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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不死不活胡同中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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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不死不活胡同中的中日关系

陷入不死不活胡同中的中日关系
2017-07-06 09:50:05
来源:《大家看日本》 作者: 张力奋
关键词:日本 中日关系 点击: 我要评论
银幕上,当面目狰狞的日本兵偷袭扫荡时,小学生们便在观众席高喊:“日本鬼子来了!”自小,我们喜欢称日本为“小日本”,延续至今。这种集体记忆,一旦入脑,就根植久远,很难去除。

  20世纪60年代,我在上海出生。对我们这辈人来说,从降生之日起,邻国日本就注定是个极难跨越的坎。这道深坎,非但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磨平,反而盘根错节,刀痕累累。

  近些年,中日关系几乎冻至冰点。我常希望从长辈那里得到些看历史的真知与视野。我父亲,今年八十有三。每逢节假日去看他,他兴致最高的,还是家人坐在一起,漫无边际地聊往事。90年代,他到伦敦探亲,小住几月。每天与他访谈一小时,我录音下来,成了他的口述历史。他是个平常人。每个平常人的历史,都容貌独特。日本,是我时常问他的话题。

  1933年,父亲在上海出生。年幼时,家住法租界,后迁居虹口的公共租界,与日本人有接触。他回忆说,大约是1941年,上海已沦陷日本侵略军之手。他刚上小学,举家搬到虹口,是麦克利克路(现临潼路)上的广裕里。那一带,当时是日侨聚居区,也有高丽人社区、犹太人社区。

  某天,外祖父带年幼的他前往法租界办事。途经报摊,买了份报纸。那时的外白渡桥,是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分界线,桥中央有个日军把守的岗亭,查验过往行人。快近岗哨,外祖父怕节外生枝,慌忙将报纸折好,放入衣袋。见此,一日本哨兵上前一个耳光,责问他为何藏匿报纸,并当场将他拘押。我父亲惊慌跑回家里报信。弄堂的邻居中,有不少日本侨民。战前,彼此并不热络,只在弄堂相逢时点头招呼,相敬如宾。这次出了事,反而接触起来,让他们帮忙打听,争取保释。最后,邻里一位日商帮忙,证明外祖父是良民,被关一夜后,保释回家。

  父亲的印象中,日本侨民多半很客气、礼数周全。日军入侵后,趾高气扬、有优越感的倒是日本孩子,常在弄堂里欺负中国孩童。等到日本投降,世道一变,中国孩子则开始报复,追着日本孩子喊打喊骂,想出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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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侨民

  父亲先是在工部局(外国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内设立的最高行政机构——编者注)的一所小学就读,规定念日文。很多学生贪玩,加上有反日厌日的民族情绪,不喜欢日文,课堂秩序混乱。恼怒之下,一位日裔老师爱用粉笔头朝坏学生头上扔过去。这是当年的一幕。

  抗战胜利后,旅居上海的日本侨民并未立即撤出。日本太太们,平时多半看家相夫教子。日本一投降,侨民断了生活来源,只能外出摆摊、讨生活。有的就摆在弄堂门口,卖煎饼谋生,有电影里阿信的影子。

  这是父辈对日本人的印象。

  我辈60后生人,等到懂事,抗战已结束二十多年。少时,“文革”前后,中国已很闭锁,日本是听得最多的国家之一,主要来自抗日电影。在电影院里,我们看了无数遍经典的抗日片——《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银幕上,当面目狰狞的日本兵偷袭扫荡时,小学生们便在观众席高喊:“日本鬼子来了!”自小,我们喜欢称日本为“小日本”,延续至今。这种集体记忆,一旦入脑,就根植久远,很难去除。

  童年时,我对日本极为有限的知识,来自官方的新闻简报、《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个年头,一些亲华的日本友人定居或流亡北京,比如人称日中“民间大使”的西园寺公一,就常出现在报纸和电台里。小学时,每每纪念卢沟桥事变,看着亚洲地图,只感觉这个侵我中华的东瀛邻国是个谜。

  1972年,我已上小学。“文革”进入中晚期,中日邦交出现转机,正常化了。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到访北京。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会见他们。电影院的“新闻简报”上,我们看到了这一幕。那时,信息饥馑。时过四十年,现今仍记得田中、大平两人胖胖的模样。据说,田中见面时向毛泽东道歉说:“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答:“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对田中角荣说,“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头一回听闻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颇觉惊讶,更感知中日关系的微妙、复杂与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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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不死不活胡同中的中日关系

