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玉琢 罗林：外交战略调整背景下的俄罗斯与沙特关系

　　四 俄沙关系发展的动因及结构性矛盾

　　俄沙关系近两年来迅速升温与两国外交战略调整密切相关, 在地缘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现实驱动下, 两国加深了传统能源领域的合作, 也拓展到军事工业、核工业、航空航天等新的合作领域。同时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等中东热点问题上也逐步开展沟通和协调, 朝着各自预期的方向发展。

　　(一) 俄沙关系发展的动因

　　俄罗斯调整对中东的外交战略, 以大国姿态“重返中东”, 将调解中东冲突视为对俄罗斯整体利益至关重要的工作。虽然国际四方调节框架 (美国、联合国、欧盟和俄罗斯) 越来越常规化且作用不大, 但俄罗斯与美国及欧盟在中东及中东以外存在突出矛盾的问题上成功互动 。俄罗斯把中东作为重塑世界大国地位的活动平台, 参与中东事务本身就是世界强国地位的象征。

　　俄罗斯自2014年起外部环境持续恶化, 受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国际制裁、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低迷等外部因素影响,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俄罗斯为了缓解经济下行给国内社会稳定带来的巨大潜在风险, 需要在国际上找到经济合作伙伴, 为国内经济发展注入动力。俄罗斯选择沙特作为合作伙伴,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 沙特作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 在国际石油市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俄沙两国在石油能源领域有合作的意愿和基础;第二, 沙特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武器出口及军工技术转让的市场, 沙特推动军队装备多样化和本土化, 改变沙特军队武器装备中“美国制造”一家独大的现状;第三, 拉动俄罗斯国内经济, 沙特是潜在的投资方, 在石油天然气合作领域有着对俄投资的意愿。

　　除了在经济领域的需求外, 俄罗斯也从地缘安全的角度加强与沙特关系。首先, 推动俄沙关系发展, 有助俄罗斯敲开伊斯兰世界的大门。沙特作为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国家, 推动俄沙关系发展有利于改善俄在伊斯兰世界的外交形象, 在沙特支持下俄罗斯以观察员国身份加入到伊斯兰合作组织中, 给俄罗斯提供了与伊斯兰国家交往的多边平台。其次, 就中东地区热点问题加强同沙特的沟通, 有利于为俄罗斯赢得外交上的主动。在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上, 沙特都是直接的利益攸关方, 沙特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和伊朗发展核设施的立场与俄罗斯存在矛盾, 双方保持沟通渠道协调双方立场对各自外交战略的实施有着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 俄沙两国寻求利益平衡点, 实际上有利于中东地区局势稳定, 也有利于塑造俄罗斯世界大国和沙特区域大国的国际形象。最后, 俄罗斯在应对来自中东的恐怖主义威胁时, 离不开沙特的支持。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俄罗斯第二大宗教, 穆斯林人口占俄总人口比例达20%, 约1 800~2 000万人, 主要分布在鞑靼斯坦共和国及北高加索地区 。这一地区极易受到来自中东的极端宗教思想渗透, 中东地区的“风吹草动”都影响着俄罗斯南部穆斯林聚居区的安全形势。因此, 为维护外高加索地区的安全稳定, 防止恐怖主义渗透, 俄罗斯选择与沙特合作。

　　萨勒曼国王的外交战略一直以沙美同盟为核心, 加强同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 提升沙特在地区及国际事务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萨勒曼登基后, 沙特外交更多是为国内政治服务, 也就是要为王储穆罕默德继任王位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第一, 沙特“接班人”对国家发展战略定位需要除美国外的大国支持。王储制定的《2030愿景》提出将沙特建成世界强国的目标, 沙特在由区域大国向世界强国发展的过程中, 不仅要得到美国的帮助, 还需要包括俄罗斯、中国等世界大国的支持。沙特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 首先看中的是俄罗斯世界大国的身份。虽然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发展缓慢, 国力下降, 但仍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也是中东问题四方协调框架内的一方, 对沙特提升国际影响力有所帮助。第二, 发展俄沙关系, 为沙特与美国“讨价还价”提供筹码。虽然沙美关系是沙特外交的基石, 但九一一事件之后, 反恐问题成为悬在沙美同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美国在需要的时候仍会以“九一一事件”和反恐问题向沙特发难。2016年9月美国国会的“911法案”已经让沙特意识到寻找其他战略合作伙伴和保障资金安全的必要性。同时, “911法案”中涉及资产冻结的内容也使沙特意识到大量存放在美国的资金并不安全, 应该寻找其他可靠的投资目的国。而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放缓, 资金紧缺, 投资需求大, 相对其他欧洲国家俄罗斯受美国影响较小, 成为沙特的投资对象国之一。第三, 国际石油市场价格持续走低, 美国能源结构调整促成了俄沙两国在石油产业上“抱团取暖”。俄罗斯和沙特是世界前两大产油国, 两国的产业结构也都是能源出口型经济, 国际油价持续走低给两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困难, 且俄罗斯未加入欧佩克, 如果俄沙两国恶性竞争, 则会造成“两败俱伤”。俄沙打算结成“石油联盟”, 通过协调石油产量的方式, 既能防止由于油价下跌带来的进一步损失, 也能防止其他产油国恶性竞争提高产量带来的市场风险。特朗普上台后于2017年年初提出“美国优先能源计划”, 包括加快本土页岩油气开发、提高石油自产量等内容 。美国页岩油气开采技术的发展, 给美国能源结构带来巨大的变化, 使美国对外石油依存度大幅下降。2005~2014年, 页岩气产量年均增长30.9%, 占天然气总产量一半;2008~2014年, 致密油产量年均增速34.1%, 占石油产量的36% 。美国能源结构调整的结果是逐渐摆脱了对沙特的石油依赖, 沙美同盟“石油换安全”的基础开始动摇, 这就促使俄罗斯成为沙特美国之外沙特另一个战略合作伙伴。

