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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雷: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越来越多的新闻事例显示了现今复杂时代的媒体报道困境:那就是如何从追逐简单、变动、巨量的信息和事实解放出来,转而研究结构、框架和新闻现象背后的政治肌理。
美国特朗普总统的第一次全球出访已经成为众多学者分析的焦点,本文旨在提供以下研究视角,例如如何筛选和过滤特朗普在美国本土“百日维新”之后的全球首秀关键词?特朗普的首秀对其他“后奥巴马”全球治理区域和政治事项有何影响和预示性?尤其是在东南亚澳美日协防体系、亚太再平衡、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等方面。
和奥巴马修辞在先,行动在后(或滞后)的模式不同,特朗普的政治治理套路是说一套做一套,边说边做,边做边改的,这并不一定说明特朗普说到做到,而是说明美国从一个修辞性总统,整体走向一个实践操演性总统,尽管特朗普的许多政治实践像一个冲进瓷器店的公牛。
短短几天,他与沙特大佬“舞剑”,前往以色列朝圣具有高度宗教性的哭墙,而且在与沙特高层对话时,连续说了至少六次解决争端和异己的政治关键词——驱赶、驱逐(drive out),“共存”和“和解”显然不是特朗普政治字典的常见词汇,他的核心政治智慧不是远交近攻,而是“此交彼攻”。
特朗普家族本身具有“垄断和寡头”特征,他的对外政治互动中,也是通过与寡头和垄断集团合作在先,而非与底层社会、冲突争端的象征性和解开场。这一点与奥巴马显然不同,早期奥巴马治理中使用了大量修辞学技术,让一些人误以为这是一个具有政治和族群和解的马丁路德金上台了,以至于在没有做任何事情之前,提前感动了北欧人,拿了一座诺贝尔奖。
犹太教的复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复调”,它之所以在美国长期长盛不衰,主要是它对于基督教复国主义(Christian Zionism)调性的兼容,美国政治学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对此已有大量阐述,他曾提到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这类国家存在极为浓重的基督教复国主义传统,它不断与政治、军事、经济寡头交织起来,事实上在形成一种新型的法西斯式政治治理模式。
而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带着基帕(kipa)缓步走向哭墙并按上手掌的举动无疑是按动了政治学意义上的“核按钮”,因为他在以色列的出现和政治宣誓,基本上认同了一种全球治理的“以色列模式”,尤其是在针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态度方面。
在国际政治中,已经有人认为南海也有“加沙地带”的模式显现,甚至有人认为缅甸北部也出现了“以色列式治理”,而当地的罗兴迦孟加拉流民就是缅北的巴勒斯坦人。不管这种比喻是否恰当,但是特朗普时代的国际关系明显存在多个“你死我活”、“有我少你”的政治分水岭时刻,学习政治新闻的知道,许多恐怖主义都自带一套“反抗权威”“以暴制暴”的逻辑系统,而且许多恐怖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恐怖分子自认生存空间被人蚕食和驱逐(drive out)的结果。
并不存在一个平行地球,或是地球的平行时空,那些被驱逐和压制的群体必然通过复杂的形式再次寻找其存在感和生存的空间——这才是特朗普式外交的隐性杀伤力所在。
我曾经在以色列游览的过程中向当地人了解到一个感受:以色列的荷枪实弹军警随处可见,这种暴力下的和平景象在以色列是日常性的风景,但是以色列朋友告诉我,讽刺的是,军警原本是带来安全感的,但是恐怖分子往往特别寻找有军警护卫的地方发动袭击,这样他们获得的精神性补偿反而更多。作为一种体制性暴力,从保护发展到诅咒,已经为许多以色列百姓熟知。
特朗普对两个宗教性特征非常明显社会的首访——而不是选择一个世俗国家访问,还有第二重隐性风险,特朗普政治将加剧世界基于宗教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分裂。例如在我调查马来西亚马航370事件时,当地的穆斯林书店几乎都在销售一本图书(书名此处不提),就是传播现代社会的问题根结就是美国-以色列体系和俄罗斯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最终将导致双方的毁灭,而这个无所不摧的力量就是当地人通过可兰经文献阐释的(Gog和Magog概念)。
