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瑟&艾沃斯：美国需要明智地在中东调整军事存在

　　从宣布竞选总统开始，美国总统拜登就像他的两位前任一样，明确表示他希望重新调整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在2020年竞选期间，拜登承诺“结束在阿富汗和中东的永远的战争”。就职后，他同样承诺要停止“重塑其他国家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时代”。拜登政府的《全球态势评估》《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和即将发布的《国防战略》反映了这些考量，因为华盛顿将其重点转移到中国和更广泛的印度-太平洋地区。

2020年8月，巴格达省，塔吉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拉克部队

　　但是，如何调整军事存在的规模还不完全清楚——尤其是在有争议的阿富汗撤军之后。对于一些外交政策实践者来说，这意味着完全撤出该地区;对另一些人来说，除了微小的调整之外的任何举动都是一个严重的地缘政治错误。

　　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而拜登政府似乎还没有决定美国的政策应该如何落地。华盛顿正在从中东撤出一些资源，但包括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内的政府官员也向焦虑的地区伙伴们承诺，美国“对中东安全的承诺是坚定的”。态势评估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早期的部队调整，比如从中东地区转移一些防空资产，都是由这份评估报告提出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在该地区调整部队规模的愿景。相反，它呼吁对美国军事部署进行更多的研究。

　　关于是否应该以及如何从中东撤军的争论已经持续很久了。长期以来，华盛顿一直试图改变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规模，但却被危机和冲突拖了回来，而它试图与这些危机和冲突保持距离。特朗普总统曾多次承诺从该地区撤军，但随着2019年和2020年与伊朗的紧张关系加剧，他又派遣了数千名士兵到那里。奥巴马总统曾计划在2011年缩减美国在伊拉克的任务，但由于在2014年需要打击“伊斯兰国”(ISIS)，这一计划遭到破坏。两届政府都艰难地发现，要调整优先事项和资源分配的想法，与实际能进行调整有着很大不同。

　　美国需要清醒地重新调整它应该用于中东的军事工具，而不是继续进行辩论和政策鞭策。这并不意味着从该地区撤出或无视这一地区的重要性。但它确实需要对如何优先部署华盛顿的军事资源以及如何将其与美国的战略目标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清晰的评估。归根结底，这意味着美国必须精简其存在，更专注于保护自己及其盟友不受恐怖主义侵害，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维护商业流通和航行自由。这也意味着，华盛顿必须学会强调外交和经济策略，而不是军事行动，只有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能利用可信的军事力量来支持外交目标。

　　在中东减少对军力的依赖而更多地依赖外交手段会带来一些风险，其中最主要的风险是，美国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军事上对该地区可能出现的危机准备不足。但考虑到华盛顿实力投射的强大能力，这种风险也不足为惧。此外，美国多年的持续军事存在并没有阻止该地区最近出现的危机。对中东采取更具外交性和战略性的方法将符合美国的目标。这将使华盛顿能够将其努力和关注的重点放在其他地方。而且，这将使美国更好地应对中东不断变化的形势并采取行动。

　　手段和目的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显然已经“超时”，这源于几十年前开始的冲突。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地区事件和随后的1980年卡特主义之后，华盛顿首次开始在该地区部署大量军队，卡特主义使美国致力于海湾国家的安全。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扩大了驻军范围，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后，驻军规模急剧扩大。接连不断的冲突，如在阿富汗的行动、伊拉克战争和打击ISIS，巩固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基地。

　　一些利益仍然具有战略意义。例如，保护美国本土和美国公民显然是美国的利益所在，而更广阔的中东地区仍然是恐怖主义网络企图袭击美国的沃土。但是，华盛顿的军事活动与其核心利益之间的关联度已经被削弱了至少十年，如果不是更久的话。例如，美国不再打大规模的地面战争，这意味着它不再需要大量的军队和能够控制领土的重型装备。

　　但美国在中东的大规模存在不仅仅耗费资源。它还创造了一种氛围，诱使政策制定者不成比例地使用军事手段，而不是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来执行他们的议程。比如在伊朗问题上，这份临时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将阻止核武器扩散列为优先事项，理由很充分：德黑兰可能的核武化会引发该地区的军备竞赛。华盛顿应该继续努力阻止伊朗获得核弹，这一过程包括为军事打击做好充分准备。但美国必须继续重视使用外交手段，并将军事行动仅作为最后的选择。

