枪杆子里出民权”。从西部牛仔到东部民兵，从来都把拥枪认为是生活和生命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若从积极角度看，美国人常说的正当防卫，守护家园，尚武骁勇，主持正义，都离不开紧握手中枪。不少亚裔移民也成了此种理念的积极拥护和实践者。1992年加州洛杉矶爆发种族纷争骚乱，韩国裔社区里不少人持枪上阵，勇抗暴徒，保卫自己的商铺和财产，一时间在美国声名大噪。近年来也时有传出中国城里有华裔人士成功持枪自卫，挫败抢劫的新闻。

　　但枪械无疑是双刃剑，具体要看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一旦有反社会倾向的人手持枪械，尤其是那种可以连发速射的突击型武器，枪杆子里就会出悲剧了。美国宪法和传统的初衷，是民众拥枪以捍卫尊严和自由。但枪一旦落到坏人及罪犯之手，就可以用来剥夺无辜者的生命和自由。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道德和安全悖论。

　　在控枪问题上，美国政治很容易让外人感到莫衷一是。自由派主张政府严格管控枪支的销售和使用，而保守派却声称拥枪自卫，是美国人的主要权利和传统之一，政府不宜多加干涉。这就是美国关于枪械管理管控的主要争议和困局所在。

　　即便管控，也有“控枪”还是“管人”的争议，而且长期无解。有关控枪的主张，道理是枪支泛滥，导致枪案频发。但控枪措施如果偏向严苛，譬如限购，就会与民权自由的理念冲突抵触，难以贯彻执行；而管人的主张，是要求调查购枪者的犯罪前科和精神健康记录，以防患于未然。问题是有的作案者，譬如本次在得州小学行凶的青年，虽属于无良恶少，却没有正式犯罪和医疗异常记录，所以也很难进入警方的追踪查处视野。结果，控枪和管人的难度在美国都很大。

　　反恐副作用的启示

　　有人会问，美国号称最重视也拥有高效管理能力、技术和体系，怎么在国内枪支管控问题上却长期原地徘徊，作为不大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参考另外一类案例，即美国自2001年“九一一恐袭”事件后开始的“反恐”行动。

　　表面看来，恐怖分子在自由的美国本可以无孔不入，伺机作乱，但实际结果呢？自美国采取一系列迅速有力的反恐举措以后，譬如成立“国土安全部”，加强边境和入境管控管理，加强国际跨境反恐合作，对恐怖组织和骨干分子追踪监控，在金融上监督和卡断恐怖组织的金流，造成釜底抽薪的效果，在地缘上直接打击恐怖组织的基地如阿富汗等国，反恐收到了显著成效：针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的数量大幅下降，成规模的恐袭几乎没有再重复发生。

　　但美国加强反恐，也伴随着在自由和民权方面的收紧及代价。举一个简单例子，在九一一恐袭发生前，首都华盛顿的许多政府重地，如国防部五角大楼，都有部分区域开放供民众免费参观游览，但这样的轻松开放，现已化为往日的美好记忆。2013年，美国曾发生一个国家安全局雇员斯诺登叛逃事件，原因就是斯诺登认为美国政府以反恐的名义，取得司法授权对民众个人信息加以监控，包括对可疑分子的深度重点监控，这侵犯了民权和自由。

　　近年来也有典型案例，包括联邦调查局为了反恐和破案，要求大型科技企业如苹果公司，协助破解嫌犯所用手机的登录密码，但科技公司基于保护客户信息隐私的承诺，也时有拒绝与政府部门合作，这都曾引发相当的社会争议和法律诉讼。

　　但总的来说，美国公众认为反恐主要是为应对外来威胁，于是愿意为之付出相应的成本代价，也就是说美国近20年的反恐成效得益于大刀阔斧。但“控枪”目标主要是对内，深入广泛涉及美国的文化和传统、政治与自由理念，于是常常遭遇来自各个利益相关方的掣肘与抗拒，举步维艰，成效有限。

