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雷：南海问题进入“深水区” 需重新研究四个“老问题”

　　南海问题在仲裁事件、美国退出TPP、日美新合纵战略、朝鲜问题白热化等议题交织影响之下，形成了多因素复杂叠加的新态势，智库领域需要对几个老问题进行再研究，以备南海未来发展的不策，以下内容只是研究者个人考量，不代表研究机构官方观点。

　　首先，需要重新“定位”和解释菲律宾这个国家在南海和对华问题上的“摇摆不定”?

　　个人认为，新的中菲外交策略体系应该围绕“四个R”进行：Redefine(重新定义)、Re-orient (战略方向重置)、Realign(主体再协商)、Reorganize (重新组织化)。

　　l 所谓的“重新定义”在于超越南海第一轮仲裁的反华围堵，重新找到基于各国民间需求和共识的新福利社会和抗风险体系外交语言和策略体系;

　　l 战略方向重置则是通过“底层呼应、中层助力、高层动摇”的一系列战略方向倡议和动议，开启新的东盟战略协作可能，在南中国海海洋事务治理，全球海洋政治和区域冲突管理方面创造新机制;

　　l 主体再协商则是寻找不同国家中新的合作和协商主体，超越传统的关系协调人的议程设置框架，创造不同主体参与的渗透性、结构化重置式外交;

　　l 重新组织化则是调整中国对外外交事务过于国家化、机构化、体制化的传统路径，在把握整体格局的前提下，鼓励新型社会、文化、经济组织进入到对象社会进行超越政治语言的“话语生产”，创造新的利益互换、协商、生成的模式。

　　1. 杜特尔特个人执政特征和菲律宾政治局势分析

　　菲律宾是一个“噪声社会”，也就是说因为国家的“南北分裂”，在马尼拉为中心的政治精英治理集团、中层摇摆的政治实利主义者、南部边缘化下层政治民粹主义者、传统阿布沙耶夫式伊斯兰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等政治群落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对话方式和政治议程生成模式，彼此“鸡同鸭讲”，利益不可调和。

　　杜特尔特被认为是在达沃发展起来的“政治黑马”和“菲律宾特朗普”，与他要消灭的匪帮势力、毒贩、政治裙带一样，他自身就“匪气”十足，甚至不惜以绞杀毒贩的“希特勒”自比，同时经常用中下层的简陋英语来进行对外传播，而不是菲律宾的国语“塔伽罗”(Tagalog)。

　　但是围绕杜特尔特的“贫寒出身”有几点值得重新估量，并相对应进行全新的对策设计：

　　第一， 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出身低微的穷人，他也是“官二代”，父亲文森特-杜特尔特就曾是达瑙(Danao)的市长，并于1959至1965年统治达沃(Davao)，从这个意义上，达沃是杜特尔特二世/三世的“王朝”;他的兄长本杰明曾经是这个城市的议长，达沃现任副市长是杜特尔特的儿子帕奥罗(Paolo)。杜特尔特的民粹主义和底层路线，可以在其巩固权力之后，露出他真实的底色，目前的策略和言辞旨在部分兑现公众选举时的承诺，并迎合本地人需要铁腕惩罚者(punisher)的宗教化需求——杜特尔特的出现，被当地人视为弥赛尔和救世主，给菲律宾带来秩序、公平和安全。

　　研究视角：

　　促进中国海外力量在菲律宾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解释力和影响力，这应该是新时期的重要任务。菲律宾社会高度宗教化，中国在民间的交往和政治中上层的势力协商需要充分利用宗教网络和结构进行本地化，并理解菲律宾政治话语中的宗教叙述和宗教语言，用它来充实中国在当地的跨文化存在和“视听语言”。

　　第二， 他是否会“治大国若治达沃”，并不断将他在南部积累的政治桥段和手腕移植到北部，并向菲律宾周边的政治场域渗透?这一点不应该过于简单预判和过早定论。因为如果杜特尔特能视美国如敝屣，并张口“婊子”闭口“下地狱”，他内心一定对中国存在骨子里的战略蔑视，只不过尚未在巩固权力时打出中国牌。杜特尔特政权的政治语言里有共产主义、民粹、仇富、平均主义、马科斯独裁回归的“口音”，它如果成功动员了当地民众，并完成了菲美的战略游戏规则调整，将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菲律宾至上单边主义和区域军事威权。

　　研究视角：

　　中方民间不应当对杜特尔特的表面政治修辞过度解读，而应该对其观其行，而非听其言。中国在对外沟通中一直在寻找一个区域对话、分歧和解、利益捆绑、文化认同的新外交机制，如何向世界解释中国，其实是中国进入东南亚的长期任务，它只有通过善意、互动、同理心等基本原则，借助更多频繁民间互动和高质量高层互动解决。

