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特朗普的当头炮——漫谈今年美国总统大选

　　谁会想到：今年，在美国首场总统竞选的第一回合，特朗普就以“社会主义”作为开局的当头炮，先机轰向对手拜登：

　　民主党是社会主义吗?民主党是社会主义政党，你们是在搞社会主义!我们会阻止你，我们会阻止你们的。

特朗普和拜登的首场辩论

　　我和许多中国人一样，认为美国两党要辩论的问题很多，执行政策的分歧也不少，但多在经济、税收、医保、教育、住房、移民、种族、环保等方面，在一个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竟然把“社会主义”作为互相攻讦，彼此攻防的热门话题，确实匪夷所思。拜登的回答，则尽力否认自己是“社会主义”，但民主党的桑德斯却并不讳言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桑德斯两次作为民主党内的总统候选人，其代表的思潮和社会力量也不可小视。特朗普对拜登坚持的“平价医保”方案指责道：

　　你这是桑德斯的观念，你这是极左政策!只有社会主义才搞你们这种医保，你是要把美国带入社会主义。

　　我认为，桑德斯宣传的“社会主义”，极有可能是北欧四国挪威、瑞典、芬兰、丹麦那种社会主义，而绝非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美国之所以能够出现桑德斯这样的代表人物和思潮，也不是偶然的，和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美国贫富悬殊，贫富差别的撕裂有直接关系，值得人们认真分析。

　　一、美国社会撕裂的三个重要原因

　　道理应从现实讲起。让我们首先看看美国的“占领华尔街”的社会运动。2011年9月17日至11月15日，在美国纽约，首先引爆了“占领华尔街”行动的游行，以后又延伸到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匹兹堡、亚特兰大等大中城市，最后形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运动，最后虽然以暴力清场结束，但其波及影响已扩散到德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家。

　　当时，抗议示威活动一个最生动的街头景象，就是不少人的帽子上，插着一块99%的标识牌，其意则是：美国是一个99%的平民与1%的富豪严重对立的国家。围绕着99%比1%的话题，各种研究机构和社会媒体早就进行过各种调查。

　　《华尔街见闻》2019年11月发布消息：

　　财富差距在美国越来越明显。如今，全美最富裕的10%家庭控制着这个国家大约70%的财富。而在十年前，这一比例还是60%。

　　《原创“九哥”财经》2020年4月5日消息：

　　美国的财富差距悬殊，最富的10%人群的收入竟是最穷10%的15倍。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估计，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占据全国收入的22%。

　　今天收到的“新浪财经7*24小时快讯”消息：

　　(美国)今年疫情期间，亿万富翁尤为得益。其中，前1%的富人净资产总额达34.2万亿美元，而最贫困的50%(约1.65亿人)总共只有2.08万亿美元，占全国总额的1.9%。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调查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85,居G7之首，世界排名在俄罗斯、斯里兰卡、格鲁吉亚之后，在土库曼、加纳、塞内加尔之前。

　　美国社会贫富两端的对立、撕裂已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起码有三个原因，一是美国的金融界的原因。民主党当政时，国会通过的法律，要求银行给没有财力、现成抵押品的家庭发放房贷，银行为安全起见便用各种金融工具打包成证券转卖，金融泡沫破裂以后，下层人群无法还贷，自然受害不浅，金融工程师们早赚足了钱。其中尤以美国2008年爆发的次贷金融危机最为典型。二是今年，共和党当政期间，产生了至今还未得到控制的新冠疫情，政府为挽救经济，发行了大规模的货币流量，大量资金涌入股市。在股市中，富人得到暴利，穷人却受货币贬值之苦。三是美国在数字经济崭新业态中，兴起了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垄断科技企业。无疑这种垄断科技企业，划时代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流通的进步，但在分配、消费方面又产生了极大的不平等。这种垄断科技企业的垄断利润，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但其天文数字的利润分配，同样也有其一定的不合理性。否则为什么美国众议院中，民主党占多数的“反垄断委员会”，也要对苹果、脸书、谷歌和亚马逊提出垄断行为的调查听证呢?之前美国司法部也曾对微软进行过法律诉讼，结果以庭外和解告一段落。

