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执意推翻叙利亚政府

　　一，执迷于意识形态偏见。

　　二战后，东西方开始了约半个世纪的冷战。获得独立的叙利亚、埃及、突尼斯等中东阿拉伯国家，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主义苏联有一种天然亲近感。当时，美国反共参议员麦卡锡和国务卿杜勒斯等人对阿拉伯国家的亲苏倾向十分担心。杜勒斯认为，相对美国而言苏联拥有一个优势，就是能够取悦阿拉伯国家广大民众，美国对此无法抗衡。1949年叙利亚已经出现亲共势头，正因为如此，当时并未执政的叙利亚共产党成了政变的重点打击目标。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等都开始引入西方模式，而作为曾经追随苏联模式的叙利亚，在巴沙尔执政后也曾大幅调整政策，不但在经济领域接受美国“结构调整”要求，而且也向西方敞开意识形态大门。冲突爆发之前，美英媒体CNN、BBC在叙利亚通行无阻，西方出版物到处可见，在美国盟国沙特反倒绝无这一现象。但美国对其打压一直毫不放松，归根到底，是叙利亚执政党复兴社会党一直保留“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例如，在苏联解体之后，叙利亚官方报纸《十月日报》就发表社论指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蜕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事业终结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失败。” 相比之下，2007年埃及的宪法修正案，删除“社会主义”表述，把埃及定为“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民主制国家”。因此，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把叙利亚看作意识形态异类，必欲除之而后快。

　　二，意在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

　　在一些倾向民族自决、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实施政变，是美国冷战期间的一个重要策略。例如，美国不但在叙利亚策动政变，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在古巴、刚果、印尼、智利等国策动政变，盖因这些国家已经推行或准备推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方式。

　　1947年杜鲁门宣称，“全世界应该接受美国制度”，而“只有当自由经济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制度之后，它才能在美国存在下去”。在美国看来，从基础入手，使那些实行公有制经济的国家实行美国式的“自由经济”，全世界就归化为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了。然而在二战之后的中东，包括叙利亚、埃及、突尼斯等国都实行了公有制经济。由于当时苏联国力甚强，对这些新兴阿拉伯国家的援助力度较大，故美国虽想对这些国家强推私有经济却无从下手。随着苏联在冷战中落败，美国先后要求突尼斯、埃及和叙利亚实施所谓“结构调整”，即从公有经济调整到私有经济。突、埃两国对美国亦步亦趋，很快实行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叙利亚虽然也迈开了私有化步子，但在这一过程中采取了相对稳健的步骤，同时倡导学习“中国模式”，在一些关键经济领域依然维持国有化。2005年，在叙利亚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第十届地方党代会上，一个名为“社会市场经济”的表述出现在叙利亚政坛。

　　这样的稳健措施使得叙利亚没有像埃及、突尼斯那样，因私有化产生的两极分化而导致社会动荡、政权最终被民众推翻。由于无法假手“自由经济”改变叙利亚政权性质，用武力推行政权更迭就成了美国的不二选项。

　　三，确保以色列绝对安全。

　　这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美国长期与以色列保持特殊关系，主要有四方面因素。首先，美国存在着强大的犹太院外集团势力，这个集团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其次，美国视以色列为“民主”国家，在“专制”成堆的中东地区是西方的天然盟友。再次，信奉基督教的美国精英人士对以色列有一种文化与心理认同，把以色列视为“神选表亲”(chosen cousin)。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美国把以色列视为可以用来抵消、压制中东反美力量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半个多世纪以来，叙以关系一直紧张。上世纪70年代末，埃及在美国调停下与以色列达成和解，但叙利亚认为，在巴勒斯坦问题未能解决之前，埃以单独媾和损害了阿拉伯民族整体利益，阿萨德父子两代政府因此一直坚持支持巴勒斯坦的政策。2011年叙内战爆发之后，叙境内不少巴勒斯坦难民与政府军一道打击美国支持的“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还是连接反以同盟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枢纽。由于叙利亚的反以立场在阿拉伯民众之中获得广泛认同，以色列一直谋求削弱其实力。早在1982年，以色列季刊《指引》刊发了一篇题为《以色列80年代战略》的文章，认为将阿拉伯国家分成尽可能小的领土单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在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分裂之后，“这样的状态将确保中东地区长期和平与安全，而这样的目标目前已经进入以色列力所能及的范围。” 因文章作者名叫奥代德·伊农——他曾在以色列外交部担任要职，所以此文后来被人冠名为“伊农计划”。