　　由此，所谓“控枪”问题，在其他国家和文化里可能就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政策，一刀切严令禁止或严格管控就行了，但在美国却是一个牵涉广泛，错综复杂的难题和困局，想要一碗水端平，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最近，美国科企大鳄马斯克针对枪械管控问题做了公开表态。因为马斯克并非政治人物，无须太顾忌所谓“政治正确”与否，于是他的表态还是比较切中客观现实，也有助于外界管窥美国控枪困局的个中玄机。

　　在理念原则方面，马斯克表示拥护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即允许民众合法持枪自卫。他说：“我坚信民众的拥枪权利是对政府可能的强权暴政的一个有力制衡。从历史角度看，当权者不允许公众拥枪，他们就可以滥用公权力压制民众。”但与此同时，马斯克主张对采购枪支，尤其是连发速射突击型武器，采取更严格的管控措施，譬如对每一名购枪者进行更详尽的背景验证调查，对突击步枪和弹药销售应大部予以禁止，除非是在特殊环境得到特殊批准的前提下。

　　笔者以为，美国在“控枪困局”上的突围之道，还是要靠综合治理，社会协作，有效措施。枪支泛滥必然增加流入非法分子之手的概率，于是对枪支流动、销售及非法走私等必须强化管理监控。购枪不能轻而易举，在这方面加强检查控制程序，方能更好地保护自由权益。在学校工厂等大规模群体场合，安全准入监管必须升级强化。在综合有力得当的举措下，降低恶性枪案的发生和损害率，应该是可以企及的。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

　　美国近期连续发生群体枪击凶案，先是有一白人青年，在纽约州水牛城一家商场，持枪针对黑人社群发动种族仇恨袭击，造成重大伤亡。而后又有一名年长的台湾裔男子，以反对台独为名，从内华达州一路驾车到加州去，对当地台湾长老教会实施枪击，也当场造成伤亡惨剧。更有甚者，德克萨斯州西南部一个人口仅1万5000人的小城，近日忽然发生重大校园枪击惨案，导致21名小学生和教师殒命。罪犯是一名拉美裔辍学无业青年。

　　据美国有关方面统计，自2020年初冠病疫情暴发以来，暴力枪击案发生率也大幅增加，似乎是与整个社会气氛偏于焦虑和郁闷有关。从以上三个枪击大案来看，前两起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仇恨和政治动机，第三起则属于反社会人格的畸形爆发。但三个案件的后果都近乎相同：穷凶极恶，滥伤无辜。

　　世界上不只美国一个国家的民众可以合法拥枪持枪，但对枪械痴迷到了“文化热”的程度，恐怕仅有美国一花独秀。全美设有步枪协会，各地每年都会举行多场枪展，枪店处处可见，靶场普及，好莱坞大片里的帅哥靓妹也经常威猛枪战，喋血交火。

　　不少亚裔移民支持拥枪

　　在其他国家的政治文化里，一个经典认知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而美国主流文化的认知，则是“枪杆子里出民权”。从西部牛仔到东部民兵，从来都把拥枪认为是生活和生命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若从积极角度看，美国人常说的正当防卫，守护家园，尚武骁勇，主持正义，都离不开紧握手中枪。不少亚裔移民也成了此种理念的积极拥护和实践者。1992年加州洛杉矶爆发种族纷争骚乱，韩国裔社区里不少人持枪上阵，勇抗暴徒，保卫自己的商铺和财产，一时间在美国声名大噪。近年来也时有传出中国城里有华裔人士成功持枪自卫，挫败抢劫的新闻。

　　但枪械无疑是双刃剑，具体要看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一旦有反社会倾向的人手持枪械，尤其是那种可以连发速射的突击型武器，枪杆子里就会出悲剧了。美国宪法和传统的初衷，是民众拥枪以捍卫尊严和自由。但枪一旦落到坏人及罪犯之手，就可以用来剥夺无辜者的生命和自由。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道德和安全悖论。

　　在控枪问题上，美国政治很容易让外人感到莫衷一是。自由派主张政府严格管控枪支的销售和使用，而保守派却声称拥枪自卫，是美国人的主要权利和传统之一，政府不宜多加干涉。这就是美国关于枪械管理管控的主要争议和困局所在。

