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日本特色抗疫模式背后是战后政治社会文化和现实需要之间的内在矛盾

　　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日本抗击2019冠状病毒疫情颇具特色，具体体现在“两个少”和“两个不”，即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都少;不封城和不采取带有强制力的措施。

　　5月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延长紧急状态到5月底。从4月7日，安倍宣布在七个地区实施紧急状态，到随后扩大到全国，日本始终是“呼吁”国民通过自我约束减少接触，没有出台具有惩罚性措施，而且始终明确表示不会封城。

　　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对此看法相当矛盾，一方面“两个少”是日本社会的自律和自洁的功劳，造就了日本特色“佛系”抗疫模式;但另一方面，日本检测数量太少，导致确诊少于实际数字的怀疑一直存在。没有强制执行力的紧急状态宣言效果也受到高度怀疑。

　　为什么日本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更早宣布紧急状态，并且采取具有强制性的措施?在很多人看来有一个疑问，政治上保持强人姿态的安倍为什么“这么软”?除了日本社会自我约束强和卫生习惯好以外，笔者认为日本特色抗疫模式，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逻辑。

　　日本背后的政治敏感性

　　随着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疫情急剧恶化，各国可以说毫不犹豫、争先恐后采取了极其严格的封城政策，限制国民行动自由，对不遵守居家隔离的国民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3月13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并且在15日决定封城，居民外出必须在内政部网站上下载特别许可证，对于违反者要处以400欧元至4000欧元(614新元至6140新元)罚款，如果四次违反将判入狱半年。

　　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8日也宣布自己是战时总统，按照朝鲜战争时候通过的《国防生产法》，总统权力可以强制企业增加医疗产品的生产。纽约州则早在之前就已经宣布紧急状态，重罚那些允许员工出来工作的企业。

　　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则早在之前进入紧急状态，同样采取了严格的限制居民出行措施和相应严厉的惩罚规定。这些措施对于这些平时高调推崇人权和自由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几乎在没有任何讨论和阻力下，以防疫优先的名义实现;相比之下，日本似乎显得有些“不正常”。

　　2月至3月，日本国会围绕抗击疫情讨论国家紧急状态宣言相关立法问题的辩论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各个政党辩论的焦点不是紧急状态宣言对抗击疫情的具体效果，而是高度集中在立法是否会造成政府和首相的公权力高度集中，从而可能出现公权私用，造成侵犯私人权力和自由的问题。按照这个问题设定的讨论，关注点自然在于怎样才能减弱发布国家紧急状态的可能性，以及假设什么样的限制条件。

　　这个争论焦点表面上围绕疫情，却是日本战后政治社会文化和现实需要之间内在矛盾的折射，也是日本自我正常化进程中的艰难表现。

　　战前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所带来的灾难，使得战后日本政治社会知识界的主流是反公权力集中，对社会自主和国民自由的私权利具有高度敏感。虽然日本也是西方一员，但日本民主价值观的主要部分体现在上述方面，同欧美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正是因为这种政治敏感性，欧美国家似乎可以毫无困难地以救国救民于危难的需要，来让高度限制私权利的政策合法化，大难当前，这似乎也是正常国家的思维。然而，日本政治家这样做的门槛相对就很高，而现实又需要国家的集中统一。这就造成了日本政府在决策时候“很慢很弱”的表象，因为日本社会对于快速的正常化，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顺势而行的政治技巧

　　对于日本政治家来说，此次疫情一方面要求他们体现出强大国家的领导力，否则会受到国内外的批评，事实上日本国内的保守层已经在批评，安倍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处理软弱不力;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要看到战后几十年所积累的反公权力、集中保护私权利的主流价值观的巨大阻力。自由派无论在国会还是在舆论界，已经批评首相可能使用紧急状态扩大国家权力，为修宪等开绿灯。

　　因而，对日本首相来说，宣布紧急状态已经成为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具高度政治敏感性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时间点宣布紧急状态以及如何宣布，可以说是对政治家的政治技巧的重大考验。应该说，安倍采取了顺势而行的策略，显示出较高的政治技巧。