　　一，执迷于意识形态偏见。

　　二战后，东西方开始了约半个世纪的冷战。获得独立的叙利亚、埃及、突尼斯等中东阿拉伯国家，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主义苏联有一种天然亲近感。当时，美国反共参议员麦卡锡和国务卿杜勒斯等人对阿拉伯国家的亲苏倾向十分担心。杜勒斯认为，相对美国而言苏联拥有一个优势，就是能够取悦阿拉伯国家广大民众，美国对此无法抗衡。1949年叙利亚已经出现亲共势头，正因为如此，当时并未执政的叙利亚共产党成了政变的重点打击目标。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等都开始引入西方模式，而作为曾经追随苏联模式的叙利亚，在巴沙尔执政后也曾大幅调整政策，不但在经济领域接受美国“结构调整”要求，而且也向西方敞开意识形态大门。冲突爆发之前，美英媒体CNN、BBC在叙利亚通行无阻，西方出版物到处可见，在美国盟国沙特反倒绝无这一现象。但美国对其打压一直毫不放松，归根到底，是叙利亚执政党复兴社会党一直保留“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例如，在苏联解体之后，叙利亚官方报纸《十月日报》就发表社论指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蜕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事业终结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失败。” 相比之下，2007年埃及的宪法修正案，删除“社会主义”表述，把埃及定为“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民主制国家”。因此，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把叙利亚看作意识形态异类，必欲除之而后快。

　　二，意在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

　　在一些倾向民族自决、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实施政变，是美国冷战期间的一个重要策略。例如，美国不但在叙利亚策动政变，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在古巴、刚果、印尼、智利等国策动政变，盖因这些国家已经推行或准备推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方式。

　　1947年杜鲁门宣称，“全世界应该接受美国制度”，而“只有当自由经济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制度之后，它才能在美国存在下去”。在美国看来，从基础入手，使那些实行公有制经济的国家实行美国式的“自由经济”，全世界就归化为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了。然而在二战之后的中东，包括叙利亚、埃及、突尼斯等国都实行了公有制经济。由于当时苏联国力甚强，对这些新兴阿拉伯国家的援助力度较大，故美国虽想对这些国家强推私有经济却无从下手。随着苏联在冷战中落败，美国先后要求突尼斯、埃及和叙利亚实施所谓“结构调整”，即从公有经济调整到私有经济。突、埃两国对美国亦步亦趋，很快实行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叙利亚虽然也迈开了私有化步子，但在这一过程中采取了相对稳健的步骤，同时倡导学习“中国模式”，在一些关键经济领域依然维持国有化。2005年，在叙利亚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第十届地方党代会上，一个名为“社会市场经济”的表述出现在叙利亚政坛。

　　这样的稳健措施使得叙利亚没有像埃及、突尼斯那样，因私有化产生的两极分化而导致社会动荡、政权最终被民众推翻。由于无法假手“自由经济”改变叙利亚政权性质，用武力推行政权更迭就成了美国的不二选项。

　　三，确保以色列绝对安全。

　　这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美国长期与以色列保持特殊关系，主要有四方面因素。首先，美国存在着强大的犹太院外集团势力，这个集团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其次，美国视以色列为“民主”国家，在“专制”成堆的中东地区是西方的天然盟友。再次，信奉基督教的美国精英人士对以色列有一种文化与心理认同，把以色列视为“神选表亲”(chosen cousin)。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美国把以色列视为可以用来抵消、压制中东反美力量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半个多世纪以来，叙以关系一直紧张。上世纪70年代末，埃及在美国调停下与以色列达成和解，但叙利亚认为，在巴勒斯坦问题未能解决之前，埃以单独媾和损害了阿拉伯民族整体利益，阿萨德父子两代政府因此一直坚持支持巴勒斯坦的政策。2011年叙内战爆发之后，叙境内不少巴勒斯坦难民与政府军一道打击美国支持的“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还是连接反以同盟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枢纽。由于叙利亚的反以立场在阿拉伯民众之中获得广泛认同，以色列一直谋求削弱其实力。早在1982年，以色列季刊《指引》刊发了一篇题为《以色列80年代战略》的文章，认为将阿拉伯国家分成尽可能小的领土单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在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分裂之后，“这样的状态将确保中东地区长期和平与安全，而这样的目标目前已经进入以色列力所能及的范围。” 因文章作者名叫奥代德·伊农——他曾在以色列外交部担任要职，所以此文后来被人冠名为“伊农计划”。

