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沃尔特：大国政治往往取决于国内政治

　　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的研究者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正在做些什么。我们讨论不同的利益是什么，批评领导人采取的策略和优先事项，并就应该寻求哪些目标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提出建议。

　　这些努力背后隐含的假设(以及《外交政策》等杂志的基本原理)是，这些决定很重要。(大部分)像我这样的人都相信，如果外交政策正确，就会有很多好事降临到你头上。如果做错了，你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一大堆麻烦中。

　　但最近我有了一个有点异端的想法:如果外交政策不像我这样的外交政策专家认为的那样重要呢?如果国内的发展和政策比其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更重要(至少在大多数时候)，那该怎么办?

　　诚然，一个好的外交政策总比一个坏的政策要好(尽管决定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否成功是很复杂的)，而且一些外交政策失误可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尤其是在不必要的生命损失方面。在少数情况下，外交政策上的失误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导致一个国家被征服、占领、掠夺或合并。所以我并不是说外交政策无关紧要。

　　尽管如此，一些大国的历史表明，对其国际地位而言，国内政策远比他们在国外采取的任何聪明的策略、倡议、计谋、计划或干预更为重要。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在国内采取正确的措施，使这个国家有可能在完全灾难性地错误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之后幸存下来并恢复元气。下面是几个例子。

　　美国

　　18世纪末，13个弱小的殖民地摇摇欲坠地坐落在东海岸，它们是如何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呢?部分原因是由于北美大陆拥有宝贵的资源、可通航的河流和温和的气候，原住民很容易受到欧洲疾病和殖民掠夺的影响——这使得扩张变得更加容易。其他大国也经常彼此不和，这也起到了帮助作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允许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来到美国，还因为它的人口在19世纪有着异常高的出生率(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生率逐渐下降)。

　　可以肯定的是，在美墨战争期间，诸如购买路易斯安那州和占领现在的德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等外交政策举措都是重要的步骤。但这些行动本身并不会使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大国。在这一过程中更为关键的部分是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的快速工业化，这使美国在190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发达的经济体，并为其此后的全球角色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也许，国内政策优先地位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美国摆脱外交政策挫折的能力。朝鲜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美国的失误导致近4万美国人丧生，越南战争持续的时间更长，付出的鲜血和财富更多。然而14年后，苏联解体了。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包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虽然伤亡的美国人不多，但却消耗了更多的金钱(大约6万亿美元，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然而美国人似乎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个国家也遭受了全球最悲惨的9·11恐怖袭击，但美国在随后的反恐战争中的支出远超9·11当天的损失——即便如此也没有彻底击垮基地组织及其爪牙。过去四届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犯过很多错误(北约东扩、双重遏制、对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的失败干预等)，但没有一个认真的人认为美国现在应该被排除在世界权力等式之外。

　　相反，近几十年来代价最大的灾难或许发生在美国国内: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特朗普政府对COVID-19的拙劣应对。我并不是说外交政策与此无关，但这些事件提醒我们，正如我曾经写道的那样，“外部条件影响着美国的实力;而内部条件塑造了它。”

　　苏联

　　但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苏联不具备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例如，美国附近没有大国，而苏联周边群雄四起)，而且其广袤的土地、糟糕的基础设施和令人发怵的气候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巨大障碍。但它最大的问题主要是来自于内部。美国及其盟友赢得冷战的原因有很多，但他们的对手僵化低效的国家控制经济无疑使之更容易取胜。

　　中国

　　中国人口占世界近五分之一，但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表现不佳，并饱受列强的蹂躏——但其主要原因是国内混乱，以及与之相关的未能跟上欧洲的技术进步。1949年后，新中国仍走过了一段崎岖的探索历程。直到197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还远低于每年200美元(以当前美元计算)，而同期美国的可比数字约为10500美元。但在中国实施“四个现代化”之后，中国腾飞了;今天，它的人均收入比42年前高出65倍(10200美元)，现在是世界第二大强国。最重要的是，这些成就主要归功于中国的内部改革和中国人民自身的活力，而不是任何特别聪明的外交政策。

　　其他国家

　　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犯下了可怕的错误和历史罪行，二战后被占领和分裂。然而，尽管在外交政策上遭遇了这些重大灾难，但其内部实力使其得以不断复苏，如今它已成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19世纪中期，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与德国一样，日本在经历了二战中代价高昂的失败后迅速恢复元气。采取更明智的外交政策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所帮助，但如果没有他们已经拥有的国内实力，这两个国家都不会恢复得这么快。

　　另一方面，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不幸经历也提醒我们，曾经繁荣的社会是如何被拖垮的，不是因为外国干涉、一场愚蠢的战争或其他一些外交政策失误，而是主要因为国内的政治失误。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在1913年是世界第十，委内瑞拉曾经是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国家。如今，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大约是西班牙的三分之一，而委内瑞拉基本上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外交政策可能在这些国家的不幸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无能的政府和误入歧途的国内政策是主要原因。