　　(二) 俄沙关系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

　　俄沙关系在两国外交战略调整的背景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升温期, 两国关系升温更多是两国内部政治经济环境和外部地区国际形势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俄沙关系仍存在着结构性矛盾, 矛盾的核心就是俄美关系和沙美关系在两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

　　由于美国在北约东扩、反导系统部署、乌克兰危机制裁中对俄罗斯使用围堵的战术策略, 致使俄罗斯在处理俄美关系中采取强硬的态度。俄罗斯重返中东以来, 充分利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 多次否决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最后通牒”式的决议, 并在阿萨德政府岌岌可危之时直接出兵干预, 显示出保护中东地区战略支点和重掌中东地区控制权的决心。俄罗斯在伊核问题上坚持伊朗有和平使用核能的立场并积极开展多边外交, 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美国利用伊核问题在中东“翻云覆雨”的策略。俄罗斯推动与沙特在石油、投资、军火、核能等领域开展合作, “以经济合作提升政治互信”的意图明显。俄罗斯争取沙特这一美国盟友, 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布局带来影响。美国对于俄罗斯发展与沙特的关系, 在中东地区“挖墙脚”的举动也给予了反制。2017年10月27日, 美国国务院出台了制裁俄罗斯的指导意见, 同时公布了一份涉及俄防务和情报领域39名个人及机构的名单  。中东地区在俄罗斯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无法与俄美关系在俄罗斯外交战略中的地位相比, 且沙特与俄罗斯的利益契合点和战略合作深度远远不及叙利亚、伊朗等俄罗斯传统盟友。

　　沙特建国以来就将沙美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 不仅在外交领域, 而且在经济安全、投资安全、军事安全等多个领域都与美国息息相关。虽然萨勒曼国王登基以来, 推动多元平衡外交, 但始终没有降低沙美关系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 反而有所加强。2017年5月19日, 特朗普访问沙特, 签署价值约980亿~1 28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 该协议总金额有望在未来10年内扩充至3 500亿美元 (3) 。此次沙美军售协议足以说明沙美同盟在沙特外交战略中的核心地位。虽然美国能源结构调整降低了对外石油的依赖度, 对美国来说, “石油换安全”的沙美同盟关系在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有所减弱, 但沙特对沙美同盟关系的依赖并没有降低, 通过从美国大量购买武器装备来弥补对美石油出口量减少对沙美同盟关系的影响。2015年沙特财政收入6 080亿里亚尔 (折合1 621亿美元) , 赤字达3 670亿里亚尔 (折合979亿美元) , 占GDP的15% 。3 500亿的军售大单足以说明沙特倾尽国内财富取得美国的信任, 也足以证明美国在沙特外交战略中不可撼动的核心地位。而2017年10月, 沙特国王萨勒曼访问俄罗斯, 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 俄罗斯政府已经与沙特达成30亿美元军售协议。2015年沙特曾承诺对俄罗斯投资100亿美元, 迄今为止只投入了10亿美元。相对沙特与美国的军售合同总额, 俄沙军售总额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而沙特对俄投资进展缓慢则明显带有观望态度。不仅在军火贸易和对外投资方面, 在沙特外交平衡上也能看出对沙美同盟的高度重视。2017年3月初, 沙特副王储的美国之行实质上是向美国表明自身态度, 虽然与其他大国发展关系, 但仍旧将沙美同盟放在沙特外交的最高优先级。与此类似的是, 2003年时任沙特王储阿卜杜拉访问俄罗斯之前, 也向美国通报了访问计划。由此可见, 沙特与其他世界大国发展关系, 是充分考虑对沙美同盟的影响和评估美国“感受”后的慎重举动。此外, 近期俄沙关系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 最为重要的就是双方准备建立的“石油联盟”。“石油联盟”产生于低油价的背景之下, 但随着油价上升, 同为石油出口型经济结构的两国会成为最大的竞争对手, “石油联盟”存在着潜在的风险。最后, 沙特国内政治稳定与否也将影响俄沙关系走向。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目前仍在为继承王位清除国内潜在的威胁。2017年11月4日沙特国王萨勒曼宣布, 成立以王储穆罕默德为主席的最高反腐委员会。当晚, 11名王子、38名现任大臣和前大臣被捕 。王储穆罕默德在清洗王室反对力量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 沙特国内政局动荡对俄沙关系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俄沙关系结构性矛盾的根源是美国因素, 俄美之间的对抗和较量将直接影响俄沙关系走向。普京在2017年6月3日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指出, 俄美关系处于冷战以来最低点, 俄仍愿与美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随着俄美关系的持续走低, 不排除美国迫使沙特选边站队, 做坚定支持美国的海湾核心盟友。此外, 沙特王室内部斗争和国际石油市场的不确定性, 也将影响俄沙关系的发展。

　　结 语

　　苏联在冷战时期对中东地区战略布局为俄罗斯中东外交战略提供了基础, 最重要的“遗产”就是俄罗斯参与中东事务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并与叙利亚、伊朗等国维持着盟友关系。冷战结束后, 俄罗斯对中东地区的外交战略经过明显的调整过程, 中东地区在俄罗斯外交战略中的地位逐步提升。特别是普京上台调整外交战略以来, 俄沙关系不断加强, 在经济、军事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增强, 两国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两国关系经历了从对抗期到接触期再到当前合作期的发展。沙特在萨勒曼国王登基后, 制定了围绕提升国家竞争力, 由区域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发展战略, 在对外战略上更加突出平衡外交的理念, 发展包括与俄罗斯、中国、日本在内的大国双边关系。在俄沙外交战略调整、互有现实需求的背景下, 俄沙关系近年来发展迅速, 在地区问题上也积极开展沟通和协调, 为俄罗斯提升在中东地区话语权提供便利。

