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俄罗斯如何看2025年的世界

　　2018年底，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成立于2011年7月，由俄政府打造，政、产、学、研、媒共同运作的智库交流合作平台，前外长伊万诺夫任主席)发布了一份30多万字的《2019～2024全球预测报告》，对2025年的世界态势进行展望。这是一份重要的报告，所展现的前瞻性对我们客观、准确判断国际大势具有参考价值。

　　这份报告认为，2025年前的国际秩序发展轨迹主要由五大因素决定：一是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及其对外交政策导向。二是中美关系及两国维护自身基本利益和原则立场的政策取向。三是俄美关系以及俄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其中，政治较量是否会演化为军事冲突是个关键变量。四是现有国际“联盟”走势，特别是北约的稳定性和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样的“新型国际联盟”的发展。五是欧盟、印度、日本等其他主要力量有国内和外交政策自主性，即“战略自治”能力。

　　报告指出，国际社会是具有多样性的，很难将所有元素都纳入大国权力辐射的范围之内，而且就大国关系本身而言也还存在很多独立变量。危机和挑战往往促成建立新的国际规则。当今世界不仅常受制于局部地区的微小麻烦，而且随着每一场新的地区危机的发生，大国关系、国际安全的脆弱性也在增加。从现在起到2025年，国际局势或将呈现以下四种发展前景，人类面临艰难选择。

　　2019年2月2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出席祖国保卫者日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讲，称俄将继续提升国防能力以确保国家安全。

　　第一种可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被“格式化重启”。美国将在经济上继续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其全球战略重新回到“强硬实用主义”，即巩固与盟国关系，颠覆经济领域对美不利的国际机制和他国政权，淡化其“全球领导责任”，强调国家利己主义。推动美国政策调整的主因是其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反对派试图在2020年总统选举前把特朗普逼下台，将降低其实现连任的可能性。在权力更迭过程中，美国的精英阶层至少在概念上会重新审视特朗普政策对美国政治生态和对外战略的影响。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败选，或者反对派在选前就将其政治遗产“销毁”殆尽，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会重新加强，美国与亚洲盟友的防务联系也将得到进一步巩固，美国与亚洲和欧洲国家商谈多边性质自由贸易区的项目也会恢复。美国或许将谨慎对待与中国的关系，试图与北京达成暂时妥协，以摆脱“双重遏制”局面，专注于与俄罗斯的政治对抗。美国也会有选择地加强对伊朗的压力，努力恢复在中东的影响力，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

　　自由主义秩序的“格式化重启”至少能让西方感觉有能力迫使俄罗斯“投降”，这对俄十分不利。俄将更加被孤立，国际影响力进一步下降，并且必须面对两难选择：要么回到消极防守状态，并承担由此带来的所有后果;要么在得不到任何保证的情况下向西方妥协，承担巨大政治风险，与西方的关系从相互让步变成“单向投降”。

　　第二种可能，新的多极化世界加速生成。如果特朗普连任，美国继续奉行实用主义、孤立主义的政策，俄罗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特作用不断提高，印度继续其传统的“自治”方针，欧盟因对美国单边主义倾向的不满而不断提高自主性，那么国际社会恢复特朗普执政前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努力将宣告失败，新的多极世界图景将得以加速构建，人们将看到这样的具体发展：北约在欧盟自主性上升的情况下仍推行对俄遏制政策;由于乌克兰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乌问题持续发酵;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经贸制度难度加大，各经济体更多倚重以自我为中心的区域合作安排;中国实力持续增强，对与俄结成更紧密政治、军事联盟的态度更加谨慎，中美保持可控状态下的竞争关系;伊朗逐渐适应美国的制裁，俄在中东的作用更加积极，中国的影响力也有所提高。

