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界视角中的苏联政治学

　　无论是两类还是三类，尼尔·马尔科姆都对这种划分方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指出，在苏联，学术争论是公开对政策进行讨论的唯一合法途径，因此将一些明显属于学术界的表述政治化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很难将学者的话语截然分为政治与学术两类，它们常常是混合的。他赞同格里菲斯的意见，认为学界的表述本身就是“交互性”的，即学界的某一观点本身就反映了政界某个部门(宣传、外交、军队等)的倾向(26)。但他的这一结论实际上恰恰佐证了苏联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复杂性。二者的确不是泾渭分明的两套系统，而是处于同一套话语体系之中。这样高度重合的话语体系实际上也方便了学界的概念、方法、理论在政界的理解与接受。话语的重要性在于它包含了概念、方法和理论，概念是对经验的总结，因此新的概念意味着对同样经验的总结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对新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因此，试图理解苏联政治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把握概念、方法、理论在这样一套话语体系中不同层次的演变过程，以及之后在不同领域的传播。

　　2.外交政策与咨询机构层面的互动

　　尼尔·马尔科姆沿袭了拉尔夫·西恩的观点，认为苏联政治学的发展常以批判西方政治学者及其理论为先导。而在苏联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与意识形态的机构中，常以外交决策与咨询机构为重，其中又以科学院美大所最为典型。因此他选择从美大所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与批判入手，探讨苏联学界对外国政治制度、政治活动、政治理论认识的变化及其对苏联领导层的影响。在详细考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在苏联政治学界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70年代的演变后，尼尔·马尔科姆指出，经过长时间，特别是战后的接触与了解，苏联学者意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无力单独掌控国家，必须依靠其他社会团体的协助以维护统治，并从而得出结论：美国的政策往往是由统治阶级中的非政府团体制定，然后移交政府机构具体执行。因此，苏联学者也开始关注美国政治学中的冲突理论，试图进一步理解广泛存在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具体表现为民主党与共和党，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冲突。同时他们也意识到美国政府与民众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他还指出，在理解苏联政界与政治学界的关系时，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于维护传统意识形态与追求实用国家利益间的平衡。苏联学者一方面对新左派“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化”的论断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则尝试对美国不断增大的中产阶级作出解释和预测。至于政治学对政治的影响问题，尼尔·马尔科姆在著作中承认，一方面，外交问题专家与外交政策制定者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以致于即使专家意见对政策制定有所影响，那也是非常微小而缓慢的调整，而绝非是路线的转变。这样的调整很难从具体事务中得到体现，它更多是反映在苏联对待外界整体态度的转变中。例如苏联对美国和平共处意愿的评估以及自身追求和平政策的倾向。另一方面，美大所学者的影响还表现在具体外交活动方面。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打破了苏联学界与政界对美国的一些刻板印象，修正了对白宫至高无上地位的认识，因此苏联的外交机构开始与国会两党加强接触。这一影响可以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美国国会中游说集团的活动为例，特别是关于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Amendment)与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theSALT-2)的批准问题。同时，美大所关于美国情况的介绍与评论还逐渐从学术出版物向政治出版物蔓延，从最开始的《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杂志逐渐影响到苏共中央的《共产党人》以及面向全苏的《真理报》。

　　3.中央理论层面的互动

　　阿奇·布朗比较关注西方政治学核心概念在苏联从学者到最高领导层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他指出，20世纪5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苏联政治学者，都意识到苏联政治学对一些核心概念(例如政治权力、政治文化、政治认知等)的解释还非常薄弱，因而大力倡导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以政治系统概念为例，这一概念首先出现在卡连斯基1969年的作品《美国的政治科学》(ПoлитичeскaянayкaвCШA)及布尔拉茨基1970年的作品《列宁、国家与政治》(Лeнин，гocyдapство，пoлитикa)中，将国家概念从单纯的制度扩展到更广泛的层面。这一概念逐渐被学界接受，并开始影响政界，零星出现于勃列日涅夫正式与非正式的发言中。直至1977年苏联修订宪法时，政治系统(另译政治制度)(политичeскаясистeмa)一词正式替代社会制度(обшeствeннoeyстpойство)一词成为宪法第一章章名。得到权威的认可之后，这一概念开始作为规范在学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于1978年和1980年两版《简明政治辞典》(Кpaткийполитичeскийсловapъ)的修订中得到了体现。这一概念在苏联的引介、探讨、接受与运用比较典型且完整地反映了一个苏联政治学界吸收西方政治学思想的全过程。追溯这一过程，也不难发现苏联政治学与政治之间互动的轨迹。阿奇·布朗指出，尽管很难证明官方接受某个概念一定是出于某个学者的直接影响，但这一接受过程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某个概念对党内知识分子各个派别与团体都有着相当的影响;第二，某个概念有助于阐释一些苏联领导人关切的问题，并通过这一概念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27)。通常某个概念、方法或理论会由学者首先引入苏联，并在学界展开讨论。经由一些会议及文章，并在党内知识分子形成的非正式小团体进行相互交流。之后，这类小团体之间就会形成一定的议题联盟(issuenetwork)，并通过联盟中较有影响的成员推动相关概念、方法、理论在政界的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议题联盟形成的过程中，阿奇·布朗没有使用学者(scholar)或政治学者(politicalscientist)概念，而是采用了一个更为宽泛的党内知识分子(partyintelligentsia)概念，用以涵盖包括各领域专家、记者、学者以及重要部门官员在内的群体。他指出，分析党内知识分子建立在友谊、共同经历、相近观点或利益基础之上的小团体，可能比直接分析官员与机构的态度要更加具体，更加接近苏联政治的实质。