　　但同时也要看到, 俄沙关系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 俄美关系不断恶化对俄沙关系发展带来的阻碍, 甚至决定着俄沙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俄沙关系虽然迅速升温, 但沙特始终没有改变沙美同盟这一外交战略的基石, 并通过经贸合作等方式弥补美国对沙石油依赖下降对沙美同盟的影响, 进一步巩固沙美同盟关系。俄沙关系未来发展的趋势取决于俄美关系的改善, 俄沙关系能否长期发展下去, 还是依靠两国在石油、军火、核能等领域的深入合作, 通过密切的经济军事合作才能为推动政治互信打下基础, 也是两国各自推进外交战略中的现实选择。

       作者：邵玉琢, 北京语言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罗林,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执行院长、中东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7年10月4~7日, 沙特国王萨勒曼对俄罗斯进行了历史性访问, 成为沙特建国85年来第一位访问俄罗斯的君主。而2007年普京访问沙特也是苏联与沙特建交近80年来俄罗斯元首首次访问沙特。虽然苏联与沙特早就建立了外交关系, 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美苏之间对中东控制权的争夺, 两国关系一直比较冷淡。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外交遗产, 虽然意识形态的隔阂消失了, 但俄沙关系发展缓慢。俄沙两国是全球原油产量的前两名国家, 也是国际原油市场的竞争对手。在国际原油市场上的竞争是两国关系发展绕不开的一个难题。俄沙长期处于低位运行的外交关系本质上是由俄罗斯对中东地区外交战略所决定的, 也受到沙特外交战略和大国关系调整的直接影响。此次沙特国王访俄被认为是两国关系的“转折点”、“重要历史时刻”, 特别是在石油减产、军火贸易等敏感议题上取得的实质性进展, 标志着俄沙关系从对抗走向合作。俄沙两国关系的发展将给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 俄沙关系的升温不是偶然事件, 而是两国外交战略深度调整背景下, 存在着现实利益需求的必然结果。从两国外交战略调整入手分析两国合作的现实需求, 从而对俄沙两国关系发展的未来走向作出初步判断。

2017年10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

　　一 冷战后俄罗斯中东战略的变迁

　　中东地区是欧洲学者从自身地理位置出发定义的地缘政治概念, 习惯上包括亚洲西部和整个阿拉伯半岛以及非洲北部的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这一地区被俄罗斯学者称为“近东” , 并且将巴基斯坦、阿富汗也纳入其中。中东地区毗邻原苏联南部, 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 对苏联有着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二战结束后, 中东地区成为美苏争霸的一个重要战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其在中东地区战略布局的“遗产”。

　　(一) 苏联在中东地区战略布局的“遗产”

　　苏联借助二战时英国盟友的身份, 与埃及等中东国家建交, 随后展开了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布局。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布局展开分三个层次:一是寻找战略支点国家, 二是打造亲苏阵营, 三是夺取中东地区的话语权。

　　苏联在中东地区先后选择了以色列、埃及、叙利亚作为战略支点国家。由于苏联中东战略对手经历了从英国变为美国的转换, 苏联选择以色列的主要目的是反对英国在中东势力, 借助生活在苏联的犹太人, 在以色列建国之初即与之建立起密切关系。1956年埃及政府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严重削弱了英国在中东的势力。苏联迅速将注意力转移到埃及, 将其作为新的战略支点国家大力发展苏埃关系。同年爆发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在美苏向各方施压的情况下结束, 标志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中东格局的开始。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 苏联的权威遭到了埃及的质疑, 埃及将目光转向美国。1976年, 埃苏关系破裂后, 苏联又将叙利亚作为中东地区的战略支点国家, 给予叙利亚大量军事援助, 并获得了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使用权, 而后升级为苏军海外基地。

　　苏联在中东地区选取政治体制上较为开放的共和制国家, 通过建立外交关系、签订友好条约、提供军事援助的方法, 围绕地区敏感话题——阿以冲突打造亲苏阵营。中东亲苏阵营以埃及为核心, 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南北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亲美阵营以以色列为核心, 包括土耳其、伊朗以及海湾君主制阿拉伯国家。两大阵营形成对峙态势, 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

　　苏联凭借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 一直以阿以冲突调停者的身份参与中东事务。第二次中东战争奠定了苏联在中东事务当中的话语权, 也开启了美苏两大阵营在中东的对峙期。但是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 从武器装备、人员训练、作战指挥等方方面面接受苏联帮助的埃及以惨败告终, 造成了埃及对苏联军事援助的严重不信任。第四次中东战争停火后, 苏联被排除在埃以谈判之外, 影响力式微。

　　苏联解体后在中东地区留给俄罗斯的战略“遗产”并不多,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 赋予了俄罗斯参与中东事务的正当性和发言权;二是对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的长期军事援助, 使其成为俄罗斯重要的军火贸易和军事合作对象;三是中东地区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历史格局, 使俄罗斯成为中东地区反美国家的一种战略选择。

　　(二) 冷战后俄罗斯中东外交战略的演变

　　苏联解体后初期, 俄罗斯在外交上向西方国家“一边倒”, 放弃了苏联在中东地区原有的战略布局。普京上台后对俄罗斯“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进行了调整, 中东地区因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被俄罗斯重新纳入外交重点区域。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亚·丘巴良院士将俄罗斯外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1~1993年, 对西方国家的幻想和友谊占主导地位, 忽视与亚非国家的交往;第二阶段是1993~1999年, 从对西方国家的幻想中醒来, 加强与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合作;第三阶段是从1999年至今, 从实用主义出发采取全方位的平衡外交战略 。具体到中东地区, 俄罗斯外交战略也经历了盲从期、调整期、重塑期三个阶段。

　　盲从期是从1991年苏联解体至1993年。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外交战略上, 延续了戈尔巴乔夫的全面收缩的政策。俄罗斯外交上全面倒向西方, 同时没有能力维持苏联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军事援助, 失去了在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90年代初, 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原因, 俄罗斯与阿拉伯世界的传统联系急剧下降。结果我国 (俄罗斯) 在该地区的政治和经贸阵地丧失殆尽。俄罗斯在阿拉伯国家市场上的地位逐渐被其他国家所替代。” 因此, 这一时期俄罗斯对中东地区的外交战略仅仅是从自身国家安全需求出发, 防止中东局势动荡波及独联体国家南部地区, 从而影响自身国内安全。