　　尽管特朗普在国内遭到反对派前所未有的攻击，但支持者的基本盘未变，总统地位仍相当稳固。需要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执政理念出现重大转变：从侧重多边重新转为倚靠单边或双边手段。准确地说，特朗普政府正努力将美国的全球治理从多边模式调整到双边模式，在军备控制领域则正转向单边主义。这样做的目的是给予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多行动自由，最大限度保全美国的传统安全利益，而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受各种条约、协定束缚而承担额外责任、作出过多让步。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和《中导条约》是国际安全领域具有核心性意义的重大事件，是“核武器受控对抗”时代走向终结的标志，反映了美国对未来几十年继续掌控全球战略主导权的期待。伊朗核协议本是认知进步的产物，它表明各方意识到政权更迭不是唯一、更非有效的解决问题手段，但现在这种共同认知的纽带正在瓦解。退出《中导条约》不是特朗普的个人立场，196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想要终结国际军备控制体系，小布什总统在21世纪初就曾宣称美国要退出《中导条约》，现在时机成熟了。即使特朗普不能连任，新一届美国政府也不会让国际军控体系重回原有轨道。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下一步是退出《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这意味着制约全球战略安全形势恶化的重心将从战略稳定转向战术稳定。在此情况下，即便美国与俄罗斯或其它关键战略安全方能达成某种双边或多边的协议，其影响也将是短暂、有限的。曾经因为对核武器的恐惧催生了国际军备控制制度的产生，使之有序发展，防止对人类造成致命威胁。

　　较之自由主义秩序的“格式化重启”，新的多极化格局当然对俄罗斯更为有利。俄将得以拥有更大的外交空间来应对美国和西方的孤立与遏制攻势，也更有能力实现自身对外资产的资本化目标。但即便是在迈向新的多极化征程的路途中，国际安全争斗的残酷性也不会有丝毫减弱。在这样一个过渡性时期，各国都竭力维护本国利益，将国内发展置于国际合作需求之上，全球治理被淡化，没人能主动包容别人的错误，而且随着各国国内问题的积累，利己主义的驱动和所付出的代价会越来越大。

　　第三种可能，两极化趋势再现。中美矛盾加剧，美国视中国为首要竞争对手，持续对中国施加压力，试图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进程，阻止中国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位置。随着“贸易战”的持续、相互“制裁”的升级，亚洲军备竞赛加速，中美对抗正变得不可逆转，这会刺激已有的国际联盟加强合作，同时催生新的国际联盟。美国在印太地区巩固与盟友的合作，一方面加强对日本、韩国等国安保承诺，一方面与印度、越南建立“准联盟体系”。在美国的压力下，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合作逐步加强，中俄关系更加紧密。欧盟与美国存在战略相互依存关系，可能不再执意坚持自己在对俄、对华政策上的独立性。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中国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将依托自己的发展模式采取更加进取的政策。

　　《全球预测报告》没有明确点出“两极”到底是中国、美国各为一极，还是中俄为一极、美国为另一极，但强调两极化趋势的再现有助于俄罗斯克服国际孤立状态，通过构建新形式、新范围的联盟加强自身安全，同时也可能使俄罗斯失去回旋余地，降格成为中国的“次要伙伴”，并在战略上过度依赖中国。

　　第四种可能，稳定的战略安全格局被打破，重要权力中心之间爆发激烈冲突。2025年前如果出现国际冲突的局面，将是一系列看似孤立但相互又有某种关联的事件影响逐渐累积的结果。每一个事件都可能是偶发和局部的，但随着矛盾的不断加剧，会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引发两个或多个大国之间发生冲突，对地区乃至全球稳定造成巨大冲击，并严重阻碍世界经济发展。可能触发这一局面的热点包括：俄美在叙利亚、黑海、波罗的海等地区摩擦的升级;爆发针对军事重地或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虚拟数字事件升级为现实军事冲突;中美军事力量在南海发生正面冲突;某国对另一或另几国的大型军事演习产生误判，采取某种行动试图取得先发制人优势，导致冲突升级。军事演习演变成重大冲突的可能性虽然很小，但历史表明，大多数灾难是在人们认为不太可能发生的时候突然爆发的。

