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克·格罗斯曼：拜登将从沿袭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中获益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可能会扭转现任总统特朗普的许多政策，但很可能会保留的是“印太战略”。拜登和他的顾问同意特朗普政府的观点，即美国必须继续通过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来对抗中国的胁迫性活动。如果说印度-太平洋战略会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很可能只是形式上而非实质性的变化。

　　一个容易看到的变化或许是，“印太战略”会被重新命名，以显著区别特朗普政府的风格。作为奥巴马的副总统，拜登有现成的名字可供选择，包括“战略再平衡”或“重返亚洲”，不过一种新鲜的、个性化的风格似乎更可取。无论如何，政策更名可能会伴随着拜登政府战略范围的缩减——比如重返亚太地区——这很可能会适得其反。事实上，“印度-太平洋”这个术语及其区域概念——从加利福尼亚州延伸到乞力马扎罗山——是最佳选择，原因有以下几个。

　　首先，中国是通过印太视角决定其行动的。尽管台湾海峡、南海和东海仍然是北京对外施压的重心，但它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影响也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印度洋地区和大洋洲。中国正在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在除印度以外的每个南亚国家推进项目，以潜在地确保进入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领土。

　　例如，在斯里兰卡，“一带一路”倡议累积的债务迫使科伦坡签署了一份为期99年的租约，让中国得以在汉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运营。这座港口位于印度洋的关键航道上，地理位置非常理想。中国还于2017年在吉布提开设了首个正式的军事基地，而起渔船已经耗尽了非洲东海岸的渔业资源。去年，中国挖走了台湾在大洋洲仅有的两个外交伙伴——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蒂。据报道，2018年，北京计划在瓦努阿图建立一个基地。因此，美国仅仅在亚洲甚至亚太地区保持对中国的有限关注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印度-太平洋”一词向北京发出了恰当的信息：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华盛顿优先考虑与环海国家和岛屿国家合作，以抵制中国日益增强的自信和影响力。这样做意味着华盛顿与北京合作的机会之窗正在关闭，这应该会给一个友邦很少的国家增加压力，并让它相信有必要负责任地行事。当然，北京把印太战略称为美国遏制中国计划的一部分，但这种指责性说法对大多数经常受到强大邻国施压的国家来说越来越无关紧要。

　　第三，从实际角度来看，华盛顿已经重新组建了政府，且以印度-太平洋视角来实施政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在2018年决定将其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但其影响远不止于此。例如，五角大楼的国防部长办公室(policy shop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几乎在同一时间进行了重组，目的是将盟友和伙伴——印度-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岛国——团结为一个整体，而将中国排斥在另一边。双方清晰的精神区隔是印太战略的直接结果，现在逆转这种政策将带来混乱和资源浪费。

　　特朗普政府对大洋洲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了近年来的任何一届政府。值得注意的是,首次有了负责大洋洲事务主任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支持了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去年分别对密克罗尼西亚和帕劳进行历史性访问，也支持了自由联系邦各国领导人和特朗普总统2019年在白宫举行历史性峰会。

　　此外，“印度-太平洋战略”还包括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这两个地区在过去的政府中都没有被正式纳入战略。如果放弃“印太战略”的命名，那么拜登政府将需要理由制定一个单独的印度或南亚战略，正如新德里正在成为美国的主要安全伙伴，因其在喜马拉雅山区面临中国的侵入的风险。

　　针对印度和南亚的单独战略将取消“印度-太平洋”战略所带来的跨地区和跨领域的视角。如果不能从整体上看待该地区，可能会使美国更难弄清中国的行为模式，而这些模式可以帮助美国更好地理解和回应中国的大战略。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美国的主要盟友和伙伴已经习惯了印太战略，推行期间进行政策更改对他们来说是不受欢迎的。在外交政策方面，一致性可以建立信任，这可能就是拜登在最近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和韩国领导人通话时使用“印度-太平洋”一词来描述该地区的原因。这是一个好迹象，但能否持续使用还有待商榷。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将特朗普强调的“自由和开放”换成了“安全和繁荣”，表明更多的变化可能会到来。

　　最终，“印度-太平洋”不仅仅关乎命名，不仅仅是地理问题，实际上是一种态度，代表着华盛顿如何观察和回应中国。“印太”这一命名是向北京发出信号，表明华盛顿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在对抗中国的威胁方面立场一致，而这些威胁不再局限于与中国的接壤处。