　　调整期是从1993~2000年。1993年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 标志着结束了外交上向西方国家“一边倒”的取向, 采取更为灵活实用的外交战略, 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外交的格局。俄罗斯充分利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 通过参与巴以和平进程等热点问题重返中东, 恢复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影响力。1994年伊拉克科威特两国由于边界问题导致关系紧张, 俄罗斯时任外长科济列夫到巴格达斡旋, 促使伊拉克承认联合国划定的边界, 暂时缓和了紧张局势。同年11月, 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访问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和阿曼四国, 修补俄罗斯与海湾国家关系。1996年普里马科夫出任总理兼外长, 上任第一年两次访问中东, 积极参与中东问题解决。由于国力的限制, 俄罗斯在中东外交战略的调整并没有达到恢复影响力和控制力的预期目的。1996年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在会见普里马科夫时明确表示, “我们只需要一个中间人, 那就是美国。”

　　重塑期是2000年后至今。2000年普京上台后明确了外交战略的方向, 强调维护国家利益, 国内目标优先于国外目标, 外交政策更加务实, 以经济外交为重要内容, 更加注重双边关系。普京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曾与美国一起启动 (中东) 和平进程, 加强莫斯科的作用只能带来好处。而且要求俄罗斯积极参与、重新推动和平进程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这一时期, 俄罗斯与伊朗、埃及、土耳其、叙利亚等原亲苏阵营国家逐步恢复加强双边关系, 重塑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形象, 充分利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 在联合国决议的框架内, 参与中东热点问题提高自身话语权。

　　(三) 当前以实用主义为核心的全方位中东外交

　　普京在2000年提出的全方位外交, 把解决国内问题作为外交战略的出发点, 具体到中东地区, 在国家安全、经济贸易、军事合作等方面采取更为务实的政策。从维护俄罗斯南部安全出发, 首先恢复了与伊朗的关系。2000年, 俄罗斯宣布废止与美国签署的不向伊朗出售军事技术的秘密协议, 重新开启与伊朗的军事贸易关系。在伊朗核问题上, 坚持维护伊朗和平使用核能的立场, 开展多方外交斡旋, 争取到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话语权, 防止美国利用伊朗核问题制造矛盾, 影响俄罗斯南部穆斯林聚居区的安全稳定。

　　2011年受“阿拉伯之春”的波及, 叙利亚陷入内战, 俄罗斯坚决支持阿萨德政权, 强调政治调解是结束内战的唯一途径, 在安理会上多次使用否决权, 否决了西方国家对叙利亚“最后通牒”式的决议。2016年, 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内战局势中处于危险的关键时刻, 俄罗斯直接派出地面部队, 以打击“伊斯兰国”为名义, 力保阿萨德政权。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是苏联解体以来,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最直接的一次军事干预, 显示出维护俄在中东利益的决心。俄在叙利亚设有地中海地区唯一军事基地——塔尔图斯港, 对保持俄在中东地区军事存在有重要意义。

　　在经济贸易方面, 俄罗斯加强与土耳其的关系。土耳其虽然身为北约成员和美国盟友, 但仍然强调自身外交的独立性。俄土两国虽然在叙利亚问题上意见相左, 但这并不妨碍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密切合作。俄罗斯是土耳其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 土耳其是俄罗斯的第五大贸易伙伴。据统计, 2014年俄土贸易额为310亿美元, 2015年前9个月为181亿美元, 两国经济依存度较高。俄罗斯是土耳其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 土耳其是继德国之后俄罗斯天然气的第二大买家。2014年俄罗斯向土耳其输送天然气占土耳其天然气需求总量的60%。2016年10月, 普京访问伊斯坦布尔, 同埃尔多安签署修建天然气管道协议。

　　在军事合作方面, 俄罗斯通过军火贸易、转让军事技术和核技术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军事合作, 既保障俄罗斯军火贸易的收入, 也维护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1998年俄罗斯政府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同其他国家开展军事技术合作法案》, 2001年又通过了《2010年之前俄罗斯联邦同其他国家开展军事技术合作国家政策章程》。这两项文件为俄罗斯对中东地区开展军事合作提供了保障。中东地区是俄罗斯军火的主要进口国家, 双方交易额占到俄罗斯武器出口总额的14%  。俄罗斯与叙利亚、伊朗、埃及、土耳其、沙特等中东国家都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2002~2005年, 俄罗斯销往中东地区的军火总额为43亿美元, 2006年上升到62亿美元 。

　　俄罗斯对中东地区采取更为务实进取的外交政策, 在地缘安全、经济贸易、军事合作三个方面与中东国家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普京采取的实用主义全方位外交战略, 摒弃了苏联时期中东两大阵营对抗的历史纠葛, 在处理土耳其击落战机的外交危机上, 也显示出开放务实的态度。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上, 俄罗斯已经从中东问题的劝和调解者的身份, 转化为主导事态发展的控制决策者的身份。这种举动让中东地区国家看到了除美国之外另一个可以合作的世界大国。

　　二 萨勒曼登基后沙特对外战略的新变化

　　2015年1月萨勒曼登基以来, 沙特外交战略始终围绕着维护国内政治稳定的主题, 核心目标就是将其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推向国际舞台, 为继承沙特王位创造良好的地区和国际环境。