　　第三，正如和平、和解、仲裁、秩序、安全、效率、公平对于达沃以及整个菲律宾的重要性，南海问题、东盟合作问题、中国与部分欧亚洲国家倡导的亚投行机制也需要如上关键词。因此，不应该忽视杜特尔特在用“达沃模式”治理菲律宾，并生成独特的政治“新结盟运动”的可能性——有限的美国干预，无限的亚洲共识，新成员的新角色，开放的全球治理机制。在杜特尔特的政治语言中，他的核心要素是“Pagbabago, Disiplina”，也就是一种“带来区域变革和振兴的政治规训”，他旨在带来一个“新社会”((Bagong Lipunan)，把菲律宾人从“亚洲病人”变成“崛起的猛虎”。他有意无意中使用了中国人熟悉的毛泽东式政治语言和政治理想，甚至他的铁腕禁毒政策，也一如中国“严打”的翻版，他们当地被称为(Death Squad)。议会联邦、左右派合作、共产主义势力和马科斯治理术回归，杜特尔特如果按照现有的政策和话语逻辑，将发展出一种专制社会主义新威权。

　　研究视角：

　　杜特尔特在实践一种“政治游击主义”，他目前夸张的前台策略在于找到新的游戏合作人和战略合伙人，认清菲律宾真实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各界阶层构成及需求，厘清菲律宾中长期的政治议程和社会事务难点，这对于中国找到中菲互动的战略视角和策略基点极为重要。

　　理解东南亚社会真实、现实、明显、切近的危险和风险，用对方的负面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瓦解“反华力量”，同时建构出新的合作主体，创造新的合作议题，这是摆在东南亚社会各界的共同问题，传统的集团式政治都在部分瓦解，这种格局在菲律宾被称为“barriers-power-bloc”，新的底层势力被中上层利用或裹挟，形成新的动荡势力，已经成为常态。这里面的新势力、新议题、新利益，如果不能有效认知，它将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现、周边国家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2. 国际关系研究需要解决“语境剥离”的问题

　　我在2015年4、5月，以及2016年7、8月，曾去缅甸和越南做调查。当时我在缅甸的调查是三个地方：仰光、图瓦经济区、皎漂中缅油气管道所在地。我不懂缅语，所以我只能仰赖我的翻译，他是一个缅甸华人。我跟他提前两个月设计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调查，去采访什么样的人，我试图让他去联系昂山素季或者从军方到政界、媒体界再到民间比较活跃的知识分子，我们想做一轮访谈，再到社区去看那些真正的“舆”在哪里。因为公共舆论的并不是空中楼阁，它不是口头的、也不是修辞的，所有的舆情都来自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就是大量的具有生活动荡信息交互的地方。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杜骏飞老师曾经提示过我，饭桌是中国的“舆”重要的一个产生场景，但我们学者有时候是出于研究条件或者出于保护隐私，这个场景是不能研究的。如果来拍摄，拍摄之后，那个场景的调换就会影响我们的话语行为。海外研究也有大量的私人化场景，它其实比会议、研究访谈、媒体采访等场合更本质，如何系统采集这类数据充实国人对海外的认知十分关键。

　　我愈发认识到，在很多民间的“舆”的机制是文化特殊性的一个机制，但是我们一些主流的国际研究生产的都是语境被剥离的一种知识，当我们决策部门依赖于语境被剥离的知识，南海问题自然会持续恶化。

　　南海问题如果有多个回合，第一个回合中国并没有明显优势，这里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场景式知识的缺乏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中国基本上没有高质量和专业的国际组织和跨国文化交流团体，而这些组织往往是知识的中介和交往的纽带。

　　我在缅甸民间的时候发现，缅甸是通过安达曼海而呈现的重要海洋权力。我们从皎漂港中缅油气管道修到昆明再到中国腹地，这个设计最初是去回应国际关系学最著名的那个假设——所谓的马六甲咽喉。马六甲究竟是不是或者应不应该理解为中国国际学或者地缘政治上的真正困境?答案应该不是。因为我们如果暂时从国际关系视角走开，尝试按照调查记者的思维思考，并遵从最著名的调查圭臬，我们看钱在哪里，就知道到底是什么决定马六甲成为一个重要的具有政治意味的背景。

　　当我们仔细看，马六甲这个所谓的咽喉有一个假设就是中国未来崛起或者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崛起需要依靠庞大的海洋能力，因为海洋不仅是一个资源性的区域，还是一个通道，是一个新的权力产生的地方，它跟中国传统的权力场景不一样。中国的传统场景是任何既有的帝王，尤其是新政权，获得政权的权力是来自于“山里”，所以有三山五岳，我们仰赖来自垂直的向天、向山的神祭祀系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江山社稷”。社稷，按照人类学的理解，社是一种祭祀系统，稷是一个谷神，社是一个土地神，基本非常直观地展现了我们的权力观——我们所信仰的权力全部基于土地的这一场景。

　　但是海洋似乎很奇怪，海洋生产一个新的权力图景，这个图景至少在地理大发现时期集中出现，可以推到15世纪或16世纪，海上权力迅速崛起创造了一种新的权力范式，可以通过海洋运行庞大的帝国，虽然它的权力“本土”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屿，但是并不妨碍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当从土地束缚的中国或者土地束缚的权力试图变成海洋权力，我们很容易遭遇陷阱。