　　苏联解体至今已逾25年。这一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与政治价值，并且它的影响还远未结束。

　　25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国学者都在努力寻求理论模型试图解读这一偶然却又充满必然的政治现象，期望通过解释苏联的历史更深入地理解俄罗斯政治的现状，并对俄罗斯政治未来的发展做出前瞻性的判断。

　　那么，对苏联—俄罗斯的转型过程进行研究，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切入点?

　　这一过程是由苏联领导层通过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发起的，而改革计划却既不是简单替代，也不是一蹴而就，它的背后潜藏着苏联政治思想长时间的探索与酝酿。因此，苏联—俄罗斯转型前后的政治思想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也成为俄罗斯转型研究者所必须解决的课题。这其中，苏联政治理论和政治学的发展与演变及其与苏联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又显得尤为重要。

　　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学者就开始对苏联政治学保持高度关注，并且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介绍与研究。他们致力于考察西方政治学概念与理论在苏联政治学界的接受与传播，并借此探讨苏联政治学与政治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同时，西方学者对苏联政治学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观察—判断—发现矛盾—重新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对我们认识苏联—俄罗斯的转型过程与政治思想演变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因此，本文试图通过西方学者的视角从三个方面进行综述，概括苏联政治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矛盾，苏联政治学与苏联政治间的关系与互动模式，以及对苏联政治学发展前景的一些基本判断。即主要回答三个问题：苏联是否存在政治学?苏联的政治学与政治是什么关系?苏联的政治学未来会怎样发展?

　　一、苏联的政治学

　　探讨苏联政治理论及政治学的发展与演变，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苏联是否存在政治学?而观察它的基本情况后则不难发现，在这一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潜藏着两对基本矛盾：苏联政治学形式上不存在但实质上存在;苏联政治学学会存在但政治学科并不存在。回答苏联政治学是否存在的问题，必须首先解释这两对矛盾。

　　1.学科的判断标准

　　判断一个学科是否成立，西方学者有着不同的界定标准。对此，拉尔夫·西恩给出了西方学界的三个判断标准：学科为官方所承认，在中学及高校设置相关课程，在这一学科名下有着相关的研究①。阿奇·布朗则认为，西方学界通常是按照是否存在专门研究机构、是否在高校授课、是否具有专业期刊三个标准来进行界定②。与上述二者不同，尼尔·马尔科姆虽然也赞成应该综合是否具有专业教学研究机构、是否具有研究生培养计划来判断一个学科是否成立，但他认为西方学界更重视的是这一学科是否具有相应的学术评定标准及系统③。

　　很显然，按照以上任何一位学者的标准，苏联都不存在“真正的(genuine)”政治科学④。在1990年以前，政治科学(politicalscience/noлитичeскaянayкa)一词从未被官方所接受，因此也不可能存在以政治科学命名的教学研究机构、高校课程。同样，直到1990年秋，苏联最高学术评定委员会(Bыcшaяaттeстaциoннаякомиссия)才正式建立第一个政治学专家委员会，这标志着政治学在俄罗斯正式独立为一门学科。因此在1990年前的苏联，学术评定标准及系统也是无从谈起。

　　虽然始终没有冠以政治学名义的机构、课程、期刊与学术评定机构，但政治学研究在苏联却一直存在。这一情况可以从加拿大学者戈登·斯基林的研究中得到佐证⑤。他发现，苏联的政治学研究主要力量及活动还是集中于科学院及高校系统。科学院系统中最初的研究机构包括国家与法、经济学与哲学三大部门。国家与法的理论、地方苏维埃建设被归于国家与法研究所。经济学研究分为三个部门：经济所专攻苏联经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所专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所专攻非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哲学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开始进行社会学研究，但这一部分的研究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政治社会学。此外，科学院还逐步设立了一系列区域国别研究机构。1956年设立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所，1960年设立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所，1961年设立拉美所，1966年设立远东所，1967年设立美国所(1974年改为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以下简称美大所)。这些机构除了对外国经济、社会、政治状况进行调查研究之外，另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介绍国外(包括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理论动态。其中，尤以美国所的研究工作最为典型。尼尔·马尔科姆认为，甚至可以将美国所看作是苏联引介美国政治学理论的主要机构。

