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时学：从南北关系的新变化看欧盟与拉美关系的特点

 　　自邓小平提出著名的“东西南北”命题以来，已过去了三十多年。在此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南北关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甚至还对作为南北关系组成部分的欧盟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关系(以下简称欧拉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国与欧盟和拉美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与欧盟在2003年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拉美在2014年建立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因此，总结欧盟与拉美关系的特点，对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和中拉关系是大有裨益的，对我们深刻理解变化中的南北关系也有积极意义。

　　一、国际关系领域及南北关系的重大变化

　　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同年10月31日，他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再次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又强调：“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约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邓小平所说的南北问题，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

　　自邓小平提出这一著名的“东西南北”命题以来，已过去了三十多年。在此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主要包括：

　　一是苏联解体导致冷战结束。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别洛韦日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的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签署《阿拉木图宣言》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议定书》。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至此，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并成为苏联的唯一继承国。时隔多年后，被许多俄罗斯人视为导致苏联解体“罪魁祸首”的戈尔巴乔夫认为，他在任时推行的改革政策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与苏联开展友好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是西方却怀着胜利者的心态，未能向苏联提供援助，而是幸灾乐祸地坐视苏联土崩瓦解。他说：“他们(西方)兴奋地摩拳擦掌，说‘太好了，我们几十年来都想着怎么对付苏联，现在它自己吃掉了自己’。”

　　二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说过，“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为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为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的那种“世界性”，在某种程度上亦即今天人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

　　诚然，反全球化活动从未绝迹，近几年甚至更为强劲。但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

　　三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地位显著上升。2017年2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了题为《2050 年的全球经济秩序》的报告。该报告预测，至2050 年，世界经济的重心将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届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和墨西哥将跻身于全球十大经济体的排行榜。且不论这一预测能否成为现实，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七国的经济产值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90 年代的14%提高到2010-2016年的24%。在2000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 4.4%，7个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的贡献率为2.2个百分点，上述7个新兴经济体的贡献率仅为1个百分点。到了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4%，上述新兴经济体的贡献率为1个百分点，而 G7仅为 0.7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认为，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占全球人口的 85%，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从十年前的不足50%扩大到目前的 60%。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复苏中，新兴经济体的贡献率高达 80%。所有这一切数据都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在上升。此外，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其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也有所提高。国际上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1990 年，当世界经济感冒时，新兴经济体就会罹患肺炎;而在2008年，当七国集团罹患肺炎时，新兴经济体仅仅得了感冒。”

　　四是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来势凶猛，为产业革命、人工智能、数字化、自动化和网络化的应运而生创造了条件。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发展和升华的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进步。这一革命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已经并将更加有力地对人类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这一影响既会引发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深刻的调整，也会改变国家在全球国家竞争力排名中的位置;既会颠覆现有很多产业的形态、分工和组织方式，也会改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

　　五是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发展问题。如何加快发展和消灭贫困始终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难题。令人欣慰的是，国际社会对这一难题的关注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2000 年9月6日至8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了“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根据这一宏伟的发展规划，2015年以前要实现八大目标：在1990 年基础上将全球贫困人口减半、普及小学教育、促进男女平等、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孕妇健康、抗击艾滋病和疟疾等疾病、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和推动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发达国家支持和参与了这一议程。又如，2015年9月25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这一议程是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继承和升级，包括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及169个具体目标，其重点依然是消除贫困和饥饿、促进经济增长、全面推进社会进步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表示要为实现这些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六是全球问题越来越来越严重。全球问题层出不穷，名目繁多，数不胜数。较为突出的主要是恐怖主义、气候变暖、网络犯罪、难民、传染病以及局部战争。这些问题的危害性超出一国范围，对各国的非传统安全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而且难以在短期内根治。

 　　自邓小平提出著名的“东西南北”命题以来，已过去了三十多年。在此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南北关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甚至还对作为南北关系组成部分的欧盟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关系(以下简称欧拉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国与欧盟和拉美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与欧盟在2003年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拉美在2014年建立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因此，总结欧盟与拉美关系的特点，对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和中拉关系是大有裨益的，对我们深刻理解变化中的南北关系也有积极意义。