　　我需要重申的是:外交政策并非无关紧要，在这方面的错误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往往是悲剧性的人祸。但是，正如当前的疫情每天提醒我们的那样，在国内采取的误导性或不称职的行动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对于大国来说——特别是那些人口众多、领土辽阔、教育水平高、国内市场多样化的国家——领导人在国内选择做什么从长远来看比在国外选择做什么更重要。至少对这些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果一套健全的国内机构仍在帮助国家复苏的话，外交政策上的错误很少会造成诸如亡国如此严重的后果。

　　这一论点对下一届美国政府有着明显的影响。

　　首先，随着中美竞争的升温，美国要想占据优势(或者想要至少不输得太惨)，需要的不仅仅是关税、对中国学生和高科技公司的限制以及夸夸其谈的演讲。美国还需要在人工智能和5G技术等关键领域保持或重获领先地位，这反过来意味着要利用和激励美国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创新能力。

　　第二，严重的两极分化正在国内外折磨着美国人，这一问题必须加以解决。我把这个问题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共和党。自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时代以来，共和党一直拥护极端主义，发动无情的党派之争，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领导下加大了这一策略的力度。有一些政治举措可以缓和这种倾向——比如广泛采用的优先选择投票——并开始把更多的政客拉回到中间立场，这样两党就可以达成有效的协议。

　　第三，我们目前处在一个失业率高、利率低、在室外工作比在室内工作更安全的时代。如果说有什么时候可以让美国破败的国内基础设施现代化的话，那就是这个时候了。特朗普曾承诺作为总统会这么做，但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

　　下一任总统(如果特朗普以某种方式保住了自己的职位，那么将包括特朗普)必须要很好地让这一承诺成为现实。下一任总统还需要修复美国外交政策中仍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其他国家对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本人)日益增长的怜悯、困惑和愤怒感。但从长远来看，美国人是否能够“住有所居、居有所安”将对美国国家的未来产生更大影响——这种影响并非我和我外交政策领域的同行们能比拟的。

　　作者系哈佛大学教授;著有《同盟起源》、《革命与战争》、《以色列游说团和美国外交政策》。本文本发表于《外交政策》网站，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8/24/all-great-power-politics-is-local/

　　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的研究者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正在做些什么。我们讨论不同的利益是什么，批评领导人采取的策略和优先事项，并就应该寻求哪些目标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提出建议。

　　这些努力背后隐含的假设(以及《外交政策》等杂志的基本原理)是，这些决定很重要。(大部分)像我这样的人都相信，如果外交政策正确，就会有很多好事降临到你头上。如果做错了，你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一大堆麻烦中。

　　但最近我有了一个有点异端的想法:如果外交政策不像我这样的外交政策专家认为的那样重要呢?如果国内的发展和政策比其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更重要(至少在大多数时候)，那该怎么办?

　　诚然，一个好的外交政策总比一个坏的政策要好(尽管决定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否成功是很复杂的)，而且一些外交政策失误可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尤其是在不必要的生命损失方面。在少数情况下，外交政策上的失误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导致一个国家被征服、占领、掠夺或合并。所以我并不是说外交政策无关紧要。

　　尽管如此，一些大国的历史表明，对其国际地位而言，国内政策远比他们在国外采取的任何聪明的策略、倡议、计谋、计划或干预更为重要。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在国内采取正确的措施，使这个国家有可能在完全灾难性地错误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之后幸存下来并恢复元气。下面是几个例子。

　　美国

　　18世纪末，13个弱小的殖民地摇摇欲坠地坐落在东海岸，它们是如何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呢?部分原因是由于北美大陆拥有宝贵的资源、可通航的河流和温和的气候，原住民很容易受到欧洲疾病和殖民掠夺的影响——这使得扩张变得更加容易。其他大国也经常彼此不和，这也起到了帮助作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允许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来到美国，还因为它的人口在19世纪有着异常高的出生率(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生率逐渐下降)。

　　可以肯定的是，在美墨战争期间，诸如购买路易斯安那州和占领现在的德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等外交政策举措都是重要的步骤。但这些行动本身并不会使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大国。在这一过程中更为关键的部分是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的快速工业化，这使美国在190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发达的经济体，并为其此后的全球角色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也许，国内政策优先地位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美国摆脱外交政策挫折的能力。朝鲜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美国的失误导致近4万美国人丧生，越南战争持续的时间更长，付出的鲜血和财富更多。然而14年后，苏联解体了。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包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虽然伤亡的美国人不多，但却消耗了更多的金钱(大约6万亿美元，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然而美国人似乎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个国家也遭受了全球最悲惨的9·11恐怖袭击，但美国在随后的反恐战争中的支出远超9·11当天的损失——即便如此也没有彻底击垮基地组织及其爪牙。过去四届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犯过很多错误(北约东扩、双重遏制、对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的失败干预等)，但没有一个认真的人认为美国现在应该被排除在世界权力等式之外。

