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与“复合世界”的来临

　　核心观点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在这一危机及其衰落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警告，其中包括笔者2014年出版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虽然很多自由主义秩序的西方支持者不愿承认这一点。

　　在笔者看来“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主要是指以下五个方面：(1)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从未真正成为一种全球秩序，其不过是一个美国领导的、有选择性的西方国家俱乐部。(2)无论美国自身是否在衰落，这一秩序都在受到侵蚀。(3)新的世界秩序不是一个多极世界而是一个复合世界。这如同在一个多厅影院内，观众在同一屋檐下可以选择不同电影，有着不同的演员、导演、剧情和多层治理。(4)新兴国家会重塑世界秩序，但是由于其内部的弱点和彼此之间的冲突，它们不可能独自领导世界秩序。(5)地区和地区秩序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重要性将愈加显现。

　　笔者在《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一书中写道，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第一个神话”是关于“它在其大部分历史时期特别是冷战时期扩展到什么程度”。“苏联阵营、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广大第三世界都不在该秩序之内。虽然人们对其权力、合法性和公共产品功能有很多溢美之词，但是这一秩序的范围几乎就是美国、英国、西欧和澳大利亚的组合。”这种自由主义秩序“对很多秩序之外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而言并非那么有益”，自由主义秩序应该被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种国际秩序，而不是世界秩序”。

　　笔者的这一观点与自由主义秩序的坚定捍卫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有所共鸣：自由主义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那群以大西洋沿岸为中心的志同道合的国家”，“不包括很多大国如中国、印度和苏联阵营……而且对那些非成员国的影响也并不总是有益的”。

　　伴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改革和冷战的结束，自由主义秩序确实扩大和增强了。但和许多信奉这一秩序的人不同，笔者认为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正在走向终结。一般来说，直到特朗普当选，人们都认为自由主义秩序的主要挑战将来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然而，如今这些国家的状况并不是很好，而自由主义秩序却正在瓦解。特朗普胜利当选、英国退欧表明自由主义秩序的挑战如果不是更多地来自其内部，也应该是内部和外部相当，尽管我们不要忘记如果不是感受到(perceived)中国领导的全球经济转移对美国的经济影响，特朗普可能根本不会当选。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对自由主义秩序形成的国内挑战可能被夸大了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在绝对票数上赢得了多数票，英国退欧也只是获得微弱优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特朗普当局可能会崩溃。但是自由主义秩序的危机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这与全球经济政治的长期变化和结构变化有关。特朗普登上权力宝座是自由主义秩序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其真正原因是自由主义秩序未能解决国内选民因全球权力转移引发的担忧。虽然特朗普能够利用这种担忧来获得选举优势，但是他不太可能反转自由主义秩序衰落的势头。如果他的政府能够幸存，他会将这种自由主义秩序推向悬崖的边缘。

　　特朗普的胜选在如下几个方面构成了对自由主义秩序的挑战。首先，挑战自由主义秩序基石——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相比多边主义特朗普现在更加强调基于更加严格和直接互惠的双边协议。这会增加美国国内反对全球的情绪。其次，自由主义秩序的另一个要素是民主的发展。有明显的迹象表明，特朗普的胜利正鼓舞着世界上反对民主的领导人：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TayyipErdogan)、匈牙利总理欧尔班(OrbánViktor)等。毫无疑问，特朗普的胜利让民主名誉扫地。“民主是美国选举的输家”，《中国日报》宣称并批评在美国漫长而野蛮的总统选举中出现的人身攻击以及美式民主中那些“让人厌恶的方面”。最后，特朗普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所长福尔克尔·佩尔特斯(VolkerPerthes)曾指出特朗普的胜利“是对西方自由主义规范基石的沉重一击”。美国的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国内政治、文化和制度的魅力。可是，世界人民不可能忘掉特朗普对加利福尼亚州拉美裔法官的攻击，与其同属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PaulRy⁃an)称攻击为“教科书上的种族主义案例”;或者也不会忘记特朗普对墨西哥移民和一位“金星奖章”获得者的穆斯林士兵母亲的攻击，这位士兵在伊拉克检查车辆时命令下属后退而自己因汽车炸弹身亡。中国的一位新闻专栏作家可能已经察觉到这种广泛的全球认知，曾指出两位竞选者“采用最卑鄙和最不文明的方式彼此中伤”，并以此揭露美国国内政治的“阴暗面”。虽然出现很多关于美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讨论，但是特朗普当选总统可能是有关丑实力(uglypower)的。

　　复合世界是什么

　　如果自由主义秩序衰弱了，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很多专家认为新的世界秩序是回归到多极。“多极”是一个非常西方的字眼，它的意思是回到19世纪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秩序由多个大国管理世界。笔者将这个新兴的世界秩序称为复合世界。

　　复合世界有五个主要特征：第一，虽然权力不均等或者等级秩序仍将存在，但不会出现全球霸权国(类似到现在为止的美国或者19世纪晚期到一战的英国)。第二，主要行为体的扩展。不仅有多极体系中的大国，而且有国际和地区组织、企业、社会运动和民众本身以及挑战主权和稳定的非国家行为体(例如恐怖主义网络)。第三，相互依赖的方式更加广泛和复杂，不仅涉及贸易，还涵盖投资流动、生产网络、供应链和生态以及其他跨国联系。第四，多层治理结构包括全球、地区、国家和次国家(如城市)层面，每个层面都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网络和混合结构全球治理碎片化以及在全球和地区层面出现新的平行制度。第五，多重现代性而不是单一的自由主义现代性。世界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呈现多样化，包括实现稳定、和平和繁荣的不同路径。

