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杜妍：朝鲜能够被美国成功威慑吗?

　　每当世界目睹朝鲜的挑衅或核外交，或两者兼而有之时，朝鲜问题观察人士和专家都会质疑威慑是否可能或可行。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过去几十年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遏制的对象——朝鲜不受欢迎的行动的数量——随着平壤不断增长的军事能力而增长。美国和韩国希望遏制的朝鲜行动的规模、范围和数量不断扩大，这自然在国际话语中造成了混乱，导致频繁使用“威慑”一词，而没有明确威慑的目标，并混淆了威慑、威逼(compellence)和其他外交政策工具的定义。“对朝鲜是否可以进行威慑”这一根本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威慑对象。因此，有必要明确威慑的定义，并明确用于威慑的目标行为。在这种澄清的基础上，可以确定政策目标，然后确定用来实现指定目标的适当外交政策工具。

　　威慑是一种旨在通过提高行动的成本和灌输对行动后果的可信恐惧来阻止对手采取我方不想要的行动(通常是军事行动)的战略。核威慑阻止对手因害怕报复而不使用核武器。然而，一旦对手已经采取了相关的行动，威慑就失效了，问题就变成了威逼——劝说或迫使对手放弃它已经拥有的东西或终止正在进行的行动——或使用其他政策工具。威逼比威慑更难执行，因为它需要说服对手改变其现有的行为(例如，采取一项它本来不会采取的行动)，并通过在对手拒绝遵守的情况下施加成本(例如，施加惩罚的威胁)或实际执行一项代价高昂的行动(例如，执行威胁)来对对手采取行动的可信承诺，两者都有一个最后期限。另一方面，威慑与对对手采取行动的最后期限无关。

　　就朝鲜而言，威慑的一个目标是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但在平壤越过这一门槛后，问题就变成了威逼：如何迫使朝鲜政权放弃核武器，同时阻止其使用核武器。然而，由于所涉及的风险，迄今为止，没有一届美国政府考虑过使用威逼策略。威逼的潜在风险包括声誉受损、信誉受损和军事升级。东北亚国家的反对和朝鲜的报复能力也会阻止美国对朝鲜的威逼政策。尽管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总统在2017年的“炮火与怒火(fire and fury)”言论类似于威逼，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缺乏可信度、迎合国内受众的恫吓。但是，特朗普的言论很危险，因为它有可能演变成无意的冲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把外交而不是威逼作为试图实现朝鲜无核化的首选外交政策工具。

　　从单纯威慑到复合性目标

　　美国对朝鲜的威慑记录参差不齐，对其成功或失败的判断取决于对威慑最终目标行为或行动的定义。目前美国对朝政策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败，美国在防止武装冲突和防止朝鲜使用核武器这两个领域取得的成功是否会继续取得成功，目前还没有定论。与此同时，朝鲜无核化首脑会谈有可能取得成功或失败，也有可能取得进展或维持现状。

　　随着朝鲜军事能力的发展，美国的威慑目标也在不断演变和扩大。1950-1953年朝鲜战争后，威慑的目的是阻止朝鲜再次入侵韩国，并阻止其从事恐怖主义行为。对朝鲜侵略的主要威慑力量是(现在仍然是)美韩联盟，其运作方式是在半岛及其周围驻扎美军，直到1991年美国在韩国领土上维持核武器，对韩国提供扩大核威慑(或核保护伞)，以及每年进行联合防御军事演习。这些组成部分构成了一种威慑战略，提供了在朝鲜采取激进行动(如入侵或攻击韩国)时施加代价的能力，并展示了在朝鲜侵略时美国采取行动的决心和政治意愿(如威胁报复)。然而，威慑未能阻止平壤在过去50年里多次进行挑衅(除了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之外的有限的、有计划的侵略行为)和恐怖主义行为，这些行为造成了美国和韩国平民和士兵的死亡。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老布什(George H.W. Bush)和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时期，威慑的目标仍然是防止另一场战争，但有一个额外的目标：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能力。虽然在阻止武力侵略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未能阻止朝鲜为军事目的获取核技术。因此，政策问题不再是威慑问题，因为朝鲜最终获得了核技术和能力。然而，威逼也不是政治上可行或可信的行动方针。1993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提出了威慑性威胁，而不是威逼性威胁:“如果(朝鲜)使用、发展和使用核武器，我们将进行压倒性的报复。这将意味着他们所熟知的国家的终结。”他的政府甚至准备了针对宁边核设施的军事打击行动，但由于首尔的反对(例如，担心升级为另一场战争)和前总统吉米·卡特访问平壤，未能执行。克林顿政府迅速将重点转向外交谈判，以遏制朝鲜的核武器计划。