　　不同于科学院系统，高校系统的主要任务则是从事教学。在欧洲传统的法律、经济与历史学学科分尖基础上，苏联高校设置了一些研究政治学课题的教研室及课程。以列宁格勒大学(今圣彼得堡大学)为例，一个法律系学生的培养计划中除法学外，还包括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的历史、苏联史、政治学说史等课程⑥。

　　2.苏联政治学学会与政治学科

　　相对于政治学科，苏联政治学学会(Cовeтскaяaccoциaцияпoлитичeскихнayк)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1925年。它正式组建于1960年12月，并于1979年在莫斯科承办了国际政治学学会第11届世界大会。因此，可以认为苏联实际上长期处于有政治学学会而无政治学科的状态。

　　对于苏联政治学学会，波兰裔加拿大学者博赫丹·波希基乌在1964年即有专文论述⑦。他指出，苏联政治学学会的前身可追溯至建立于1925年的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的经济、哲学、法学部。1946年这一分部成为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democraticlawyers)会员，并参加了一些国际会议。1955年举行的国际政治学学会第3届大会予以接纳。

　　但波希基乌同时也指出，苏联政治学学会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组织而建立的。它的建立有着两个主要动力：外交斗争的需要及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苏联需要这一平台，以便第一时间了解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动态，宣传自己的外交政策，并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批判。西恩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总结说，苏联政治学学会的主要功能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武器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其成员也毫不关心学会或者学科的发展。

　　西恩的结论仅仅是对苏联政治学学会在国际事务中的活动进行描述。学会不仅没有对政治学科的发展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反而在阻碍它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65年1月10日，哲学博士、苏联政治学学会执委会委员布尔拉茨基(Ф.M.Бypлaцкий)在《真理报》撰文，呼吁建立一门独立的政治学科。这一呼吁不仅引起了巨大争议，甚至遭到了政治学学会内部多数成员的反对。仔细观察1965年前后的苏联政治学学会会员构成情况，这一异象就不难理解了。此时绝大部分会员是法学学者，而政治学学会也基本依托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开展活动。直到1966年，学会6位副主席中仍有4位是法学学者，19位执委会委员中法学学者也占据了17席⑧。

　　尼尔·马尔科姆指出，在英语国家接受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之后很长时间，法律与制度的研究方法依然在欧洲其他许多国家起着主导作用⑨。而分析反对布尔拉茨基提议的学会成员态度后，美国学者鲍威尔与舒普指出，他们主要分为两个群体：一方是苏联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者，另一方则是法学学者。前者拒绝将某一个学科归类为“政治的”，而其他学科归类为“非政治的”;后者则谴责布尔拉茨基试图将法学政治化或社会化。即便是温和的反对者，也仅仅是愿意扩展国家与法的研究范围以囊括政治学的课题⑩。

　　同时，除了对苏联政治学科与政治学学会的观察，这一时期许多西方学者还倾向于运用分析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的极权主义模型来看待苏联的政治学。罗纳德·希尔将弗雷德里克和布热津斯基的理论被用来分析苏联政治学时的模型概括为：“一个完全不受外来影响的社会。这个社会中有严格的、统一的意识形态，通过对媒体与教育系统进行严格的审查，遏制所有批评意见。”(11)

　　因此根据鲍威尔和舒普的结论，对政治进行研究需要一个允许自由提问与讨论的环境。而在苏联，任何独立的探索与客观的讨论都是不可能的。因此苏联的政治学远远称不上“真正的政治学”(12)。

　　3.政治的科学、政治科学与政治学

　　另一部分学者，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发表的作品中，则表示了对这种简单结论的强烈反对。

　　尼尔·马尔科姆指出，任何了解苏联政治学发展情况的学者都不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13)。而阿奇·布朗则将西方学界的这种偏见归咎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本身控制的加强，以及苏联到西方的移民对苏联现实片面的转述与夸大(14)。罗纳德·希尔则提出，苏联的审查机构并非简单地否决一切批评，而是区别对待极端批评与温和批评，对两类不同批评者的态度也有所差异。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样的区别让忠诚于苏联体制的、有着良好声誉的温和批评者及其作品更易出版(15)。

　　他们认为，苏联的政治及政治学有着许多不同于西方政治学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的政治学就不值得关注。同时，直接运用分析苏联政治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苏联政治学是一种自设前提的循环论证。这样先入为主的偏见自然无法得出客观准确的结论。恰恰相反，正是必须对苏联政治学的这些特点进行解读，才有可能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苏联政治。

　　对此，最早博赫丹·波希基乌在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中认为在苏联“政治学”与“国家与法”两个概念可以相互指代(16)。但西恩70年代文章中的判断可能更接近实际情况。他们认为，苏联政治学实际上处于一种“实质存在”(defacto)的状态(17)。值得注意的是，西恩文中引述了一位苏联学者的评论：

