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德育论战：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

 　　1878年夏天，从皇宫发出的诏敕《教育大旨》，让改革派人士大吃一惊。《教育大旨》严厉指责维新以来的文明开化政策，称它“追逐文明开化之末端，破坏品行，伤害风化者不少”，将来有可能达到“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的地步”，“流弊很多”。《教育大旨》提出，应该以儒教的道德伦理原则纠正流弊，今后“道德之学”要以仁义忠孝之道为主，其他之学可听从各人自学。

　　在改革派看来，《教育大旨》是对维新以来教育改革的否定。1868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五条誓文》宣称：“破旧有之陋习，本天地之公道;求知识千世界，大振皇基。”这两条誓文清晰地表明，日本意识到自己还不具备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条件，渴望学习西方文明。从那时以来，日本的教育主题就是向西方学习。在明治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日本大规模地移植西方国家先进的教育制度，自由主义道德观的教材成为主流。

　　另外，《教育大旨》并非出自明治天皇之手，而是宫中侍读元田永孚执笔起草的。元田永孚是宫中侍讲，颇受信赖，成为明治天皇的帝师和私人顾问。他教授天皇帝王学，主张建立以天皇为权力顶端的绝对君主制，极力推进“天皇亲政运动”。这与改革派主张的立宪君主制完全背离，因此伊藤博文等斥责元田永孚的主张是历史的倒退，实行这种主张将导致政治上的混乱。

　　“天皇亲政运动”被挫败，但是元田永孚因为深得天皇的信任，仍然留在宫中。信念顽固的他将重点转移到教育领域，希望通过在教育上弘扬仁义忠孝，提高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度，使日本成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

元田永孚

　　1878年天皇视察了几所学校，元田永孚趁机起草了《教育大旨》，批判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提出公共教育应该以儒教主义的仁义忠孝为中心。他同时还起草了《小学条例二则》，规定今后学校里要悬挂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的画像，以对儿童有效地灌输仁义忠孝观念。

　　当时掌握政府实权的伊藤博文坚定地支持文明开化，不愿意看到教育改革被扭转方向。于是，他委托内务大书记官井上毅起草《教育议》一文，上奏天皇，批驳元田永孚的观点。《教育议》指出，品行风俗的败坏不在于文明开化政策，而是维新变革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并非像元田永孚想象得那样肤浅和抽象。为了纠正风俗紊乱，的确需要研究“教育方法”，确立文教政策，但不应该放弃国家的根本政策——文明开化，而“保护旧时的陋习”。

　　元田永孚立即又写了一篇《教育议附议》，对《教育议》进行反驳。他批评伊藤博文“对圣旨之所在，似未融会”，进一步重申“忽视仁义忠孝”是风俗紊乱的原因，恢复儒教，“读四书五经、尚廉耻、重礼让、笃伦理的教育”是矫正风俗的手段。

　　当时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教育家纷纷加入这场德育论战。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先后发表《德育如何》《教育余文》两篇文章，站在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立场上，针锋相对地反驳儒教主义教育论，主张道德教育应该建立在国民言论自由的基础之上。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同样站在批判儒教主义的立场上，主张德育应追求自发性和自觉性，修身课不应该用语言向学生灌输，背诵忠孝礼义等道德条目的做法不可取。

　　不过，此时日本保守主义思潮正在兴起，大多数论战者支持元田永孚。思想家、教育家西村茂树主张以儒学为基础，以西学为补充对国民进行教育，“儒教欲废之而不可得，尤其是论孟学庸四者…世界尚无此善良之教训”。国粹主义教育家、思想家杉普重刚主张，道德教育应该在吸收儒学和洋学的基础上，以日本传统的伦理观为主要内容。东京大学校长加藤弘之提出，道德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爱国心，德育应该将儒教、神道、佛教、基督教等内容融合。教育学家能势荣则认为，道德教育的教学内容没有必要从洋学、儒教中选择一种作为教育指针，应该以日本自古以来的伦理观为基础进行教学。

　　这场德育论战的核心，其实就是教育到底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改革派主张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而保守派坚持要培养盲目愚忠的臣民。要公民，还是要臣民?这是一个影响国家未来道路的关键选择。

　　保守派最终在这场论战中获胜。因为伊藤博文等作为天皇的官员，不可能去反对忠孝之道，而福泽谕吉等在野人士的话语权也很有限，因此保守派轻而易举地占了上风。从此，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开始走向保守，强调“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教育风行起来。

　　1880年12月，日本政府颁布《修正教育令》，否定教育改革中的“自由放任主义”，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学校的监督权力。课程设置一律按照文部省颁发的大纲执行，将修身课列为首位，加强德育教育。