　　相反，近几十年来代价最大的灾难或许发生在美国国内: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特朗普政府对COVID-19的拙劣应对。我并不是说外交政策与此无关，但这些事件提醒我们，正如我曾经写道的那样，“外部条件影响着美国的实力;而内部条件塑造了它。”

　　苏联

　　但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苏联不具备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例如，美国附近没有大国，而苏联周边群雄四起)，而且其广袤的土地、糟糕的基础设施和令人发怵的气候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巨大障碍。但它最大的问题主要是来自于内部。美国及其盟友赢得冷战的原因有很多，但他们的对手僵化低效的国家控制经济无疑使之更容易取胜。

　　中国

　　中国人口占世界近五分之一，但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表现不佳，并饱受列强的蹂躏——但其主要原因是国内混乱，以及与之相关的未能跟上欧洲的技术进步。1949年后，新中国仍走过了一段崎岖的探索历程。直到197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还远低于每年200美元(以当前美元计算)，而同期美国的可比数字约为10500美元。但在中国实施“四个现代化”之后，中国腾飞了;今天，它的人均收入比42年前高出65倍(10200美元)，现在是世界第二大强国。最重要的是，这些成就主要归功于中国的内部改革和中国人民自身的活力，而不是任何特别聪明的外交政策。

　　其他国家

　　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犯下了可怕的错误和历史罪行，二战后被占领和分裂。然而，尽管在外交政策上遭遇了这些重大灾难，但其内部实力使其得以不断复苏，如今它已成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19世纪中期，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与德国一样，日本在经历了二战中代价高昂的失败后迅速恢复元气。采取更明智的外交政策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所帮助，但如果没有他们已经拥有的国内实力，这两个国家都不会恢复得这么快。

　　另一方面，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不幸经历也提醒我们，曾经繁荣的社会是如何被拖垮的，不是因为外国干涉、一场愚蠢的战争或其他一些外交政策失误，而是主要因为国内的政治失误。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在1913年是世界第十，委内瑞拉曾经是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国家。如今，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大约是西班牙的三分之一，而委内瑞拉基本上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外交政策可能在这些国家的不幸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无能的政府和误入歧途的国内政策是主要原因。

　　我需要重申的是:外交政策并非无关紧要，在这方面的错误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往往是悲剧性的人祸。但是，正如当前的疫情每天提醒我们的那样，在国内采取的误导性或不称职的行动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对于大国来说——特别是那些人口众多、领土辽阔、教育水平高、国内市场多样化的国家——领导人在国内选择做什么从长远来看比在国外选择做什么更重要。至少对这些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果一套健全的国内机构仍在帮助国家复苏的话，外交政策上的错误很少会造成诸如亡国如此严重的后果。

　　这一论点对下一届美国政府有着明显的影响。

　　首先，随着中美竞争的升温，美国要想占据优势(或者想要至少不输得太惨)，需要的不仅仅是关税、对中国学生和高科技公司的限制以及夸夸其谈的演讲。美国还需要在人工智能和5G技术等关键领域保持或重获领先地位，这反过来意味着要利用和激励美国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创新能力。

　　第二，严重的两极分化正在国内外折磨着美国人，这一问题必须加以解决。我把这个问题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共和党。自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时代以来，共和党一直拥护极端主义，发动无情的党派之争，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领导下加大了这一策略的力度。有一些政治举措可以缓和这种倾向——比如广泛采用的优先选择投票——并开始把更多的政客拉回到中间立场，这样两党就可以达成有效的协议。

　　第三，我们目前处在一个失业率高、利率低、在室外工作比在室内工作更安全的时代。如果说有什么时候可以让美国破败的国内基础设施现代化的话，那就是这个时候了。特朗普曾承诺作为总统会这么做，但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

　　下一任总统(如果特朗普以某种方式保住了自己的职位，那么将包括特朗普)必须要很好地让这一承诺成为现实。下一任总统还需要修复美国外交政策中仍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其他国家对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本人)日益增长的怜悯、困惑和愤怒感。但从长远来看，美国人是否能够“住有所居、居有所安”将对美国国家的未来产生更大影响——这种影响并非我和我外交政策领域的同行们能比拟的。

　　作者系哈佛大学教授;著有《同盟起源》、《革命与战争》、《以色列游说团和美国外交政策》。本文本发表于《外交政策》网站，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8/24/all-great-power-politics-is-lo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