　　顺应国内外的疫情发展和专家及地方的要求，安倍政府以一种下情上达的决策方式，而不是上传下行的办法，很大程度上缩小被批评为借助疫情扩大公权力的空间。日本最早宣布紧急状态的地区，是北海道知事2月28日宣布的，随后是东京、大阪等地提出周末的出行自我限制。3月14日，日本国会正式通过了可以宣布紧急状态的修正特别措施法。3月24日，日本和奥组委达成共识，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行。

　　4月1日，日本医师会负责人提到医疗可能会出现超负荷崩溃的危险。到了3日，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记者会上说，在做宣布紧急状态后的应对措施准备。4日，东京确诊病例首次超过100人，公共卫生专家也开始提出是须要国家做决定的时候。

　　随着媒体报道欧美国家疫情的迅速恶化所带来的恐慌以及严格措施，日本民众在网上要求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的呼声也日益增加。在这样的专家意见和舆论环境下，安倍4月6日在自民党内会议上表示，已经在做宣布紧急状态的准备。7日，他通过直播记者会的方式，宣布七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安倍在这个时候做出决定，也是反复权衡的结果，并不是临时决定。从政治层面上来说，强化国家的作用实际上是自民党，或者说日本政治精英想做的事情，但是这需要时机和耐心。

　　自律性民主的正常化之路

　　如果日本最终能够实现国家发布具有指导性的国家紧急状态宣言，对社会进行引导，但在没有封城和强制性措施情况下，基本控制疫情，就可说是在发达国家中创造奇迹。

　　从政治上来说，届时可以实现一方面顺应日本社会对于私权利敏感性高的主流价值观，让社会认为这是不同于欧美绝对个人主义自由的民主，日本的自律性民主模式的成功，能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另一方面，通过此次的紧急状态宣言，也让社会民众看到国家公权力一定程度集中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客观上让日本社会解放思想，朝着更加正常化国家的方向前进。

　　但是，这个正常化之路仍然受到战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自律性民主的社会环境所制约。舆论调查显示，此次疫情并没有让修改宪法的社会氛围有很大提升，后疫情时代日本的国家作用会增强，但仍然会很缓慢。

　　作者系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原题《日本特色抗疫模式的政治逻辑》

　　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日本抗击2019冠状病毒疫情颇具特色，具体体现在“两个少”和“两个不”，即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都少;不封城和不采取带有强制力的措施。

　　5月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延长紧急状态到5月底。从4月7日，安倍宣布在七个地区实施紧急状态，到随后扩大到全国，日本始终是“呼吁”国民通过自我约束减少接触，没有出台具有惩罚性措施，而且始终明确表示不会封城。

　　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对此看法相当矛盾，一方面“两个少”是日本社会的自律和自洁的功劳，造就了日本特色“佛系”抗疫模式;但另一方面，日本检测数量太少，导致确诊少于实际数字的怀疑一直存在。没有强制执行力的紧急状态宣言效果也受到高度怀疑。

　　为什么日本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更早宣布紧急状态，并且采取具有强制性的措施?在很多人看来有一个疑问，政治上保持强人姿态的安倍为什么“这么软”?除了日本社会自我约束强和卫生习惯好以外，笔者认为日本特色抗疫模式，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逻辑。

　　日本背后的政治敏感性

　　随着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疫情急剧恶化，各国可以说毫不犹豫、争先恐后采取了极其严格的封城政策，限制国民行动自由，对不遵守居家隔离的国民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3月13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并且在15日决定封城，居民外出必须在内政部网站上下载特别许可证，对于违反者要处以400欧元至4000欧元(614新元至6140新元)罚款，如果四次违反将判入狱半年。

　　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8日也宣布自己是战时总统，按照朝鲜战争时候通过的《国防生产法》，总统权力可以强制企业增加医疗产品的生产。纽约州则早在之前就已经宣布紧急状态，重罚那些允许员工出来工作的企业。

　　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则早在之前进入紧急状态，同样采取了严格的限制居民出行措施和相应严厉的惩罚规定。这些措施对于这些平时高调推崇人权和自由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几乎在没有任何讨论和阻力下，以防疫优先的名义实现;相比之下，日本似乎显得有些“不正常”。