　　战前的多极化和21世纪新兴的复合世界至少存在五点重要不同第一，战前多极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帝国和殖民地组成的世界。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基本是大国，主要是欧洲国家，也包括19世纪后半叶加入该俱乐部的美国和日本。相比之下，当代世界是以有影响力的多种行为体为特征的。它包括大国或者甚至只是国家就可以，还包括国际和地区组织、公司、跨国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跨国犯罪、恐怖组织等。第二，今天的经济相互依赖更加紧密，包括贸易、金融、全球生产网络和供应链，而战前多极化则主要是以贸易为基础的。当今的经济相互依赖与19世纪相比也更加全球化，那时几乎主要是在欧洲，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处于依赖欧洲帝国的情形。第三，过去没有核武器。核武器让大国开战更加谨慎。这一重要因素使将19世纪或者20世纪早期与今天进行比较变得非常具有误导性。第四，当今相对持久的国际和地区组织和制度更加密集，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只有一个“欧洲大国协调机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只有那个短命而且失败的国际联盟。第五，秩序和稳定的挑战变得愈加复杂。自二战以来，对世界秩序的传统挑战即国家间冲突在持续减少，目前已经处于可以忽略的水平。但是，国内冲突和跨国挑战却在大幅增长。可以说，对于很多国家而言当今面临的最大安全挑战不是来自别国而是来自恐怖组织。气候变化、贩卖人口、毒品和流行病等问题由于全球化其范围和影响在扩大，使得我们在21世纪的世界安全挑战变得愈加复杂。就主要大国关系而言，一个复合世界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多极化”世界(或者多极化中伴有复杂的全球相互依赖)。虽然一个复合世界与自由主义世界不同也将不是美国主导的，但它仍旧是美国式的，仍然有自由主义因素。不过，它将更加复杂、更加多样。

　　复合世界就像一个多厅影院，而不是像约瑟夫·奈所描述的那样，现今国际体系是一个三维棋盘。按照奈的观点，棋盘最上层仍是单极的军事权力;中间是多极化的经济层面，包括欧盟和金砖国家等;最底层包括跨国的非国家行为体，基本上都在政府控制之外运作。

　　笔者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权力中的军事和经济成分是无法分割的。奈也会承认今天的世界存在很多合作。

　　“多厅影院”这一说法更为恰当，即在同一个建筑群中不同剧场播放着几种电影。好莱坞风格的包括惊悚片和西部片，以暴力、犯罪、粗犷和英雄主义为突出的主题;宝莱坞电影则提供激情、悲剧和歌舞等;中国香港和台湾制作功夫片等。没有哪个导演或制片人能够长久垄断观众的注意力。观众有权选择这些表演。

　　美国的全球霸权不可能回到以前的形式。特朗普可能已经许诺“让美国再次伟大”但他不大可能扭转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相反，特朗普的竞选纲领和关于贸易、联盟和移民的声明，如果得以执行的话，将会加快自由主义秩序的崩溃。特朗普现象实际上是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危机和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

　　复合世界新出现的发展变化

　　由于复合世界新出现的发展变化，世界政治正在经历根本性的变化。笔者将这种变化概述为五个主要方面。第一，经济权力的全球转移。尽管关于经济权力转移的预测不尽相同并且不具确定性，但是总的来说，不同的估算却都指向同一幅图景：美国和西方的衰落以及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经在下降。一种估算认为，它的比重从2001年的32.1%已滑落到2014年的22.3%，而中国所占的比重从2001年的4%增长到2014年的13.4%。在2001年，美国的GDP是中国的8倍，到2015年则只有1.6倍。

　　经济学人信息部(The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预测，到2026年，以美元计算的名义GDP衡量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仍将处于前十位;到2050年，美国仍将位列前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以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中国在2014年年底已经超过美国。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报告预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到2050年，中国和印度将处于前两位，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墨西哥、日本、俄国、尼日利亚和德国紧随其后。这意味着世界前十位的经济体中有7个是非西方国家。该报告还认为，到205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前32个经济体中有21个(包括日本)将来自非西方世界。

　　但是，全球权力转移还将持续吗?自2010年以来，一些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已经放缓。一些金砖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南非和巴西正经历巨大的经济与政治危难。五个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从2010年的平均9%下降到2015年的大约4%，投资增长也从2010年的16%滑落到2014年的5%。这是否意味着全球经济权力从西方到其他地区的转移结束了?不完全是。其他地区的崛起还在继续。实际上，很多转移已经发生并将继续重新定义全球环境。虽然存在大量不确定性，但正如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在接下来的35年中，全球经济权力还将继续从北美、西欧和日本这些老牌(established)发达经济体转向其他经济体”。

　　此外，全球权力的转移并不仅仅是由少数几个新兴国家崛起导致的，世界上还出现了更加普遍的“其他地区崛起”现象。全球南方国家(GlobalSouth)所占的GDP比重从1980年的33%上升到2010年的4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到2060年，全球南方国家所占全球GDP的比重将达57%。

　　第二，新兴国家的角色更加重要。特朗普当选之前，自由主义秩序的拥护者认为新兴国家可以被原有秩序所接纳，因为它们在该秩序中受益颇多。但这种观点有些天真，俄罗斯对乌克兰所采取的行动以及联合国大会关于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投票中金砖国家的弃权票等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需要强调的是，自由主义秩序可能在衰落，但这并不意味着崛起国家独自执掌全球领导权。因为正如之前指出的，特朗普的胜利出现在新兴国家自身也处于巨大的经济与政治危难之际。同时，崛起国家在自由主义秩序中有着不同的利益。比如俄罗斯和中国。普京帮助特朗普入主白宫，明显是因为如果特朗普执行其联盟立场和收缩全球参与度俄罗斯就可以从中渔利。与中国不同，俄罗斯在后冷战时代的权力和财富转移中一直都是失败者，它对于保持自由主义秩序毫无兴趣。如果特朗普和英国退欧削弱了北约和欧盟，它就会获利。很明显，中国是另外一种情况。它一直是自由主义秩序的主要受益者，这一秩序的崩溃会让其损失巨大，因此中国将不会允许自由主义秩序的突然崩溃。