　　“他笑道：‘所有学科都是政治的。’之后他补充说，‘但是我理解。你感兴趣的是国家与法、政治经济学以及——他转换成英语说到——政治行为方面的问题，就像你们说的那样。’”(18)

　　显然，对于苏联是否存在政治学这样的争论，其核心在于对“政治学”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在西方政治学界，政治学(politics)是一个古老而又广泛的概念，近代以后它被逐渐等同于狭义上的政治科学(politicalscience)。而在苏联，“政治的科学(politicalsciences)”、“政治科学(politicalscience)”与“政治学(politics)”三者之间有着不同的含义。政治的科学泛指社会科学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原则为指导，必须讲究政治性，同时为政治服务;政治科学则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国家与法的理论，在社会主义阵营不被接受。相对而言，苏联学者更倾向于使用宽泛意义上的政治学(пoлитoлoгия)或国家研究(гocyдapcтвовeдeниe)一词来指代自己的学科。这一倾向在1965年布尔拉茨基呼吁建立政治学科的努力受阻后尤为明显。这一点在苏联及俄罗斯政治学学会的名称中也得到了反映。苏联政治学学会所使用的一直是“政治的科学”概念，直到苏联解体后才将学会名称改为俄罗斯政治科学学会(Pоccийcкaяaccoциaцяполитичecкойнayки)。因此不难得出结论：苏联的“政治学”是的确存在的，却是以一种与西方大相径庭的方式存在。罗纳德·希尔就曾指出，俄语中科学(нayкa)一词并不像英语中的科学(science)一词那样严格，它指代的只是一系列具有一致性的、相互关联的知识集合(19)。

　　4.苏联政治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实际上，苏联政治学在20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呈现出了两次发展的高峰期。这与苏联政治的发展节奏是相一致的。可见，苏联政治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同样是在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不断试图对其进行改革。

　　对于斯大林模式，学界比较具有共识的一点是其高度集中的体制，即“在斯大林模式下国家管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即社会国家化，而这种国家化的实质就是高度集中，国家化是高度集中的主要表现”(20)。

　　这一模式同样决定了苏联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式。根据我国学者的总结，苏联社会科学管理体制和苏共领导社会科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五个突出特点：把社会科学视为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建立自上而下的集权的管理制度;社会科学处于封闭状态、自我隔离于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之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和发展权，社会科学主要领域的“发明权”和作结论的权利，完全由领袖人物一个人所垄断;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对领袖人物著作的引证代替了独立的理论思考和对现实问题的创造性研究(21)。这其中，最根本的特点是学术问题的高度政治化。因此，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也对苏联政治学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一方面，从理论角度看，苏共最高领导人垄断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和发展权，因此苏联政治学只能在既定的框架内开展，难以客观地对苏联政治进行分析与研究。无论是赫鲁晓夫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主张，还是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这都给苏联政治的发展目标和实际情况设定了极高的标准，极大压缩了政治学界反思、讨论、批评体制与政策的空间。因此虽然20世纪50～60年代解冻时期出现了一些松动与活跃的气氛，但很快又被关于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讨论所替代。直到安德罗波夫1983年提出“起点论”之后，政治学方面关于改革政治体制、解决政治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才逐渐得以恢复。

　　另一方面，从体制角度看，苏联对社会科学实行严格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没有一个完整的、多方面的、通畅的信息交流渠道。因此无论是地方苏维埃还是工厂、农庄的政治实践经验都很难向上反映。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苏联政治理论与实践间的严重脱节。政治理论得不到政治实践的反馈就很难切合实际国情发展，而脱离实践的理论又更加无法指导实践，同时更为实践所排斥。因此不难观察到，苏联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互不相干的发展路线。另外，斯大林模式下苏联政治学还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即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学者本身同样必须高度政治化，否则学者就无法掌握研究的资料，也无法确定恰当的研究方向。

　　二、苏联的政治学与苏联政治

　　前文所述关于苏联是否存在政治学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苏联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引起西方学者理解偏差的一个关键：除了对政治学概念的不同理解与界定，苏联与西方政治学界还有着更加深层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学界与政界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不仅反映在政治学始终被当作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来对待，还折射出苏联政治学与政治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西方政治学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是：学界与政界为两个互不归属的系统。虽然也有学者担任公职、官员任教高校的“旋转门”存在，但这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沟通渠道。这一前提则衍生出两个基本的定义：第一，学界与政界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定位;第二，学界与政界有着完全独立的两套话语体系。苏联则完全不同。苏联的学术系统与政治系统高度重合。由此西方政治学的两个基本定义在苏联也要发生相应的变更。首先，苏联学者与官员的身份有着部分重合;其次，苏联的学界与政界的话语体系也有着高度的重合。

　　具体到苏联政治学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西方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加以解释，大致可分为外交政策与咨询机构的影响、中央理论层面的影响与地方实践层面的影响三种模式。对这三种模式的解释以英国学者尼尔·马尔科姆、阿奇·布朗与罗纳德·希尔较为典型。