　　一、国际关系领域及南北关系的重大变化

　　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同年10月31日，他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再次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又强调：“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约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邓小平所说的南北问题，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

　　自邓小平提出这一著名的“东西南北”命题以来，已过去了三十多年。在此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主要包括：

　　一是苏联解体导致冷战结束。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别洛韦日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的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签署《阿拉木图宣言》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议定书》。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至此，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并成为苏联的唯一继承国。时隔多年后，被许多俄罗斯人视为导致苏联解体“罪魁祸首”的戈尔巴乔夫认为，他在任时推行的改革政策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与苏联开展友好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是西方却怀着胜利者的心态，未能向苏联提供援助，而是幸灾乐祸地坐视苏联土崩瓦解。他说：“他们(西方)兴奋地摩拳擦掌，说‘太好了，我们几十年来都想着怎么对付苏联，现在它自己吃掉了自己’。”

　　二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说过，“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为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为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的那种“世界性”，在某种程度上亦即今天人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

　　诚然，反全球化活动从未绝迹，近几年甚至更为强劲。但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

　　三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地位显著上升。2017年2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了题为《2050 年的全球经济秩序》的报告。该报告预测，至2050 年，世界经济的重心将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届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和墨西哥将跻身于全球十大经济体的排行榜。且不论这一预测能否成为现实，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七国的经济产值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90 年代的14%提高到2010-2016年的24%。在2000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 4.4%，7个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的贡献率为2.2个百分点，上述7个新兴经济体的贡献率仅为1个百分点。到了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4%，上述新兴经济体的贡献率为1个百分点，而 G7仅为 0.7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认为，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占全球人口的 85%，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从十年前的不足50%扩大到目前的 60%。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复苏中，新兴经济体的贡献率高达 80%。所有这一切数据都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在上升。此外，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其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也有所提高。国际上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1990 年，当世界经济感冒时，新兴经济体就会罹患肺炎;而在2008年，当七国集团罹患肺炎时，新兴经济体仅仅得了感冒。”

　　四是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来势凶猛，为产业革命、人工智能、数字化、自动化和网络化的应运而生创造了条件。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发展和升华的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进步。这一革命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已经并将更加有力地对人类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这一影响既会引发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深刻的调整，也会改变国家在全球国家竞争力排名中的位置;既会颠覆现有很多产业的形态、分工和组织方式，也会改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

　　五是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发展问题。如何加快发展和消灭贫困始终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难题。令人欣慰的是，国际社会对这一难题的关注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2000 年9月6日至8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了“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根据这一宏伟的发展规划，2015年以前要实现八大目标：在1990 年基础上将全球贫困人口减半、普及小学教育、促进男女平等、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孕妇健康、抗击艾滋病和疟疾等疾病、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和推动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发达国家支持和参与了这一议程。又如，2015年9月25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这一议程是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继承和升级，包括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及169个具体目标，其重点依然是消除贫困和饥饿、促进经济增长、全面推进社会进步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表示要为实现这些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六是全球问题越来越来越严重。全球问题层出不穷，名目繁多，数不胜数。较为突出的主要是恐怖主义、气候变暖、网络犯罪、难民、传染病以及局部战争。这些问题的危害性超出一国范围，对各国的非传统安全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而且难以在短期内根治。

　　过去三十多年国际关系领域发生的上述变化，对南北关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

　　第一，发展中国家在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冷战结束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局面不复存在。诚然，苏联解体后，美国依然是超级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多极化趋势势不可挡，不断发展，形成所谓一超多强的格局。在这一多极化格局中，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不断上升，从而为推动南北关系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终于摆脱了在美苏争霸的“夹缝”中求生存的被动局面，从而能灵活地实施较为独立的外交政策。

　　第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强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性。经济全球化包括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在生产、贸易和金融等领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发达国家从中获得的收益大于发展中国家，但双方的相互依存性则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化而不断深化。理查德·库珀将这一相互依存性称作“双向敏感性”(two-way sensitivity)，亦即双方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换言之，虽然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尚未彻底消失，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难以消失，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则因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而变得更为密切，在全球价值链中各得其所。