　　美国也应该维护中东的商贸流动和航行自由，这有助于巩固华盛顿领导的全球经济秩序。它将需要与盟友和伙伴合作巡逻海上区域，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等咽喉要道。但这种巡逻不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或单边行动，这并不等同于确保该地区石油运输的自由。

　　这些并不是华盛顿在中东的唯一利益。其他方面，如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以及在该地区对抗中俄，也很重要。但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以色列拥有该地区最强大的安全部队，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存在。“大国竞争”已经发展成为在该地区对抗中俄并保持必要的军事态势的准则。

　　这样的论点不够严谨细致，缺乏更深层次的分析。在中东地区的竞争，是以在印度-太平洋等优先地区进行威慑所需的军力分散为代价的。尽管美国仍需要其在中东的军事力量来打击恐怖主义，阻止核扩散，并确保开放的商业，但目前该地区的大部分资源并没有集中在这些问题上。华盛顿应该有能力重新平衡其战略和姿态。

　　根据形势调整

　　那么，重新调整后的军事战略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强调反恐行动和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战略将依赖于特种作战部队、无人平台、一些常规攻击机和关键的支持资源，如空中加油、情报、监视和侦察资产。一支旨在保护贸易的海军舰队需要能够执行海上监测的机动性船只。这三种利益都不需要美国军队目前在该地区的部署：大量的地面部队和“重型”海军装备。

　　因此，美国可以减少那场“超时”的战争遗留下来的东西。例如，政府可以缩小驻扎在科威特的阿里夫营，这是一个重型地面部队的基地，将其变成一个后勤枢纽，在需要时为美国增兵提供支持。华盛顿可以与地区合作伙伴协商应急准入协议，以便在必要时部署部队并进一步扩大设施规模。美国也可以放弃在海湾地区运营大型基地群，转而采用分布式基地系统，以保证美国资产的安全。这意味着要将资产从一些最有可能面临伊朗导弹袭击的基地转移到受威胁范围之外的基地，如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和沙特阿拉伯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为了确保其海上参与与其利益相称，华盛顿应该放弃一直为中东指派一个完整的航母战斗群，而是依赖较小的船只。在海上巡逻机和情报、监视和侦察的支持下，灵活机动的舰队实际上更擅长保持海上航线畅通。

　　为了实现这一转变，美国将需要找到在中东应用其军事能力的正确方式，以及优先考虑什么。这些考量必须符合关键的战略利益，而不是针对那些不太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例如，华盛顿不应该总以部署能够攻击伊朗核设施的重型轰炸机为出发点。迄今为止，美国轰炸机特遣部队的威慑价值是有争议的;例如，它们并没有让伊朗核计划的放缓。更重要的是，这些飞机可以从欧洲或美国到达伊朗。最后，预先部署可能用于伊朗突发事件的资产，可能会导致与地区伙伴的紧张关系，这些伙伴可不希望被视为冲突的一方。结束轰炸机特遣部队在中东的轮转或许是一种更明智的方式，既能保留资源，又能做好准备——这两者都是华盛顿更好地专注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要求——同时对应急计划几乎没有影响。

　　调整这些并不容易。改变中东地区的军事资源组合意味着，美国将需要在该地区承担比过去几十年更多的风险。华盛顿的担忧有可能成为现实，届时美国可能不得不与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或ISIS 2.0进行斗争，但可立即运用的武装工具却更少。很难实事求是地看待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是如何变化的，更难据此采取行动。但是，如果美国能够保持其在该地区扩大存在的能力，并且现任政府继续投入中东真正需要的经济和外交资源，则此类风险更容易控制。

　　安全方面也有益处。重新调整将使华盛顿能够在印度-太平洋和欧洲等需要它们的地方运用更多的军事资源。它将重新平衡美国在中东运用外交和经济策略的方式，并允许美国减少对武力的依赖。

　　它还将帮助美国加强伙伴关系。中东和欧洲的盟友已经知道，华盛顿打算改变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他们已经把这一点铭记于心。但他们希望成为协商过程的一部分，告知美国如何实现其从该地区转移，而不是简单地承担后果。通过与盟国商讨如何在保持核心利益的同时改变其军事姿态，华盛顿可以证明它有能力与伙伴密切合作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从而让他们做得更多。

　　未来30年将与过去30年不同。通过开始改变其在中东的军事姿态，美国有机会在未来几十年里改变其在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政策运作方式。