　　第二，在马六甲海峡这个最著名的政治阴谋中有一个假设，就是我们需要石油、天然气资源来推动我们文明的不断能量更新。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也许需要石油、水电、核能，我关心的是生产这些能源究竟塑造了什么样的城市形态和生活形态。现在我们看到大量和能源和资源有关的国际利益集团。这些庞大的利益集团都想大众不断强化一个假设，就是我们的生活需要依赖他们，这样进一步获得更多权重，进而塑造新的权力格局和形态，这就是一种被缺陷明显的能源利用形态所绑架的一个国际关系格局。所以当我们把权重压在石油、天然气包括海上运输和国际物流之上，我们当然会觉得马六甲海峡是一个咽喉，我们需要利用北极逐渐融化的冰盖来开启新航道，我们也会用瓜达尔海港，也会用两洋铁路去巴西、南美去获取更多资源和能源。

　　我们想把整个世界连成一体，如果按照部分中国人的理解变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未来能源和海上权力为中心的一个国际决策场景。这个就没有照顾到“海缘性因素”，就是除了“地缘政治”之外还有“海缘政治”，而“海缘性政治”是中国的弱项。坦白来讲，我们的大部分学者不具有研究海洋的能力，或者没有去海洋做田野拿一线数据的习惯。我们基本是喜欢在一个陆地上的安乐窝做研究，进社区、进宗庙来做研究，我们不做海上吉普赛人的研究、不做海上海盗的研究，至今我们很少看到海上真正的拥有者怎么理解权力。作为陆地上的人如何有效扩展海洋治理的能力?这一点我在安达曼海深有体会。在图瓦经济区，图瓦的整个自然风貌会让很多中国人很羡慕，非常漂亮的海滩，庞大的可以利用作为海洋基地的国土和丰富的森林资源。每一个做生意的人会眼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资源，生物没有被耗损。

　　3.上智有余下智不足：这是中国知识构成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在皎漂做的中缅油气管道,实际上打开了中国西南部边界的海洋疆域，因为云南一直都觉得它是没有出海口的，这也就是在中国很多内陆省份想以省为单位来获得国家的权力——即省的外交和城市的外交。当中缅油气管打通的时候，云南非常高兴，因为它让云南有了一个出海口可以直接拿到海湾的石油，而且通过皎漂、云南边境输入中国，但是这个石油管道穿越的区域是一个文化丰富、族群复杂的区域，也就是人类学家利奇著名的缅甸北部钟摆型政治区域，缅甸北部在长期分治之下，形成了一种混乱的秩序，这个场景被海洋线路打通之后立刻出现变化。

　　当云南在拥抱一个面向南亚、东南亚大城市的图景时，昆明感到自己能用到来自缅甸的石油，泛亚铁路能直接通到新加坡，当他们欢欣鼓舞的时候不知道，云南也同时进入到一个非常激烈、非常暴乱的一个全球化场景，当你在享受石油能源的时候，必须忍受这里的动乱，这里非穆斯林与穆斯林的冲突，包括难民。大家可能不知道在缅甸同样有一个数量巨大的穆斯林群体，他们翻译成罗兴伽人，大家看看他们的惨状就知道当一个少数族裔在离散过程中会产生的社会问题，大家可能还记得昆明火车站的杀人事件，云南被作为部分民族极端势力逃向外域或者联系同类世界的一个通道。这种从海洋到丛林，再到城市的变化，这种国际难民、恐怖主义、环境危机的混合语境如果被云南省政府有效认知，并能形成现实的执政能力，这就应该是我们现有研究者和传媒人的主要任务。

　　如果我们未来要做报告，我觉得应该做新模式，研究不应该指向上，不应该大家都去寻求批示，而是应该把所有的知识向下渗透，让云南民间直接执行外交行为的那些村长、乡长、州长、省长接触这些知识，让他们去领会这些海外政务的复杂场景，而且具有跨文化政治治理的能力。这是我特别强调的真正的舆情，当他们知道这个舆情，他们能够做出系统的应变，他们就不会因为缅甸的战争难民涌到他们的区域感到恐慌，相反它是一个跨国治理的机会。

　　同样的跨国治理现象——更大规模的，是我在广州的“黑人村”所做的短期研究，在那几乎可以找到所有非洲大陆的人，但是好多广州人(以及部分媒体舆论)会觉得他们是“黑鬼”(或是用一种歧视性语言称呼这些人群)，把他们理解为不被我们想要的人，但是他们忘了这些人也许就是他们通过“广交会”系统介绍进来的“黑凤凰”。当黑凤凰和他们的腾笼换鸟计划不匹配的时候他们想把这些“低端人口”置换出去，但是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因为“黑人”已经来了，就像你把能源引进来一样，它开出了一个大的口子，这个大口子会整体冲击以前的陆地性政权和陆地性的管制方式。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海洋性的管制方式。