　　1.苏联政治学的研究者、研究机构与话语体系

　　在解读苏联政治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前，首先必须回答一些更加基本的问题：在苏联，谁在研究政治学?与西方不同，苏联学界与政界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首先，一部分官方部门本身就有着研究与提供政策咨询的职能，例如苏共中央国际部(22)。其次，有相当一部分官方直属的研究机构从事苏联政治研究，例如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AкaдeмияобшecтвeнныхнayкпpиЦККПCC，AOHпpиЦКК-ПCC)、苏共中央党校(BыcшaяпapтийнaяшкoлaКПCC，BПШКПCC)等。另外，科学院系统本身在苏联政治体制中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至少从两个方面扮演了一个咨询机构的角色。一方面，科学院的一些特定部门会定期向苏联领导层提交调研报告;另一方面，科学院还会组建某些特定的学术委员会，协调不同研究机构甚至政府部门就某些问题进行探讨。例如美大所所长阿尔巴托夫就是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学术委员会的主席，这一委员会同时协调许多相关研究中心共同活动，包括国家科委、国家计委、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所、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所、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以及外经贸部等机构(23)。最后，如同西方学者注意到的那样，由于学术系统的高度政治化，苏联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与领导层保持紧密且良好的沟通与联系，因此许多学界领袖都倾向于在党和政府中寻求担任公职(24)。

　　在探讨苏联政治学与政治间关系时另一个必须理解的问题则是：在苏联，政治学者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苏联的政治学之所以显得如此神秘，如此模糊，甚至在学者的理论内部时常缺乏一致性与连贯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学者所使用的话语体系有着不同的层次。这与西方也是截然不同的。一部分西方学者将苏联政治学的话语区分为两类，一类为政治的、宣传的、辩护的;另一类为技术的、客观的、学术的(25)。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在苏联至少存在三类政治作品：一是官方的，包括政治家的演讲、文章，官方的评论等;二是宣传的，包括报纸、杂志上的大部分文章;三是学术的，主要由政治学方面的著作构成，这类作品更倾向于严肃地讨论问题，而避免作出具体结论。三类作品由于面向的受众不同，因此在概念、逻辑、风格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

　　无论是两类还是三类，尼尔·马尔科姆都对这种划分方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指出，在苏联，学术争论是公开对政策进行讨论的唯一合法途径，因此将一些明显属于学术界的表述政治化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很难将学者的话语截然分为政治与学术两类，它们常常是混合的。他赞同格里菲斯的意见，认为学界的表述本身就是“交互性”的，即学界的某一观点本身就反映了政界某个部门(宣传、外交、军队等)的倾向(26)。但他的这一结论实际上恰恰佐证了苏联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复杂性。二者的确不是泾渭分明的两套系统，而是处于同一套话语体系之中。这样高度重合的话语体系实际上也方便了学界的概念、方法、理论在政界的理解与接受。话语的重要性在于它包含了概念、方法和理论，概念是对经验的总结，因此新的概念意味着对同样经验的总结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对新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因此，试图理解苏联政治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把握概念、方法、理论在这样一套话语体系中不同层次的演变过程，以及之后在不同领域的传播。

　　2.外交政策与咨询机构层面的互动

　　尼尔·马尔科姆沿袭了拉尔夫·西恩的观点，认为苏联政治学的发展常以批判西方政治学者及其理论为先导。而在苏联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与意识形态的机构中，常以外交决策与咨询机构为重，其中又以科学院美大所最为典型。因此他选择从美大所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与批判入手，探讨苏联学界对外国政治制度、政治活动、政治理论认识的变化及其对苏联领导层的影响。在详细考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在苏联政治学界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70年代的演变后，尼尔·马尔科姆指出，经过长时间，特别是战后的接触与了解，苏联学者意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无力单独掌控国家，必须依靠其他社会团体的协助以维护统治，并从而得出结论：美国的政策往往是由统治阶级中的非政府团体制定，然后移交政府机构具体执行。因此，苏联学者也开始关注美国政治学中的冲突理论，试图进一步理解广泛存在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具体表现为民主党与共和党，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冲突。同时他们也意识到美国政府与民众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他还指出，在理解苏联政界与政治学界的关系时，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于维护传统意识形态与追求实用国家利益间的平衡。苏联学者一方面对新左派“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化”的论断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则尝试对美国不断增大的中产阶级作出解释和预测。至于政治学对政治的影响问题，尼尔·马尔科姆在著作中承认，一方面，外交问题专家与外交政策制定者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以致于即使专家意见对政策制定有所影响，那也是非常微小而缓慢的调整，而绝非是路线的转变。这样的调整很难从具体事务中得到体现，它更多是反映在苏联对待外界整体态度的转变中。例如苏联对美国和平共处意愿的评估以及自身追求和平政策的倾向。另一方面，美大所学者的影响还表现在具体外交活动方面。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打破了苏联学界与政界对美国的一些刻板印象，修正了对白宫至高无上地位的认识，因此苏联的外交机构开始与国会两党加强接触。这一影响可以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美国国会中游说集团的活动为例，特别是关于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Amendment)与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theSALT-2)的批准问题。同时，美大所关于美国情况的介绍与评论还逐渐从学术出版物向政治出版物蔓延，从最开始的《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杂志逐渐影响到苏共中央的《共产党人》以及面向全苏的《真理报》。

