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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奇:民主制下的“政治长周期”,不确定性世界需要国家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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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奇:民主制下的“政治长周期”,不确定性世界需要国家的稳定性

王文奇:民主制下的“政治长周期”,不确定性世界需要国家的稳定性
2018-11-06 13:57:46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 王文奇
威权体制下的政治长周期要么靠个人崇拜,要么靠军事强压,要么靠政治管制而存续,但当下的这一波政治长周期则基本上都是民意的表达,是民众用自己手中的选票主动推动政治长周期形成的。

  2018年,对一些大国和中等强国来说都是大选年,只不过大选并不激烈,也没能成为人们争相议论的谈资。

  3月,默克尔第四度就任德国总理,总任期将达16年;5月,普京第四度就任俄罗斯总统,总任期将达20年;7月,埃尔多安连任土耳其总统,从2003年其就任土耳其总理算起,埃尔多安目前已经掌政15年。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7年11月再度当选日本首相,实现了从2012年至今的连续执政,截至目前,安倍已经成为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在位时间最长、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

TIM截图20181106141354.jpg

  这样一份名单,随着时间推移,很可能更多,而不是更少。印度将于2019年举行大选,在开国总理尼赫鲁之后,印度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是现任总理莫迪的前任曼莫汉星,连任两届,任满10年。

  现在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莫迪在明年大选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压力,要比曼莫汉星竞选连任时小得多。如无特殊事件和意外,莫迪连任几成定局,印度也将进入政治长周期。

  当然,政治长周期曾在多个国家存在过。二战结束之后,一些新独立国家往往因为魅力型领导(Charismatic Leadership)当政,实行威权统治,而使国家进入政治长周期。2010年中东北非兴起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一个个被赶下台的领导人,如利比亚总统卡达菲、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都是执政多年的总统。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正在见证的这新一波政治长周期的来临,与之前的政治长周期有很大区别。

  威权体制下的政治长周期要么靠个人崇拜,要么靠军事强压,要么靠政治管制而存续,但当下的这一波政治长周期则基本上都是民意的表达,是民众用自己手中的选票主动推动政治长周期形成的。

  我们或许可以说,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每个国家的民众也有其具体的考量,要分析每个国家政治长周期的形成,要从其具体国内状况找原因。的确如此,但是当多个国家呈现出相同政治态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国家各自状况或许可以进行共性的解读。

  近来,每当为各种团体讲解国际形势,我总愿意开篇先问一句,“各位直观感受一下,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世界是变得更加复杂了,还是更加简单了?

  是更加高歌猛进了,还是更加变动不安了?”无论听众席上坐的是政府官员还是工商人士,大家的回答都是一致的,都感觉世界变得更加复杂了,更加变动不安了。也许,新的政治长周期的来临恰跟这种复杂性和变动不安紧密相关。

  复杂性是历史塑造而成的,在各个国家普遍存在,只是二战结束以来,这种复杂性不断被一些宏大叙事所掩盖。二战结束之后的冷战,意识形态之争一度占据上风,发展模式也大体形成两类,众多国家内部的复杂性大多没有被仔细研究和应对,历史的发展被看成是矢量的、线性的。

  即便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存在差异性,但两大阵营也都没有将对方的模式进行理性而认真的衡量。

  冷战终结之后,美国满是自豪感,政治学者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他沿着黑格尔的思维,将具有质变的演进看成是真正历史,既然苏联解体了,就更加证明西方模式的正确,历史不会再发生质变,历史已然终结。

  从具体现实来讲,冷战结束前后,也有不少国家开始按照美国模式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当然成功的少,失败的多。

  亚洲一些国家没有走美国模式,反倒取得成功并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同样是把经济建设放在了首位。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福祉,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似乎不证自明。

  但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发现世界的发展远远不只是经济发展那么简单,历史遗留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开始切实产生重要影响。进入政治长周期的国家在冷战之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都纷纷看到,历史的前进路线并没有按照人们乐观设定的路线前行,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族群冲突、周边环境,互相纠葛,线索众多。