　　在21世纪初的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由于朝鲜的军事能力和“不良行为”增加，美国试图遏制的朝鲜行动数量有所增加。这些目标包括遏制平壤进一步发展其核武库(通过纵向扩散、核试验和导弹飞行试验)，以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以外的一系列挑衅，并从事横向扩散(转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部件和技术)和非法活动。但是，美国的威慑还没有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许多韩国观察家认为它已经失败了。尽管美国通过六方会谈(2003-2008年)的政策未能解除朝鲜的核计划，但在布什政府时期，威慑力仍然阻止了朝鲜的入侵和使用核武器。

　　2009年至2017年奥巴马政府时期，有报道称朝鲜已经具备了可搭载在导弹上的核弹头小型化能力，因此对朝鲜的威慑目标进一步扩大。防范恶意网络行动成为另一个威慑目标。在此期间，2010年朝鲜炮击延坪岛、击沉天安舰等挑衅行为，美国因担心事态升级，阻止了韩国的报复。相反，针对朝鲜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韩美两国整合了B-52等美国战略资产，并在联合军演中加入了斩首演习，提高了遏制能力。这些措施旨在向韩国保证美国的安全承诺，并向朝鲜发出威慑信息。但平壤的挑衅行为以及其核武器能力的持续提升，在首尔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辩论和焦虑，这些都围绕着华盛顿对其扩大威慑的承诺，以及美韩联盟威慑态势和能力的有效性。更强的遏制态势和能力也引发了首尔和华盛顿的一些人士的担忧，他们担心平壤可能把旨在确保美国盟友的措施误以为是针对朝鲜的攻击行动。

　　与此同时，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威慑继续成功地阻止了朝鲜使用核武器或试图入侵韩国，但未能阻止平壤进行更多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增强其核武库，并参与其他非对称挑衅，如对索尼、韩国银行和政府网站的网络攻击。美国的外交努力也未能终止平壤的核武器计划。

　　首脑峰会期间及以后的威慑挑战

　　今天，威慑的总体目标仍然是防止朝鲜发动另一场战争，使用核武器，在核试验和远程弹道导弹发射以外发动挑衅。与此同时，美国政策的目标仍然是通过正在进行的、但仍不确定的峰会进程，拆除平壤的核武器能力。

　　美国应该继续把外交谈判作为实现朝鲜无核化的主要外交政策工具，同时保持强大的遏制态势。然而，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美国及其盟友在遏制朝鲜采取广泛的不受欢迎的行动方面面临挑战。首先，特朗普把核试验装置和远程弹道导弹的试验确定为红线，暗示他的威慑目标只是暂停这些试验，但没有公开说明如果平壤恢复试验，他将付出什么代价。这种看法为平壤提供了进行其他形式挑衅的自由通道，例如5月份试射短程弹道导弹，威胁到韩国和居住在韩国的美国人，扰乱美韩导弹防御系统。它还允许朝鲜政权在不受限制或后果的情况下继续大规模生产和推进核武器。

　　其次，特朗普在2018年6月新加坡峰会上突然宣布单方面取消韩美联合军演，削弱了维持韩美威慑态势关键能力的两国军事准备能力和互操作性。此举满足了平壤要求结束这些演习的要求，平壤称这些演习是战争演习，但许多朝鲜问题观察人士担心，取消联合演习会削弱盟国对朝鲜侵略的准备，是最终将美军撤出半岛、打破美韩同盟的垫脚石。虽然以规模较小的指挥所演习和修改现场训练计划等方式，为外交提供了空间，但这并没有给北韩的军事态势和准备态势带来实质性变化，也没有激励北韩采取有意义的无核化措施。美韩联合司令部司令罗伯特·艾布拉姆斯(Robert Abrams)今年2月作证说，北韩军队的冬季训练规模、范围和时间与往年相同。

　　第三，与保守政府相比，进步政府更不愿意采取任何可能激怒朝鲜的措施。这使得在交战期间，对朝鲜的挑衅做出适当的回应变得更加困难。平壤利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灰色地带，在挑衅、升级和冲突之间的边界附近采取侵略性和强制性行动，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据悉，朝鲜在今年5月发射了两枚短程固体燃料弹道导弹，并在去年6月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和今年2月河内会晤期间对美国、韩国及其盟国进行了网络攻击。使用外交、经济和信息工具的适当反应不需要引发升级或切断对话渠道。但是，对低级别的挑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会让朝鲜继续这些挑衅，并发出错误的信息，即它仍然可以在不越过特朗普红线的情况下寻求相当大的优势、影响力和损害。