　　所以我们要走出智库的内参模式，或者把内参当作研究圭臬的模式，我们一定要把知识直接下沉，转过身来对那些公众和基层进行咨询，对他们的治理行为进行评估和质询，最终提高他们的治理能力。所以我们理解未来的舆情，是让每个公民、每个投资者、每个城市的治理者知道在南海、东南亚以及泛亚或者一带一路沿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可以做出哪种治理应变。

　　4. 九段线的文化影响和历史心理影响

　　如果从建构角度来说，什么是我理解的海洋性权益?从政治人类学的观点来说，人类学的基础研究是研究亲属关系，研究亲属关系你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或者任何一个人群会基于他的生活半径去发展他的远近亲疏关系，这就是费孝通的同心圆隐喻。中国人按照一个基于地权的居住以及亲属关系的靠血亲关系维护的共同利益，容易把传统权力理解为是跟土地有关的。

　　但是在海洋时代，我觉得可以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基于水的信仰和亲属关系。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学自然课，提到中国水系发自山川，经过地表径流、地下径流流到海洋，海洋再蒸腾下雨、降雨，海水再回到陆地，这是一种新的水亲属关系。所以如果把权力也放到这个场景里，以保护每个已经流出中国土地界域的人，其实就是保护你的疆土。比如说把每一个移动出中国的中国人当作是一滴水和一个土地的占有者去保护他们，在保护每个中国人的水滴时，我们在捍卫中国权力的海洋。

　　美国人的国父说的话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意思，国家创立文本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自明之理，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意味着任何侵犯美国人的行为就视为侵犯美国人的领土和主权，所以这些国家创立人是把每个具体的美国人当作一个“历史之岛”，或是历史权力的“水流”，所以当一个美国人出去到任何地方代表着它的疆域已经扩展到哪儿。中国人毫无疑问更应该如此，中国人数百年、数千年的流散，哪怕是在云南西双版纳一个曼蚌小村都觉得他们来自于羌人，现在周围没有什么大的河流，在山里长大的人，但死亡的时候法器是用船，把死者的灵魂载运到山路河流的源头，从这你能知道中国人的奔波流徙到什么样的程度。

　　整个东南亚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三角洲，在中国最强大的时候，大家看到了郑和海船这种东西，类似于拜物教的崇拜，就是货船崇拜。他当然希望你把我的疆界划到我这里才好，请把我这儿选为你停靠的一站我可以给你换物品，或者我履行保护的职责，这就是我理解的为什么“九段线”会划到别人家门口去，因为在瓷器时代，每个东南亚国家都想跟中国“套近乎”和攀亲戚，这是一个有连续考古证据证实的历史性事实，中国人当他有海洋能力的时候就往那儿跑，从很早就开始，选择在那儿做生意，最终选择在那里生，在那里死。每个中国人已经渗透到整个世界全球的肌理，这也是一种看法，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的侨民和海外华人世界，我们按照土地型亲属关系来看，他们的背井离乡使得他们成为我们的远亲，回来只是在祭祖，所以你按照土地型亲属关系去管理他们就会出现侨办这类机构。如果你把运动出中国的人当作每一个保存中国元素的文化性的水滴，他们则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一个海上中国，所以我们要用海洋性亲属关系来理解这个庞大人群。

　　当我在缅甸和越南的时候看到海外华人的宗庙宗祠的时候是特别震撼的，我在很多中国的地方也没有看到那么完整的祭祀系统。在缅甸的一个特别破烂的华人街区里，我路过的时候，它的里面有一面墙，整面墙堆满了灵牌一直顶到屋顶，似乎是一个宗族的灵牌全部在那儿。但是那个场所又是卖塑料盆的，也就是说这个墙没有被拆掉，在固定的宗庙祭祀场合当地人还会在那儿进行活动，但是整个空间已经被当作商业场合使用了——卖塑料盆、卫生纸。你去到缅甸的华人当中，缅甸华人之间的矛盾有时比国与国的矛盾还要重，这就是为什么从大陆国内去看海外华人的时候，发现他们不能粘连，因为他们是基于血缘和土地型亲属关系来发展他们的宗族关系，所以一个宗派和另外一个宗派可能会打起来，不会按照“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来凝聚。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在排华事件中遭受灭顶之灾时，有时候受到的救助不及时，或是救助有心，到达乏力。

　　所以当我们国家的外交部包括中联部这些对外部门，在以陆地为基础来做他们整个权力维护的时候，当然会有亲疏远近的考虑，会说哪个问题严重，哪个问题应该先解决。但是如果你把每一个出去的中国人当作中国的历史性疆土和历史性水域，那就是一个水流形态的权力，那才是真正的新型海洋权力，也就是在要积极捍卫所有中国人的合法权益，对任何一个中国人的轻慢和侮辱，当视为对中国集体的攻击。因为人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政体，你必须捍卫所有跟你在族类、非族类、人类、非人类的关联，要保证它的开放性。中国人的肉身和信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彼岸认知都是需要被保护和关注的对象。我们需要把研究的视阈打开，并创造不同学科的知识融合。活在当下，关心彼岸，这应该研究、政策、对策都要去琢磨的细节和落脚点。

　　（作者周雷系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双聘研究员，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

　　南海问题在仲裁事件、美国退出TPP、日美新合纵战略、朝鲜问题白热化等议题交织影响之下，形成了多因素复杂叠加的新态势，智库领域需要对几个老问题进行再研究，以备南海未来发展的不策，以下内容只是研究者个人考量，不代表研究机构官方观点。

　　首先，需要重新“定位”和解释菲律宾这个国家在南海和对华问题上的“摇摆不定”?