  原本雄心勃勃,甚至要通过共同宪法的欧盟,受到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左绌右支,对核心国家德国来说,需要一一面对,默克尔近来年的一些举措虽然产生太大效用,但总体堪称得当。

  俄罗斯在地理面积上是庞然大物,但一方面与近邻欧洲国家矛盾日多,另一方面经济上的虚弱疲态渐趋彰显,好在外交上风格凌厉的普京,必将继续让俄罗斯维持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

  土耳其身处中东,周边是疲战多年的叙利亚,还有影响恶劣的伊斯兰国组织,国内库尔德人问题长期困扰,也经常爆发恐怖袭击,埃尔多安对这些问题的强势应对,得到不少土耳其人的赞同。

  日本的经济泡沫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破裂后,经济持续低迷,影响深远,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就剖析日本社会结构、社会心理都因经济低迷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今安倍的经济思路能够使日本经济向利好方面发展,这对日本来说是一种相当难得的转变。

  再看印度,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大民主的国家,一方面内部治理上存在诸多问题,如种姓制度遗留造成的社会等级隔阂,官员贪污腐败引发的民众反感,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等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等;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在尼赫鲁时代就定性为不能做二等角色,要做有声有色大国的印度,其外交布局也显得至关重要。目前莫迪在内政上改革措施频出,外交上动作不断,在印度人看来好像这个国家正在变得“有声有色”。

  历史原本复杂。在当下,这种复杂性正通过多个方面集中展现,这也使很多人感到没办法再想当然地觉得国家一定会走向什么路径,一定会达成什么目标,多种因素的纠葛、博弈和不确定性是切实摆在眼前的。

  面对复杂性造成的不确定性,人们需要有一定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就是国家的稳定性,既包括政治稳定也包括政策稳定,因而政治长周期出现了。一种民意推动的政治长周期,目前看来是结果,但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也许会是新的历史转变的成因。

  作者是中国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原题《历史复杂性与政治长周期》

责任编辑:昀舒
王文奇:民主制下的“政治长周期”,不确定性世界需要国家的稳定性

王文奇:民主制下的“政治长周期”,不确定性世界需要国家的稳定性

2018-11-06 13:57:46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 王文奇
威权体制下的政治长周期要么靠个人崇拜,要么靠军事强压,要么靠政治管制而存续,但当下的这一波政治长周期则基本上都是民意的表达,是民众用自己手中的选票主动推动政治长周期形成的。

  2018年,对一些大国和中等强国来说都是大选年,只不过大选并不激烈,也没能成为人们争相议论的谈资。

  3月,默克尔第四度就任德国总理,总任期将达16年;5月,普京第四度就任俄罗斯总统,总任期将达20年;7月,埃尔多安连任土耳其总统,从2003年其就任土耳其总理算起,埃尔多安目前已经掌政15年。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7年11月再度当选日本首相,实现了从2012年至今的连续执政,截至目前,安倍已经成为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在位时间最长、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

TIM截图20181106141354.jpg

  这样一份名单,随着时间推移,很可能更多,而不是更少。印度将于2019年举行大选,在开国总理尼赫鲁之后,印度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是现任总理莫迪的前任曼莫汉星,连任两届,任满10年。

  现在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莫迪在明年大选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压力,要比曼莫汉星竞选连任时小得多。如无特殊事件和意外,莫迪连任几成定局,印度也将进入政治长周期。

  当然,政治长周期曾在多个国家存在过。二战结束之后,一些新独立国家往往因为魅力型领导(Charismatic Leadership)当政,实行威权统治,而使国家进入政治长周期。2010年中东北非兴起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一个个被赶下台的领导人,如利比亚总统卡达菲、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都是执政多年的总统。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正在见证的这新一波政治长周期的来临,与之前的政治长周期有很大区别。

  威权体制下的政治长周期要么靠个人崇拜,要么靠军事强压,要么靠政治管制而存续,但当下的这一波政治长周期则基本上都是民意的表达,是民众用自己手中的选票主动推动政治长周期形成的。

  我们或许可以说,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每个国家的民众也有其具体的考量,要分析每个国家政治长周期的形成,要从其具体国内状况找原因。的确如此,但是当多个国家呈现出相同政治态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国家各自状况或许可以进行共性的解读。

  近来,每当为各种团体讲解国际形势,我总愿意开篇先问一句,“各位直观感受一下,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世界是变得更加复杂了,还是更加简单了?