　　作者为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朝鲜半岛研究中心副教授。

　　2018年底，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成立于2011年7月，由俄政府打造，政、产、学、研、媒共同运作的智库交流合作平台，前外长伊万诺夫任主席)发布了一份30多万字的《2019～2024全球预测报告》，对2025年的世界态势进行展望。这是一份重要的报告，所展现的前瞻性对我们客观、准确判断国际大势具有参考价值。

　　这份报告认为，2025年前的国际秩序发展轨迹主要由五大因素决定：一是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及其对外交政策导向。二是中美关系及两国维护自身基本利益和原则立场的政策取向。三是俄美关系以及俄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其中，政治较量是否会演化为军事冲突是个关键变量。四是现有国际“联盟”走势，特别是北约的稳定性和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样的“新型国际联盟”的发展。五是欧盟、印度、日本等其他主要力量有国内和外交政策自主性，即“战略自治”能力。

　　报告指出，国际社会是具有多样性的，很难将所有元素都纳入大国权力辐射的范围之内，而且就大国关系本身而言也还存在很多独立变量。危机和挑战往往促成建立新的国际规则。当今世界不仅常受制于局部地区的微小麻烦，而且随着每一场新的地区危机的发生，大国关系、国际安全的脆弱性也在增加。从现在起到2025年，国际局势或将呈现以下四种发展前景，人类面临艰难选择。

　　2019年2月2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出席祖国保卫者日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讲，称俄将继续提升国防能力以确保国家安全。

　　第一种可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被“格式化重启”。美国将在经济上继续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其全球战略重新回到“强硬实用主义”，即巩固与盟国关系，颠覆经济领域对美不利的国际机制和他国政权，淡化其“全球领导责任”，强调国家利己主义。推动美国政策调整的主因是其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反对派试图在2020年总统选举前把特朗普逼下台，将降低其实现连任的可能性。在权力更迭过程中，美国的精英阶层至少在概念上会重新审视特朗普政策对美国政治生态和对外战略的影响。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败选，或者反对派在选前就将其政治遗产“销毁”殆尽，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会重新加强，美国与亚洲盟友的防务联系也将得到进一步巩固，美国与亚洲和欧洲国家商谈多边性质自由贸易区的项目也会恢复。美国或许将谨慎对待与中国的关系，试图与北京达成暂时妥协，以摆脱“双重遏制”局面，专注于与俄罗斯的政治对抗。美国也会有选择地加强对伊朗的压力，努力恢复在中东的影响力，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

　　自由主义秩序的“格式化重启”至少能让西方感觉有能力迫使俄罗斯“投降”，这对俄十分不利。俄将更加被孤立，国际影响力进一步下降，并且必须面对两难选择：要么回到消极防守状态，并承担由此带来的所有后果;要么在得不到任何保证的情况下向西方妥协，承担巨大政治风险，与西方的关系从相互让步变成“单向投降”。

　　第二种可能，新的多极化世界加速生成。如果特朗普连任，美国继续奉行实用主义、孤立主义的政策，俄罗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特作用不断提高，印度继续其传统的“自治”方针，欧盟因对美国单边主义倾向的不满而不断提高自主性，那么国际社会恢复特朗普执政前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努力将宣告失败，新的多极世界图景将得以加速构建，人们将看到这样的具体发展：北约在欧盟自主性上升的情况下仍推行对俄遏制政策;由于乌克兰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乌问题持续发酵;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经贸制度难度加大，各经济体更多倚重以自我为中心的区域合作安排;中国实力持续增强，对与俄结成更紧密政治、军事联盟的态度更加谨慎，中美保持可控状态下的竞争关系;伊朗逐渐适应美国的制裁，俄在中东的作用更加积极，中国的影响力也有所提高。