2017-07-06 09:50:05
来源:《大家看日本》 作者: 张力奋
银幕上,当面目狰狞的日本兵偷袭扫荡时,小学生们便在观众席高喊:“日本鬼子来了!”自小,我们喜欢称日本为“小日本”,延续至今。这种集体记忆,一旦入脑,就根植久远,很难去除。

  20世纪60年代,我在上海出生。对我们这辈人来说,从降生之日起,邻国日本就注定是个极难跨越的坎。这道深坎,非但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磨平,反而盘根错节,刀痕累累。

  近些年,中日关系几乎冻至冰点。我常希望从长辈那里得到些看历史的真知与视野。我父亲,今年八十有三。每逢节假日去看他,他兴致最高的,还是家人坐在一起,漫无边际地聊往事。90年代,他到伦敦探亲,小住几月。每天与他访谈一小时,我录音下来,成了他的口述历史。他是个平常人。每个平常人的历史,都容貌独特。日本,是我时常问他的话题。

  1933年,父亲在上海出生。年幼时,家住法租界,后迁居虹口的公共租界,与日本人有接触。他回忆说,大约是1941年,上海已沦陷日本侵略军之手。他刚上小学,举家搬到虹口,是麦克利克路(现临潼路)上的广裕里。那一带,当时是日侨聚居区,也有高丽人社区、犹太人社区。

  某天,外祖父带年幼的他前往法租界办事。途经报摊,买了份报纸。那时的外白渡桥,是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分界线,桥中央有个日军把守的岗亭,查验过往行人。快近岗哨,外祖父怕节外生枝,慌忙将报纸折好,放入衣袋。见此,一日本哨兵上前一个耳光,责问他为何藏匿报纸,并当场将他拘押。我父亲惊慌跑回家里报信。弄堂的邻居中,有不少日本侨民。战前,彼此并不热络,只在弄堂相逢时点头招呼,相敬如宾。这次出了事,反而接触起来,让他们帮忙打听,争取保释。最后,邻里一位日商帮忙,证明外祖父是良民,被关一夜后,保释回家。

  父亲的印象中,日本侨民多半很客气、礼数周全。日军入侵后,趾高气扬、有优越感的倒是日本孩子,常在弄堂里欺负中国孩童。等到日本投降,世道一变,中国孩子则开始报复,追着日本孩子喊打喊骂,想出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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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侨民

  父亲先是在工部局(外国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内设立的最高行政机构——编者注)的一所小学就读,规定念日文。很多学生贪玩,加上有反日厌日的民族情绪,不喜欢日文,课堂秩序混乱。恼怒之下,一位日裔老师爱用粉笔头朝坏学生头上扔过去。这是当年的一幕。

  抗战胜利后,旅居上海的日本侨民并未立即撤出。日本太太们,平时多半看家相夫教子。日本一投降,侨民断了生活来源,只能外出摆摊、讨生活。有的就摆在弄堂门口,卖煎饼谋生,有电影里阿信的影子。

  这是父辈对日本人的印象。

  我辈60后生人,等到懂事,抗战已结束二十多年。少时,“文革”前后,中国已很闭锁,日本是听得最多的国家之一,主要来自抗日电影。在电影院里,我们看了无数遍经典的抗日片——《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银幕上,当面目狰狞的日本兵偷袭扫荡时,小学生们便在观众席高喊:“日本鬼子来了!”自小,我们喜欢称日本为“小日本”,延续至今。这种集体记忆,一旦入脑,就根植久远,很难去除。

  童年时,我对日本极为有限的知识,来自官方的新闻简报、《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个年头,一些亲华的日本友人定居或流亡北京,比如人称日中“民间大使”的西园寺公一,就常出现在报纸和电台里。小学时,每每纪念卢沟桥事变,看着亚洲地图,只感觉这个侵我中华的东瀛邻国是个谜。

  1972年,我已上小学。“文革”进入中晚期,中日邦交出现转机,正常化了。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到访北京。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会见他们。电影院的“新闻简报”上,我们看到了这一幕。那时,信息饥馑。时过四十年,现今仍记得田中、大平两人胖胖的模样。据说,田中见面时向毛泽东道歉说:“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答:“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对田中角荣说,“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头一回听闻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颇觉惊讶,更感知中日关系的微妙、复杂与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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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见到日本人,应是1974年。有一阵,学校选我在区少年宫接待外宾。那时,中国对外封闭,来访的外国人极少。那次,是日本兵库县访华团。最苦的是迎宾队伍的儿童,夏天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白跑鞋,系着红领巾,手上举着纸花或塑料花,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送仪式,短短几分钟,有时暴晒,有时冬寒。现在,只有在平壤的广场和街头,才能见识此景了。