而马来西亚作为一个马哈迪政治遗产的国家,它的早期政治愿景就是建设一个中庸的、现代主义的、世俗的宏愿回教和回教国家,吉隆坡的双子塔建筑群原本就是要建造一个超级媒体廊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马来西亚其实就在设计一个当地版本的“硅谷”和现代数字科技帝国;马哈迪为了解决马来人的困境,他就是要让回教徒国家(Muslim nation)和回教国(Islamic state)成为互换概念。宗教性浓重的国家往往会选择超级现代的模式和超级世俗的方式来证明它的超时间性和现代性,这种宗教性和现代性并行的特征其实就是以色列的核心精神之一。例如,当地人用最新的数码和电子科技来生产最小的圣经,放在以色列建国后的圣书国家博物馆当中——以色列人一方面从死海古卷寻找最古的文化证据和宗教教义,另一方面从科技的“能指”中寻找对未来的自信。
特朗普政权当然会成为高级、有效的世俗社会推进和建造者,例如最大的特朗普摩天大楼,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出口,扩张性的科技和农业产品出口,全球性的美国优先产业集群。但是它的每个进步都隐含着一种拒斥、排他、驱逐的战略设计,因此在特朗普时代,阿富汗战争、叙利亚战争、巴勒斯坦的起义(intifidas)、克什米尔和占姆(Jammu)、印尼马鲁古岛(Maluku)宗教冲突、南海的争端、全球回教共同体(global ummah)、回教抵抗运动(Hamas)等区域争端可能将进入深度裂变和动乱格局。
世界的混乱并不是源自“新话”叠出,新教辈出,而是神学上的创新,平等对话平台不存在,跨文明沟通(Trans-logue)空气稀薄,以至于许多政治解决方案都在各自寻找自己的真理和正义。这个场景中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设计,核心的哲学反思就是要理解这个世界已经不是线路和简单地缘政治驱动的,而是基于政治模式生产、概念原式生产、全球喻像流动的超级政治治理,这种政治的核心不仅仅是具体、物理的地理节点和驿站,而是迷因、喻像、数字块茎(meme\trope\rhizome)这类抟之无形的东西。
Trump(特朗普)这个英文词汇很有趣:它有王牌、法宝的意思,也有捏造和吹喇叭的意思,如果大家在打牌,特朗普就是主的意思(例如红桃是主),如此可以再看此次美国总统换将,此全球牌局将如何收场。
周雷: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越来越多的新闻事例显示了现今复杂时代的媒体报道困境:那就是如何从追逐简单、变动、巨量的信息和事实解放出来,转而研究结构、框架和新闻现象背后的政治肌理。
美国特朗普总统的第一次全球出访已经成为众多学者分析的焦点,本文旨在提供以下研究视角,例如如何筛选和过滤特朗普在美国本土“百日维新”之后的全球首秀关键词?特朗普的首秀对其他“后奥巴马”全球治理区域和政治事项有何影响和预示性?尤其是在东南亚澳美日协防体系、亚太再平衡、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等方面。
和奥巴马修辞在先,行动在后(或滞后)的模式不同,特朗普的政治治理套路是说一套做一套,边说边做,边做边改的,这并不一定说明特朗普说到做到,而是说明美国从一个修辞性总统,整体走向一个实践操演性总统,尽管特朗普的许多政治实践像一个冲进瓷器店的公牛。
短短几天,他与沙特大佬“舞剑”,前往以色列朝圣具有高度宗教性的哭墙,而且在与沙特高层对话时,连续说了至少六次解决争端和异己的政治关键词——驱赶、驱逐(drive out),“共存”和“和解”显然不是特朗普政治字典的常见词汇,他的核心政治智慧不是远交近攻,而是“此交彼攻”。
特朗普家族本身具有“垄断和寡头”特征,他的对外政治互动中,也是通过与寡头和垄断集团合作在先,而非与底层社会、冲突争端的象征性和解开场。这一点与奥巴马显然不同,早期奥巴马治理中使用了大量修辞学技术,让一些人误以为这是一个具有政治和族群和解的马丁路德金上台了,以至于在没有做任何事情之前,提前感动了北欧人,拿了一座诺贝尔奖。
犹太教的复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复调”,它之所以在美国长期长盛不衰,主要是它对于基督教复国主义(Christian Zionism)调性的兼容,美国政治学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对此已有大量阐述,他曾提到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这类国家存在极为浓重的基督教复国主义传统,它不断与政治、军事、经济寡头交织起来,事实上在形成一种新型的法西斯式政治治理模式。