　　即便管控，也有“控枪”还是“管人”的争议，而且长期无解。有关控枪的主张，道理是枪支泛滥，导致枪案频发。但控枪措施如果偏向严苛，譬如限购，就会与民权自由的理念冲突抵触，难以贯彻执行；而管人的主张，是要求调查购枪者的犯罪前科和精神健康记录，以防患于未然。问题是有的作案者，譬如本次在得州小学行凶的青年，虽属于无良恶少，却没有正式犯罪和医疗异常记录，所以也很难进入警方的追踪查处视野。结果，控枪和管人的难度在美国都很大。

　　反恐副作用的启示

　　有人会问，美国号称最重视也拥有高效管理能力、技术和体系，怎么在国内枪支管控问题上却长期原地徘徊，作为不大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参考另外一类案例，即美国自2001年“九一一恐袭”事件后开始的“反恐”行动。

　　表面看来，恐怖分子在自由的美国本可以无孔不入，伺机作乱，但实际结果呢？自美国采取一系列迅速有力的反恐举措以后，譬如成立“国土安全部”，加强边境和入境管控管理，加强国际跨境反恐合作，对恐怖组织和骨干分子追踪监控，在金融上监督和卡断恐怖组织的金流，造成釜底抽薪的效果，在地缘上直接打击恐怖组织的基地如阿富汗等国，反恐收到了显著成效：针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的数量大幅下降，成规模的恐袭几乎没有再重复发生。

　　但美国加强反恐，也伴随着在自由和民权方面的收紧及代价。举一个简单例子，在九一一恐袭发生前，首都华盛顿的许多政府重地，如国防部五角大楼，都有部分区域开放供民众免费参观游览，但这样的轻松开放，现已化为往日的美好记忆。2013年，美国曾发生一个国家安全局雇员斯诺登叛逃事件，原因就是斯诺登认为美国政府以反恐的名义，取得司法授权对民众个人信息加以监控，包括对可疑分子的深度重点监控，这侵犯了民权和自由。

　　近年来也有典型案例，包括联邦调查局为了反恐和破案，要求大型科技企业如苹果公司，协助破解嫌犯所用手机的登录密码，但科技公司基于保护客户信息隐私的承诺，也时有拒绝与政府部门合作，这都曾引发相当的社会争议和法律诉讼。

　　但总的来说，美国公众认为反恐主要是为应对外来威胁，于是愿意为之付出相应的成本代价，也就是说美国近20年的反恐成效得益于大刀阔斧。但“控枪”目标主要是对内，深入广泛涉及美国的文化和传统、政治与自由理念，于是常常遭遇来自各个利益相关方的掣肘与抗拒，举步维艰，成效有限。

　　由此，所谓“控枪”问题，在其他国家和文化里可能就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政策，一刀切严令禁止或严格管控就行了，但在美国却是一个牵涉广泛，错综复杂的难题和困局，想要一碗水端平，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最近，美国科企大鳄马斯克针对枪械管控问题做了公开表态。因为马斯克并非政治人物，无须太顾忌所谓“政治正确”与否，于是他的表态还是比较切中客观现实，也有助于外界管窥美国控枪困局的个中玄机。

　　在理念原则方面，马斯克表示拥护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即允许民众合法持枪自卫。他说：“我坚信民众的拥枪权利是对政府可能的强权暴政的一个有力制衡。从历史角度看，当权者不允许公众拥枪，他们就可以滥用公权力压制民众。”但与此同时，马斯克主张对采购枪支，尤其是连发速射突击型武器，采取更严格的管控措施，譬如对每一名购枪者进行更详尽的背景验证调查，对突击步枪和弹药销售应大部予以禁止，除非是在特殊环境得到特殊批准的前提下。

　　笔者以为，美国在“控枪困局”上的突围之道，还是要靠综合治理，社会协作，有效措施。枪支泛滥必然增加流入非法分子之手的概率，于是对枪支流动、销售及非法走私等必须强化管理监控。购枪不能轻而易举，在这方面加强检查控制程序，方能更好地保护自由权益。在学校工厂等大规模群体场合，安全准入监管必须升级强化。在综合有力得当的举措下，降低恶性枪案的发生和损害率，应该是可以企及的。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