　　1881年文部省把修身课置于各课程之首，并制定《小学教员须知》，要求小学教员懂得“导人善良比教人多识更为紧要，故教员应特别致力于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根本要求是“振兴尊王爱国之志气”。教师的言行思想也被划入统制对象，此外对其他课程的教学内容也进行干涉，使教学失去了独立性。1882年，元田永孚根据天皇之命，又编写了修身课本《幼学纲要》，发给全国小学，其中充满忠孝仁义的说教。

　　1889年宪法颁布后，政府内部产生了动摇，尤其是县知事等地方官员有强烈的不安，担心自己治理的地方会因为宪法的颁布而出现各种问题。在内阁地方官会议上，地方官提出了“大兴德育”的建议书，认为由于“偏重智育”，以致培养的人“热衷于政论”“紊乱社会秩序，终将危及国家”。这种舆论支持了思想保守的内阁首相山乡有朋，在他的主持下，1890年元田永孚和井上毅起草了《关于教育之救语》(简称《教育救语》)全文仅有300余字，却成为臣民精神指引，主宰了日本几代人的头脑和心灵——

　　朕唯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

　　斯道也，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成一其德。

　　《教育敕语》的核心思想，就是培植带有忠君爱国头脑的、懂得近代知识技能的工具。随后，《教育敕语》被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天天通过课堂灌输国家主义思想。学校在庆祝日、大祭日的庆典上，都要由校长奉读“敕语”，师生必须低头毕恭毕敬地听着。

　　在日本的近代史上，1868年颁布的《五条誓文》标志着文明开化时代的开端，1890年发布的《教育敕语》则标志着文明开化时代的终结。在两者之间，那场德育论战显然是转折点。

　　假如在那场德育论战中改革派获胜，那么日本后来的道路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挫折。由于保守派获胜，日本大力推行臣民教育，培养忠君爱国的臣民。日本后来之所以走上侵略亚洲邻国道路，并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教育充当了极端国家主义和法西斯军国主义教鞭的不光彩角色。在这种教育下培养出来的无数盲目愚忠的臣民，比政治家更狂热，是他们和战争罪犯一起把日本推向了战争的深渊。

　　1945年日本战败后，驻日盟军司令部在废除《大日本帝国宪法》之前，先宣布《教育敕语》无效，从此现代公民教育才成为日本德育教育的主题。可是，日本和世界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878年夏天，从皇宫发出的诏敕《教育大旨》，让改革派人士大吃一惊。《教育大旨》严厉指责维新以来的文明开化政策，称它“追逐文明开化之末端，破坏品行，伤害风化者不少”，将来有可能达到“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的地步”，“流弊很多”。《教育大旨》提出，应该以儒教的道德伦理原则纠正流弊，今后“道德之学”要以仁义忠孝之道为主，其他之学可听从各人自学。

　　在改革派看来，《教育大旨》是对维新以来教育改革的否定。1868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五条誓文》宣称：“破旧有之陋习，本天地之公道;求知识千世界，大振皇基。”这两条誓文清晰地表明，日本意识到自己还不具备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条件，渴望学习西方文明。从那时以来，日本的教育主题就是向西方学习。在明治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日本大规模地移植西方国家先进的教育制度，自由主义道德观的教材成为主流。

　　另外，《教育大旨》并非出自明治天皇之手，而是宫中侍读元田永孚执笔起草的。元田永孚是宫中侍讲，颇受信赖，成为明治天皇的帝师和私人顾问。他教授天皇帝王学，主张建立以天皇为权力顶端的绝对君主制，极力推进“天皇亲政运动”。这与改革派主张的立宪君主制完全背离，因此伊藤博文等斥责元田永孚的主张是历史的倒退，实行这种主张将导致政治上的混乱。

　　“天皇亲政运动”被挫败，但是元田永孚因为深得天皇的信任，仍然留在宫中。信念顽固的他将重点转移到教育领域，希望通过在教育上弘扬仁义忠孝，提高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度，使日本成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

元田永孚

　　1878年天皇视察了几所学校，元田永孚趁机起草了《教育大旨》，批判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提出公共教育应该以儒教主义的仁义忠孝为中心。他同时还起草了《小学条例二则》，规定今后学校里要悬挂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的画像，以对儿童有效地灌输仁义忠孝观念。

　　当时掌握政府实权的伊藤博文坚定地支持文明开化，不愿意看到教育改革被扭转方向。于是，他委托内务大书记官井上毅起草《教育议》一文，上奏天皇，批驳元田永孚的观点。《教育议》指出，品行风俗的败坏不在于文明开化政策，而是维新变革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并非像元田永孚想象得那样肤浅和抽象。为了纠正风俗紊乱，的确需要研究“教育方法”，确立文教政策，但不应该放弃国家的根本政策——文明开化，而“保护旧时的陋习”。