　　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和印度是金砖国家中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是崛起国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中印两国关系也在一些方面受挫如印度进入核供应国集团以及恐怖主义问题。这表明中国和印度对替代性的世界秩序没有共同愿景。印度是中国发起的多边性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核心成员，但它反对基本上是双边性质的“一带一路”倡议，因为印度忧虑“中巴经济走廊”会“侵犯”印度主权。

　　不过，尽管有这些限制和争吵，新兴国家在世界事务中能够而且确实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可能不是领导者，但也不会是一些西方分析者所宣称的“搅局者”。它们能够甚至非常显著地重塑21世纪的全球治理和秩序的面貌。

　　第三，全球化性质的变化。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可能会损害自由国际主义，但是不可能逆转全球化过程。2017年1月中国领导人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这也是中国领导人在该论坛的首次亮相公开批评保护主义并为全球化辩护。这表明中国仍将坚定地致力于经济全球化，即使它不接受与西方领导的全球化相关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一种新型全球化的加速出现而且这种迹象已经很明显。这一全球化将更多地由东方而非西方领导，由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国家而非老牌国家领导，更多地通过南南合作而非南北合作建立。

　　这一点已经很明显，南南合作不断增强，这进一步证明全球权力正从西方向其他地区转移。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算世界商品贸易中南南贸易的比重从1980年不足8%跃升到2011年超过26%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指出，目前对外直接投资中南南之间的流动已超过全球的1/3。在2015年，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不包括日本)的跨国公司首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集团几乎占世界总量的1/3。中国跨国公司对海外投资的增长要比资金流入更快，并达到历史新高1160亿美元。这些趋势将重塑全球化，并最终重塑全球治理，特别是与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领导的全球化相比更是如此。

　　新的全球化可能会变得更加尊重国家主权，更多地通过传统多边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之外的渠道进行，更多地依靠新的组织支持，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其他由新兴国家发起的新的多边组织。这些组织将来虽不会替代现有的多边组织和框架，但是它们将在全球化治理中要求更大空间，并竞争管理权。此外，未来新的全球化将更多是经济方面，更少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

　　第四，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在复合世界中全球治理将更加碎片化。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大型多边安排将不再是全球治理中唯一的游戏在安全、气候变化和人权领域，已经涌现出各种地区和诸边安排、非政府的倡议以及各种政府、私人和公民社会行为体组成的伙伴关系，而它们既不是美国领导力的产物也不会听命于美国的意志。

　　因此，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是权力和观念的去中心化，同时伴随全球治理的多元化。新的世界不是旧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简单变体或者重构，它是后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的建设和治理尽管仍会保持旧秩序的一些主要元素，但将表现出足够多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几乎无法被传统的制度主义范式或强调施动性的旧自由主义秩序——就像其拥护者所构建的那样(主要是忽略了非西方行为的角色)——所容纳。因此，全球治理体系将会减少美国中心色彩，将更加与全球权力和观念转移相一致。

　　第五，地区、地区主义和地区秩序在复合世界占据着中心位置。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写道：“当代所追求建立的世界秩序需要有一套一致的战略在各地区内部确立秩序观，并将不同地区秩序相互联系起来。”

　　地区主义是地区秩序的关键。很多传统自由主义秩序的拥护者不是忽略了地区主义就是将其看作世界秩序的威胁。一些西方分析家害怕美国霸权的衰落可能导致出现竞争性的地区经济集团，而这些集团将成为世界秩序碎片化和不稳定性的力量。但是，笔者却将美国自由主义秩序的衰落看作为地区主义创造的新机会，而且地区主义有助于世界秩序的建立。当然，世界仍然有可能再次出现划分地区势力范围的情况，但是在21世纪世界的经济、安全规范和条件都会阻止过去这些做法。新型的地区主义如亚投行能够支持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不过与此同时，地区主义确实已经遇到某些危机，特别是对英国退欧中的欧盟来说尤为如此。对于英国退欧的影响，有些人相对比较乐观。但是，英国退欧更进一步支持了笔者反对欧盟中心主义的观点以及将欧盟模式推广到其他地区的困难程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退欧并没有严重影响欧盟，或者说甚至可能还会巩固它。这种观点认为英国的脱离使法德两国有更多空间领导欧盟变得更加统一，因为英国之前经常拖欧盟一体化的后腿。而对于其他关于英国退欧可能出现的情景则是更加悲观的，认为其他欧盟国家也有可能步英国后尘。不管这是否会发生，英国退欧确实已经损害了欧盟作为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典范的声望和信誉。正如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洛斯·塞夫科维奇(MarosSefcovic)所言：“如果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退出，外界肯定将其视为对欧盟的削弱，是欧盟正在经历危机的例证。”同时，《经济学人》也指出，英国退欧可能使欧盟变得“更少关注外部”。如果最终结果是这种情形，那么它意味着欧盟的地区间合作也将弱化，而后者一直是它影响其他地区组织的主要方式。托马斯·里斯(ThomasRisse)也指出：“全球南方国家的地区主义并不是简单复制欧洲模式。”欧盟的角色变化取决于它在地区一体化过程中每种扩散机制的相对影响力：欧盟的主要角色是导师，是参照点，而不是一个典范。