  那次,少年宫老师事先关照说,日本侵略过中国,伤害过咱们中国人。但是,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小孩子都点头赞同。这批兵库县的客人,年龄多在半百,外表与电影中的日本鬼子显然不同。他们礼貌、儒雅、谦卑。鞠躬时,头沉得很低,时间过长。男士穿戴整齐,女士厚施粉彩,飘过当年在中国不存在的香水味。临别,他们送我一份代表团名册,是童年时代见过的最考究的印刷品。另一份小礼物,是不干胶的彩色小贴纸。贴纸的内容,全已忘记,只觉得好看新奇,炫耀地贴在书包和课本封皮上。

  田中角荣访华后,《地道战》仍在放映,但中日友好明显升温。1975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推出日语课程。我兴冲冲买了教科书,跟着收音机学日语。一天,我听完日语课,父亲对我说了句:“侬能不能换个语种。我从小就听那种声音,不大喜欢。” 父亲是个温和的人,很少干预我的选择。我学日文,一定是触及了他内心深处的不愉快。不久,我收起日语课本,不念了。

  中日关系真正进入“蜜月期”,是“文革”后、邓小平复出之际。1978年,邓小平访日,整整10天。除了50年代毛泽东赴莫斯科开共产国际会议,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出访一国时间最长的一回。坐在高速的新干线上,邓小平坦率表示,中国落后了。他也是第一位会见日本天皇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说,两国在20世纪曾经历过令人遗憾的时期,但两国拥有两千年的友好关系。他期待以向前看的态度重建两国和平关系。为表达善意,这位曾在战场上与日军交火的中共领导人,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拥抱。

  “文革”后短短十年,中国撇开受害者的惨痛记忆,努力与一个敌国重建好感,体现了那代中国政治领袖的胸怀与历史感,但也为后人以及两国关系埋下不少问题。邓小平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考虑的是当时的中国现代化问题。随之,日本文化迅速引入,刷新了中国人对日的集体记忆。《追捕》《望乡》等日本电影举国公映,让我们见识了另一个日本,励精图治。80年代,胡耀邦大手笔发起“中日友好之船”,邀三千日本青年访华,期望为中日世代友好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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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追捕》

  90年代,我在英国完成博士研究,进入国际新闻界,先在BBC,后加盟FT。在地域政治的版图上,作为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一直是活跃的主体。每每编辑日本新闻,总记起美国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岛国日本于我仍然是个谜,无论它的武士道、战后废墟上建立宪政,还是它的经济奇迹、工作伦理、对传统文化的呵护。日本从19世纪入欧脱亚以来,对东西文化的融合与嫁接,都令我费神思考。

  90年代,我应邀去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参加E.萨伊德教授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研习班。班上有位学养优秀的日本同学。一天,晚餐后沿着剑河散步,聊着聊着,我提及日军当年侵华的事。我问他,日本年轻人怎么看这段历史。空气顿时凝重了。他显然不愿触及这一敏感话题,只是说这是前辈的事情,已经过去。历史,是块欲揭难揭的老疮疤。时隔多年,我仍记得当年剑河边的难堪场景。

  时光快进。2011年9月18日,因钓鱼岛售岛事件,中国爆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日示威大游行。那时,我已作为驻华记者常驻北京,赶去亮马桥附近的日本大使馆采访。几十个游行队伍走过。空中飘着五星国旗与反日口号的激愤,示威者向日本使馆院内丢掷矿泉水瓶。附近有日餐厅被涂了红漆。很多日牌汽车不敢上街。一位中国友人,太太是日裔,已不敢出门。80年代我曾亲历的中日睦邻友好,有恍若隔世之感。

  因为采访,我去过不少国家。但直到2013年,我一直没去过日本。日本离中国近,以后总有机会。这是我的借口。潜意识里,我是否在回避这个令我纠结的日本?

  2013年,我终于有日本之行。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正撕咬日本人的信心。日本不再第一。我去了东京、横滨、大阪、奈良。我感怀日本人的有序、礼节、周到、敬业。在小步快跑的日本人身上,我隐约感受到他们的焦虑。

  在东京,我特地去了靖国神社,在游就馆逗留最久。它是靖国神社内收藏与展示遗物的战争纪念馆,名字取自《荀子》的名句“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放映厅里,循环播放着“二战”纪录片,弥漫着日军为国尽忠的神道精神。我在有关“南京事件” (南京大屠杀) 的展示前徘徊良久。文字说明大概是这样表述的:日军消灭了“失利的中国军人伪装成的平民”,而且强调松井石根司令在南京“严正军规”,禁止日本兵施行不法行为。这段文字是冷酷的。读到此, 我有点发冷。我还看到一些日军士兵从战场发回的遗书。他们挣扎于尽忠神道,人生最后一刻的儿女情长与人性流露,令我动容。