　　元田永孚立即又写了一篇《教育议附议》，对《教育议》进行反驳。他批评伊藤博文“对圣旨之所在，似未融会”，进一步重申“忽视仁义忠孝”是风俗紊乱的原因，恢复儒教，“读四书五经、尚廉耻、重礼让、笃伦理的教育”是矫正风俗的手段。

　　当时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教育家纷纷加入这场德育论战。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先后发表《德育如何》《教育余文》两篇文章，站在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立场上，针锋相对地反驳儒教主义教育论，主张道德教育应该建立在国民言论自由的基础之上。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同样站在批判儒教主义的立场上，主张德育应追求自发性和自觉性，修身课不应该用语言向学生灌输，背诵忠孝礼义等道德条目的做法不可取。

　　不过，此时日本保守主义思潮正在兴起，大多数论战者支持元田永孚。思想家、教育家西村茂树主张以儒学为基础，以西学为补充对国民进行教育，“儒教欲废之而不可得，尤其是论孟学庸四者…世界尚无此善良之教训”。国粹主义教育家、思想家杉普重刚主张，道德教育应该在吸收儒学和洋学的基础上，以日本传统的伦理观为主要内容。东京大学校长加藤弘之提出，道德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爱国心，德育应该将儒教、神道、佛教、基督教等内容融合。教育学家能势荣则认为，道德教育的教学内容没有必要从洋学、儒教中选择一种作为教育指针，应该以日本自古以来的伦理观为基础进行教学。

　　这场德育论战的核心，其实就是教育到底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改革派主张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而保守派坚持要培养盲目愚忠的臣民。要公民，还是要臣民?这是一个影响国家未来道路的关键选择。

　　保守派最终在这场论战中获胜。因为伊藤博文等作为天皇的官员，不可能去反对忠孝之道，而福泽谕吉等在野人士的话语权也很有限，因此保守派轻而易举地占了上风。从此，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开始走向保守，强调“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教育风行起来。

　　1880年12月，日本政府颁布《修正教育令》，否定教育改革中的“自由放任主义”，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学校的监督权力。课程设置一律按照文部省颁发的大纲执行，将修身课列为首位，加强德育教育。

　　1881年文部省把修身课置于各课程之首，并制定《小学教员须知》，要求小学教员懂得“导人善良比教人多识更为紧要，故教员应特别致力于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根本要求是“振兴尊王爱国之志气”。教师的言行思想也被划入统制对象，此外对其他课程的教学内容也进行干涉，使教学失去了独立性。1882年，元田永孚根据天皇之命，又编写了修身课本《幼学纲要》，发给全国小学，其中充满忠孝仁义的说教。

　　1889年宪法颁布后，政府内部产生了动摇，尤其是县知事等地方官员有强烈的不安，担心自己治理的地方会因为宪法的颁布而出现各种问题。在内阁地方官会议上，地方官提出了“大兴德育”的建议书，认为由于“偏重智育”，以致培养的人“热衷于政论”“紊乱社会秩序，终将危及国家”。这种舆论支持了思想保守的内阁首相山乡有朋，在他的主持下，1890年元田永孚和井上毅起草了《关于教育之救语》(简称《教育救语》)全文仅有300余字，却成为臣民精神指引，主宰了日本几代人的头脑和心灵——

　　朕唯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

　　斯道也，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成一其德。

　　《教育敕语》的核心思想，就是培植带有忠君爱国头脑的、懂得近代知识技能的工具。随后，《教育敕语》被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天天通过课堂灌输国家主义思想。学校在庆祝日、大祭日的庆典上，都要由校长奉读“敕语”，师生必须低头毕恭毕敬地听着。

　　在日本的近代史上，1868年颁布的《五条誓文》标志着文明开化时代的开端，1890年发布的《教育敕语》则标志着文明开化时代的终结。在两者之间，那场德育论战显然是转折点。

　　假如在那场德育论战中改革派获胜，那么日本后来的道路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挫折。由于保守派获胜，日本大力推行臣民教育，培养忠君爱国的臣民。日本后来之所以走上侵略亚洲邻国道路，并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教育充当了极端国家主义和法西斯军国主义教鞭的不光彩角色。在这种教育下培养出来的无数盲目愚忠的臣民，比政治家更狂热，是他们和战争罪犯一起把日本推向了战争的深渊。

　　1945年日本战败后，驻日盟军司令部在废除《大日本帝国宪法》之前，先宣布《教育敕语》无效，从此现代公民教育才成为日本德育教育的主题。可是，日本和世界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