　　第三，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其与发达国家在南北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讨价还价能力显著上升，发达国家在一些问题上不得不做出让步和妥协。例如，在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强烈要求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 年11月通过的份额改革方案已落实。这一改革使中国的份额从 3.72%升至 6.39%，投票权从 3.65%扩大到 6.07%，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第四，科技革命的加速发展并未缩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差距。科技创新需要巨额资金和大量优秀的人才，但在财力和人力两个方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优势。因此，虽然中国和韩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扩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信息化领域的巨大进步早已使网络化和信息化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能够获取互联网服务的人口和中小企业为数不多，因此网络化和信息化无法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受益。国际上的许多学者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南北关系中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不会缩小，而是将继续扩大。

　　第五，国际社会对发展问题的重视为改善南北关系提供了动力。欧盟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发展援助中，超过 50%的资金来自欧盟及其成员国。欧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宗旨是：减少贫困、维护民主价值观和帮助其实施发展战略。美国认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促进了美国自身的安全和经济繁荣，体现了美国的慷慨，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自力更生和强化经济活力。日本认为，作为亚洲的第一个发达国家，日本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开发人力资源和推动制度建设而提供了大量发展援助，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且不论美、欧、日的上述表态是否言过其实，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多种形式的援助，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当然，应该注意到，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数据，迄今为止，只有6个发达国家实现了联合国在1970 年确定的对外援助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0.7%的指标。

图片来源网易新闻

　　第六，全球治理的紧迫性为南北关系开辟了新的合作领域。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从而凸显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发展中国家既是全球性问题的受害者，也是全球治理的参与者。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毫无疑问，在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它们既是重要的参与者，也是发达国家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而且，发展中国家既要与发达国家合作，也要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与之斗争。

　　二、欧盟与拉美关系的特点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下简称拉美)曾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直到1983年9月19日才摆脱英国的殖民主义统治，宣告独立，成为拉美的第 33个国家。毫无疑问，欧盟与拉美的这一特殊的历史渊源使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保持着无法分割的联系。欧洲议会认为，欧盟与拉美是“天然盟友”(natural allies)，因为双方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关系与历史息息相关。如前所述，在过去的 30 多年，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关系也今非昔比。这一切必然会体现在欧盟与拉美的关系(以下简称欧拉关系)之中，使之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1.欧拉战略伙伴关系是欧拉关系的政治基础

　　任何一种双边关系都是建筑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之上的。这一基础是否坚固，必然会对其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欧盟与拉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构成了欧拉关系坚实的政治基础。在1982年4月爆发的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以下简称马岛战争)中，除西班牙以外的欧洲共同体(以下简称欧共体)成员国都明确支持英国，并对阿根廷采取了制裁，而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则同情阿根廷。毋庸赘述，马岛战争对欧拉关系产生了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

　　1999年6月28-29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首届欧盟—拉美首脑会议，极大地改善了马岛战争后的欧拉关系。当时，世界格局正处于“后冷战”时代的大变革中，欧盟和拉美都认识到了对方在世界格局多极化中的重要地位，都认为有必要更为有力地推动双方在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关系的交流和合作，以“构建一种符合双方利益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一伙伴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在政治领域，双方将强化对话机制，巩固民主，促进人权和自由，应对国际和平和安全面临的威胁。在经济领域，双方将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和开放的地区主义，加强经贸往来，推动自由贸易，减少资本流动不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鼓励在经济规模较小的拉美国家扩大直接投资规模。在文化领域，双方将保护文化遗产、促进全民教育和鼓励文化多样性当作合作的重点。此次峰会还宣布，双方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一伙伴关系将以双方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全面提升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此后几届峰会都反复强调这一跨大西洋合作的宗旨。2011年12月2-3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 33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代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会议，宣布正式成立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以下简称拉共体)，以替代里约集团和拉美峰会。为适应上述重大变化，始于1999年的欧盟—拉美首脑会议在2013年被改名为欧盟—拉共体峰会。首届欧盟—拉共体峰会于2013年1月26-27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共同推进以扩大投资和提升社会及环境质量为内容的可持续发展。会议发表的《圣地亚哥宣言》指出，此前的欧盟—拉美峰会为强化双方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上开展合作做出了贡献。改名后的新的制度安排将使两个地区的合作更均衡、更有效、更具有建设性和系统性，并将使两个地区的互补性得到更好的发挥，也会进一步促进两个地区之间的团结。