　　34年后的2016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表示，对叙前景不乐观，“不知道叙利亚未来能否作为统一国家继续存在”，此言被认为美国有“肢解”叙利亚之意。而在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之后，美以遏制叙政府军更是配合默契，他们在暗中支持伊斯兰极端武装的同时，尽可能地打压叙政府军。例如，美国始终拒绝打击“支持阵线”这一“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并通过海湾国家和土耳其向其提供援助。而以色列则把在德拉交战中负伤的“支持阵线”成员接到以色列治疗。又如，美国在代尔祖尔用“误炸”的方式空袭正在进攻“伊斯兰国”的叙政府军。而以色列则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作为借口，派遣军机深入叙利亚境内的帕尔米拉地区，空袭叙军用于轰炸“伊斯兰国”的空军机场，事实上真主党武装当时并未在这一地区。美以一致认为，叙利亚越是被削弱，以色列就越安全，由此叙利亚在劫难逃。

　　四，打压美国在中东地区战略对手。

　　与叙利亚结盟的国家虽然只有两个，伊朗和俄罗斯，但是这两个重量级盟友均对美国的中东利益构成挑战。

　　出于唇亡齿寒的担忧，伊朗在美国策动叙利亚战争之后倾力支持叙利亚，并逐渐形成由伊拉克、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组成的反恐联盟。而美国和以色列一直把伊朗称为“支恐国家”，把真主党称为“恐怖组织”，把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称为“恐怖主义磁石”。事实上，黎巴嫩真主党是该国的一个合法政党，在议会中拥有不少的席位。真主党因其强硬的反以立场和不屈斗志，在阿拉伯世界中口碑良好。虽然“教派冲突”宣传一直把它说成是反对逊尼派的什叶派武装，但是在2006年成功抗击以色列入侵之后，真主党在阿拉伯世界中声名大振。在逊尼派占大多数的埃及，当时大街小巷挂满了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的画像。至于巴沙尔是“恐怖主义磁石”的说法，其实连西方人士也不相信。2016年12月，英国前驻叙利亚大使彼得·福特在BBC访谈节目中回应主持人所说“巴沙尔没有未来”时这样回答：叙利亚 “反对派中谁能替代阿萨德?哪怕只有一个，能说出他的名字吗?”他认为，西方对巴沙尔政权的妖魔化已经到了“离谱的程度”。

　　而伊朗虽然在2015年与国际社会达成伊核问题协议，但美国在解禁制裁时对伊朗留了一手。美国并不希望伊朗作为“正常国家”融入国际社会，因而继续维持对伊朗的贸易禁运，实施制裁，从而使欧洲公司对伊朗望而却步。由于伊朗在叙利亚投入最多，所以打击叙利亚意味着伊朗同时受到压制。

　　而打击叙利亚更是美国削弱俄罗斯的一步棋子。苏联曾经的盟友如突尼斯、也门、伊拉克、阿尔及利亚都程度不同地倒向美国和欧洲。唯有叙利亚一直维持与苏联/俄罗斯的关系，而为数众多的苏联/俄罗斯侨民也一直留在叙利亚。叙利亚军队长期受苏联培训，许多高级军官能说一口熟练俄语。直到2011年叙利亚爆发战争之前，在位于地中海之滨的海港城市拉塔基亚，一直保留着苏联时代就有的俄罗斯海军基地，基地在战前几乎处在弃用状态。战争开始之后，俄通过这个军港把战争物资送往叙利亚，俄罗斯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也数次抵达军港执行任务。

　　2014年，随着克里米亚危机爆发，美国开始加紧从波罗的海、黑海方向对俄罗斯实施夹击。对于美国这一“围棋”战术，俄罗斯回报以“跳棋”战术，即开始在地中海实施战备巡航，而拉塔基亚军港为俄罗斯战略机动提供了极大便利。2015年，由于美国雷声大、雨点小的“反恐”方式导致“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急剧膨胀，叙利亚局势空前危急，俄罗斯因此正式出兵叙利亚。至此，两国的血盟关系正式形成。这一联盟对双方都至关重要。目前，由西至南，由南到东，在波罗的海、在巴尔干、在黑海，在太平洋，美国已对俄罗斯形成包围态势。入驻叙利亚、尤其是利用拉塔基亚军港，俄军就能通过地中海对欧洲“柔软的下腹部”构成威慑，又能对北约在黑海方向遏制克里米亚军港实施反遏制。此外，通过在叙北部部署地面部队，俄军还能对驻中东美军实施牵制。故对美国而言，持续打击叙利亚，就是对俄罗斯最有效的牵制。

