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沃尔特：美国领导的世界规则需要改变

　　美国总统拜登上周在国会发表讲话时，借鉴了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的做法，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国内计划与更有效地与中国竞争的必要性联系起来。就像艾森豪威尔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说服国家为州际高速公路系统提供资金一样，拜登认为一个广义的基础设施项目对维护美国的全球地位至关重要。尽管这种做法并非没有风险，但它认识到美国正处于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需要提高自己的游戏水平。

　　但这场比赛到底是关于什么呢?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在我看来，有些夸张)担心两国发生军事冲突，但两国都没有对对方的主权或独立构成真正的威胁。这两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距离遥远，彼此无法考虑发动战争，甚至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中美都拥有核武器，这对两国迫使对方听从自己的命令的能力施加了更严格的限制。此外，两国都不太可能让对方接受自己倾向的政治意识形态。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两个强大的国家将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共存。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会竞争什么呢?中美竞争的本质是物质性的，因为每个国家都寻求发展卓越的人工智能能力、绿色能源技术、生物医学产品以及更先进的军事能力。正如我几周前长篇大论指出的那样，竞争的主要部分将是规范性的，因为每个国家都试图捍卫和促进它认为全球秩序应基于的规则或规范。因此，问题是：谁的规则最终将在全世界赢得更大的支持?

　　冒着过于简单化的风险，中国所青睐的世界秩序本质上是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它强调领土主权和不干涉，拥抱一个存在许多不同政治秩序的世界，并将(假定的)集体需求(如经济安全)置于个人权利或自由之上。正如政治学家Jessica Chen Weiss最近所说的那样，中国寻求的是关于个人权利的普世主义主张不会危及其权威，也不会激起对其内部政策的批评。

　　相比之下，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倡导一种世界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基于自由价值观的基本主张——即所有人都拥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受到了青睐。美国领导人将这些理念嵌入到《联合国宪章》等文件中，《宪章》明确提到“促进和鼓励对所有人基本自由的无差别尊重”。类似的原则显然是《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核心，也庄严载入《北大西洋公约》(North Atlantic Treaty)和美国领导的其他机构。

　　当然，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履行这些规范性声明。同样，尽管美国领导人喜欢赞扬他们对自由、民主和基本人权的深切承诺，但他们很快就忽视了主要盟友的不自由行为，而美国未能在国内充分实现这些理想。然而，中美表现出的规范偏好并非空谈：美国有时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扩大民主统治的范围，并对拒绝实现这些理念的国家施加压力或予以排斥。

　　哪一套规则可能会胜出?当我在3月份写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认为硬实力和物质上的成功将发挥关键作用，因为经济规模会影响其他国家的计算，而国内的成功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效仿。但我们也应该考虑这些思想本身的内在吸引力：美国及其最亲密盟友奉行的自由主义准则对其他国家是否更有吸引力，比起北京高调捍卫国家主权、一再强调不干涉内政、它坚持认为不同的国家应该有权利发展与其自身文化和历史经验相一致的政治制度?

　　美国人可能习惯于认为“历史的弧线向正义倾斜”，自由的理想注定要胜利，即使需要几十年才能完全实现。他们当然可以用过去四个世纪的历史来支持这种信念。因为我认同这些价值观，并且很高兴我生活在一个(基本上)自由的国家，我希望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不这么认为是明智的，因为中国偏爱的一套规则可能在许多地方被证明是有吸引力的。

　　首先，非民主领导人——这仍然意味着世界上大多数政府——可能更喜欢这样一种世界秩序——让每个国家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体制，外界就其国内发生的事情向其施压被认为是非法的。毫不奇怪，北京愿意提供不以国内改革为条件的发展援助(就像美国和西方援助项目通常做的那样)，这在一些国家尤其具有吸引力。因此，北京对不干涉内政的辩护和对自由规范的拒绝马上就会赢得许多领导人的支持。