　　因为它其中有发明者的专利，有“从无到有”的创新生产，但其天文数字的利润分配确有不合理性，况且治病救人的新型药品投放市场，是否其利润分配又应当完全以商业原则去计算呢?科技发展有无一个科技伦理问题呢?高端的智能机器人是否还可以能统治人类呢?这就远远超出了美国党派之间的争论了。

　　二、美国大选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美国两党大选，竟然把“社会主义”的旗号作为互相攻讦的谈资，这对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害处，因为社会主义绝不是一国一个民族的事情。朝鲜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可以，那么对北欧四国的社会主义也不必动气，尽管我国没有这种福利主义的本钱。我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时，曾说过：我更喜欢看到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竞选对决。

　　当前的美国大选，使我们更加清醒：首先要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无时无刻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像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更要重视国内需求，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同时，我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要把社会主义需要办的事情精心办好才合格。这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产品、公共事业和公共财政，如教育、医疗和全部的社会保障工作。只有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社会主义的事情办好，我们在经济全球化中才能发挥更加主动、积极和创造性的作用。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把社会主义的实践之路、改革开放之路走好。

　　首先，说一下公共财政问题。公共财政表面看是一个中央地方事权和财权的问题，更深的问题则是一个公共财政如何为公共事业、全民公益事业服务的问题。有人统计，以2004年为例，各省的地方财政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45%，但地方财政支出却高达全国总财政的72%;在教育事业经费上，中央财政支出219.64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3146.3亿元，地方支出是中央的14倍;在社会保障补助方面，地方财政支出是中央财政支出的7倍，支农的支出是中央支出的10倍。过度集中的财权，不利于政府全局，对基层公共事务的履职服务功能。与其中央政府进行大量的转移支付工作，不如竭尽全力做好各种保护、鼓励的工作，使东部一般的中小加工企业向六亿低收入群体的地域做资本的梯度转移。

　　其次，再说教育问题。中共中央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明，我国必须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并于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九年义务教育的法律条文，法律指明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是少年儿童的权利，“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但此法历经二十年后的2006年9月1日才正式施行，这不太晚了吗?动力何其不足也。

　　最后，再谈一下养老和医疗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现行的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这一制度有一好的起点，这比对下岗工人买断工龄，强征土地，造成大批失地农民，让医院自负盈亏好多了。现今城乡居民都有养老金，生活极端困难者，还有救济金。毕竟现在我国十四亿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实现了小康生活。我国要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真正的优越性，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于计划经济的人民性。就不能只讲市场竞争不讲社会的公共事业，社会的公共事业，是全民的事业。

　　三、结束语

　　美国的大选反映了美国的社会现状，美国确实出现了问题，拜登在特朗普当头炮的攻击下，以“平价医保”为阵地，还能转守为攻，招架得还不算怎么失分。民主党对选民偏向于公平的宣传，共和党偏向于效率的鼓吹。美国人对美国问题的亲身感受比我们认识要深切，我们似乎不必过度关心谁当选，谁落选。至于说到高新科技的垄断企业，对其的“从无到有”的创新发明，应持高度承认的立场，但政府对国民财富的分配，对其企业的税收，对客户、消费者的权益如何保护，这不但是美国面临这个问题，我国、世界也面临这类问题。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是局外人。

　　习近平同志说，我国社会进入了新的伟大时代，其“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需要和需求不同，“需求”多和支付能力有关，“需要”则多与减少居民的支付能力，提高公共财政的支出相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对人民群众需求和需要做好统一的、更人性化的实践创新工作。这是要用每个人的亲身的获得感的幸福感来回答问题。