　　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是非西方世界最成功的地区组织，但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信誉问题。东盟是国际关系中“多样性中的统一(unityindiversity)”原则的典范。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组织比东盟成员国在文化和政治上更加多样。东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它共享的或者说多元化的领导方式。与一些地区组织由一个或两个国家扮演着不成比例的角色不同，如欧盟中的法国和德国，东盟不是由某个或某两个成员国领导。东盟内部不存在地区霸权国或者霸权效颦国，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的尼日利亚，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的南非，或者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中的印度。

　　东盟共享领导权的传统和地区合作的包容态度使其比老的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更适合新出现的复合世界。在这个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高涨的时代，东盟长久以来的原则和做法如“开放的地区主义”和共识建构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当前，大国间对抗不断上升，威胁着东盟在亚洲安全结构中的中心地位。如果东盟能够克服在大国对抗上升面前因不同站队而日益出现的分裂问题，并为中国发起的地区倡议如“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发挥一种桥梁作用，那么东盟将在东南亚和亚太地区安全和繁荣中继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东盟也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最重要的开放、互动的地区团体范例之一。这种开放互动的团体定义着复合世界的样子。所以，西方和亚洲国家应该承认和尊重东盟的角色，支持其在全球和地区秩序中做出贡献，更多地接触东盟和支持东盟。

　　修昔底德陷阱?

　　在复合世界中，中美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Allison)让“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家喻户晓，他用该词解释崛起国和当前处于支配地位国家之间冲突的可能性。虽然这个字眼很引人注目，但它也过于简单化，有点追求轰动效应的味道。美中关系远称不上完美，两国间有着许多危机和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但是“陷阱”的概念意味着冲突可能不可避免，暗含着几乎没有施动性或者选择的余地。这意味着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能避免冲突。它是一种定律将两国推向灾难。

　　虽然“修昔底德陷阱”是个新词，但其背后的逻辑却并不新。一些国际关系理论有着类似的论点，如“安全困境”或者“权力转移”理论，后者具体是指崛起国和守成国可能会发生冲突。因此，很多人都预测全球权力转移可能会以美中冲突为特征。但是，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权力转移是能够被管理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十分新的思想，但是其言简意赅的表达却很吸引公众关注。笔者认为，人们在分析时需要看到这个概念的局限性以及使用类似这样隐喻的危险性。

　　修昔底德陷阱隐喻背后的历史类比可能错位了。在雅典和斯巴达时代，地中海所发生的冲突基本上是两个地中海城邦国家之间的事情，是在一个很小的国家间体系内部发生的。美国和中国都是全球大国，处在一个复合依赖和复杂互动的世界中。修昔底德陷阱背后的另一个类比即19世纪德国的崛起，也不太恰当。德国的崛起发生在19世纪欧洲多极化的条件下，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其特征与今天的世界形势迥异。如果再考虑到核武器，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会更弱。

　　中国不像当时德国那样对秩序不满，它也不争夺海外殖民地。中国比19世纪的德国有着更多的方式获得世界市场。同时，自德国崛起以来或者与修昔底德描述的斯巴达和雅典加速走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代相比，战争规范和信念已经发生显著变化。斯巴达奉行的是一种军国主义文化。同时，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欧洲均势体系中，战争仍被看作是必要的，甚至是光荣的。因为战争对于维持欧洲安全秩序基石的均势是有用的，特别是在欧洲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非常有限和欧洲协调制度衰败的时代背景下。然而，今天几乎没有人认为战争是维持国际秩序的一种光荣和值得尊敬的解决方法。

　　因此，用“金色鸟笼”取代“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美中关系更加准确些。这样，双方都可以从经济相互依赖中显著获益，同时，打破它的代价又是极其高昂的。考虑到美中将近50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和中国在美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资产，“金色鸟笼”更加准确，更加不可或缺，更容易让人想到19世纪德国与英国或法国的相互依赖。

　　结论：国际关系中的新词汇

　　今天，国际政治的复杂性要求人们质疑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和词汇特别是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理论与用词。自由主义者的言语常常垄断了国际生活中的所有“好东西”，例如理性、尊重人的尊严、好的治理、自由贸易、基于规则的秩序等，而且将它们的起源都完全地追溯到西方文明。但是，这些观念和做法也是可以在其他非欧洲文明中找到的，这包括但不限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中。然而，自由主义理论几乎不承认这些观念和做法来源的多重性和对其发展的多种贡献。因此，今天的自由主义要求和期望其他地区遵循那些它宣称纯粹在西方发展起来的观念，甚至在那些主要的自由主义西方国家都粗暴地违法时也是如此。如今，自由主义在这些国家内部都在受到挑战，因此要将其推销到世界其他地区将会变得愈加困难。

　　面对未来，自由主义者仍将被拒绝而现实主义者则是回到过去。他们在理解和解释世界政治变化中已经了无新意，他们将继续把概念改头换面，新瓶装旧酒，例如多极化(或者他们常说的国际稳定取决于极性或者权力分配的一般理论)，或者用“修昔底德陷阱”描述现在或新出现的世界秩序。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当今世界与19世纪的多极时代已大不相同，将其看作希腊城邦那种自封的、有限的地缘政治的棱镜甚至是更具有误导性的。因为与受到自己城邦的影响相比，这些希腊城邦受到更宏大的希腊—波斯文明综合体的影响更大。

　　自由主义霸权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后自由主义时刻。这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将是一种多重的、交叉剪接的体系之一，将不得不在越来越复杂和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与其他观念相互竞争或者相互卷入到一起;同时，还有其他类型的秩序，包括那些由大国建立的秩序。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在谨慎处理传统观点时还要愿意接受新的概念和理论，进而接受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复合世界是一个“星际迷航”的世界，其挑战就是“要大胆地前往之前无人前往之地”。