　　其次，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尊重这些理念，其他国家就不会那么担心中国支持的政权更迭。当然，这种政策可能会改变，但就目前而言，一些国家可能会发现这种立场比美国的立场更有吸引力，即所有政府最终都应该成为民主国家。

　　第三，北京的立场不那么容易被指责为虚伪。宣布所有国家都应该被允许按照它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发展，这使得它可以自由地与民主国家、军事独裁国家和君主制国家做生意，并根据情况调整各自的关系。当美国宣布自由主义原则，继续支持经常违反这些理念的亲密盟友时，使其看起来是两面派，但中国可以与任何人进行贸易、投资和合作，而不会前后矛盾。

　　考虑到这一切，人们可能会认为，中国对世界秩序采取的“互不干涉”的态度最终会取代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而大多数国际机构的规范基础将逐渐回归到更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模式。然而，我认为得出这样的结论为时过早，因为中国的规范性立场并非没有自身的责任。

　　一个问题是，其他国家并非对道德关切漠不关心，即使是在一个强权政治继续左右其行为的世界里也是如此。暴行的表现，对无辜者生命的无情漠视，以及其他国家支持的残忍行为，令其他人感到震惊和反感——即使这些行为仅限于某一特定国家的境内。即使是最专制的政权也明白这种趋势，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遗余力地掩盖这种行为，制裁或限制那些指出这种行为的人，并精心编造借口为无法隐藏的罪行辩护。对“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原则的广泛(如果仍然肤浅的话)支持也表明，许多专制国家对任何事情都应局限在一个国家境内的观点感到不安。

　　出于这个原因，其努力推动一个统治合法化、政府内部政策免受道德谴责的世界秩序，这注定会让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当政府坚持他们有权在其境内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时，其他国家——包括其他专制国家——会想知道，如果他们有机会为所欲为，他们在境外会做些什么。

　　对现有国家的主权及其在一套边界内的绝对权力给予特权也与民族自决的思想背道而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但它也赞同允许拥有独特文化、语言和集体身份的人管理自己的观点。这一理念摧毁了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结束了欧洲殖民主义时代，并在苏联的解体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一个有利于在一个国家内虐待种族或民族群体的世界秩序不会对那些既渴望自治又寻求更平等地位的人产生吸引力。

　　自由主义理想在未来可能如何发展?

　　坦率地说，过去20年对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来说都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尽管(或许正是因为)它们在20世纪即将结束时享有有利的地位。美国卷入了几场代价高昂且不成功的战争，并且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目前正面临自内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功能失调和党派分裂。日本在经济上一直停滞不前，欧洲面临着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和挑战，早些时候对印度和巴西能够发挥地缘政治潜力的希望已经落空。关于自由主义在全球舞台上的长期吸引力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

　　然而，如果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理想看起来更有吸引力。尽管世界主要民主国家近来表现不佳，但它们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认为西方正处于绝路和自我造成的衰落中是错误的。詹姆斯·斯科特和阿马蒂亚·森认为，自由主义社会不太可能犯下真正的灾难性错误，比如斯大林时代的集体化，而更有可能在错误发生时纠正这些错误。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这场冠状病毒大流行，一些最糟糕的反应或许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些最糟糕的反应来自那些有着强烈威权倾向的狭隘民粹主义者，比如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巴西总统吉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和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这些想法使我得出以下结论。支持自由主义理想的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不能假定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也不能假定漫长的历史长河必然有利于他们。如果这条弧线向正义倾斜，那将不是由于神的干预，也不是由于人性中某些根深蒂固的倾向，也不是由于深刻的历史目的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个预先确定的(自由的)结果。这条弧线只有在支持者能够更成功地展示其理想的优越性时才会弯曲，尤其是在与其他理想相比较时。这似乎是拜登政府试图做的事情，但它能否成功，很可能取决于目前扭曲政治的虚假信息造成的机能失调的死亡螺旋能否逆转。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曾任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副院长。原文链接：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5/04/the-world-might-want-chinas-rules/