　　2月至3月，日本国会围绕抗击疫情讨论国家紧急状态宣言相关立法问题的辩论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各个政党辩论的焦点不是紧急状态宣言对抗击疫情的具体效果，而是高度集中在立法是否会造成政府和首相的公权力高度集中，从而可能出现公权私用，造成侵犯私人权力和自由的问题。按照这个问题设定的讨论，关注点自然在于怎样才能减弱发布国家紧急状态的可能性，以及假设什么样的限制条件。

　　这个争论焦点表面上围绕疫情，却是日本战后政治社会文化和现实需要之间内在矛盾的折射，也是日本自我正常化进程中的艰难表现。

　　战前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所带来的灾难，使得战后日本政治社会知识界的主流是反公权力集中，对社会自主和国民自由的私权利具有高度敏感。虽然日本也是西方一员，但日本民主价值观的主要部分体现在上述方面，同欧美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正是因为这种政治敏感性，欧美国家似乎可以毫无困难地以救国救民于危难的需要，来让高度限制私权利的政策合法化，大难当前，这似乎也是正常国家的思维。然而，日本政治家这样做的门槛相对就很高，而现实又需要国家的集中统一。这就造成了日本政府在决策时候“很慢很弱”的表象，因为日本社会对于快速的正常化，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顺势而行的政治技巧

　　对于日本政治家来说，此次疫情一方面要求他们体现出强大国家的领导力，否则会受到国内外的批评，事实上日本国内的保守层已经在批评，安倍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处理软弱不力;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要看到战后几十年所积累的反公权力、集中保护私权利的主流价值观的巨大阻力。自由派无论在国会还是在舆论界，已经批评首相可能使用紧急状态扩大国家权力，为修宪等开绿灯。

　　因而，对日本首相来说，宣布紧急状态已经成为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具高度政治敏感性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时间点宣布紧急状态以及如何宣布，可以说是对政治家的政治技巧的重大考验。应该说，安倍采取了顺势而行的策略，显示出较高的政治技巧。

　　顺应国内外的疫情发展和专家及地方的要求，安倍政府以一种下情上达的决策方式，而不是上传下行的办法，很大程度上缩小被批评为借助疫情扩大公权力的空间。日本最早宣布紧急状态的地区，是北海道知事2月28日宣布的，随后是东京、大阪等地提出周末的出行自我限制。3月14日，日本国会正式通过了可以宣布紧急状态的修正特别措施法。3月24日，日本和奥组委达成共识，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行。

　　4月1日，日本医师会负责人提到医疗可能会出现超负荷崩溃的危险。到了3日，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记者会上说，在做宣布紧急状态后的应对措施准备。4日，东京确诊病例首次超过100人，公共卫生专家也开始提出是须要国家做决定的时候。

　　随着媒体报道欧美国家疫情的迅速恶化所带来的恐慌以及严格措施，日本民众在网上要求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的呼声也日益增加。在这样的专家意见和舆论环境下，安倍4月6日在自民党内会议上表示，已经在做宣布紧急状态的准备。7日，他通过直播记者会的方式，宣布七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安倍在这个时候做出决定，也是反复权衡的结果，并不是临时决定。从政治层面上来说，强化国家的作用实际上是自民党，或者说日本政治精英想做的事情，但是这需要时机和耐心。

　　自律性民主的正常化之路

　　如果日本最终能够实现国家发布具有指导性的国家紧急状态宣言，对社会进行引导，但在没有封城和强制性措施情况下，基本控制疫情，就可说是在发达国家中创造奇迹。

　　从政治上来说，届时可以实现一方面顺应日本社会对于私权利敏感性高的主流价值观，让社会认为这是不同于欧美绝对个人主义自由的民主，日本的自律性民主模式的成功，能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另一方面，通过此次的紧急状态宣言，也让社会民众看到国家公权力一定程度集中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客观上让日本社会解放思想，朝着更加正常化国家的方向前进。

　　但是，这个正常化之路仍然受到战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自律性民主的社会环境所制约。舆论调查显示，此次疫情并没有让修改宪法的社会氛围有很大提升，后疫情时代日本的国家作用会增强，但仍然会很缓慢。

　　作者系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原题《日本特色抗疫模式的政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