　　作者简介：贝卡·瓦瑟(Becca Wasser)是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国防项目的研究员;艾丽萨·艾沃斯(Elisa Ewers)是新美国安全中心 (CNAS) 中东安全项目的兼职高级研究员。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从宣布竞选总统开始，美国总统拜登就像他的两位前任一样，明确表示他希望重新调整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在2020年竞选期间，拜登承诺“结束在阿富汗和中东的永远的战争”。就职后，他同样承诺要停止“重塑其他国家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时代”。拜登政府的《全球态势评估》《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和即将发布的《国防战略》反映了这些考量，因为华盛顿将其重点转移到中国和更广泛的印度-太平洋地区。

2020年8月，巴格达省，塔吉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拉克部队

　　但是，如何调整军事存在的规模还不完全清楚——尤其是在有争议的阿富汗撤军之后。对于一些外交政策实践者来说，这意味着完全撤出该地区;对另一些人来说，除了微小的调整之外的任何举动都是一个严重的地缘政治错误。

　　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而拜登政府似乎还没有决定美国的政策应该如何落地。华盛顿正在从中东撤出一些资源，但包括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内的政府官员也向焦虑的地区伙伴们承诺，美国“对中东安全的承诺是坚定的”。态势评估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早期的部队调整，比如从中东地区转移一些防空资产，都是由这份评估报告提出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在该地区调整部队规模的愿景。相反，它呼吁对美国军事部署进行更多的研究。

　　关于是否应该以及如何从中东撤军的争论已经持续很久了。长期以来，华盛顿一直试图改变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规模，但却被危机和冲突拖了回来，而它试图与这些危机和冲突保持距离。特朗普总统曾多次承诺从该地区撤军，但随着2019年和2020年与伊朗的紧张关系加剧，他又派遣了数千名士兵到那里。奥巴马总统曾计划在2011年缩减美国在伊拉克的任务，但由于在2014年需要打击“伊斯兰国”(ISIS)，这一计划遭到破坏。两届政府都艰难地发现，要调整优先事项和资源分配的想法，与实际能进行调整有着很大不同。

　　美国需要清醒地重新调整它应该用于中东的军事工具，而不是继续进行辩论和政策鞭策。这并不意味着从该地区撤出或无视这一地区的重要性。但它确实需要对如何优先部署华盛顿的军事资源以及如何将其与美国的战略目标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清晰的评估。归根结底，这意味着美国必须精简其存在，更专注于保护自己及其盟友不受恐怖主义侵害，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维护商业流通和航行自由。这也意味着，华盛顿必须学会强调外交和经济策略，而不是军事行动，只有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能利用可信的军事力量来支持外交目标。

　　在中东减少对军力的依赖而更多地依赖外交手段会带来一些风险，其中最主要的风险是，美国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军事上对该地区可能出现的危机准备不足。但考虑到华盛顿实力投射的强大能力，这种风险也不足为惧。此外，美国多年的持续军事存在并没有阻止该地区最近出现的危机。对中东采取更具外交性和战略性的方法将符合美国的目标。这将使华盛顿能够将其努力和关注的重点放在其他地方。而且，这将使美国更好地应对中东不断变化的形势并采取行动。

　　手段和目的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显然已经“超时”，这源于几十年前开始的冲突。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地区事件和随后的1980年卡特主义之后，华盛顿首次开始在该地区部署大量军队，卡特主义使美国致力于海湾国家的安全。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扩大了驻军范围，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后，驻军规模急剧扩大。接连不断的冲突，如在阿富汗的行动、伊拉克战争和打击ISIS，巩固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基地。

　　一些利益仍然具有战略意义。例如，保护美国本土和美国公民显然是美国的利益所在，而更广阔的中东地区仍然是恐怖主义网络企图袭击美国的沃土。但是，华盛顿的军事活动与其核心利益之间的关联度已经被削弱了至少十年，如果不是更久的话。例如，美国不再打大规模的地面战争，这意味着它不再需要大量的军队和能够控制领土的重型装备。

　　但美国在中东的大规模存在不仅仅耗费资源。它还创造了一种氛围，诱使政策制定者不成比例地使用军事手段，而不是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来执行他们的议程。比如在伊朗问题上，这份临时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将阻止核武器扩散列为优先事项，理由很充分：德黑兰可能的核武化会引发该地区的军备竞赛。华盛顿应该继续努力阻止伊朗获得核弹，这一过程包括为军事打击做好充分准备。但美国必须继续重视使用外交手段，并将军事行动仅作为最后的选择。

　　美国也应该维护中东的商贸流动和航行自由，这有助于巩固华盛顿领导的全球经济秩序。它将需要与盟友和伙伴合作巡逻海上区域，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等咽喉要道。但这种巡逻不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或单边行动，这并不等同于确保该地区石油运输的自由。