　　3.中央理论层面的互动

　　阿奇·布朗比较关注西方政治学核心概念在苏联从学者到最高领导层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他指出，20世纪5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苏联政治学者，都意识到苏联政治学对一些核心概念(例如政治权力、政治文化、政治认知等)的解释还非常薄弱，因而大力倡导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以政治系统概念为例，这一概念首先出现在卡连斯基1969年的作品《美国的政治科学》(ПoлитичeскaянayкaвCШA)及布尔拉茨基1970年的作品《列宁、国家与政治》(Лeнин，гocyдapство，пoлитикa)中，将国家概念从单纯的制度扩展到更广泛的层面。这一概念逐渐被学界接受，并开始影响政界，零星出现于勃列日涅夫正式与非正式的发言中。直至1977年苏联修订宪法时，政治系统(另译政治制度)(политичeскаясистeмa)一词正式替代社会制度(обшeствeннoeyстpойство)一词成为宪法第一章章名。得到权威的认可之后，这一概念开始作为规范在学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于1978年和1980年两版《简明政治辞典》(Кpaткийполитичeскийсловapъ)的修订中得到了体现。这一概念在苏联的引介、探讨、接受与运用比较典型且完整地反映了一个苏联政治学界吸收西方政治学思想的全过程。追溯这一过程，也不难发现苏联政治学与政治之间互动的轨迹。阿奇·布朗指出，尽管很难证明官方接受某个概念一定是出于某个学者的直接影响，但这一接受过程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某个概念对党内知识分子各个派别与团体都有着相当的影响;第二，某个概念有助于阐释一些苏联领导人关切的问题，并通过这一概念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27)。通常某个概念、方法或理论会由学者首先引入苏联，并在学界展开讨论。经由一些会议及文章，并在党内知识分子形成的非正式小团体进行相互交流。之后，这类小团体之间就会形成一定的议题联盟(issuenetwork)，并通过联盟中较有影响的成员推动相关概念、方法、理论在政界的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议题联盟形成的过程中，阿奇·布朗没有使用学者(scholar)或政治学者(politicalscientist)概念，而是采用了一个更为宽泛的党内知识分子(partyintelligentsia)概念，用以涵盖包括各领域专家、记者、学者以及重要部门官员在内的群体。他指出，分析党内知识分子建立在友谊、共同经历、相近观点或利益基础之上的小团体，可能比直接分析官员与机构的态度要更加具体，更加接近苏联政治的实质。

　　4.地方实践层面的互动

　　罗纳德·希尔则致力于对苏联学者如何运用西方政治学概念、方法、理论影响政府机构决策与改革的方式进行探讨。他提出，苏联政治学者正在努力为苏联政治带来变革，而他们影响政治的途径则主要有两条：对苏联的政治过程进行理论归纳以及参与地方层面的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关心的议题包括选举系统与代表;地方政府改革;民意、人民的利益及信息沟通渠道;党的地位与党内民主问题。除了对苏联政治进行的理论探讨，在地方政治层面，苏联学者一般有三种不同程度的参与方式，包括直接参与地方立法及立法改革;组建或加入特别顾问委员会间接影响政策制定;组织有官员参加的研讨会。例如，在中央层面，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期间，勃列日涅夫曾提到要调整代表的地位。这一提议最早出现于1967年政治学家、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副所长卢涅夫(A.E.Лyнeв)的一篇论文中。而文章产生影响的证据则来自于一位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的讲话，他表示，这一提议是基于苏联国家与法科学的发展和苏联的具体政治实践。在地方层面，罗纳德·希尔则列举1971年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一项措施，为加强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财政地位，将部分地方企业的利润划拨地方财政。类似的提案最早是在1967年一个关于村镇苏维埃财政情况的研讨会上提出，1970年由政治学者阿达姆丘克(Г.B.Aтaмчук)再次总结提出，同时在亚美尼亚的一个研讨会上进行了讨论。同样罗纳德·希尔也承认，这样的影响很难得到明显的体现。同时他还指出，改革即使得到实施，是否能按照学者最初的设想依然存疑。罗纳德·希尔注意到，苏联政治学者推动或参与地方政治改革并不容易，其间也是困难重重。首先，地方层面的任何改革措施都必须获得来自中央的授权，这就令问题更加复杂化，并且延缓了改革的进程。其次，某些地方政府的信息沟通机制极不健全、渠道极不畅通，这就严重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与影响，令中央层面的改革措施很难在地方得到实施。另外，当时地方政府官员大都是斯大林时期任命的，他们习惯于既有的政治体制，并不愿意推行改革。因此，罗纳德·希尔认为，苏联学者才会注重政治文化概念的研究，他们认为苏联的政治改革一定是系统化的，包括提高公务人员的素质，改变民众的政治认知，以及推动苏联从臣属文化(subjectculture)向参与文化(participantculture)转变等。