　　2016年6月28日，欧盟发表了题为《共同愿景，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的全球战略文件。该文件认为，“在更为广泛的安全议程中，美国将继续是我们(欧盟)的核心伙伴。欧盟将与美国和加拿大在危机管理、反恐、网络安全、移民、能源和气候行动等领域加强合作。”但这一文件也指出，“在更为广泛的大西洋空间中，欧盟将与拉美和加勒比构建更为有力的伙伴关系。欧盟将与拉共体发展多元化的关系，并根据拉美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与不同的一体化组织发展关系。我们将在移民、海上安全和海洋生物保护、气候变化和能源、裁军、核不扩散和军控、打击有组织犯罪和反恐等领域与拉美进行更多的对话。”该文件还表示，欧盟将在签证、学生交流和科技合作等领域加强与拉美的合作，并谋求与南方共同市场尽快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与古巴落实2016年3月达成的《政治对话与合作协定》。由此可见，欧盟在重视美国的同时，也会与拉美在多个领域加强合作。这一愿望显然是欧拉战略伙伴关系稳步推进的必要条件和基础。

　　2. 经贸往来是双边关系的动力

　　如果说战略伙伴关系是欧拉关系的政治基础，那么经贸往来则是这一关系的动力。这与双方在经贸领域的比较优势息息相关。欧盟的比较优势在于市场、资本和技术。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按汇率计算，欧盟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16.5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18.6万亿美元，高于中国的11.2万亿美元。此外，欧盟拥有较好的投资环境，如市场经济体系成熟，工业基础雄厚，科技水平高，研发能力强，产品质量好。拉美的比较优势是自然资源丰富，被誉为“世界上的下一个面包篮”。此外，它还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生物资源，天然森林面积占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一，可耕地面积占世界总量的12%，地球表面的淡水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生物燃料占世界总量的25%。欧盟与拉美拥有的上述比较优势为其推动经贸关系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根据欧盟的统计，拉美已成为欧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中国和瑞士)，欧盟是拉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2015年10 月14日欧盟公布的题为《惠及所有人的贸易：迈向更负责任的贸易与投资政策》(Trade for All： Towards a more responsible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的文件指出，欧盟与拉美是贸易和投资领域的“长期伙伴”。

　　欧盟与拉美的经贸关系并非一帆风顺。如在1996年，美国联合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等国，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诉讼，认为《洛美协定》对加勒比香蕉的特殊待遇违反了 WTO 的贸易规则。 WTO 做出了不利于欧盟的裁决，但欧盟认为，帮助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其义务，它为这些穷国提供的力所能及的帮助不能被视为违反了 WTO 的贸易规则。直到2009年12月15日，欧盟与拉美终于达成协议，结束了长达14年的香蕉战。这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贸易战。一方面，拉美迫切需要欧盟的市场、资本和技术;另一方面，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欧盟希望与发展中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迄今为止，欧盟与拉美的两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加勒比共同体、中美洲共同市场)和4个国家(墨西哥、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作为拉美地区最有活力的一体化组织，南方共同市场在拉美事务中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因此，欧盟与其开展自由贸易是有利可图的。目前，欧盟是南方共同市场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南方共同市场是欧盟的第六大出口市场。

　　1995年，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签署了《跨区域框架合作协定》(Interregional Framework Cooperation Agreement)。这一协定的宗旨是在现有的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合作的范围和加大合作的力度，其中包括在适当的时间启动“联系协定”(Association Agreement )的谈判。“联系协定”的内容之一就是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然而，时至今日，这一谈判尚未完成。谈判的主要障碍是农产品贸易。欧盟是南方共同市场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而南方共同市场则不是欧盟农产品的主要市场。此外，虽然拉美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优势，但在面对欧盟的极为丰厚的农业补贴时，拉美的优势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在农产品贸易领域中，双方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最终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获得的利益也将是不均衡的。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的自由贸易谈判已延续了近20 年，可谓“世界之最”。这一谈判的久拖不决，对欧拉关系的打击不容低估，甚至对双方的国际声誉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作为发达经济体，欧盟在与发展中国家交往时应该展现足够的大度和谦让。换言之，这一协定的谈判如能早日完成，不仅有利于强化欧拉关系，而且还可使欧盟获得自由贸易的推动者和支持者的美誉。