　　2020年10月12日

　　谁会想到：今年，在美国首场总统竞选的第一回合，特朗普就以“社会主义”作为开局的当头炮，先机轰向对手拜登：

　　民主党是社会主义吗?民主党是社会主义政党，你们是在搞社会主义!我们会阻止你，我们会阻止你们的。

特朗普和拜登的首场辩论

　　我和许多中国人一样，认为美国两党要辩论的问题很多，执行政策的分歧也不少，但多在经济、税收、医保、教育、住房、移民、种族、环保等方面，在一个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竟然把“社会主义”作为互相攻讦，彼此攻防的热门话题，确实匪夷所思。拜登的回答，则尽力否认自己是“社会主义”，但民主党的桑德斯却并不讳言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桑德斯两次作为民主党内的总统候选人，其代表的思潮和社会力量也不可小视。特朗普对拜登坚持的“平价医保”方案指责道：

　　你这是桑德斯的观念，你这是极左政策!只有社会主义才搞你们这种医保，你是要把美国带入社会主义。

　　我认为，桑德斯宣传的“社会主义”，极有可能是北欧四国挪威、瑞典、芬兰、丹麦那种社会主义，而绝非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美国之所以能够出现桑德斯这样的代表人物和思潮，也不是偶然的，和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美国贫富悬殊，贫富差别的撕裂有直接关系，值得人们认真分析。

　　一、美国社会撕裂的三个重要原因

　　道理应从现实讲起。让我们首先看看美国的“占领华尔街”的社会运动。2011年9月17日至11月15日，在美国纽约，首先引爆了“占领华尔街”行动的游行，以后又延伸到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匹兹堡、亚特兰大等大中城市，最后形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运动，最后虽然以暴力清场结束，但其波及影响已扩散到德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家。

　　当时，抗议示威活动一个最生动的街头景象，就是不少人的帽子上，插着一块99%的标识牌，其意则是：美国是一个99%的平民与1%的富豪严重对立的国家。围绕着99%比1%的话题，各种研究机构和社会媒体早就进行过各种调查。

　　《华尔街见闻》2019年11月发布消息：

　　财富差距在美国越来越明显。如今，全美最富裕的10%家庭控制着这个国家大约70%的财富。而在十年前，这一比例还是60%。

　　《原创“九哥”财经》2020年4月5日消息：

　　美国的财富差距悬殊，最富的10%人群的收入竟是最穷10%的15倍。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估计，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占据全国收入的22%。

　　今天收到的“新浪财经7*24小时快讯”消息：

　　(美国)今年疫情期间，亿万富翁尤为得益。其中，前1%的富人净资产总额达34.2万亿美元，而最贫困的50%(约1.65亿人)总共只有2.08万亿美元，占全国总额的1.9%。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调查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85,居G7之首，世界排名在俄罗斯、斯里兰卡、格鲁吉亚之后，在土库曼、加纳、塞内加尔之前。

　　美国社会贫富两端的对立、撕裂已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起码有三个原因，一是美国的金融界的原因。民主党当政时，国会通过的法律，要求银行给没有财力、现成抵押品的家庭发放房贷，银行为安全起见便用各种金融工具打包成证券转卖，金融泡沫破裂以后，下层人群无法还贷，自然受害不浅，金融工程师们早赚足了钱。其中尤以美国2008年爆发的次贷金融危机最为典型。二是今年，共和党当政期间，产生了至今还未得到控制的新冠疫情，政府为挽救经济，发行了大规模的货币流量，大量资金涌入股市。在股市中，富人得到暴利，穷人却受货币贬值之苦。三是美国在数字经济崭新业态中，兴起了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垄断科技企业。无疑这种垄断科技企业，划时代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流通的进步，但在分配、消费方面又产生了极大的不平等。这种垄断科技企业的垄断利润，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但其天文数字的利润分配，同样也有其一定的不合理性。否则为什么美国众议院中，民主党占多数的“反垄断委员会”，也要对苹果、脸书、谷歌和亚马逊提出垄断行为的调查听证呢?之前美国司法部也曾对微软进行过法律诉讼，结果以庭外和解告一段落。