　　作者系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核心观点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在这一危机及其衰落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警告，其中包括笔者2014年出版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虽然很多自由主义秩序的西方支持者不愿承认这一点。

　　在笔者看来“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主要是指以下五个方面：(1)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从未真正成为一种全球秩序，其不过是一个美国领导的、有选择性的西方国家俱乐部。(2)无论美国自身是否在衰落，这一秩序都在受到侵蚀。(3)新的世界秩序不是一个多极世界而是一个复合世界。这如同在一个多厅影院内，观众在同一屋檐下可以选择不同电影，有着不同的演员、导演、剧情和多层治理。(4)新兴国家会重塑世界秩序，但是由于其内部的弱点和彼此之间的冲突，它们不可能独自领导世界秩序。(5)地区和地区秩序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重要性将愈加显现。

　　笔者在《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一书中写道，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第一个神话”是关于“它在其大部分历史时期特别是冷战时期扩展到什么程度”。“苏联阵营、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广大第三世界都不在该秩序之内。虽然人们对其权力、合法性和公共产品功能有很多溢美之词，但是这一秩序的范围几乎就是美国、英国、西欧和澳大利亚的组合。”这种自由主义秩序“对很多秩序之外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而言并非那么有益”，自由主义秩序应该被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种国际秩序，而不是世界秩序”。

　　笔者的这一观点与自由主义秩序的坚定捍卫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有所共鸣：自由主义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那群以大西洋沿岸为中心的志同道合的国家”，“不包括很多大国如中国、印度和苏联阵营……而且对那些非成员国的影响也并不总是有益的”。

　　伴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改革和冷战的结束，自由主义秩序确实扩大和增强了。但和许多信奉这一秩序的人不同，笔者认为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正在走向终结。一般来说，直到特朗普当选，人们都认为自由主义秩序的主要挑战将来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然而，如今这些国家的状况并不是很好，而自由主义秩序却正在瓦解。特朗普胜利当选、英国退欧表明自由主义秩序的挑战如果不是更多地来自其内部，也应该是内部和外部相当，尽管我们不要忘记如果不是感受到(perceived)中国领导的全球经济转移对美国的经济影响，特朗普可能根本不会当选。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对自由主义秩序形成的国内挑战可能被夸大了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在绝对票数上赢得了多数票，英国退欧也只是获得微弱优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特朗普当局可能会崩溃。但是自由主义秩序的危机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这与全球经济政治的长期变化和结构变化有关。特朗普登上权力宝座是自由主义秩序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其真正原因是自由主义秩序未能解决国内选民因全球权力转移引发的担忧。虽然特朗普能够利用这种担忧来获得选举优势，但是他不太可能反转自由主义秩序衰落的势头。如果他的政府能够幸存，他会将这种自由主义秩序推向悬崖的边缘。

　　特朗普的胜选在如下几个方面构成了对自由主义秩序的挑战。首先，挑战自由主义秩序基石——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相比多边主义特朗普现在更加强调基于更加严格和直接互惠的双边协议。这会增加美国国内反对全球的情绪。其次，自由主义秩序的另一个要素是民主的发展。有明显的迹象表明，特朗普的胜利正鼓舞着世界上反对民主的领导人：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TayyipErdogan)、匈牙利总理欧尔班(OrbánViktor)等。毫无疑问，特朗普的胜利让民主名誉扫地。“民主是美国选举的输家”，《中国日报》宣称并批评在美国漫长而野蛮的总统选举中出现的人身攻击以及美式民主中那些“让人厌恶的方面”。最后，特朗普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所长福尔克尔·佩尔特斯(VolkerPerthes)曾指出特朗普的胜利“是对西方自由主义规范基石的沉重一击”。美国的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国内政治、文化和制度的魅力。可是，世界人民不可能忘掉特朗普对加利福尼亚州拉美裔法官的攻击，与其同属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PaulRy⁃an)称攻击为“教科书上的种族主义案例”;或者也不会忘记特朗普对墨西哥移民和一位“金星奖章”获得者的穆斯林士兵母亲的攻击，这位士兵在伊拉克检查车辆时命令下属后退而自己因汽车炸弹身亡。中国的一位新闻专栏作家可能已经察觉到这种广泛的全球认知，曾指出两位竞选者“采用最卑鄙和最不文明的方式彼此中伤”，并以此揭露美国国内政治的“阴暗面”。虽然出现很多关于美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讨论，但是特朗普当选总统可能是有关丑实力(uglypower)的。

　　复合世界是什么

　　如果自由主义秩序衰弱了，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很多专家认为新的世界秩序是回归到多极。“多极”是一个非常西方的字眼，它的意思是回到19世纪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秩序由多个大国管理世界。笔者将这个新兴的世界秩序称为复合世界。

　　复合世界有五个主要特征：第一，虽然权力不均等或者等级秩序仍将存在，但不会出现全球霸权国(类似到现在为止的美国或者19世纪晚期到一战的英国)。第二，主要行为体的扩展。不仅有多极体系中的大国，而且有国际和地区组织、企业、社会运动和民众本身以及挑战主权和稳定的非国家行为体(例如恐怖主义网络)。第三，相互依赖的方式更加广泛和复杂，不仅涉及贸易，还涵盖投资流动、生产网络、供应链和生态以及其他跨国联系。第四，多层治理结构包括全球、地区、国家和次国家(如城市)层面，每个层面都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网络和混合结构全球治理碎片化以及在全球和地区层面出现新的平行制度。第五，多重现代性而不是单一的自由主义现代性。世界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呈现多样化，包括实现稳定、和平和繁荣的不同路径。