　　个人认为，新的中菲外交策略体系应该围绕“四个R”进行：Redefine(重新定义)、Re-orient (战略方向重置)、Realign(主体再协商)、Reorganize (重新组织化)。

　　l 所谓的“重新定义”在于超越南海第一轮仲裁的反华围堵，重新找到基于各国民间需求和共识的新福利社会和抗风险体系外交语言和策略体系;

　　l 战略方向重置则是通过“底层呼应、中层助力、高层动摇”的一系列战略方向倡议和动议，开启新的东盟战略协作可能，在南中国海海洋事务治理，全球海洋政治和区域冲突管理方面创造新机制;

　　l 主体再协商则是寻找不同国家中新的合作和协商主体，超越传统的关系协调人的议程设置框架，创造不同主体参与的渗透性、结构化重置式外交;

　　l 重新组织化则是调整中国对外外交事务过于国家化、机构化、体制化的传统路径，在把握整体格局的前提下，鼓励新型社会、文化、经济组织进入到对象社会进行超越政治语言的“话语生产”，创造新的利益互换、协商、生成的模式。

　　1. 杜特尔特个人执政特征和菲律宾政治局势分析

　　菲律宾是一个“噪声社会”，也就是说因为国家的“南北分裂”，在马尼拉为中心的政治精英治理集团、中层摇摆的政治实利主义者、南部边缘化下层政治民粹主义者、传统阿布沙耶夫式伊斯兰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等政治群落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对话方式和政治议程生成模式，彼此“鸡同鸭讲”，利益不可调和。

　　杜特尔特被认为是在达沃发展起来的“政治黑马”和“菲律宾特朗普”，与他要消灭的匪帮势力、毒贩、政治裙带一样，他自身就“匪气”十足，甚至不惜以绞杀毒贩的“希特勒”自比，同时经常用中下层的简陋英语来进行对外传播，而不是菲律宾的国语“塔伽罗”(Tagalog)。

　　但是围绕杜特尔特的“贫寒出身”有几点值得重新估量，并相对应进行全新的对策设计：

　　第一， 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出身低微的穷人，他也是“官二代”，父亲文森特-杜特尔特就曾是达瑙(Danao)的市长，并于1959至1965年统治达沃(Davao)，从这个意义上，达沃是杜特尔特二世/三世的“王朝”;他的兄长本杰明曾经是这个城市的议长，达沃现任副市长是杜特尔特的儿子帕奥罗(Paolo)。杜特尔特的民粹主义和底层路线，可以在其巩固权力之后，露出他真实的底色，目前的策略和言辞旨在部分兑现公众选举时的承诺，并迎合本地人需要铁腕惩罚者(punisher)的宗教化需求——杜特尔特的出现，被当地人视为弥赛尔和救世主，给菲律宾带来秩序、公平和安全。

　　研究视角：

　　促进中国海外力量在菲律宾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解释力和影响力，这应该是新时期的重要任务。菲律宾社会高度宗教化，中国在民间的交往和政治中上层的势力协商需要充分利用宗教网络和结构进行本地化，并理解菲律宾政治话语中的宗教叙述和宗教语言，用它来充实中国在当地的跨文化存在和“视听语言”。

　　第二， 他是否会“治大国若治达沃”，并不断将他在南部积累的政治桥段和手腕移植到北部，并向菲律宾周边的政治场域渗透?这一点不应该过于简单预判和过早定论。因为如果杜特尔特能视美国如敝屣，并张口“婊子”闭口“下地狱”，他内心一定对中国存在骨子里的战略蔑视，只不过尚未在巩固权力时打出中国牌。杜特尔特政权的政治语言里有共产主义、民粹、仇富、平均主义、马科斯独裁回归的“口音”，它如果成功动员了当地民众，并完成了菲美的战略游戏规则调整，将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菲律宾至上单边主义和区域军事威权。

　　研究视角：

　　中方民间不应当对杜特尔特的表面政治修辞过度解读，而应该对其观其行，而非听其言。中国在对外沟通中一直在寻找一个区域对话、分歧和解、利益捆绑、文化认同的新外交机制，如何向世界解释中国，其实是中国进入东南亚的长期任务，它只有通过善意、互动、同理心等基本原则，借助更多频繁民间互动和高质量高层互动解决。