　　2015年1月23日, 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逝世, 王储萨勒曼·本·阿卜杜·阿齐兹继任沙特国王。萨勒曼登基时已经79岁高龄, 身体状况堪忧。沙特政体采用兄终弟及的方式传承王位, 但由于萨勒曼的自身健康状况不佳以及第一代亲王均年事已高, 继续将王位传给第一代亲王有可能出现“老人政治”的局面, 导致王权频繁更迭, 给国家带来潜在风险。因此, 萨勒曼登基以来一直在考虑改为父死子继的模式, 直接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萨勒曼登基6天之后, 任命小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国防大臣。此后, 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 萨勒曼国王两次调整王储人选, 最终在2017年6月21日任命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王储, 并获得了沙特王室“效忠委员会”的支持 。

　　(一) 制定更为开放的全面发展战略

　　2016年4月25日, 萨勒曼国王批准《沙特王国2030年愿景》 (以下简称《2030愿景》)  。《2030愿景》是统领沙特未来14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面战略, 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其战略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 以经济结构调整、政府职能转变、开放投资市场为手段, 应对国际原油市场低价运行给沙特带来的经济发展压力, 以及单一依靠石油产业推动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构性风险。《2030愿景》提出的发展目标包括, 将沙特在世界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从25位提高至前10位 , 将国内生产总值中私营部门的贡献率从40%提高至65% (3) , 将非石油产业GDP贡献率从16%提高至50%, 将国家GDP外国直接投资利率从3.8%提高至5.7% (4) , 将失业率从11.6%降低至7% 。《2030愿景》中提出三个重要内容:一是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发展为具备全球经营能力的超大跨国公司, 二是将沙特投资基金改造成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 三是实现沙特军事工业本土化, 满足本国军事装备需求。

　　从这三个目标来看, 沙特在全面推动国家转型发展中可以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只能在世界大国中选择。首先, 沙特的主权财富基金体量巨大, 需要有足够大的市场消化, 更需要保障收益的稳定性和投资的安全性。其次, 沙特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阿美石油公司必然选择石油需求量大、国际原油交易便利的地区作为国际化发展的开拓方向。最后, 沙特实现军事工业本土化, 既包括常规武器制造也包括航空工业和核工业, 只有同掌握先进军工技术的大国合作, 才能实现军工本土化发展目标。因此沙特在推动《2030愿景》落实的过程中离不开世界大国的密切合作。正如《2030愿景》所提出的, “我们与世界各地的经济合作伙伴建立21世纪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这符合我们的愿景, 使我们成为连接三大洲的纽带, 促进我们的出口。”

　　(二) 巩固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地位

　　萨勒曼登基后重视巩固沙特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地位。对于影响沙特地缘政治安全的局部冲突和动荡都给予坚决的打击。2016年, 沙特组建多国联军, 出兵也门打击在伊朗支持下的也门胡赛武装, 严防属于什叶派的胡赛武装对沙特东部地区造成安全威胁, 有效地遏制了什叶派力量在阿拉伯半岛上的扩张。

　　沙特与中东地区国家建立高层战略协调委员会, 在包括打击“伊斯兰国”、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等重大地区问题上保持着有效的沟通, 在外交上争取主动权。2015年12月29日, 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表示, 沙特和土耳其一致同意建立战略合作委员会, 以加强两国在安全、军事、经贸、能源和投资等方面的合作 。2016年4月27日,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问利雅得, 与萨勒曼国王共同宣布建立沙特约旦协调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目标是加深和发展两国之间各领域的战略关系, 加强双边、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政治协商和协调 。

　　(三) 深化沙美同盟, 推动平衡外交

　　美国是沙特外交政策的基石, 是沙特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的保护者。美国是沙特第一大贸易伙伴, 沙特也是美国重要的石油来源国和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多年来沙美关系奉行“石油换安全”的外交理念, 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后美军正式进驻沙特, 两国成为军事盟友。

　　萨勒曼登基之后, 沙美关系曾经因为《法律制裁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 (JASTA, 以下称“九一一法案”) 陷入紧张局面。2016年9月29日, 美国国会提交讨论“九一一法案”, 该法案允许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起诉沙特政府。如果该法案通过, 沙特政府将面临巨额赔偿, 直接影响沙特在美国的投资安全。“九一一法案”最后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动用否决权否决法案而告终, 虽然没有给沙特带来实质性的经济损失, 但使沙特意识到推动平衡外交的重要性。

　　特朗普上台执政后, 沙特继续深化沙美同盟关系, 也积极发展同俄罗斯、中国、日本等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 同时积极参与多边外交。2017年2月, 萨勒曼国王先后访问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日本、中国、马尔代夫。此次亚洲之行是萨勒曼登基以来历时最长的出访活动, 中国、日本作为沙特平衡外交重要的合作对象是本次访问的重中之重。值得注意的是, 萨勒曼的亚洲六国之行被解读为沙特外交的“向东看”, 这并不意味着沙特外交的立足点发生了变化, 沙特始终将美国作为外交战略的基石。2017年3月14日, 就在萨勒曼国王访问中国的前两天, 时任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到美国访问, 会见特朗普, 就沙美双方在基建和能源领域合作进行洽谈, 投资规模超过2 000亿美元。副王储访问美国并带去投资合作“大单”, 实质上是给美国吃了一颗“定心丸”, 表明沙特对沙美同盟的重视和深入发展的决心。萨勒曼父子分别在亚洲和北美“一唱一和”, 充分展示出平衡外交的导向。

　　萨勒曼登基之后, 沙特在外交战略上的变化实际上是紧紧围绕着现任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展开的。《2030愿景》作为沙特未来发展的战略性、纲领性文件, 是由王储主持制定的。《2030愿景》批准通过后, 也是由王储担任会长的经济与发展事务理事会负责领导政府机构和其他部门落实推进。王储已经成为沙特对外战略实际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沙特发动打击也门胡赛武装的军事行动, 实质上是为王储提高政治威望, 在王室内部和沙特国内社会赢得良好声誉。2017年6月5日发生的沙特等多国与卡塔尔断交事件, 深层目的是在海湾君主制国家领导人心中确立王储的政治地位, 不容许其他海湾王室对其继任沙特王位说三道四。9月8日, 王储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 表明沙特立场和要求, 这次通话已经表明王储实际上在沙特外交事务上的核心地位。此外, 王储也积极参与到沙特与大国之间的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中, 2016年6月访问美国会见时任总统奥巴马;8月访问中国, 会见习近平主席;访问日本会见首相安倍晋三;2017年3月再次访问美国, 会见总统特朗普;5月访问俄罗斯, 会见总统普京。2016年9月3日, 王储代表萨勒曼国王参加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王储穆罕默德与大国领导人之间的频繁互动, 已经展现出沙特王位继承人对沙特外交的布局和谋划。