　　尽管特朗普在国内遭到反对派前所未有的攻击，但支持者的基本盘未变，总统地位仍相当稳固。需要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执政理念出现重大转变：从侧重多边重新转为倚靠单边或双边手段。准确地说，特朗普政府正努力将美国的全球治理从多边模式调整到双边模式，在军备控制领域则正转向单边主义。这样做的目的是给予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多行动自由，最大限度保全美国的传统安全利益，而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受各种条约、协定束缚而承担额外责任、作出过多让步。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和《中导条约》是国际安全领域具有核心性意义的重大事件，是“核武器受控对抗”时代走向终结的标志，反映了美国对未来几十年继续掌控全球战略主导权的期待。伊朗核协议本是认知进步的产物，它表明各方意识到政权更迭不是唯一、更非有效的解决问题手段，但现在这种共同认知的纽带正在瓦解。退出《中导条约》不是特朗普的个人立场，196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想要终结国际军备控制体系，小布什总统在21世纪初就曾宣称美国要退出《中导条约》，现在时机成熟了。即使特朗普不能连任，新一届美国政府也不会让国际军控体系重回原有轨道。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下一步是退出《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这意味着制约全球战略安全形势恶化的重心将从战略稳定转向战术稳定。在此情况下，即便美国与俄罗斯或其它关键战略安全方能达成某种双边或多边的协议，其影响也将是短暂、有限的。曾经因为对核武器的恐惧催生了国际军备控制制度的产生，使之有序发展，防止对人类造成致命威胁。

　　较之自由主义秩序的“格式化重启”，新的多极化格局当然对俄罗斯更为有利。俄将得以拥有更大的外交空间来应对美国和西方的孤立与遏制攻势，也更有能力实现自身对外资产的资本化目标。但即便是在迈向新的多极化征程的路途中，国际安全争斗的残酷性也不会有丝毫减弱。在这样一个过渡性时期，各国都竭力维护本国利益，将国内发展置于国际合作需求之上，全球治理被淡化，没人能主动包容别人的错误，而且随着各国国内问题的积累，利己主义的驱动和所付出的代价会越来越大。

　　第三种可能，两极化趋势再现。中美矛盾加剧，美国视中国为首要竞争对手，持续对中国施加压力，试图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进程，阻止中国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位置。随着“贸易战”的持续、相互“制裁”的升级，亚洲军备竞赛加速，中美对抗正变得不可逆转，这会刺激已有的国际联盟加强合作，同时催生新的国际联盟。美国在印太地区巩固与盟友的合作，一方面加强对日本、韩国等国安保承诺，一方面与印度、越南建立“准联盟体系”。在美国的压力下，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合作逐步加强，中俄关系更加紧密。欧盟与美国存在战略相互依存关系，可能不再执意坚持自己在对俄、对华政策上的独立性。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中国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将依托自己的发展模式采取更加进取的政策。

　　《全球预测报告》没有明确点出“两极”到底是中国、美国各为一极，还是中俄为一极、美国为另一极，但强调两极化趋势的再现有助于俄罗斯克服国际孤立状态，通过构建新形式、新范围的联盟加强自身安全，同时也可能使俄罗斯失去回旋余地，降格成为中国的“次要伙伴”，并在战略上过度依赖中国。

　　第四种可能，稳定的战略安全格局被打破，重要权力中心之间爆发激烈冲突。2025年前如果出现国际冲突的局面，将是一系列看似孤立但相互又有某种关联的事件影响逐渐累积的结果。每一个事件都可能是偶发和局部的，但随着矛盾的不断加剧，会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引发两个或多个大国之间发生冲突，对地区乃至全球稳定造成巨大冲击，并严重阻碍世界经济发展。可能触发这一局面的热点包括：俄美在叙利亚、黑海、波罗的海等地区摩擦的升级;爆发针对军事重地或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虚拟数字事件升级为现实军事冲突;中美军事力量在南海发生正面冲突;某国对另一或另几国的大型军事演习产生误判，采取某种行动试图取得先发制人优势，导致冲突升级。军事演习演变成重大冲突的可能性虽然很小，但历史表明，大多数灾难是在人们认为不太可能发生的时候突然爆发的。

　　作者为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朝鲜半岛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