　　三、西方学者对苏联政治学的基本判断与评析

　　观察20世纪50～80年代苏联政治学的发展可知，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同时存在。一方面，苏联政治学者创建独立政治学科的努力受阻，政治学研究一直以实质存在的方式分散在其他学科之中;另一方面，苏联领导层多次公开表达了鼓励并支持社会科学发展的态度。这至少说明在1990年以前，苏联的政治学既有许多的限制与阻碍，同时也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与动力。

　　1.苏联政治学发展的原因和空间

　　对于苏联政治学发展的原因与动力，西方学者各有评论。戈登·斯基林认为，对于20世纪50年代后的苏联政治学而言，去斯大林化是其最大的动力，也是其最鲜明的特征。从理论角度看，它既需要为国家体制的去斯大林化寻求理论解释，同时从现实角度看，有一批新的学者成长起来。他们没有经历和承担大清洗时期的重负，因此可以更为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28)。澳大利亚学者彻奇沃德则认为，苏联政治学发展的动力主要在于西方政治学的影响力日渐增强，同时俄国学者和苏联领导人都对苏联政治学研究的现状感到不满，他们感到必须对政治问题进行大量经验研究才能获得科学的解决方案(29)。博赫丹·波希基乌指出了苏联政治中有利于苏联政治学发展的四个趋势：苏联领导层开始更倾向于采用实用主义的执政思维，而这一点为许多年轻学者所赞同;它愿意使苏联的党和政府更加透明，并且愿意在决策过程中采纳更多民意;它愿意承认过去的失误，并且愿意承认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无法解决苏联的许多社会政治问题;最后，它愿意更客观地评价资本主义世界，更愿意接受并吸收许多西方政治科学的概念、方法和技术(30)。另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苏联政治学的发展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改革整体上改变了苏联政治对政治学的态度。罗纳德·希尔批评了这一结论并指出，要求改革的政治学与经济学思想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并没有因果关系(31)。阿奇·布朗的评论更加贴近现实，他认为，在苏联，政治与经济问题紧密相连，很难在不拆分二者的情况下单独对其中一个系统进行改革(32)。因此政治学要求发展与经济要求改革的诉求同时出现也就毫不奇怪了。不过，将苏联经济改革与政治学发展联系起来的学者至少有一点结论是正确的：苏联的政治学伴随着改革的诉求而诞生。

　　实际上罗纳德·希尔曾提出过政治系统改革的两个原因，或许也可用于总结苏联政治学发展的原因与动力。他指出，任何政治系统需求改革，要么是由于它本就运转不良，要么就是因为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极大改变，原有系统已经无力解决新的问题。苏联政治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发展，在现实中寻求全新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从理论上也为苏联政治体制寻求合法性。

　　而对于苏联政治学发展的空间，西方学者也有着不同的判断。其核心争论是：从政府的角度说，苏联是否会允许一种价值中立的政治学?从学界的角度说，苏联政治学又会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理想?彻奇沃德明确提出，苏联的政治学虽然将会努力解释自己的科学性，但它必然会处于党的控制下，成为一门具有导向性的、咨询性的学科，努力实现党的目标(33)。博赫丹·波希基乌的估计偏向悲观，他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依然强大，苏联政治学很难在短期内摆脱这一传统(34)。鲍威尔和舒普的结论更加悲观，他们认为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纯粹的科学是要求价值中立的，而这一情况在苏联不可能实现，因此苏联也不可能承认政治学。西恩与后来的尼尔·马尔科姆也比较倾向于这一结论，他们认为某些西方学者过于夸大了苏联与西方政治学合流的可能性，过于低估了苏联传统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政治学的发展在苏联仍将非常缓慢。当然，政治学的价值中立问题至今仍存巨大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学者对苏联政治学发展前景的判断全无价值。他们预测到了苏联政治对政治学的种种限制，却忽略了苏联政治学对政治潜在的反作用力。罗纳德·希尔和阿奇·布朗曾分别描绘了苏联政治学的理想图景：改革不会挑战苏联政治系统的三大支柱——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及审查制度(35);它更可能追求一种高效的、及时对问题作出回应的政治系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仅受意识形态影响，更会考虑民众的意愿与利益及专家的意见与建议。这一政治系统将会努力发展政治文化，提高执政能力，逐渐拓宽信息渠道，并逐渐从制度上调整民众对政治的参与程度(36)。