  是更加高歌猛进了,还是更加变动不安了?”无论听众席上坐的是政府官员还是工商人士,大家的回答都是一致的,都感觉世界变得更加复杂了,更加变动不安了。也许,新的政治长周期的来临恰跟这种复杂性和变动不安紧密相关。

  复杂性是历史塑造而成的,在各个国家普遍存在,只是二战结束以来,这种复杂性不断被一些宏大叙事所掩盖。二战结束之后的冷战,意识形态之争一度占据上风,发展模式也大体形成两类,众多国家内部的复杂性大多没有被仔细研究和应对,历史的发展被看成是矢量的、线性的。

  即便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存在差异性,但两大阵营也都没有将对方的模式进行理性而认真的衡量。

  冷战终结之后,美国满是自豪感,政治学者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他沿着黑格尔的思维,将具有质变的演进看成是真正历史,既然苏联解体了,就更加证明西方模式的正确,历史不会再发生质变,历史已然终结。

  从具体现实来讲,冷战结束前后,也有不少国家开始按照美国模式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当然成功的少,失败的多。

  亚洲一些国家没有走美国模式,反倒取得成功并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同样是把经济建设放在了首位。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福祉,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似乎不证自明。

  但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发现世界的发展远远不只是经济发展那么简单,历史遗留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开始切实产生重要影响。进入政治长周期的国家在冷战之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都纷纷看到,历史的前进路线并没有按照人们乐观设定的路线前行,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族群冲突、周边环境,互相纠葛,线索众多。

  原本雄心勃勃,甚至要通过共同宪法的欧盟,受到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左绌右支,对核心国家德国来说,需要一一面对,默克尔近来年的一些举措虽然产生太大效用,但总体堪称得当。

  俄罗斯在地理面积上是庞然大物,但一方面与近邻欧洲国家矛盾日多,另一方面经济上的虚弱疲态渐趋彰显,好在外交上风格凌厉的普京,必将继续让俄罗斯维持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

  土耳其身处中东,周边是疲战多年的叙利亚,还有影响恶劣的伊斯兰国组织,国内库尔德人问题长期困扰,也经常爆发恐怖袭击,埃尔多安对这些问题的强势应对,得到不少土耳其人的赞同。

  日本的经济泡沫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破裂后,经济持续低迷,影响深远,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就剖析日本社会结构、社会心理都因经济低迷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今安倍的经济思路能够使日本经济向利好方面发展,这对日本来说是一种相当难得的转变。

  再看印度,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大民主的国家,一方面内部治理上存在诸多问题,如种姓制度遗留造成的社会等级隔阂,官员贪污腐败引发的民众反感,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等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等;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在尼赫鲁时代就定性为不能做二等角色,要做有声有色大国的印度,其外交布局也显得至关重要。目前莫迪在内政上改革措施频出,外交上动作不断,在印度人看来好像这个国家正在变得“有声有色”。

  历史原本复杂。在当下,这种复杂性正通过多个方面集中展现,这也使很多人感到没办法再想当然地觉得国家一定会走向什么路径,一定会达成什么目标,多种因素的纠葛、博弈和不确定性是切实摆在眼前的。

  面对复杂性造成的不确定性,人们需要有一定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就是国家的稳定性,既包括政治稳定也包括政策稳定,因而政治长周期出现了。一种民意推动的政治长周期,目前看来是结果,但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也许会是新的历史转变的成因。

  作者是中国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原题《历史复杂性与政治长周期》

责任编辑:昀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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