　　如果威慑的目标是防止另一场战争和核武器的使用，那么美国应该保持强大的威慑姿态和能力，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如果威慑的目的是劝阻朝鲜的所有不良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进一步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对韩国的军事攻击或入侵、破坏性的网络行动、非法金融活动、恐怖主义行为、化学和生物武器的生产和使用，以及战争以外的常规军事挑衅——那么，美国应该采用一种综合的政策，包括外交等一系列工具。现代量身定做的威慑，以及灰色地带战术。随着朝鲜的武器库不断扩大，并随着新技术的融入而变得更加复杂，美国的工具包和政策也必须不断发展。

　　每当世界目睹朝鲜的挑衅或核外交，或两者兼而有之时，朝鲜问题观察人士和专家都会质疑威慑是否可能或可行。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过去几十年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遏制的对象——朝鲜不受欢迎的行动的数量——随着平壤不断增长的军事能力而增长。美国和韩国希望遏制的朝鲜行动的规模、范围和数量不断扩大，这自然在国际话语中造成了混乱，导致频繁使用“威慑”一词，而没有明确威慑的目标，并混淆了威慑、威逼(compellence)和其他外交政策工具的定义。“对朝鲜是否可以进行威慑”这一根本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威慑对象。因此，有必要明确威慑的定义，并明确用于威慑的目标行为。在这种澄清的基础上，可以确定政策目标，然后确定用来实现指定目标的适当外交政策工具。

　　威慑是一种旨在通过提高行动的成本和灌输对行动后果的可信恐惧来阻止对手采取我方不想要的行动(通常是军事行动)的战略。核威慑阻止对手因害怕报复而不使用核武器。然而，一旦对手已经采取了相关的行动，威慑就失效了，问题就变成了威逼——劝说或迫使对手放弃它已经拥有的东西或终止正在进行的行动——或使用其他政策工具。威逼比威慑更难执行，因为它需要说服对手改变其现有的行为(例如，采取一项它本来不会采取的行动)，并通过在对手拒绝遵守的情况下施加成本(例如，施加惩罚的威胁)或实际执行一项代价高昂的行动(例如，执行威胁)来对对手采取行动的可信承诺，两者都有一个最后期限。另一方面，威慑与对对手采取行动的最后期限无关。

　　就朝鲜而言，威慑的一个目标是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但在平壤越过这一门槛后，问题就变成了威逼：如何迫使朝鲜政权放弃核武器，同时阻止其使用核武器。然而，由于所涉及的风险，迄今为止，没有一届美国政府考虑过使用威逼策略。威逼的潜在风险包括声誉受损、信誉受损和军事升级。东北亚国家的反对和朝鲜的报复能力也会阻止美国对朝鲜的威逼政策。尽管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总统在2017年的“炮火与怒火(fire and fury)”言论类似于威逼，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缺乏可信度、迎合国内受众的恫吓。但是，特朗普的言论很危险，因为它有可能演变成无意的冲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把外交而不是威逼作为试图实现朝鲜无核化的首选外交政策工具。

　　从单纯威慑到复合性目标

　　美国对朝鲜的威慑记录参差不齐，对其成功或失败的判断取决于对威慑最终目标行为或行动的定义。目前美国对朝政策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败，美国在防止武装冲突和防止朝鲜使用核武器这两个领域取得的成功是否会继续取得成功，目前还没有定论。与此同时，朝鲜无核化首脑会谈有可能取得成功或失败，也有可能取得进展或维持现状。