　　因为它其中有发明者的专利，有“从无到有”的创新生产，但其天文数字的利润分配确有不合理性，况且治病救人的新型药品投放市场，是否其利润分配又应当完全以商业原则去计算呢?科技发展有无一个科技伦理问题呢?高端的智能机器人是否还可以能统治人类呢?这就远远超出了美国党派之间的争论了。

　　二、美国大选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美国两党大选，竟然把“社会主义”的旗号作为互相攻讦的谈资，这对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害处，因为社会主义绝不是一国一个民族的事情。朝鲜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可以，那么对北欧四国的社会主义也不必动气，尽管我国没有这种福利主义的本钱。我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时，曾说过：我更喜欢看到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竞选对决。

　　当前的美国大选，使我们更加清醒：首先要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无时无刻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像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更要重视国内需求，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同时，我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要把社会主义需要办的事情精心办好才合格。这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产品、公共事业和公共财政，如教育、医疗和全部的社会保障工作。只有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社会主义的事情办好，我们在经济全球化中才能发挥更加主动、积极和创造性的作用。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把社会主义的实践之路、改革开放之路走好。

　　首先，说一下公共财政问题。公共财政表面看是一个中央地方事权和财权的问题，更深的问题则是一个公共财政如何为公共事业、全民公益事业服务的问题。有人统计，以2004年为例，各省的地方财政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45%，但地方财政支出却高达全国总财政的72%;在教育事业经费上，中央财政支出219.64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3146.3亿元，地方支出是中央的14倍;在社会保障补助方面，地方财政支出是中央财政支出的7倍，支农的支出是中央支出的10倍。过度集中的财权，不利于政府全局，对基层公共事务的履职服务功能。与其中央政府进行大量的转移支付工作，不如竭尽全力做好各种保护、鼓励的工作，使东部一般的中小加工企业向六亿低收入群体的地域做资本的梯度转移。

　　其次，再说教育问题。中共中央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明，我国必须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并于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九年义务教育的法律条文，法律指明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是少年儿童的权利，“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但此法历经二十年后的2006年9月1日才正式施行，这不太晚了吗?动力何其不足也。

　　最后，再谈一下养老和医疗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现行的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这一制度有一好的起点，这比对下岗工人买断工龄，强征土地，造成大批失地农民，让医院自负盈亏好多了。现今城乡居民都有养老金，生活极端困难者，还有救济金。毕竟现在我国十四亿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实现了小康生活。我国要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真正的优越性，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于计划经济的人民性。就不能只讲市场竞争不讲社会的公共事业，社会的公共事业，是全民的事业。

　　三、结束语

　　美国的大选反映了美国的社会现状，美国确实出现了问题，拜登在特朗普当头炮的攻击下，以“平价医保”为阵地，还能转守为攻，招架得还不算怎么失分。民主党对选民偏向于公平的宣传，共和党偏向于效率的鼓吹。美国人对美国问题的亲身感受比我们认识要深切，我们似乎不必过度关心谁当选，谁落选。至于说到高新科技的垄断企业，对其的“从无到有”的创新发明，应持高度承认的立场，但政府对国民财富的分配，对其企业的税收，对客户、消费者的权益如何保护，这不但是美国面临这个问题，我国、世界也面临这类问题。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是局外人。

　　习近平同志说，我国社会进入了新的伟大时代，其“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需要和需求不同，“需求”多和支付能力有关，“需要”则多与减少居民的支付能力，提高公共财政的支出相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对人民群众需求和需要做好统一的、更人性化的实践创新工作。这是要用每个人的亲身的获得感的幸福感来回答问题。

　　2020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