　　这些并不是华盛顿在中东的唯一利益。其他方面，如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以及在该地区对抗中俄，也很重要。但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以色列拥有该地区最强大的安全部队，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存在。“大国竞争”已经发展成为在该地区对抗中俄并保持必要的军事态势的准则。

　　这样的论点不够严谨细致，缺乏更深层次的分析。在中东地区的竞争，是以在印度-太平洋等优先地区进行威慑所需的军力分散为代价的。尽管美国仍需要其在中东的军事力量来打击恐怖主义，阻止核扩散，并确保开放的商业，但目前该地区的大部分资源并没有集中在这些问题上。华盛顿应该有能力重新平衡其战略和姿态。

　　根据形势调整

　　那么，重新调整后的军事战略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强调反恐行动和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战略将依赖于特种作战部队、无人平台、一些常规攻击机和关键的支持资源，如空中加油、情报、监视和侦察资产。一支旨在保护贸易的海军舰队需要能够执行海上监测的机动性船只。这三种利益都不需要美国军队目前在该地区的部署：大量的地面部队和“重型”海军装备。

　　因此，美国可以减少那场“超时”的战争遗留下来的东西。例如，政府可以缩小驻扎在科威特的阿里夫营，这是一个重型地面部队的基地，将其变成一个后勤枢纽，在需要时为美国增兵提供支持。华盛顿可以与地区合作伙伴协商应急准入协议，以便在必要时部署部队并进一步扩大设施规模。美国也可以放弃在海湾地区运营大型基地群，转而采用分布式基地系统，以保证美国资产的安全。这意味着要将资产从一些最有可能面临伊朗导弹袭击的基地转移到受威胁范围之外的基地，如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和沙特阿拉伯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为了确保其海上参与与其利益相称，华盛顿应该放弃一直为中东指派一个完整的航母战斗群，而是依赖较小的船只。在海上巡逻机和情报、监视和侦察的支持下，灵活机动的舰队实际上更擅长保持海上航线畅通。

　　为了实现这一转变，美国将需要找到在中东应用其军事能力的正确方式，以及优先考虑什么。这些考量必须符合关键的战略利益，而不是针对那些不太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例如，华盛顿不应该总以部署能够攻击伊朗核设施的重型轰炸机为出发点。迄今为止，美国轰炸机特遣部队的威慑价值是有争议的;例如，它们并没有让伊朗核计划的放缓。更重要的是，这些飞机可以从欧洲或美国到达伊朗。最后，预先部署可能用于伊朗突发事件的资产，可能会导致与地区伙伴的紧张关系，这些伙伴可不希望被视为冲突的一方。结束轰炸机特遣部队在中东的轮转或许是一种更明智的方式，既能保留资源，又能做好准备——这两者都是华盛顿更好地专注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要求——同时对应急计划几乎没有影响。

　　调整这些并不容易。改变中东地区的军事资源组合意味着，美国将需要在该地区承担比过去几十年更多的风险。华盛顿的担忧有可能成为现实，届时美国可能不得不与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或ISIS 2.0进行斗争，但可立即运用的武装工具却更少。很难实事求是地看待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是如何变化的，更难据此采取行动。但是，如果美国能够保持其在该地区扩大存在的能力，并且现任政府继续投入中东真正需要的经济和外交资源，则此类风险更容易控制。

　　安全方面也有益处。重新调整将使华盛顿能够在印度-太平洋和欧洲等需要它们的地方运用更多的军事资源。它将重新平衡美国在中东运用外交和经济策略的方式，并允许美国减少对武力的依赖。

　　它还将帮助美国加强伙伴关系。中东和欧洲的盟友已经知道，华盛顿打算改变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他们已经把这一点铭记于心。但他们希望成为协商过程的一部分，告知美国如何实现其从该地区转移，而不是简单地承担后果。通过与盟国商讨如何在保持核心利益的同时改变其军事姿态，华盛顿可以证明它有能力与伙伴密切合作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从而让他们做得更多。

　　未来30年将与过去30年不同。通过开始改变其在中东的军事姿态，美国有机会在未来几十年里改变其在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政策运作方式。

　　作者简介：贝卡·瓦瑟(Becca Wasser)是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国防项目的研究员;艾丽萨·艾沃斯(Elisa Ewers)是新美国安全中心 (CNAS) 中东安全项目的兼职高级研究员。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