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为什么西方拒绝客观了解中国？

　　追踪观察西方媒体有关中国报道，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整体形象在西方媒体上基本上是负面的。对此，我们大致已经形成共识。尽管最近有一些文章通过所谓“大数据”统计，将对中国美食或旅游等话题列入“正面报道范围”，试图以此告诉国人“西方媒体并没有负面报道中国”，不过这实在是徒然地为西方媒体洗地，不值一驳。

　　关键在于，为什么西方媒体要将中国塑造成一个负面国家的形象?

　　对此，西方媒体有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认定，负面报道就是他们的使命;他们的新闻观就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更进一步的极端主义者则一口咬定，因为中国发生的事是负面的，所以他们对中国的报道也就是负面的，并不存在主观意义上的抹黑或贬低。如果相信他们的说辞，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应该是一路倒退的三十年、而不是使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三十年…… 我们正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前后，惊觉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形象是如此之负面，以至于我们首次提出，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以为，中国形象在西方舆论中如此负面，是因为我们没有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于是我们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试图告诉西方，中国没有他们的媒体报道的那么“坏”。然而到了今天，我们终于再次惊觉，其实西方媒体深知他们对中国的报道态度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他们并非不知道中国故事之精彩、之伟大，但他们恰恰要阻断中国故事精彩的一面传向西方民众的渠道，而蓄意夸大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以维持中国在西方民众心目中的负面形象。

　　为什么? 实质上塑造中国的负面形象有着双重目的：一方面这是一场东西方之间的舆论战。负面塑造中国形象是对中国舆论、中国民众的某种精神殖民，是试图让中国人相信只有西方选举模式才是中国的未来……而另一方面，负面报道中国则是针对西方舆论的，试图让西方舆论和民众进一步坚信，不管今天中国取得多么伟大的成就，中国明天即将崩溃……

　　事实上，这与西方目前自身面临的严重危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2008年中国开始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当时对于西方来说，这只是中国希望能够通过“自我表白”来向西方说明自己“和平融入世界”的良好愿望而已。然而到今天，“讲好中国故事”在无意中已经形成对西方的一种“软攻击”，成为危机中的西方的一个很有可能是“致命”的“软战争”。因为“中国故事”正在为西方模式树立起一个“替代机制”……

　　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凡建立了“民主选举制度”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没有出现过崩溃现象。当然，前提是我们把希腊或冰岛排除在“民主制度”之外的话。即便是历史上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实际上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最终也是换一个总统和政府、制定一部新宪法就算是度过了危机。因此，民主体制是不会“崩溃”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正是出于观察到的这一历史“事实”，特别是在“非民主社会”如苏联出现解体之后，美国学者福山才会断言，民主体制是“历史的终结”，是人类统治的最终形态。确实，我们在观察西方“民主选举”国家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征，就是西方民众坚信“民主体制是除去其他任何现存体制之外的一个最不坏的体制”——邱吉尔的这句话非常绕口，其实说来说去，还是想说“民主制度”是最好的。这是西方、法国和欧洲与中国的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

　　在中国，民众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坚信明天好于今天、我们的子孙将生活得比我们更好。但当涉及到体制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却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很多人没有任何证据地就认为，如果中国实施西方民主，将一定会更好。 而在西方，以法国为例，尽管所有民意调查都认为，法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甚低，对他们亲手选出来的总统非常不满意：马克龙的前任奥朗德总统一度在民调中的满意度才10%。但当涉及到国家体制时，我们却非常惊讶地发现，法国人非常认同他们的“民主体制”，坚定地相信世界上没有比法国、欧洲和整个西方所实行的民主体制更好的制度。尽管民主体制已经越来越表现出其局限，无法解决法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但法国民众对民主体制依然充满信心。这一点，可能是民主选举体制社会迄今为止从未发生过像苏联那样的“崩溃”的主要原因。因为西方民众看不到民主体制的“替代机制”。既然是“惟一”可行机制，因此“崩溃”也就是不可能的。这是非常荒谬、但却是一个铁的事实。中国人的盲目自卑与西方人的盲目自信实在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荒诞不羁的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维为等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模式”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正在重点调查、分析和研究的“中国发展道路”，正在形成对西方发展模式的“惟一性”的重大挑战：为陷入困境中的西方民主体制模式提供一个“可替代模式”。目前，这个“可替代模式”在西方媒体、学界和舆论界还处于被全面封锁的状态，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中国科技、文化等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西方市场，对中国“成功秘诀”的好奇，正在对这种封锁撕开一个个裂口;“中国故事”迟早会冲破西方媒体的封锁，漫延至西方学术界，进而席卷整个西方舆论。因此，讲好“中国故事”开始走出“喃喃自语”的牢笼，正在演变成刺破“历史终结神话”的一把利剑。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媒体要竭尽全力将“中国故事”朝着负面的方向引的真正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在西方媒体上的负面形象，关系到两种发展模式的竞争;在这一竞争未分出高下之前，这一负面形象很有可能会一直存在。因为维持这一负面形象，才能维持西方目前的统治模式。我们中国人并不反对西方民主体制，因为那是源于西方文化和传统的一种统治方式，经过殖民主义、率先工业化(从而率先从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等一系列血与火的洗礼，被证明适应欧美等发达国家。但中国道路正在提供另一种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很有可能更适合错过了殖民主义和率先工业化的世界其他国家。在今天西方民主体制出现危机的历史关头，中国模式的重要性，恐怕要历史来做最后的鉴定。

　　追踪观察西方媒体有关中国报道，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整体形象在西方媒体上基本上是负面的。对此，我们大致已经形成共识。尽管最近有一些文章通过所谓“大数据”统计，将对中国美食或旅游等话题列入“正面报道范围”，试图以此告诉国人“西方媒体并没有负面报道中国”，不过这实在是徒然地为西方媒体洗地，不值一驳。

　　关键在于，为什么西方媒体要将中国塑造成一个负面国家的形象?