  在东京,我想采访几位日本右翼人士。他们对日中关系的话语权比外界想象的更大。我和资深媒体人何力拜访了日本资深外交家冈琦久彦,人称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国师”。他的智库研究所,坐落在日本国会附近的一幢楼里。

  冈琦身世有些传奇:生于大连,做过日本驻美公使,驻菲律宾、泰国大使。被看做是日本“知华派”的强硬人物。他客厅醒目处,挂着一幅《后赤壁赋》书法条轴。他对唐朝情有独钟,觉得那个朝代才是中华之辉煌巅峰。谈话时,他的鹰派观点直白袒露。在沙盘推演日中军力对比时, 他说,以海军论,如果真有一战,中日间胜负很难预料。对日中关系的僵局与恶化,他更是剑指北京。他说,中国越施压,日本朝野就越反弹,对中国就愈加反感,信任度降低。我问,作为中国通,他与北京学界、智库时有接触,有无向中方进言。他摆摆手说,北京这般做法,对日本有利,我为何要劝说中国改变?!

  2015年6月,我陪老父亲从上海坐邮轮前往日本观光。因台风,只能取消福冈行程,改在鹿儿岛上岸。上岸后的旅行大巴上,游客多半来自上海与江浙。导游是一位二十多岁的东北姑娘、留学生。听得出,她喜欢日本。一路上,从教育、环境、治安,到福利、医疗、国民素质、做事精神,她由衷地赞美她的第二故乡——日本。听着听着,几位上海大妈大伯不舒服起来,告诫小姑娘不能忘记当年小日本侵华的事,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小导游回应,以前的事,总要过去,让政治家去管吧,民间不用管太多。

  在鹿儿岛市中心,趁同船的中国同胞在药妆店抢购各式健康保健品,我带老父亲与家人去茶室小坐,尝了日式抹茶甜点。付账时,才知只收日元现金,不能用信用卡。万分尴尬时,年轻的女店员一路小跑,主动陪伴前去取款机取现金。付完账,我在桌上放了20%的小费致谢。还未出店门,女店员追上来,一脸通红,摆摆手,坚持把小费还给我。事后才想起,日本从来没有小费的传统,觉得为客人尽职服务是本分。老父亲很为此很感动,特地写在他的微信上。

  这两年,中日关系虽处于历史低位,但并未妨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日本度假。中国人是实际的。嘴巴里不满日本,脚还是在往日本跑,也喜欢日本的产品、服务与环境。一是日本人礼数周全、服务体贴,讲信誉。两国关系虽有差池,民间并不摆出一张难看的脸。二是日本货品价廉物美,甚至比中国便宜。离开鹿儿岛前,导游留出50分钟让大家购物。中国同胞,着魔似的,以百米速度,拿着购物清单扫货。电饭煲、酵素依然最热门。有的分工明确,一人采购,一人排队付款,以免延误时间。有的旅客做了充分准备,从船上拖下来一个大行李箱,从容采购。

  我回国五六年,发现中日之间隔阂更重,互信更弱。资本、贸易、市场的互通,并未增加彼此的好感。如果中国的抗日电视剧,是民间与官方某种情绪表达的话,中日关系正陷入一个不死不活的胡同。究其原因,两国高层的私下沟通渠道比八九十年代明显少了。双方信得过的“中间人”多已离世,缺了缓冲带,危机处理就弱,易推向极端。比如钓鱼岛争端,很多日本对华友好人士现已完全边缘化。其次,日本对中国开放初期提供的经济、技术与资金援助,中国政府可能出于政治原因和民族情绪,一直没有向老百姓公开说明,既让日方不悦,也难控制中国民众情绪因不知情导致的极端民意。最后,近几年,中国社交媒体喷发,网络民意对中国外交政策(包括对日政策)牵制与影响力过大。我在东京看日本电视新闻,多次在新闻中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反应画面,多半体现的是官方僵硬、公式化的一面。

  这十年,日本经济深度衰退,不少中国人认为日本气数已尽。这种印象,实是短见。二战中日本对中国伤害巨大。但日本的现代化之路,对中国转型可借鉴处甚多。国之交,民相亲。中日要重回两国间的好感与互尊,还得打造21世纪的“中日友好之船”,度尽劫波,泯恩仇,做一对好邻居。

(本文原标题为《我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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