　　王储穆罕默德主导和执行的沙特外交战略, 实质上是以深化沙美同盟为核心, 巩固沙特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地位, 巩固沙特在伊斯兰世界中的核心地位, 积极发展同世界大国的双边关系, 提升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经济合作的战略伙伴, 推动沙特经济转型发展, 完成由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强国转型的目标。

　　三 从对抗到合作:俄沙关系发展历程

　　俄罗斯与沙特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苏联时期, 先后经历了对抗期、接触期、合作期三个阶段。俄沙关系自冷战之后从对抗转向接触, 双方都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经过十余年的沟通接触, 近两年来俄沙关系进入到实质性发展阶段, 迎来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升温期。

　　苏联是最先承认阿卜杜勒·阿齐兹政权的国家, 两国于1929年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初期苏沙两国交往集中在经济贸易领域, 而后受到美国资本的挤压和影响, 苏沙两国关系恶化。由于苏联在中东地区以意识形态作为划分阵营的标准, 选择共和制阿拉伯国家作为亲苏阵营成员, 而实行君主制的沙特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严重对立。1938年, 苏联撤回驻沙特外交代表, 两国关系彻底中断。沙特认为苏联染指中东地区, 不仅威胁阿拉伯国家而且威胁到整个伊斯兰世界, 拒绝恢复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同时, 苏联严厉抨击中东君主制国家, 指责沙特为保守政权。20世纪90年代之前, 沙特法赫德国王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军事目的就是防范苏联对海湾地区的渗透。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 沙特迫切需要与苏联合作, 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苏联解体后, 俄沙关系发展缓慢, 沙特担心俄罗斯向伊朗、伊拉克出售武器装备, 威胁到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同时, 俄罗斯和沙特在石油出口上存在竞争关系, 争夺国际原油市场份额。“九一一”事件后, 沙美关系受到影响, 进入低谷期。沙特重新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战略合作伙伴, 俄罗斯进入沙特的外交视野, 俄沙关系出现转机。俄沙两国从现实问题出发, 在打击恐怖主义、能源产业合作、巴以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地区热点议题上保持着良好的接触沟通渠道。2003年, 沙特时任王储阿卜杜拉访问俄罗斯, 与总统普京、总理卡西亚诺夫会谈, 双方就反恐、能源合作、贸易往来等领域开展合作签署一系列文件。在反恐问题上两国承诺要进行“积极合作”, 直至恐怖主义被消灭   。此次访问的最大成果是双方签署的石油和天然气合作协议, 协议包括双方成立油气联合工作小组, 沙特向俄油气行业大规模投资, 俄在沙开展大型天然气田开发与运输管线建设、参与沙特石油化工及电力项目建设, 项目总额高达200亿~250亿美元 。2004年1月26日, 俄罗斯卢科伊公司在沙特中标勘探和寻找天然气项目, 与沙特签署了为期40年的合作合同, 合同包括与沙特国有石油公司建立合资企业 。2007年普京访问沙特, 随访的是一个由60多名经济学家和企业界人士组成的经贸代表团, 访问期间俄沙签订了一系列经贸、能源和信息领域的合作协议, 双方同意成立联合委员会协调石油价格   。在接触期内, 俄沙两国关系迅速升温, 摒弃了冷战时期长期对抗的历史纠葛, 推动两国关系务实发展。俄沙关系的深化, 防止了两国在国际石油市场的恶性竞争, 同时沙特对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俄罗斯的经济增长, 俄罗斯对沙特基建能源等领域的技术出口也满足了沙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2015年年初, 萨勒曼登基后推动沙特平衡外交, 更加重视发展同俄罗斯的合作关系。俄沙两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沟通和合作进一步深化, 从能源合作的领域拓展到核能利用, 沙特也依靠进口俄罗斯军工技术推动国内军事工业的本土化和武器装备的国产化。2016年6月18日, 时任沙特副王储穆罕默德访问俄罗斯, 与总统普京会面, 双方在能源、太空、基础设施建设、贸易等领域达成六份协议, 并签署了价值100亿美元的投资谅解备忘录。俄沙两国拟建石油联盟, 拟定石油联合出口战略 。沙特发表声明, 沙俄两国签署了核电合作协议。沙特核电计划目前正处于初期阶段, 计划在未来20年内建设多达16台核电机组 。俄沙两国作为世界上石油产量排名前两位的产油国, 建立石油联盟是出于国内经济发展利益的需要, 也是两国深化关系加强政治和外交上合作的基础。国际原油市场价格低迷, 给两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更威胁着国内的社会稳定, 也限制着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和决定权。石油联盟在油价低迷的情况下, 将朝着更加团结紧密的方向发展。当油价上升, 两国经济发展环境好转的时候, 石油联盟的经济意义减弱, 政治意义就更加突出。

　　四 俄沙关系发展的动因及结构性矛盾

　　俄沙关系近两年来迅速升温与两国外交战略调整密切相关, 在地缘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现实驱动下, 两国加深了传统能源领域的合作, 也拓展到军事工业、核工业、航空航天等新的合作领域。同时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等中东热点问题上也逐步开展沟通和协调, 朝着各自预期的方向发展。