　　3.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欧盟和拉美都认识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不应局限于贸易和投资，而是应该拓展到更多的领域。经过双方的努力，欧盟与拉美的合作领域已拓展到气候变化、社会发展以及政府治理等领域。首先，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是人类社会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欧盟积极推动“气候外交”，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融入对外援助与发展政策中。拉美的碳排放量约占全世界排放总量的11%。为了帮助拉美国家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欧盟既为其提供技术支持，也提供经济援助。如在2015年12月，欧盟决定向拉美提供 7500 万欧元的援助，以帮助拉美应对气候变化。欧盟的新闻公报指出，这一援助意味着，欧盟与拉美都关注气候变化，并拥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决心。其次，拉美的社会问题比较严重。因此，信奉“以人为本”的欧盟极为重视拉美的社会发展进程，并将强化拉美的社会凝聚力作为双方在社会发展领域合作的首要目标。为此，欧盟将双方的合作领域确定为：改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运营环境，增加就业机会，改革劳动力市场，加强职业培训，重视妇女和青年的生活状况，改进执法机关的执法能力。双方在这些领域开展合作的内容包括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经济援助是欧盟为拉美国家的社会发展项目提供资金，技术援助则以欧盟提供技术性支持或咨询为主。再次，政府治理能力对于国家发展至关重要。欧盟认为，拉美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面临的许多问题与政府的治理能力息息相关。因此，欧盟力图通过以下途径，帮助拉美国家的政府改进其治理能力：推动公共财政改革，强化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改善民主体制的合法性、责任心和透明度。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欧盟与拉美国家共同制定并实施了多个合作项目，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欧盟—拉美社会发展项目”(EUROsociAL)。迄今为止，该项目已实施了两期，成效显著。

　　4. 欧盟与拉美次区域合作关系稳步推进

　　拉美是由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等不同的次区域组成的。拉美国家的经济规模、政治影响力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除欧盟—拉美峰会(欧盟—拉共体峰会)以外，欧盟还经常性地与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次区域国家发展关系。20世纪 70 年代末爆发的中美洲危机使多个中美洲国家陷入了战乱，政局动荡不安，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为了尽快解决危机，欧共体与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密切配合，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斡旋和调停，并大力支持主张运用和谈方式解决危机的孔塔多拉集团所做出的努力。1984年，欧共体与中美洲国家建立了“圣何塞对话”。这一对话机制的宗旨是通过谈判的形式结束中美洲危机。1985年，欧共体还与中美洲国家达成了一个双边合作协定，以推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美洲危机的原因之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为扶持该地区的发展，欧共体在1993年初与6个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达成了加强双边合作的框架协定(该协定于1993年3月1日生效)。该协定确立了双方在贸易、投资、金融、科技、能源、知识产权、交通运输、矿业、信息化和通讯、旅游业、生物多样性、农业、环境、卫生、打击毒品走私、文化和民主等领域开展合作的原则、宗旨及方式方法。由此可见，这一协定确定的经济合作领域可谓无所不包。

　　为强化政治对话，欧盟与中美洲国家在2003年12月15日签署了政治合作协定。双方表示，政治合作的原则是尊重联合国宪章确定的民主原则，保护基本人权，恪守法治。该协定共有 60 条，既涉及政治领域的合作，也包括经济领域合作的一些内容。因此，与其说这是一个政治合作协定，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囊括政治和经济所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的协定。为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欧盟与中美洲国家在2012年6月29日签署了“联系协定”(EU-Central America association Agreement)。该协定的核心内容包括推动政治对话、扩大合作领域和提升经贸关系。鉴于欧盟仅与其认为重要的国家达成“联系协定”，因此，这一协定的签署，意味着欧盟与中美洲国家的关系已上升到相当高的程度。加勒比地区曾经是欧洲的殖民地。时至今日，英国和法国等欧盟成员国在加勒比地区还拥有一些“海外领地”。因此，该地区也在欧盟对拉美政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洛美协定》和《科托努协定》以外，欧盟还用其他方式与加勒比地区保持密切的关系。如在1994年至2016年期间，欧盟共向加勒比地区提供了约 5.09亿欧元的援助(加勒比地区唯一最不发达国家海地获得其中的 3.53亿欧元)。2008年，欧盟与加勒比国家达成了《经济伙伴协定》。2010 年，双方还签署了题为“加勒比—欧盟伙伴战略”(Joint Caribbean-EU Partnership Strategy)的重要文件。这一文件确定的合作领域包括：推动加勒比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并使欧盟成员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海外领地和属地参与这一进程;帮助加勒比地区的小国家强化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改善加勒比国家的投资环境;促进私人部门在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旅游业和创意文化产业)、农业和制造业的投资;推动创新和竞争;完善基础设施;实现能源多样化;追求绿色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水资源;加强技术教育;确保食品安全和改善卫生条件;通过扶贫等措施，强化社会凝聚力。