　　第三，正如和平、和解、仲裁、秩序、安全、效率、公平对于达沃以及整个菲律宾的重要性，南海问题、东盟合作问题、中国与部分欧亚洲国家倡导的亚投行机制也需要如上关键词。因此，不应该忽视杜特尔特在用“达沃模式”治理菲律宾，并生成独特的政治“新结盟运动”的可能性——有限的美国干预，无限的亚洲共识，新成员的新角色，开放的全球治理机制。在杜特尔特的政治语言中，他的核心要素是“Pagbabago, Disiplina”，也就是一种“带来区域变革和振兴的政治规训”，他旨在带来一个“新社会”((Bagong Lipunan)，把菲律宾人从“亚洲病人”变成“崛起的猛虎”。他有意无意中使用了中国人熟悉的毛泽东式政治语言和政治理想，甚至他的铁腕禁毒政策，也一如中国“严打”的翻版，他们当地被称为(Death Squad)。议会联邦、左右派合作、共产主义势力和马科斯治理术回归，杜特尔特如果按照现有的政策和话语逻辑，将发展出一种专制社会主义新威权。

　　研究视角：

　　杜特尔特在实践一种“政治游击主义”，他目前夸张的前台策略在于找到新的游戏合作人和战略合伙人，认清菲律宾真实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各界阶层构成及需求，厘清菲律宾中长期的政治议程和社会事务难点，这对于中国找到中菲互动的战略视角和策略基点极为重要。

　　理解东南亚社会真实、现实、明显、切近的危险和风险，用对方的负面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瓦解“反华力量”，同时建构出新的合作主体，创造新的合作议题，这是摆在东南亚社会各界的共同问题，传统的集团式政治都在部分瓦解，这种格局在菲律宾被称为“barriers-power-bloc”，新的底层势力被中上层利用或裹挟，形成新的动荡势力，已经成为常态。这里面的新势力、新议题、新利益，如果不能有效认知，它将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现、周边国家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2. 国际关系研究需要解决“语境剥离”的问题

　　我在2015年4、5月，以及2016年7、8月，曾去缅甸和越南做调查。当时我在缅甸的调查是三个地方：仰光、图瓦经济区、皎漂中缅油气管道所在地。我不懂缅语，所以我只能仰赖我的翻译，他是一个缅甸华人。我跟他提前两个月设计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调查，去采访什么样的人，我试图让他去联系昂山素季或者从军方到政界、媒体界再到民间比较活跃的知识分子，我们想做一轮访谈，再到社区去看那些真正的“舆”在哪里。因为公共舆论的并不是空中楼阁，它不是口头的、也不是修辞的，所有的舆情都来自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就是大量的具有生活动荡信息交互的地方。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杜骏飞老师曾经提示过我，饭桌是中国的“舆”重要的一个产生场景，但我们学者有时候是出于研究条件或者出于保护隐私，这个场景是不能研究的。如果来拍摄，拍摄之后，那个场景的调换就会影响我们的话语行为。海外研究也有大量的私人化场景，它其实比会议、研究访谈、媒体采访等场合更本质，如何系统采集这类数据充实国人对海外的认知十分关键。

　　我愈发认识到，在很多民间的“舆”的机制是文化特殊性的一个机制，但是我们一些主流的国际研究生产的都是语境被剥离的一种知识，当我们决策部门依赖于语境被剥离的知识，南海问题自然会持续恶化。

　　南海问题如果有多个回合，第一个回合中国并没有明显优势，这里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场景式知识的缺乏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中国基本上没有高质量和专业的国际组织和跨国文化交流团体，而这些组织往往是知识的中介和交往的纽带。

　　我在缅甸民间的时候发现，缅甸是通过安达曼海而呈现的重要海洋权力。我们从皎漂港中缅油气管道修到昆明再到中国腹地，这个设计最初是去回应国际关系学最著名的那个假设——所谓的马六甲咽喉。马六甲究竟是不是或者应不应该理解为中国国际学或者地缘政治上的真正困境?答案应该不是。因为我们如果暂时从国际关系视角走开，尝试按照调查记者的思维思考，并遵从最著名的调查圭臬，我们看钱在哪里，就知道到底是什么决定马六甲成为一个重要的具有政治意味的背景。

　　当我们仔细看，马六甲这个所谓的咽喉有一个假设就是中国未来崛起或者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崛起需要依靠庞大的海洋能力，因为海洋不仅是一个资源性的区域，还是一个通道，是一个新的权力产生的地方，它跟中国传统的权力场景不一样。中国的传统场景是任何既有的帝王，尤其是新政权，获得政权的权力是来自于“山里”，所以有三山五岳，我们仰赖来自垂直的向天、向山的神祭祀系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江山社稷”。社稷，按照人类学的理解，社是一种祭祀系统，稷是一个谷神，社是一个土地神，基本非常直观地展现了我们的权力观——我们所信仰的权力全部基于土地的这一场景。

　　但是海洋似乎很奇怪，海洋生产一个新的权力图景，这个图景至少在地理大发现时期集中出现，可以推到15世纪或16世纪，海上权力迅速崛起创造了一种新的权力范式，可以通过海洋运行庞大的帝国，虽然它的权力“本土”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屿，但是并不妨碍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当从土地束缚的中国或者土地束缚的权力试图变成海洋权力，我们很容易遭遇陷阱。