　　(一) 俄沙关系发展的动因

　　俄罗斯调整对中东的外交战略, 以大国姿态“重返中东”, 将调解中东冲突视为对俄罗斯整体利益至关重要的工作。虽然国际四方调节框架 (美国、联合国、欧盟和俄罗斯) 越来越常规化且作用不大, 但俄罗斯与美国及欧盟在中东及中东以外存在突出矛盾的问题上成功互动 。俄罗斯把中东作为重塑世界大国地位的活动平台, 参与中东事务本身就是世界强国地位的象征。

　　俄罗斯自2014年起外部环境持续恶化, 受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国际制裁、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低迷等外部因素影响,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俄罗斯为了缓解经济下行给国内社会稳定带来的巨大潜在风险, 需要在国际上找到经济合作伙伴, 为国内经济发展注入动力。俄罗斯选择沙特作为合作伙伴,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 沙特作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 在国际石油市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俄沙两国在石油能源领域有合作的意愿和基础;第二, 沙特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武器出口及军工技术转让的市场, 沙特推动军队装备多样化和本土化, 改变沙特军队武器装备中“美国制造”一家独大的现状;第三, 拉动俄罗斯国内经济, 沙特是潜在的投资方, 在石油天然气合作领域有着对俄投资的意愿。

　　除了在经济领域的需求外, 俄罗斯也从地缘安全的角度加强与沙特关系。首先, 推动俄沙关系发展, 有助俄罗斯敲开伊斯兰世界的大门。沙特作为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国家, 推动俄沙关系发展有利于改善俄在伊斯兰世界的外交形象, 在沙特支持下俄罗斯以观察员国身份加入到伊斯兰合作组织中, 给俄罗斯提供了与伊斯兰国家交往的多边平台。其次, 就中东地区热点问题加强同沙特的沟通, 有利于为俄罗斯赢得外交上的主动。在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上, 沙特都是直接的利益攸关方, 沙特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和伊朗发展核设施的立场与俄罗斯存在矛盾, 双方保持沟通渠道协调双方立场对各自外交战略的实施有着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 俄沙两国寻求利益平衡点, 实际上有利于中东地区局势稳定, 也有利于塑造俄罗斯世界大国和沙特区域大国的国际形象。最后, 俄罗斯在应对来自中东的恐怖主义威胁时, 离不开沙特的支持。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俄罗斯第二大宗教, 穆斯林人口占俄总人口比例达20%, 约1 800~2 000万人, 主要分布在鞑靼斯坦共和国及北高加索地区 。这一地区极易受到来自中东的极端宗教思想渗透, 中东地区的“风吹草动”都影响着俄罗斯南部穆斯林聚居区的安全形势。因此, 为维护外高加索地区的安全稳定, 防止恐怖主义渗透, 俄罗斯选择与沙特合作。

　　萨勒曼国王的外交战略一直以沙美同盟为核心, 加强同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 提升沙特在地区及国际事务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萨勒曼登基后, 沙特外交更多是为国内政治服务, 也就是要为王储穆罕默德继任王位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第一, 沙特“接班人”对国家发展战略定位需要除美国外的大国支持。王储制定的《2030愿景》提出将沙特建成世界强国的目标, 沙特在由区域大国向世界强国发展的过程中, 不仅要得到美国的帮助, 还需要包括俄罗斯、中国等世界大国的支持。沙特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 首先看中的是俄罗斯世界大国的身份。虽然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发展缓慢, 国力下降, 但仍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也是中东问题四方协调框架内的一方, 对沙特提升国际影响力有所帮助。第二, 发展俄沙关系, 为沙特与美国“讨价还价”提供筹码。虽然沙美关系是沙特外交的基石, 但九一一事件之后, 反恐问题成为悬在沙美同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美国在需要的时候仍会以“九一一事件”和反恐问题向沙特发难。2016年9月美国国会的“911法案”已经让沙特意识到寻找其他战略合作伙伴和保障资金安全的必要性。同时, “911法案”中涉及资产冻结的内容也使沙特意识到大量存放在美国的资金并不安全, 应该寻找其他可靠的投资目的国。而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放缓, 资金紧缺, 投资需求大, 相对其他欧洲国家俄罗斯受美国影响较小, 成为沙特的投资对象国之一。第三, 国际石油市场价格持续走低, 美国能源结构调整促成了俄沙两国在石油产业上“抱团取暖”。俄罗斯和沙特是世界前两大产油国, 两国的产业结构也都是能源出口型经济, 国际油价持续走低给两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困难, 且俄罗斯未加入欧佩克, 如果俄沙两国恶性竞争, 则会造成“两败俱伤”。俄沙打算结成“石油联盟”, 通过协调石油产量的方式, 既能防止由于油价下跌带来的进一步损失, 也能防止其他产油国恶性竞争提高产量带来的市场风险。特朗普上台后于2017年年初提出“美国优先能源计划”, 包括加快本土页岩油气开发、提高石油自产量等内容 。美国页岩油气开采技术的发展, 给美国能源结构带来巨大的变化, 使美国对外石油依存度大幅下降。2005~2014年, 页岩气产量年均增长30.9%, 占天然气总产量一半;2008~2014年, 致密油产量年均增速34.1%, 占石油产量的36% 。美国能源结构调整的结果是逐渐摆脱了对沙特的石油依赖, 沙美同盟“石油换安全”的基础开始动摇, 这就促使俄罗斯成为沙特美国之外沙特另一个战略合作伙伴。

　　(二) 俄沙关系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

　　俄沙关系在两国外交战略调整的背景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升温期, 两国关系升温更多是两国内部政治经济环境和外部地区国际形势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俄沙关系仍存在着结构性矛盾, 矛盾的核心就是俄美关系和沙美关系在两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