　　美国总统拜登上周在国会发表讲话时，借鉴了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的做法，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国内计划与更有效地与中国竞争的必要性联系起来。就像艾森豪威尔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说服国家为州际高速公路系统提供资金一样，拜登认为一个广义的基础设施项目对维护美国的全球地位至关重要。尽管这种做法并非没有风险，但它认识到美国正处于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需要提高自己的游戏水平。

　　但这场比赛到底是关于什么呢?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在我看来，有些夸张)担心两国发生军事冲突，但两国都没有对对方的主权或独立构成真正的威胁。这两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距离遥远，彼此无法考虑发动战争，甚至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中美都拥有核武器，这对两国迫使对方听从自己的命令的能力施加了更严格的限制。此外，两国都不太可能让对方接受自己倾向的政治意识形态。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两个强大的国家将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共存。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会竞争什么呢?中美竞争的本质是物质性的，因为每个国家都寻求发展卓越的人工智能能力、绿色能源技术、生物医学产品以及更先进的军事能力。正如我几周前长篇大论指出的那样，竞争的主要部分将是规范性的，因为每个国家都试图捍卫和促进它认为全球秩序应基于的规则或规范。因此，问题是：谁的规则最终将在全世界赢得更大的支持?

　　冒着过于简单化的风险，中国所青睐的世界秩序本质上是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它强调领土主权和不干涉，拥抱一个存在许多不同政治秩序的世界，并将(假定的)集体需求(如经济安全)置于个人权利或自由之上。正如政治学家Jessica Chen Weiss最近所说的那样，中国寻求的是关于个人权利的普世主义主张不会危及其权威，也不会激起对其内部政策的批评。

　　相比之下，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倡导一种世界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基于自由价值观的基本主张——即所有人都拥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受到了青睐。美国领导人将这些理念嵌入到《联合国宪章》等文件中，《宪章》明确提到“促进和鼓励对所有人基本自由的无差别尊重”。类似的原则显然是《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核心，也庄严载入《北大西洋公约》(North Atlantic Treaty)和美国领导的其他机构。

　　当然，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履行这些规范性声明。同样，尽管美国领导人喜欢赞扬他们对自由、民主和基本人权的深切承诺，但他们很快就忽视了主要盟友的不自由行为，而美国未能在国内充分实现这些理想。然而，中美表现出的规范偏好并非空谈：美国有时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扩大民主统治的范围，并对拒绝实现这些理念的国家施加压力或予以排斥。

　　哪一套规则可能会胜出?当我在3月份写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认为硬实力和物质上的成功将发挥关键作用，因为经济规模会影响其他国家的计算，而国内的成功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效仿。但我们也应该考虑这些思想本身的内在吸引力：美国及其最亲密盟友奉行的自由主义准则对其他国家是否更有吸引力，比起北京高调捍卫国家主权、一再强调不干涉内政、它坚持认为不同的国家应该有权利发展与其自身文化和历史经验相一致的政治制度?

　　美国人可能习惯于认为“历史的弧线向正义倾斜”，自由的理想注定要胜利，即使需要几十年才能完全实现。他们当然可以用过去四个世纪的历史来支持这种信念。因为我认同这些价值观，并且很高兴我生活在一个(基本上)自由的国家，我希望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不这么认为是明智的，因为中国偏爱的一套规则可能在许多地方被证明是有吸引力的。

　　首先，非民主领导人——这仍然意味着世界上大多数政府——可能更喜欢这样一种世界秩序——让每个国家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体制，外界就其国内发生的事情向其施压被认为是非法的。毫不奇怪，北京愿意提供不以国内改革为条件的发展援助(就像美国和西方援助项目通常做的那样)，这在一些国家尤其具有吸引力。因此，北京对不干涉内政的辩护和对自由规范的拒绝马上就会赢得许多领导人的支持。