而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带着基帕(kipa)缓步走向哭墙并按上手掌的举动无疑是按动了政治学意义上的“核按钮”,因为他在以色列的出现和政治宣誓,基本上认同了一种全球治理的“以色列模式”,尤其是在针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态度方面。
在国际政治中,已经有人认为南海也有“加沙地带”的模式显现,甚至有人认为缅甸北部也出现了“以色列式治理”,而当地的罗兴迦孟加拉流民就是缅北的巴勒斯坦人。不管这种比喻是否恰当,但是特朗普时代的国际关系明显存在多个“你死我活”、“有我少你”的政治分水岭时刻,学习政治新闻的知道,许多恐怖主义都自带一套“反抗权威”“以暴制暴”的逻辑系统,而且许多恐怖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恐怖分子自认生存空间被人蚕食和驱逐(drive out)的结果。
并不存在一个平行地球,或是地球的平行时空,那些被驱逐和压制的群体必然通过复杂的形式再次寻找其存在感和生存的空间——这才是特朗普式外交的隐性杀伤力所在。
我曾经在以色列游览的过程中向当地人了解到一个感受:以色列的荷枪实弹军警随处可见,这种暴力下的和平景象在以色列是日常性的风景,但是以色列朋友告诉我,讽刺的是,军警原本是带来安全感的,但是恐怖分子往往特别寻找有军警护卫的地方发动袭击,这样他们获得的精神性补偿反而更多。作为一种体制性暴力,从保护发展到诅咒,已经为许多以色列百姓熟知。
特朗普对两个宗教性特征非常明显社会的首访——而不是选择一个世俗国家访问,还有第二重隐性风险,特朗普政治将加剧世界基于宗教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分裂。例如在我调查马来西亚马航370事件时,当地的穆斯林书店几乎都在销售一本图书(书名此处不提),就是传播现代社会的问题根结就是美国-以色列体系和俄罗斯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最终将导致双方的毁灭,而这个无所不摧的力量就是当地人通过可兰经文献阐释的(Gog和Magog概念)。
而马来西亚作为一个马哈迪政治遗产的国家,它的早期政治愿景就是建设一个中庸的、现代主义的、世俗的宏愿回教和回教国家,吉隆坡的双子塔建筑群原本就是要建造一个超级媒体廊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马来西亚其实就在设计一个当地版本的“硅谷”和现代数字科技帝国;马哈迪为了解决马来人的困境,他就是要让回教徒国家(Muslim nation)和回教国(Islamic state)成为互换概念。宗教性浓重的国家往往会选择超级现代的模式和超级世俗的方式来证明它的超时间性和现代性,这种宗教性和现代性并行的特征其实就是以色列的核心精神之一。例如,当地人用最新的数码和电子科技来生产最小的圣经,放在以色列建国后的圣书国家博物馆当中——以色列人一方面从死海古卷寻找最古的文化证据和宗教教义,另一方面从科技的“能指”中寻找对未来的自信。
特朗普政权当然会成为高级、有效的世俗社会推进和建造者,例如最大的特朗普摩天大楼,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出口,扩张性的科技和农业产品出口,全球性的美国优先产业集群。但是它的每个进步都隐含着一种拒斥、排他、驱逐的战略设计,因此在特朗普时代,阿富汗战争、叙利亚战争、巴勒斯坦的起义(intifidas)、克什米尔和占姆(Jammu)、印尼马鲁古岛(Maluku)宗教冲突、南海的争端、全球回教共同体(global ummah)、回教抵抗运动(Hamas)等区域争端可能将进入深度裂变和动乱格局。
世界的混乱并不是源自“新话”叠出,新教辈出,而是神学上的创新,平等对话平台不存在,跨文明沟通(Trans-logue)空气稀薄,以至于许多政治解决方案都在各自寻找自己的真理和正义。这个场景中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设计,核心的哲学反思就是要理解这个世界已经不是线路和简单地缘政治驱动的,而是基于政治模式生产、概念原式生产、全球喻像流动的超级政治治理,这种政治的核心不仅仅是具体、物理的地理节点和驿站,而是迷因、喻像、数字块茎(meme\trope\rhizome)这类抟之无形的东西。
Trump(特朗普)这个英文词汇很有趣:它有王牌、法宝的意思,也有捏造和吹喇叭的意思,如果大家在打牌,特朗普就是主的意思(例如红桃是主),如此可以再看此次美国总统换将,此全球牌局将如何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