　　战前的多极化和21世纪新兴的复合世界至少存在五点重要不同第一，战前多极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帝国和殖民地组成的世界。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基本是大国，主要是欧洲国家，也包括19世纪后半叶加入该俱乐部的美国和日本。相比之下，当代世界是以有影响力的多种行为体为特征的。它包括大国或者甚至只是国家就可以，还包括国际和地区组织、公司、跨国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跨国犯罪、恐怖组织等。第二，今天的经济相互依赖更加紧密，包括贸易、金融、全球生产网络和供应链，而战前多极化则主要是以贸易为基础的。当今的经济相互依赖与19世纪相比也更加全球化，那时几乎主要是在欧洲，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处于依赖欧洲帝国的情形。第三，过去没有核武器。核武器让大国开战更加谨慎。这一重要因素使将19世纪或者20世纪早期与今天进行比较变得非常具有误导性。第四，当今相对持久的国际和地区组织和制度更加密集，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只有一个“欧洲大国协调机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只有那个短命而且失败的国际联盟。第五，秩序和稳定的挑战变得愈加复杂。自二战以来，对世界秩序的传统挑战即国家间冲突在持续减少，目前已经处于可以忽略的水平。但是，国内冲突和跨国挑战却在大幅增长。可以说，对于很多国家而言当今面临的最大安全挑战不是来自别国而是来自恐怖组织。气候变化、贩卖人口、毒品和流行病等问题由于全球化其范围和影响在扩大，使得我们在21世纪的世界安全挑战变得愈加复杂。就主要大国关系而言，一个复合世界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多极化”世界(或者多极化中伴有复杂的全球相互依赖)。虽然一个复合世界与自由主义世界不同也将不是美国主导的，但它仍旧是美国式的，仍然有自由主义因素。不过，它将更加复杂、更加多样。

　　复合世界就像一个多厅影院，而不是像约瑟夫·奈所描述的那样，现今国际体系是一个三维棋盘。按照奈的观点，棋盘最上层仍是单极的军事权力;中间是多极化的经济层面，包括欧盟和金砖国家等;最底层包括跨国的非国家行为体，基本上都在政府控制之外运作。

　　笔者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权力中的军事和经济成分是无法分割的。奈也会承认今天的世界存在很多合作。

　　“多厅影院”这一说法更为恰当，即在同一个建筑群中不同剧场播放着几种电影。好莱坞风格的包括惊悚片和西部片，以暴力、犯罪、粗犷和英雄主义为突出的主题;宝莱坞电影则提供激情、悲剧和歌舞等;中国香港和台湾制作功夫片等。没有哪个导演或制片人能够长久垄断观众的注意力。观众有权选择这些表演。

　　美国的全球霸权不可能回到以前的形式。特朗普可能已经许诺“让美国再次伟大”但他不大可能扭转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相反，特朗普的竞选纲领和关于贸易、联盟和移民的声明，如果得以执行的话，将会加快自由主义秩序的崩溃。特朗普现象实际上是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危机和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

　　复合世界新出现的发展变化

　　由于复合世界新出现的发展变化，世界政治正在经历根本性的变化。笔者将这种变化概述为五个主要方面。第一，经济权力的全球转移。尽管关于经济权力转移的预测不尽相同并且不具确定性，但是总的来说，不同的估算却都指向同一幅图景：美国和西方的衰落以及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经在下降。一种估算认为，它的比重从2001年的32.1%已滑落到2014年的22.3%，而中国所占的比重从2001年的4%增长到2014年的13.4%。在2001年，美国的GDP是中国的8倍，到2015年则只有1.6倍。

　　经济学人信息部(The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预测，到2026年，以美元计算的名义GDP衡量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仍将处于前十位;到2050年，美国仍将位列前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以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中国在2014年年底已经超过美国。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报告预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到2050年，中国和印度将处于前两位，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墨西哥、日本、俄国、尼日利亚和德国紧随其后。这意味着世界前十位的经济体中有7个是非西方国家。该报告还认为，到205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前32个经济体中有21个(包括日本)将来自非西方世界。

　　但是，全球权力转移还将持续吗?自2010年以来，一些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已经放缓。一些金砖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南非和巴西正经历巨大的经济与政治危难。五个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从2010年的平均9%下降到2015年的大约4%，投资增长也从2010年的16%滑落到2014年的5%。这是否意味着全球经济权力从西方到其他地区的转移结束了?不完全是。其他地区的崛起还在继续。实际上，很多转移已经发生并将继续重新定义全球环境。虽然存在大量不确定性，但正如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在接下来的35年中，全球经济权力还将继续从北美、西欧和日本这些老牌(established)发达经济体转向其他经济体”。

　　此外，全球权力的转移并不仅仅是由少数几个新兴国家崛起导致的，世界上还出现了更加普遍的“其他地区崛起”现象。全球南方国家(GlobalSouth)所占的GDP比重从1980年的33%上升到2010年的4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到2060年，全球南方国家所占全球GDP的比重将达57%。

　　第二，新兴国家的角色更加重要。特朗普当选之前，自由主义秩序的拥护者认为新兴国家可以被原有秩序所接纳，因为它们在该秩序中受益颇多。但这种观点有些天真，俄罗斯对乌克兰所采取的行动以及联合国大会关于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投票中金砖国家的弃权票等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需要强调的是，自由主义秩序可能在衰落，但这并不意味着崛起国家独自执掌全球领导权。因为正如之前指出的，特朗普的胜利出现在新兴国家自身也处于巨大的经济与政治危难之际。同时，崛起国家在自由主义秩序中有着不同的利益。比如俄罗斯和中国。普京帮助特朗普入主白宫，明显是因为如果特朗普执行其联盟立场和收缩全球参与度俄罗斯就可以从中渔利。与中国不同，俄罗斯在后冷战时代的权力和财富转移中一直都是失败者，它对于保持自由主义秩序毫无兴趣。如果特朗普和英国退欧削弱了北约和欧盟，它就会获利。很明显，中国是另外一种情况。它一直是自由主义秩序的主要受益者，这一秩序的崩溃会让其损失巨大，因此中国将不会允许自由主义秩序的突然崩溃。