　　其次，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尊重这些理念，其他国家就不会那么担心中国支持的政权更迭。当然，这种政策可能会改变，但就目前而言，一些国家可能会发现这种立场比美国的立场更有吸引力，即所有政府最终都应该成为民主国家。

　　第三，北京的立场不那么容易被指责为虚伪。宣布所有国家都应该被允许按照它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发展，这使得它可以自由地与民主国家、军事独裁国家和君主制国家做生意，并根据情况调整各自的关系。当美国宣布自由主义原则，继续支持经常违反这些理念的亲密盟友时，使其看起来是两面派，但中国可以与任何人进行贸易、投资和合作，而不会前后矛盾。

　　考虑到这一切，人们可能会认为，中国对世界秩序采取的“互不干涉”的态度最终会取代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而大多数国际机构的规范基础将逐渐回归到更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模式。然而，我认为得出这样的结论为时过早，因为中国的规范性立场并非没有自身的责任。

　　一个问题是，其他国家并非对道德关切漠不关心，即使是在一个强权政治继续左右其行为的世界里也是如此。暴行的表现，对无辜者生命的无情漠视，以及其他国家支持的残忍行为，令其他人感到震惊和反感——即使这些行为仅限于某一特定国家的境内。即使是最专制的政权也明白这种趋势，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遗余力地掩盖这种行为，制裁或限制那些指出这种行为的人，并精心编造借口为无法隐藏的罪行辩护。对“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原则的广泛(如果仍然肤浅的话)支持也表明，许多专制国家对任何事情都应局限在一个国家境内的观点感到不安。

　　出于这个原因，其努力推动一个统治合法化、政府内部政策免受道德谴责的世界秩序，这注定会让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当政府坚持他们有权在其境内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时，其他国家——包括其他专制国家——会想知道，如果他们有机会为所欲为，他们在境外会做些什么。

　　对现有国家的主权及其在一套边界内的绝对权力给予特权也与民族自决的思想背道而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但它也赞同允许拥有独特文化、语言和集体身份的人管理自己的观点。这一理念摧毁了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结束了欧洲殖民主义时代，并在苏联的解体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一个有利于在一个国家内虐待种族或民族群体的世界秩序不会对那些既渴望自治又寻求更平等地位的人产生吸引力。

　　自由主义理想在未来可能如何发展?

　　坦率地说，过去20年对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来说都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尽管(或许正是因为)它们在20世纪即将结束时享有有利的地位。美国卷入了几场代价高昂且不成功的战争，并且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目前正面临自内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功能失调和党派分裂。日本在经济上一直停滞不前，欧洲面临着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和挑战，早些时候对印度和巴西能够发挥地缘政治潜力的希望已经落空。关于自由主义在全球舞台上的长期吸引力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

　　然而，如果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理想看起来更有吸引力。尽管世界主要民主国家近来表现不佳，但它们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认为西方正处于绝路和自我造成的衰落中是错误的。詹姆斯·斯科特和阿马蒂亚·森认为，自由主义社会不太可能犯下真正的灾难性错误，比如斯大林时代的集体化，而更有可能在错误发生时纠正这些错误。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这场冠状病毒大流行，一些最糟糕的反应或许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些最糟糕的反应来自那些有着强烈威权倾向的狭隘民粹主义者，比如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巴西总统吉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和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这些想法使我得出以下结论。支持自由主义理想的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不能假定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也不能假定漫长的历史长河必然有利于他们。如果这条弧线向正义倾斜，那将不是由于神的干预，也不是由于人性中某些根深蒂固的倾向，也不是由于深刻的历史目的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个预先确定的(自由的)结果。这条弧线只有在支持者能够更成功地展示其理想的优越性时才会弯曲，尤其是在与其他理想相比较时。这似乎是拜登政府试图做的事情，但它能否成功，很可能取决于目前扭曲政治的虚假信息造成的机能失调的死亡螺旋能否逆转。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曾任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副院长。原文链接：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5/04/the-world-might-want-chinas-ru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