　　5. 西班牙与拉美国家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虽然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但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和皮萨罗在征服新大陆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则更为引人注目。此外，西班牙语在拉美的特殊地位也进一步强化了西班牙与拉美之间的亲近感。无怪乎西班牙学者苏珊内·格拉蒂斯(Susanne Gratius)认为，西班牙与拉美关系中的“情感”比“理性”更为浓重。这一特殊的“情感”使西班牙在与拉美国家发展关系时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便利。尤其在推动双边合作的过程中，双方加强相互认知和共识的必要性不会成为一个障碍。西班牙的外交政策在苏亚雷斯当政时期(1976-1981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西班牙对拉美的关注度进一步上升。苏亚雷斯首相和卡洛斯国王都访问了拉美。经贸领域的交往也与日俱增。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82年马岛战争期间，尽管西班牙反对阿根廷的军政府，但支持阿根廷对马岛提出的主权要求。1982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上台后，进一步重视与拉美发展关系。当时的西班牙外交大臣莫兰曾说过，西班牙能对欧洲和美国施加多少影响力，取决于西班牙与欧美以外的地区(尤其是拉美)保持着什么样的关系。为此，工人社会党在1985年制定了一个给予拉美国家大量援助的计划。此外，西班牙还积极参与孔塔多拉集团为解决中美洲冲突而开展的政治对话。西班牙不是欧盟的经济大国，但西班牙在拉美的经济存在则是其他欧盟成员国望尘莫及的。尤其是在始于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拉美私有化大潮中，西班牙充分利用其在该地区拥有的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捷足先登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发布的研究报告《拉美和加勒比的外国直接投资》认为，在大多数拉美国家，电讯市场基本上是被墨西哥的美洲移动公司(AméricaMóvil)和西班牙的电讯公司(Telefónica)所控制的。西班牙还希望在拉美扩大其政治影响。在西班牙的倡议下，它与同处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以及拉美大陆上19个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拉美国家联手，于1991年7月18日-19日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召开了首届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2013年以前，会议每年召开一次。2013年10 月18-19日，第23届首脑会议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举行。这一次会议决定，从2014年起，首脑会议由每年一届改为每两年一届，与欧盟—拉共体首脑会议交叉举行。第25届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于2016年10 月29日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举行。令人遗憾的是，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越来越具有“空谈俱乐部”的特征。虽然每一次峰会都会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宣言或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文件提出的众多的宏大目标，常常是“雷声大而雨点小”，很少能付诸实施。拉美领导人的兴趣似乎也在减退。如在2011年的峰会上，22个应该出席的国家领导人中，有11人缺席，其中包括巴西和阿根廷等大国的领导人;在2013年的峰会上，有9个国家的领导人缺席。