　　第二，在马六甲海峡这个最著名的政治阴谋中有一个假设，就是我们需要石油、天然气资源来推动我们文明的不断能量更新。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也许需要石油、水电、核能，我关心的是生产这些能源究竟塑造了什么样的城市形态和生活形态。现在我们看到大量和能源和资源有关的国际利益集团。这些庞大的利益集团都想大众不断强化一个假设，就是我们的生活需要依赖他们，这样进一步获得更多权重，进而塑造新的权力格局和形态，这就是一种被缺陷明显的能源利用形态所绑架的一个国际关系格局。所以当我们把权重压在石油、天然气包括海上运输和国际物流之上，我们当然会觉得马六甲海峡是一个咽喉，我们需要利用北极逐渐融化的冰盖来开启新航道，我们也会用瓜达尔海港，也会用两洋铁路去巴西、南美去获取更多资源和能源。

　　我们想把整个世界连成一体，如果按照部分中国人的理解变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未来能源和海上权力为中心的一个国际决策场景。这个就没有照顾到“海缘性因素”，就是除了“地缘政治”之外还有“海缘政治”，而“海缘性政治”是中国的弱项。坦白来讲，我们的大部分学者不具有研究海洋的能力，或者没有去海洋做田野拿一线数据的习惯。我们基本是喜欢在一个陆地上的安乐窝做研究，进社区、进宗庙来做研究，我们不做海上吉普赛人的研究、不做海上海盗的研究，至今我们很少看到海上真正的拥有者怎么理解权力。作为陆地上的人如何有效扩展海洋治理的能力?这一点我在安达曼海深有体会。在图瓦经济区，图瓦的整个自然风貌会让很多中国人很羡慕，非常漂亮的海滩，庞大的可以利用作为海洋基地的国土和丰富的森林资源。每一个做生意的人会眼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资源，生物没有被耗损。

　　3.上智有余下智不足：这是中国知识构成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在皎漂做的中缅油气管道,实际上打开了中国西南部边界的海洋疆域，因为云南一直都觉得它是没有出海口的，这也就是在中国很多内陆省份想以省为单位来获得国家的权力——即省的外交和城市的外交。当中缅油气管打通的时候，云南非常高兴，因为它让云南有了一个出海口可以直接拿到海湾的石油，而且通过皎漂、云南边境输入中国，但是这个石油管道穿越的区域是一个文化丰富、族群复杂的区域，也就是人类学家利奇著名的缅甸北部钟摆型政治区域，缅甸北部在长期分治之下，形成了一种混乱的秩序，这个场景被海洋线路打通之后立刻出现变化。

　　当云南在拥抱一个面向南亚、东南亚大城市的图景时，昆明感到自己能用到来自缅甸的石油，泛亚铁路能直接通到新加坡，当他们欢欣鼓舞的时候不知道，云南也同时进入到一个非常激烈、非常暴乱的一个全球化场景，当你在享受石油能源的时候，必须忍受这里的动乱，这里非穆斯林与穆斯林的冲突，包括难民。大家可能不知道在缅甸同样有一个数量巨大的穆斯林群体，他们翻译成罗兴伽人，大家看看他们的惨状就知道当一个少数族裔在离散过程中会产生的社会问题，大家可能还记得昆明火车站的杀人事件，云南被作为部分民族极端势力逃向外域或者联系同类世界的一个通道。这种从海洋到丛林，再到城市的变化，这种国际难民、恐怖主义、环境危机的混合语境如果被云南省政府有效认知，并能形成现实的执政能力，这就应该是我们现有研究者和传媒人的主要任务。

　　如果我们未来要做报告，我觉得应该做新模式，研究不应该指向上，不应该大家都去寻求批示，而是应该把所有的知识向下渗透，让云南民间直接执行外交行为的那些村长、乡长、州长、省长接触这些知识，让他们去领会这些海外政务的复杂场景，而且具有跨文化政治治理的能力。这是我特别强调的真正的舆情，当他们知道这个舆情，他们能够做出系统的应变，他们就不会因为缅甸的战争难民涌到他们的区域感到恐慌，相反它是一个跨国治理的机会。

　　同样的跨国治理现象——更大规模的，是我在广州的“黑人村”所做的短期研究，在那几乎可以找到所有非洲大陆的人，但是好多广州人(以及部分媒体舆论)会觉得他们是“黑鬼”(或是用一种歧视性语言称呼这些人群)，把他们理解为不被我们想要的人，但是他们忘了这些人也许就是他们通过“广交会”系统介绍进来的“黑凤凰”。当黑凤凰和他们的腾笼换鸟计划不匹配的时候他们想把这些“低端人口”置换出去，但是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因为“黑人”已经来了，就像你把能源引进来一样，它开出了一个大的口子，这个大口子会整体冲击以前的陆地性政权和陆地性的管制方式。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海洋性的管制方式。