　　对此，西方媒体有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认定，负面报道就是他们的使命;他们的新闻观就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更进一步的极端主义者则一口咬定，因为中国发生的事是负面的，所以他们对中国的报道也就是负面的，并不存在主观意义上的抹黑或贬低。如果相信他们的说辞，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应该是一路倒退的三十年、而不是使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三十年…… 我们正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前后，惊觉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形象是如此之负面，以至于我们首次提出，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以为，中国形象在西方舆论中如此负面，是因为我们没有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于是我们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试图告诉西方，中国没有他们的媒体报道的那么“坏”。然而到了今天，我们终于再次惊觉，其实西方媒体深知他们对中国的报道态度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他们并非不知道中国故事之精彩、之伟大，但他们恰恰要阻断中国故事精彩的一面传向西方民众的渠道，而蓄意夸大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以维持中国在西方民众心目中的负面形象。

　　为什么? 实质上塑造中国的负面形象有着双重目的：一方面这是一场东西方之间的舆论战。负面塑造中国形象是对中国舆论、中国民众的某种精神殖民，是试图让中国人相信只有西方选举模式才是中国的未来……而另一方面，负面报道中国则是针对西方舆论的，试图让西方舆论和民众进一步坚信，不管今天中国取得多么伟大的成就，中国明天即将崩溃……

　　事实上，这与西方目前自身面临的严重危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2008年中国开始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当时对于西方来说，这只是中国希望能够通过“自我表白”来向西方说明自己“和平融入世界”的良好愿望而已。然而到今天，“讲好中国故事”在无意中已经形成对西方的一种“软攻击”，成为危机中的西方的一个很有可能是“致命”的“软战争”。因为“中国故事”正在为西方模式树立起一个“替代机制”……

　　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凡建立了“民主选举制度”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没有出现过崩溃现象。当然，前提是我们把希腊或冰岛排除在“民主制度”之外的话。即便是历史上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实际上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最终也是换一个总统和政府、制定一部新宪法就算是度过了危机。因此，民主体制是不会“崩溃”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正是出于观察到的这一历史“事实”，特别是在“非民主社会”如苏联出现解体之后，美国学者福山才会断言，民主体制是“历史的终结”，是人类统治的最终形态。确实，我们在观察西方“民主选举”国家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征，就是西方民众坚信“民主体制是除去其他任何现存体制之外的一个最不坏的体制”——邱吉尔的这句话非常绕口，其实说来说去，还是想说“民主制度”是最好的。这是西方、法国和欧洲与中国的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

　　在中国，民众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坚信明天好于今天、我们的子孙将生活得比我们更好。但当涉及到体制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却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很多人没有任何证据地就认为，如果中国实施西方民主，将一定会更好。 而在西方，以法国为例，尽管所有民意调查都认为，法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甚低，对他们亲手选出来的总统非常不满意：马克龙的前任奥朗德总统一度在民调中的满意度才10%。但当涉及到国家体制时，我们却非常惊讶地发现，法国人非常认同他们的“民主体制”，坚定地相信世界上没有比法国、欧洲和整个西方所实行的民主体制更好的制度。尽管民主体制已经越来越表现出其局限，无法解决法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但法国民众对民主体制依然充满信心。这一点，可能是民主选举体制社会迄今为止从未发生过像苏联那样的“崩溃”的主要原因。因为西方民众看不到民主体制的“替代机制”。既然是“惟一”可行机制，因此“崩溃”也就是不可能的。这是非常荒谬、但却是一个铁的事实。中国人的盲目自卑与西方人的盲目自信实在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荒诞不羁的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维为等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模式”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正在重点调查、分析和研究的“中国发展道路”，正在形成对西方发展模式的“惟一性”的重大挑战：为陷入困境中的西方民主体制模式提供一个“可替代模式”。目前，这个“可替代模式”在西方媒体、学界和舆论界还处于被全面封锁的状态，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中国科技、文化等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西方市场，对中国“成功秘诀”的好奇，正在对这种封锁撕开一个个裂口;“中国故事”迟早会冲破西方媒体的封锁，漫延至西方学术界，进而席卷整个西方舆论。因此，讲好“中国故事”开始走出“喃喃自语”的牢笼，正在演变成刺破“历史终结神话”的一把利剑。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媒体要竭尽全力将“中国故事”朝着负面的方向引的真正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在西方媒体上的负面形象，关系到两种发展模式的竞争;在这一竞争未分出高下之前，这一负面形象很有可能会一直存在。因为维持这一负面形象，才能维持西方目前的统治模式。我们中国人并不反对西方民主体制，因为那是源于西方文化和传统的一种统治方式，经过殖民主义、率先工业化(从而率先从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等一系列血与火的洗礼，被证明适应欧美等发达国家。但中国道路正在提供另一种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很有可能更适合错过了殖民主义和率先工业化的世界其他国家。在今天西方民主体制出现危机的历史关头，中国模式的重要性，恐怕要历史来做最后的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