　　还应该注意到，西班牙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有时也会遭遇一些波折或纠葛。例如，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是阿根廷国内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公司 YPF 最大股东。在2012年4月16日阿根廷政府宣布对国内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公司 YPF 实施国有化后不久，西班牙外交部就约见阿根廷驻西班牙大使，对阿根廷政府的决定表示强烈的不满，并在翌日召回驻阿根廷大使。当时正在墨西哥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拉美分会的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说，他对阿根廷的国有化措施深感不安，认为这“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一个负面的决策”。西班牙工业大臣何塞·曼纽尔·索里亚表示要在外交领域和产业领域对阿根廷采取一些报复行为。西班牙外交大臣何塞·曼努埃尔·加西亚-马加略说，阿根廷“以一种不好的方式做了一件蠢事”。他认为，国有化将影响阿根廷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和出口市场，由此而来的损失将是非常巨大的。雷普索尔公司总裁安东尼奥·布鲁福认为，阿根廷的国有化是一种“非法行为”，是政府为了掩盖阿根廷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他希望阿根廷能给予雷普索尔足够的赔偿，否则将会把这一事件诉诸国际仲裁。而许多阿根廷人则认为，阿根廷政府的国有化措施将彻底摧毁西班牙对阿根廷的长达5个多世纪的殖民主义统治。雷普索尔向阿根廷提出了高达180 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而阿根廷政府则表示，赔偿金应该由阿根廷的有关法庭决定。经过多次讨价还价，雷普索尔仅获得了 50 亿美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班牙曾多次提出要为中国在与拉美国家发展关系时发挥“桥梁”的作用。如在2005年7月，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在访问中国时表示，中西两国拥有很多共同利益，中国对拉美感兴趣，拉美也对中国感兴趣，西班牙与拉美国家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西班牙愿意帮助中国进入拉美，扩大与中国的合作领域。他还透露，中西两国外交部将成立一个共同工作小组，帮助中国参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合作，共同促进拉美的发展、和平与稳定。同年11月13-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这一公报指出，“双方还表达了将在全球其他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地区加强合作的坚定意愿。”2011年1月4日，西班牙副首相萨尔加多在与到访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会谈时表示，希望中西双方“合作开拓拉美等第三方市场”。2015年1月8日，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在接受中国新任驻西班牙大使吕凡递交国书时说，西班牙与拉美国家有着很深的文化和历史渊源，可成为中国与拉美之间的桥梁。

　　6. “美国因素”并未构成欧拉关系的巨大障碍

　　众所周知，在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双边关系中，“美国因素”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记者和学者对中国在拉美的存在总是忧心忡忡，甚至极为警觉。但是，对于欧盟与拉美关系的发展，美国则听之任之，甚至乐见其成。进入20 世纪后，国际格局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上升，欧洲在拉美的传统势力范围逐渐被美国的影响力取而代之。对此，欧洲似乎采取了甘拜下风的姿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与古巴的关系就是一个例证。1962年，美国开始对古巴实施全方位的经济封锁。一方面，欧盟追随美国，在1996年制定了针对古巴的“共同政策”，并经常批评古巴的人权政策;另一方面，欧盟并未切断其与古巴在1988年建立的外交关系。欧盟甚至于2003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设立了代表处，并在2008年将这一代表处升格为使团。此外，欧盟的所有28个成员国都与古巴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应该注意到，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不是以强制性的高压手段迫使古巴就范，而是希望通过适当的接触(包括正常的经贸往来)，以一种温和的方式促使古巴调整其内政外交。当然，美国并不赞赏欧盟与古巴发展关系，但它无法阻止欧盟的所作所为。换言之，在欧盟古巴发展关系的过程中，“美国因素”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美国对中拉关系和欧拉关系的不同姿态显然与冷战思维有关。众所周知，在冷战期间，美国在拉美追求的战略目标是抵御所谓“苏联的共产主义影响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不惜使用“萝卜加大棒”的手段。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美国似乎并没有放弃其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冷战思维，将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在拉美的存在视为威胁。由于欧盟与美国拥有相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而且美国的拉美的势力范围早已根深蒂固，因此，欧拉关系的发展不会导致美国的不安。

　　结语

　　自邓小平提出“东西南北”命题以来，已过去了三十多年。在此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南北关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发展中国家在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强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其与发达国家在南北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技革命的加速发展并未缩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差距，国际社会对发展问题的重视为改善南北关系提供了动力，全球治理的紧迫性为南北关系开辟了新的合作领域。南北关系的变化也体现在欧盟与拉美的关系之中。概而言之，欧拉关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战略伙伴关系是欧拉关系的政治基础，经贸往来是双边关系的动力，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欧盟与拉美次区域的关系稳步推进，西班牙与拉美国家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美国因素”并未构成欧拉关系的巨大障碍。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