　　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和印度是金砖国家中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是崛起国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中印两国关系也在一些方面受挫如印度进入核供应国集团以及恐怖主义问题。这表明中国和印度对替代性的世界秩序没有共同愿景。印度是中国发起的多边性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核心成员，但它反对基本上是双边性质的“一带一路”倡议，因为印度忧虑“中巴经济走廊”会“侵犯”印度主权。

　　不过，尽管有这些限制和争吵，新兴国家在世界事务中能够而且确实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可能不是领导者，但也不会是一些西方分析者所宣称的“搅局者”。它们能够甚至非常显著地重塑21世纪的全球治理和秩序的面貌。

　　第三，全球化性质的变化。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可能会损害自由国际主义，但是不可能逆转全球化过程。2017年1月中国领导人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这也是中国领导人在该论坛的首次亮相公开批评保护主义并为全球化辩护。这表明中国仍将坚定地致力于经济全球化，即使它不接受与西方领导的全球化相关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一种新型全球化的加速出现而且这种迹象已经很明显。这一全球化将更多地由东方而非西方领导，由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国家而非老牌国家领导，更多地通过南南合作而非南北合作建立。

　　这一点已经很明显，南南合作不断增强，这进一步证明全球权力正从西方向其他地区转移。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算世界商品贸易中南南贸易的比重从1980年不足8%跃升到2011年超过26%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指出，目前对外直接投资中南南之间的流动已超过全球的1/3。在2015年，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不包括日本)的跨国公司首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集团几乎占世界总量的1/3。中国跨国公司对海外投资的增长要比资金流入更快，并达到历史新高1160亿美元。这些趋势将重塑全球化，并最终重塑全球治理，特别是与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领导的全球化相比更是如此。

　　新的全球化可能会变得更加尊重国家主权，更多地通过传统多边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之外的渠道进行，更多地依靠新的组织支持，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其他由新兴国家发起的新的多边组织。这些组织将来虽不会替代现有的多边组织和框架，但是它们将在全球化治理中要求更大空间，并竞争管理权。此外，未来新的全球化将更多是经济方面，更少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

　　第四，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在复合世界中全球治理将更加碎片化。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大型多边安排将不再是全球治理中唯一的游戏在安全、气候变化和人权领域，已经涌现出各种地区和诸边安排、非政府的倡议以及各种政府、私人和公民社会行为体组成的伙伴关系，而它们既不是美国领导力的产物也不会听命于美国的意志。

　　因此，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是权力和观念的去中心化，同时伴随全球治理的多元化。新的世界不是旧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简单变体或者重构，它是后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的建设和治理尽管仍会保持旧秩序的一些主要元素，但将表现出足够多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几乎无法被传统的制度主义范式或强调施动性的旧自由主义秩序——就像其拥护者所构建的那样(主要是忽略了非西方行为的角色)——所容纳。因此，全球治理体系将会减少美国中心色彩，将更加与全球权力和观念转移相一致。

　　第五，地区、地区主义和地区秩序在复合世界占据着中心位置。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写道：“当代所追求建立的世界秩序需要有一套一致的战略在各地区内部确立秩序观，并将不同地区秩序相互联系起来。”

　　地区主义是地区秩序的关键。很多传统自由主义秩序的拥护者不是忽略了地区主义就是将其看作世界秩序的威胁。一些西方分析家害怕美国霸权的衰落可能导致出现竞争性的地区经济集团，而这些集团将成为世界秩序碎片化和不稳定性的力量。但是，笔者却将美国自由主义秩序的衰落看作为地区主义创造的新机会，而且地区主义有助于世界秩序的建立。当然，世界仍然有可能再次出现划分地区势力范围的情况，但是在21世纪世界的经济、安全规范和条件都会阻止过去这些做法。新型的地区主义如亚投行能够支持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不过与此同时，地区主义确实已经遇到某些危机，特别是对英国退欧中的欧盟来说尤为如此。对于英国退欧的影响，有些人相对比较乐观。但是，英国退欧更进一步支持了笔者反对欧盟中心主义的观点以及将欧盟模式推广到其他地区的困难程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退欧并没有严重影响欧盟，或者说甚至可能还会巩固它。这种观点认为英国的脱离使法德两国有更多空间领导欧盟变得更加统一，因为英国之前经常拖欧盟一体化的后腿。而对于其他关于英国退欧可能出现的情景则是更加悲观的，认为其他欧盟国家也有可能步英国后尘。不管这是否会发生，英国退欧确实已经损害了欧盟作为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典范的声望和信誉。正如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洛斯·塞夫科维奇(MarosSefcovic)所言：“如果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退出，外界肯定将其视为对欧盟的削弱，是欧盟正在经历危机的例证。”同时，《经济学人》也指出，英国退欧可能使欧盟变得“更少关注外部”。如果最终结果是这种情形，那么它意味着欧盟的地区间合作也将弱化，而后者一直是它影响其他地区组织的主要方式。托马斯·里斯(ThomasRisse)也指出：“全球南方国家的地区主义并不是简单复制欧洲模式。”欧盟的角色变化取决于它在地区一体化过程中每种扩散机制的相对影响力：欧盟的主要角色是导师，是参照点，而不是一个典范。