　　由于美国在北约东扩、反导系统部署、乌克兰危机制裁中对俄罗斯使用围堵的战术策略, 致使俄罗斯在处理俄美关系中采取强硬的态度。俄罗斯重返中东以来, 充分利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 多次否决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最后通牒”式的决议, 并在阿萨德政府岌岌可危之时直接出兵干预, 显示出保护中东地区战略支点和重掌中东地区控制权的决心。俄罗斯在伊核问题上坚持伊朗有和平使用核能的立场并积极开展多边外交, 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美国利用伊核问题在中东“翻云覆雨”的策略。俄罗斯推动与沙特在石油、投资、军火、核能等领域开展合作, “以经济合作提升政治互信”的意图明显。俄罗斯争取沙特这一美国盟友, 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布局带来影响。美国对于俄罗斯发展与沙特的关系, 在中东地区“挖墙脚”的举动也给予了反制。2017年10月27日, 美国国务院出台了制裁俄罗斯的指导意见, 同时公布了一份涉及俄防务和情报领域39名个人及机构的名单  。中东地区在俄罗斯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无法与俄美关系在俄罗斯外交战略中的地位相比, 且沙特与俄罗斯的利益契合点和战略合作深度远远不及叙利亚、伊朗等俄罗斯传统盟友。

　　沙特建国以来就将沙美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 不仅在外交领域, 而且在经济安全、投资安全、军事安全等多个领域都与美国息息相关。虽然萨勒曼国王登基以来, 推动多元平衡外交, 但始终没有降低沙美关系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 反而有所加强。2017年5月19日, 特朗普访问沙特, 签署价值约980亿~1 28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 该协议总金额有望在未来10年内扩充至3 500亿美元 (3) 。此次沙美军售协议足以说明沙美同盟在沙特外交战略中的核心地位。虽然美国能源结构调整降低了对外石油的依赖度, 对美国来说, “石油换安全”的沙美同盟关系在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有所减弱, 但沙特对沙美同盟关系的依赖并没有降低, 通过从美国大量购买武器装备来弥补对美石油出口量减少对沙美同盟关系的影响。2015年沙特财政收入6 080亿里亚尔 (折合1 621亿美元) , 赤字达3 670亿里亚尔 (折合979亿美元) , 占GDP的15% 。3 500亿的军售大单足以说明沙特倾尽国内财富取得美国的信任, 也足以证明美国在沙特外交战略中不可撼动的核心地位。而2017年10月, 沙特国王萨勒曼访问俄罗斯, 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 俄罗斯政府已经与沙特达成30亿美元军售协议。2015年沙特曾承诺对俄罗斯投资100亿美元, 迄今为止只投入了10亿美元。相对沙特与美国的军售合同总额, 俄沙军售总额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而沙特对俄投资进展缓慢则明显带有观望态度。不仅在军火贸易和对外投资方面, 在沙特外交平衡上也能看出对沙美同盟的高度重视。2017年3月初, 沙特副王储的美国之行实质上是向美国表明自身态度, 虽然与其他大国发展关系, 但仍旧将沙美同盟放在沙特外交的最高优先级。与此类似的是, 2003年时任沙特王储阿卜杜拉访问俄罗斯之前, 也向美国通报了访问计划。由此可见, 沙特与其他世界大国发展关系, 是充分考虑对沙美同盟的影响和评估美国“感受”后的慎重举动。此外, 近期俄沙关系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 最为重要的就是双方准备建立的“石油联盟”。“石油联盟”产生于低油价的背景之下, 但随着油价上升, 同为石油出口型经济结构的两国会成为最大的竞争对手, “石油联盟”存在着潜在的风险。最后, 沙特国内政治稳定与否也将影响俄沙关系走向。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目前仍在为继承王位清除国内潜在的威胁。2017年11月4日沙特国王萨勒曼宣布, 成立以王储穆罕默德为主席的最高反腐委员会。当晚, 11名王子、38名现任大臣和前大臣被捕 。王储穆罕默德在清洗王室反对力量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 沙特国内政局动荡对俄沙关系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俄沙关系结构性矛盾的根源是美国因素, 俄美之间的对抗和较量将直接影响俄沙关系走向。普京在2017年6月3日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指出, 俄美关系处于冷战以来最低点, 俄仍愿与美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随着俄美关系的持续走低, 不排除美国迫使沙特选边站队, 做坚定支持美国的海湾核心盟友。此外, 沙特王室内部斗争和国际石油市场的不确定性, 也将影响俄沙关系的发展。

　　结 语

　　苏联在冷战时期对中东地区战略布局为俄罗斯中东外交战略提供了基础, 最重要的“遗产”就是俄罗斯参与中东事务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并与叙利亚、伊朗等国维持着盟友关系。冷战结束后, 俄罗斯对中东地区的外交战略经过明显的调整过程, 中东地区在俄罗斯外交战略中的地位逐步提升。特别是普京上台调整外交战略以来, 俄沙关系不断加强, 在经济、军事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增强, 两国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两国关系经历了从对抗期到接触期再到当前合作期的发展。沙特在萨勒曼国王登基后, 制定了围绕提升国家竞争力, 由区域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发展战略, 在对外战略上更加突出平衡外交的理念, 发展包括与俄罗斯、中国、日本在内的大国双边关系。在俄沙外交战略调整、互有现实需求的背景下, 俄沙关系近年来发展迅速, 在地区问题上也积极开展沟通和协调, 为俄罗斯提升在中东地区话语权提供便利。

　　但同时也要看到, 俄沙关系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 俄美关系不断恶化对俄沙关系发展带来的阻碍, 甚至决定着俄沙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俄沙关系虽然迅速升温, 但沙特始终没有改变沙美同盟这一外交战略的基石, 并通过经贸合作等方式弥补美国对沙石油依赖下降对沙美同盟的影响, 进一步巩固沙美同盟关系。俄沙关系未来发展的趋势取决于俄美关系的改善, 俄沙关系能否长期发展下去, 还是依靠两国在石油、军火、核能等领域的深入合作, 通过密切的经济军事合作才能为推动政治互信打下基础, 也是两国各自推进外交战略中的现实选择。

       作者：邵玉琢, 北京语言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罗林,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执行院长、中东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