　　所以我们要走出智库的内参模式，或者把内参当作研究圭臬的模式，我们一定要把知识直接下沉，转过身来对那些公众和基层进行咨询，对他们的治理行为进行评估和质询，最终提高他们的治理能力。所以我们理解未来的舆情，是让每个公民、每个投资者、每个城市的治理者知道在南海、东南亚以及泛亚或者一带一路沿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可以做出哪种治理应变。

　　4. 九段线的文化影响和历史心理影响

　　如果从建构角度来说，什么是我理解的海洋性权益?从政治人类学的观点来说，人类学的基础研究是研究亲属关系，研究亲属关系你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或者任何一个人群会基于他的生活半径去发展他的远近亲疏关系，这就是费孝通的同心圆隐喻。中国人按照一个基于地权的居住以及亲属关系的靠血亲关系维护的共同利益，容易把传统权力理解为是跟土地有关的。

　　但是在海洋时代，我觉得可以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基于水的信仰和亲属关系。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学自然课，提到中国水系发自山川，经过地表径流、地下径流流到海洋，海洋再蒸腾下雨、降雨，海水再回到陆地，这是一种新的水亲属关系。所以如果把权力也放到这个场景里，以保护每个已经流出中国土地界域的人，其实就是保护你的疆土。比如说把每一个移动出中国的中国人当作是一滴水和一个土地的占有者去保护他们，在保护每个中国人的水滴时，我们在捍卫中国权力的海洋。

　　美国人的国父说的话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意思，国家创立文本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自明之理，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意味着任何侵犯美国人的行为就视为侵犯美国人的领土和主权，所以这些国家创立人是把每个具体的美国人当作一个“历史之岛”，或是历史权力的“水流”，所以当一个美国人出去到任何地方代表着它的疆域已经扩展到哪儿。中国人毫无疑问更应该如此，中国人数百年、数千年的流散，哪怕是在云南西双版纳一个曼蚌小村都觉得他们来自于羌人，现在周围没有什么大的河流，在山里长大的人，但死亡的时候法器是用船，把死者的灵魂载运到山路河流的源头，从这你能知道中国人的奔波流徙到什么样的程度。

　　整个东南亚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三角洲，在中国最强大的时候，大家看到了郑和海船这种东西，类似于拜物教的崇拜，就是货船崇拜。他当然希望你把我的疆界划到我这里才好，请把我这儿选为你停靠的一站我可以给你换物品，或者我履行保护的职责，这就是我理解的为什么“九段线”会划到别人家门口去，因为在瓷器时代，每个东南亚国家都想跟中国“套近乎”和攀亲戚，这是一个有连续考古证据证实的历史性事实，中国人当他有海洋能力的时候就往那儿跑，从很早就开始，选择在那儿做生意，最终选择在那里生，在那里死。每个中国人已经渗透到整个世界全球的肌理，这也是一种看法，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的侨民和海外华人世界，我们按照土地型亲属关系来看，他们的背井离乡使得他们成为我们的远亲，回来只是在祭祖，所以你按照土地型亲属关系去管理他们就会出现侨办这类机构。如果你把运动出中国的人当作每一个保存中国元素的文化性的水滴，他们则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一个海上中国，所以我们要用海洋性亲属关系来理解这个庞大人群。

　　当我在缅甸和越南的时候看到海外华人的宗庙宗祠的时候是特别震撼的，我在很多中国的地方也没有看到那么完整的祭祀系统。在缅甸的一个特别破烂的华人街区里，我路过的时候，它的里面有一面墙，整面墙堆满了灵牌一直顶到屋顶，似乎是一个宗族的灵牌全部在那儿。但是那个场所又是卖塑料盆的，也就是说这个墙没有被拆掉，在固定的宗庙祭祀场合当地人还会在那儿进行活动，但是整个空间已经被当作商业场合使用了——卖塑料盆、卫生纸。你去到缅甸的华人当中，缅甸华人之间的矛盾有时比国与国的矛盾还要重，这就是为什么从大陆国内去看海外华人的时候，发现他们不能粘连，因为他们是基于血缘和土地型亲属关系来发展他们的宗族关系，所以一个宗派和另外一个宗派可能会打起来，不会按照“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来凝聚。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在排华事件中遭受灭顶之灾时，有时候受到的救助不及时，或是救助有心，到达乏力。

　　所以当我们国家的外交部包括中联部这些对外部门，在以陆地为基础来做他们整个权力维护的时候，当然会有亲疏远近的考虑，会说哪个问题严重，哪个问题应该先解决。但是如果你把每一个出去的中国人当作中国的历史性疆土和历史性水域，那就是一个水流形态的权力，那才是真正的新型海洋权力，也就是在要积极捍卫所有中国人的合法权益，对任何一个中国人的轻慢和侮辱，当视为对中国集体的攻击。因为人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政体，你必须捍卫所有跟你在族类、非族类、人类、非人类的关联，要保证它的开放性。中国人的肉身和信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彼岸认知都是需要被保护和关注的对象。我们需要把研究的视阈打开，并创造不同学科的知识融合。活在当下，关心彼岸，这应该研究、政策、对策都要去琢磨的细节和落脚点。

　　（作者周雷系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双聘研究员，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