　　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是非西方世界最成功的地区组织，但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信誉问题。东盟是国际关系中“多样性中的统一(unityindiversity)”原则的典范。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组织比东盟成员国在文化和政治上更加多样。东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它共享的或者说多元化的领导方式。与一些地区组织由一个或两个国家扮演着不成比例的角色不同，如欧盟中的法国和德国，东盟不是由某个或某两个成员国领导。东盟内部不存在地区霸权国或者霸权效颦国，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的尼日利亚，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的南非，或者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中的印度。

　　东盟共享领导权的传统和地区合作的包容态度使其比老的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更适合新出现的复合世界。在这个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高涨的时代，东盟长久以来的原则和做法如“开放的地区主义”和共识建构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当前，大国间对抗不断上升，威胁着东盟在亚洲安全结构中的中心地位。如果东盟能够克服在大国对抗上升面前因不同站队而日益出现的分裂问题，并为中国发起的地区倡议如“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发挥一种桥梁作用，那么东盟将在东南亚和亚太地区安全和繁荣中继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东盟也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最重要的开放、互动的地区团体范例之一。这种开放互动的团体定义着复合世界的样子。所以，西方和亚洲国家应该承认和尊重东盟的角色，支持其在全球和地区秩序中做出贡献，更多地接触东盟和支持东盟。

　　修昔底德陷阱?

　　在复合世界中，中美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Allison)让“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家喻户晓，他用该词解释崛起国和当前处于支配地位国家之间冲突的可能性。虽然这个字眼很引人注目，但它也过于简单化，有点追求轰动效应的味道。美中关系远称不上完美，两国间有着许多危机和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但是“陷阱”的概念意味着冲突可能不可避免，暗含着几乎没有施动性或者选择的余地。这意味着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能避免冲突。它是一种定律将两国推向灾难。

　　虽然“修昔底德陷阱”是个新词，但其背后的逻辑却并不新。一些国际关系理论有着类似的论点，如“安全困境”或者“权力转移”理论，后者具体是指崛起国和守成国可能会发生冲突。因此，很多人都预测全球权力转移可能会以美中冲突为特征。但是，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权力转移是能够被管理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十分新的思想，但是其言简意赅的表达却很吸引公众关注。笔者认为，人们在分析时需要看到这个概念的局限性以及使用类似这样隐喻的危险性。

　　修昔底德陷阱隐喻背后的历史类比可能错位了。在雅典和斯巴达时代，地中海所发生的冲突基本上是两个地中海城邦国家之间的事情，是在一个很小的国家间体系内部发生的。美国和中国都是全球大国，处在一个复合依赖和复杂互动的世界中。修昔底德陷阱背后的另一个类比即19世纪德国的崛起，也不太恰当。德国的崛起发生在19世纪欧洲多极化的条件下，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其特征与今天的世界形势迥异。如果再考虑到核武器，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会更弱。

　　中国不像当时德国那样对秩序不满，它也不争夺海外殖民地。中国比19世纪的德国有着更多的方式获得世界市场。同时，自德国崛起以来或者与修昔底德描述的斯巴达和雅典加速走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代相比，战争规范和信念已经发生显著变化。斯巴达奉行的是一种军国主义文化。同时，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欧洲均势体系中，战争仍被看作是必要的，甚至是光荣的。因为战争对于维持欧洲安全秩序基石的均势是有用的，特别是在欧洲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非常有限和欧洲协调制度衰败的时代背景下。然而，今天几乎没有人认为战争是维持国际秩序的一种光荣和值得尊敬的解决方法。

　　因此，用“金色鸟笼”取代“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美中关系更加准确些。这样，双方都可以从经济相互依赖中显著获益，同时，打破它的代价又是极其高昂的。考虑到美中将近50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和中国在美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资产，“金色鸟笼”更加准确，更加不可或缺，更容易让人想到19世纪德国与英国或法国的相互依赖。

　　结论：国际关系中的新词汇

　　今天，国际政治的复杂性要求人们质疑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和词汇特别是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理论与用词。自由主义者的言语常常垄断了国际生活中的所有“好东西”，例如理性、尊重人的尊严、好的治理、自由贸易、基于规则的秩序等，而且将它们的起源都完全地追溯到西方文明。但是，这些观念和做法也是可以在其他非欧洲文明中找到的，这包括但不限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中。然而，自由主义理论几乎不承认这些观念和做法来源的多重性和对其发展的多种贡献。因此，今天的自由主义要求和期望其他地区遵循那些它宣称纯粹在西方发展起来的观念，甚至在那些主要的自由主义西方国家都粗暴地违法时也是如此。如今，自由主义在这些国家内部都在受到挑战，因此要将其推销到世界其他地区将会变得愈加困难。

　　面对未来，自由主义者仍将被拒绝而现实主义者则是回到过去。他们在理解和解释世界政治变化中已经了无新意，他们将继续把概念改头换面，新瓶装旧酒，例如多极化(或者他们常说的国际稳定取决于极性或者权力分配的一般理论)，或者用“修昔底德陷阱”描述现在或新出现的世界秩序。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当今世界与19世纪的多极时代已大不相同，将其看作希腊城邦那种自封的、有限的地缘政治的棱镜甚至是更具有误导性的。因为与受到自己城邦的影响相比，这些希腊城邦受到更宏大的希腊—波斯文明综合体的影响更大。

　　自由主义霸权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后自由主义时刻。这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将是一种多重的、交叉剪接的体系之一，将不得不在越来越复杂和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与其他观念相互竞争或者相互卷入到一起;同时，还有其他类型的秩序，包括那些由大国建立的秩序。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在谨慎处理传统观点时还要愿意接受新的概念和理论，进而接受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复合世界是一个“星际迷航”的世界，其挑战就是“要大胆地前往之前无人前往之地”。

　　作者系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