　　2.西方学者关于苏联政治学研究中的问题

　　从研究苏联政治学思想演变的角度看，西方学者注意到了它的核心概念与话语体系都与西方政治学存在差异，其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根据自己的经验观察，西方政治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研究假设。特别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政治系统”、“政权”、“科学”等核心概念的研究，以及话语体系中不同层次的理论假设都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步。不过，在概念的选择方面，西方学者的研究显得相对谨慎。他们倾向于选择比较确定的、争议较少的概念作为切入点，少有触及苏联政治学中对更为核心的“自由”“平等”“人民”“民主”等概念的理解。同时，虽然已经提出了话语体系中存在不同层次的假设，西方政治学界却少有对不同层次的特定概念进行分析与比较。实际上，上述概念的变化，以及在各个话语层次的传播过程虽然不像新概念(如政治系统等)一样显著，其内涵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概念选择的偏差直接导致了西方学者对苏联政治学对政治发生影响的广度与深度都预估不足。这些影响很快就集中体现在了苏联政治的变化当中。

　　从探讨苏联政治学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西方学者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开始超越国家和制度的传统，转而注意政治行为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并运用许多新的理论(团体理论、冲突理论、决策理论等)来分析苏联政治学对苏联政治的影响。这样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无疑更加贴近苏联的现实。但在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西方学者虽然意识到了苏联学术系统高度政治化的事实，却仍将大量精力向学术机构(如科学院、高校等)倾斜。这就导致西方学者从主观上忽视了对苏联官方研究机构、人员、期刊、作品的关注(例如苏共中央国际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苏共中央党校等)。同时由于客观上苏联政治系统和政治过程的不透明性，导致西方学者在研究苏联政治学时，可供选择对象的代表性、影响力都十分有限，影响途径也难以得到清晰的描述和解释。实际上，在这样存在大量限制的研究条件下，除了可以对特定概念在不同话语层次、不同时间、不同团体中的内涵进行分析比较外，对某一特定机构在某段时期内的研究工作或特定人物的生平及其思想演变进行深度解析与跟踪研究也不失为一种高效的方法。

　　从西方学者认识苏联政治学的过程看，存在一个清晰的“观察—判断—发现矛盾—重新认识”的循环。西方学者20世纪60年代观察苏联政治学时，曾首先用西方通用的许多标准(学科名称、专业期刊、专业机构、高校课程、学术评定等)对苏联政治学界进行衡量，很快发现无法解释苏联政治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两对基本矛盾。随后，西方学者开始反思，一方面放宽对政治学科的定义，放弃“形式符合”的标准，采取“内容相关”的态度吸纳更多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超越“政治学研究只能存在于政治学界”的既有观念，将研究范围拓展到其他机构与部门，于是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才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无论在观察或是判断时，学者由于既有语境的影响，很容易将自己所在话语体系中的一些预设观念代入经验材料的选择和理论假设的推理过程。这就很容易让学者的判断出现偏差。由既有语境引起的先入为主往往很难完全避免，却可以在研究过程中尽量减少。重要的是要对理论假设与现实情况之间出现的矛盾保持高度的敏感，再进一步反思是经验材料的选择还是理论假设的推理出现了问题。而这样的矛盾常常就是加深理解、完善理论的突破口。

　　3.对西方学者关于苏联政治学研究的评析

　　无论是经验材料的发掘与积累，还是理论假设的推导与验证，西方学者在研究苏联政治学的过程中都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毫无疑问，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思考与探索对世界各国政治学者认识、理解、分析、阐释苏联—俄罗斯的转型与政治思想的演变都有着很大的贡献。然而不可否认，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存在缺憾。总的说来有三个原因：

　　第一，西方学者在进行经验材料及研究对象的选择时存在一些既有的偏见。他们意识到并且发现了这些偏见，却未能做到完全克服;

　　第二，受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影响，西方学者在选择研究苏联政治学的方法时，非常重视实证与经验的分析，而对政治价值和政治观念演变的讨论则有所忽视。而后者在对转型及其过程中的思想变化进行研究时又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观察西方学者研究苏联政治学作品在不同时期的密度可知，20世纪60年代是进行经验观察的高峰期，80年代则是提出理论模型的高峰期。但令人深思的是，80年代许多理论的提出都直接建立在60年代观察的基础上，而70年代则呈现出一个低谷期，两种类型的研究数量都在减少。

　　这也许可以用阿奇·布朗的观点来解释(37)。他认为，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学者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加强控制，因而出现了“苏联政治学难有发展与创新”的假设。另一方面，结合苏联到西方的移民对苏联情况的片面转述与夸大，导致出现了“苏联政治学研究没有价值”的判断。这使得西方政治学界在70年代研究苏联政治学的热情有所消退，在客观上也给西方对苏联政治学的研究带来了负面影响。

　　试想，如果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理论假设能在70年代就出现，那么80年代西方学者无论对苏联政治学还是苏联政治，甚至于之后“突如其来”的苏联政治改革，可能都会有一个更深入、更准确的认识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