　　五，阻止阿拉伯国家发展政治自主能力。

　　二战之后，贯穿美国经略中东的一个基本点是，扶持那些保守的伊斯兰君主国，打压那些在反帝反殖斗争获胜的新兴阿拉伯国家。这方面两个鲜明的例子就是沙特和叙利亚。

　　美国联手沙特，初衷在经济。二战后，美国与沙特结成同盟。在美国监护下，欧洲和日本从沙特获得重建急需的石油，从而巩固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而沙特则获得丰厚的石油收入。美国让沙特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武器，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把沙特牢牢控制住。除了上世纪70年代初因阿以战争而发起针对西方的“石油禁运”之外， 60多年来沙特一直是美国“温和”的伙伴。而结盟美国给沙特带来实惠：美国从不在沙特推行“民主改造”计划，在阿拉伯世界的纷争中，美国都站在沙特一边。对沙特来说，投靠美国，花钱买平安也许是一个现实选择，但美国选择沙特更有其政治目标。

　　由哈佛大学教授梅莱妮·卡麦特，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约翰·沃特贝里等4位中东问题专家撰写的《中东政治经济》一书说的很直白，“美国与沙特联手，反对纳赛尔主义，复兴主义、共产主义，这是20世纪中东政治的一个核心要素。”上世纪50年代，美国与沙特联手利用埃及穆兄会试图推翻埃及总统纳赛尔; 80年代，美沙联手利用伊斯兰“圣斗士”与苏联在阿富汗作战;在今天的叙利亚战争中，美沙再度联手利用伊斯兰极端武装试图在叙实施政权更迭，并借此削弱俄罗斯。

　　叙利亚是阿拉伯复兴主义诞生地，叙执政党复兴社会党的宗旨是，在整个阿拉伯国家实现“统一、社会主义、自由”。由此决定了叙利亚的基本国策，即强调阿拉伯世界团结、反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与社会主义国家友好。而这一国策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迎头相撞，使其成为美国打压对象。另外，在阿拉伯世界中，叙利亚具有较高的自主治理能力，正如一位西方学者彼得·高恩所说的那样，叙利亚领导层“并不是一种懦弱无能的低级独裁——它具有令人生畏的纪律约束，对于居统治地位的统治者也不例外;它能够动员民众支持其改革目标，并把这一能力作为其权利基础。” 2012年，叙利亚民众在修宪公投中支持政府，在2014年大选中再次支持政府。只是由于美国一次又一次干预，叙利亚局势才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战乱发生之前，尽管叙国内问题不少，但相对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叙利亚的社会进步可说首屈一指：男女平等，教派和谐，民族融合，而这一切都不是通过美国“民主改造”取得的。相比于依靠美国武器和驻军才能掌控国家，叙利亚这样一个治理有效的国家更能在阿拉伯民众中赢得好感。美国控制的西方舆论把叙政府说成反民主的“独裁者”，沙特控制的阿拉伯舆论则把反叙利亚战争说成教派冲突——是逊尼派多数人群与阿拉维少数人群之间的冲突。这两种说法都不是事实，巴沙尔政府的支持率一直保持高位，普遍估计在70%左右。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巴沙尔加入叙利亚政治过渡进程，就是因为一旦由叙利亚人民作决定，巴沙尔继续执政几乎毫无悬念。2012年3月，另一位英国前驻叙利亚大使安德鲁·格林公开表示，想要在叙利亚实施政权更迭是“瞎折腾”。

　　英国外交官明白的事情美国当然更清楚，只是搞乱叙利亚、削弱阿拉伯世界治理能力是美国既定政策;美国政策不变，叙利亚乱局就不会停止。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一度宣称不再对叙实施“政权更迭”，巴沙尔命运由叙利亚人民做主。话音犹在耳边，美国导弹已经落到叙利亚空军基地。这说明，美国的反叙政策在可预见将来很难改变。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智库理事会理事，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