　　德里克·格罗斯曼(Derek Grossman)是兰德公司的亚太政策高级专家，曾在五角大楼担任顾问;本文原载《日经亚洲评论》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可能会扭转现任总统特朗普的许多政策，但很可能会保留的是“印太战略”。拜登和他的顾问同意特朗普政府的观点，即美国必须继续通过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来对抗中国的胁迫性活动。如果说印度-太平洋战略会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很可能只是形式上而非实质性的变化。

　　一个容易看到的变化或许是，“印太战略”会被重新命名，以显著区别特朗普政府的风格。作为奥巴马的副总统，拜登有现成的名字可供选择，包括“战略再平衡”或“重返亚洲”，不过一种新鲜的、个性化的风格似乎更可取。无论如何，政策更名可能会伴随着拜登政府战略范围的缩减——比如重返亚太地区——这很可能会适得其反。事实上，“印度-太平洋”这个术语及其区域概念——从加利福尼亚州延伸到乞力马扎罗山——是最佳选择，原因有以下几个。

　　首先，中国是通过印太视角决定其行动的。尽管台湾海峡、南海和东海仍然是北京对外施压的重心，但它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影响也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印度洋地区和大洋洲。中国正在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在除印度以外的每个南亚国家推进项目，以潜在地确保进入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领土。

　　例如，在斯里兰卡，“一带一路”倡议累积的债务迫使科伦坡签署了一份为期99年的租约，让中国得以在汉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运营。这座港口位于印度洋的关键航道上，地理位置非常理想。中国还于2017年在吉布提开设了首个正式的军事基地，而起渔船已经耗尽了非洲东海岸的渔业资源。去年，中国挖走了台湾在大洋洲仅有的两个外交伙伴——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蒂。据报道，2018年，北京计划在瓦努阿图建立一个基地。因此，美国仅仅在亚洲甚至亚太地区保持对中国的有限关注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印度-太平洋”一词向北京发出了恰当的信息：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华盛顿优先考虑与环海国家和岛屿国家合作，以抵制中国日益增强的自信和影响力。这样做意味着华盛顿与北京合作的机会之窗正在关闭，这应该会给一个友邦很少的国家增加压力，并让它相信有必要负责任地行事。当然，北京把印太战略称为美国遏制中国计划的一部分，但这种指责性说法对大多数经常受到强大邻国施压的国家来说越来越无关紧要。

　　第三，从实际角度来看，华盛顿已经重新组建了政府，且以印度-太平洋视角来实施政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在2018年决定将其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但其影响远不止于此。例如，五角大楼的国防部长办公室(policy shop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几乎在同一时间进行了重组，目的是将盟友和伙伴——印度-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岛国——团结为一个整体，而将中国排斥在另一边。双方清晰的精神区隔是印太战略的直接结果，现在逆转这种政策将带来混乱和资源浪费。

　　特朗普政府对大洋洲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了近年来的任何一届政府。值得注意的是,首次有了负责大洋洲事务主任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支持了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去年分别对密克罗尼西亚和帕劳进行历史性访问，也支持了自由联系邦各国领导人和特朗普总统2019年在白宫举行历史性峰会。

　　此外，“印度-太平洋战略”还包括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这两个地区在过去的政府中都没有被正式纳入战略。如果放弃“印太战略”的命名，那么拜登政府将需要理由制定一个单独的印度或南亚战略，正如新德里正在成为美国的主要安全伙伴，因其在喜马拉雅山区面临中国的侵入的风险。

　　针对印度和南亚的单独战略将取消“印度-太平洋”战略所带来的跨地区和跨领域的视角。如果不能从整体上看待该地区，可能会使美国更难弄清中国的行为模式，而这些模式可以帮助美国更好地理解和回应中国的大战略。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美国的主要盟友和伙伴已经习惯了印太战略，推行期间进行政策更改对他们来说是不受欢迎的。在外交政策方面，一致性可以建立信任，这可能就是拜登在最近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和韩国领导人通话时使用“印度-太平洋”一词来描述该地区的原因。这是一个好迹象，但能否持续使用还有待商榷。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将特朗普强调的“自由和开放”换成了“安全和繁荣”，表明更多的变化可能会到来。

　　最终，“印度-太平洋”不仅仅关乎命名，不仅仅是地理问题，实际上是一种态度，代表着华盛顿如何观察和回应中国。“印太”这一命名是向北京发出信号，表明华盛顿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在对抗中国的威胁方面立场一致，而这些威胁不再局限于与中国的接壤处。

　　德里克·格罗斯曼(Derek Grossman)是兰德公司的亚太政策高级专家，曾在五角大楼担任顾问;本文原载《日经亚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