　　随着朝鲜军事能力的发展，美国的威慑目标也在不断演变和扩大。1950-1953年朝鲜战争后，威慑的目的是阻止朝鲜再次入侵韩国，并阻止其从事恐怖主义行为。对朝鲜侵略的主要威慑力量是(现在仍然是)美韩联盟，其运作方式是在半岛及其周围驻扎美军，直到1991年美国在韩国领土上维持核武器，对韩国提供扩大核威慑(或核保护伞)，以及每年进行联合防御军事演习。这些组成部分构成了一种威慑战略，提供了在朝鲜采取激进行动(如入侵或攻击韩国)时施加代价的能力，并展示了在朝鲜侵略时美国采取行动的决心和政治意愿(如威胁报复)。然而，威慑未能阻止平壤在过去50年里多次进行挑衅(除了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之外的有限的、有计划的侵略行为)和恐怖主义行为，这些行为造成了美国和韩国平民和士兵的死亡。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老布什(George H.W. Bush)和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时期，威慑的目标仍然是防止另一场战争，但有一个额外的目标：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能力。虽然在阻止武力侵略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未能阻止朝鲜为军事目的获取核技术。因此，政策问题不再是威慑问题，因为朝鲜最终获得了核技术和能力。然而，威逼也不是政治上可行或可信的行动方针。1993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提出了威慑性威胁，而不是威逼性威胁:“如果(朝鲜)使用、发展和使用核武器，我们将进行压倒性的报复。这将意味着他们所熟知的国家的终结。”他的政府甚至准备了针对宁边核设施的军事打击行动，但由于首尔的反对(例如，担心升级为另一场战争)和前总统吉米·卡特访问平壤，未能执行。克林顿政府迅速将重点转向外交谈判，以遏制朝鲜的核武器计划。

　　在21世纪初的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由于朝鲜的军事能力和“不良行为”增加，美国试图遏制的朝鲜行动数量有所增加。这些目标包括遏制平壤进一步发展其核武库(通过纵向扩散、核试验和导弹飞行试验)，以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以外的一系列挑衅，并从事横向扩散(转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部件和技术)和非法活动。但是，美国的威慑还没有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许多韩国观察家认为它已经失败了。尽管美国通过六方会谈(2003-2008年)的政策未能解除朝鲜的核计划，但在布什政府时期，威慑力仍然阻止了朝鲜的入侵和使用核武器。

　　2009年至2017年奥巴马政府时期，有报道称朝鲜已经具备了可搭载在导弹上的核弹头小型化能力，因此对朝鲜的威慑目标进一步扩大。防范恶意网络行动成为另一个威慑目标。在此期间，2010年朝鲜炮击延坪岛、击沉天安舰等挑衅行为，美国因担心事态升级，阻止了韩国的报复。相反，针对朝鲜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韩美两国整合了B-52等美国战略资产，并在联合军演中加入了斩首演习，提高了遏制能力。这些措施旨在向韩国保证美国的安全承诺，并向朝鲜发出威慑信息。但平壤的挑衅行为以及其核武器能力的持续提升，在首尔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辩论和焦虑，这些都围绕着华盛顿对其扩大威慑的承诺，以及美韩联盟威慑态势和能力的有效性。更强的遏制态势和能力也引发了首尔和华盛顿的一些人士的担忧，他们担心平壤可能把旨在确保美国盟友的措施误以为是针对朝鲜的攻击行动。

　　与此同时，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威慑继续成功地阻止了朝鲜使用核武器或试图入侵韩国，但未能阻止平壤进行更多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增强其核武库，并参与其他非对称挑衅，如对索尼、韩国银行和政府网站的网络攻击。美国的外交努力也未能终止平壤的核武器计划。

　　首脑峰会期间及以后的威慑挑战

　　今天，威慑的总体目标仍然是防止朝鲜发动另一场战争，使用核武器，在核试验和远程弹道导弹发射以外发动挑衅。与此同时，美国政策的目标仍然是通过正在进行的、但仍不确定的峰会进程，拆除平壤的核武器能力。

　　美国应该继续把外交谈判作为实现朝鲜无核化的主要外交政策工具，同时保持强大的遏制态势。然而，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美国及其盟友在遏制朝鲜采取广泛的不受欢迎的行动方面面临挑战。首先，特朗普把核试验装置和远程弹道导弹的试验确定为红线，暗示他的威慑目标只是暂停这些试验，但没有公开说明如果平壤恢复试验，他将付出什么代价。这种看法为平壤提供了进行其他形式挑衅的自由通道，例如5月份试射短程弹道导弹，威胁到韩国和居住在韩国的美国人，扰乱美韩导弹防御系统。它还允许朝鲜政权在不受限制或后果的情况下继续大规模生产和推进核武器。

　　其次，特朗普在2018年6月新加坡峰会上突然宣布单方面取消韩美联合军演，削弱了维持韩美威慑态势关键能力的两国军事准备能力和互操作性。此举满足了平壤要求结束这些演习的要求，平壤称这些演习是战争演习，但许多朝鲜问题观察人士担心，取消联合演习会削弱盟国对朝鲜侵略的准备，是最终将美军撤出半岛、打破美韩同盟的垫脚石。虽然以规模较小的指挥所演习和修改现场训练计划等方式，为外交提供了空间，但这并没有给北韩的军事态势和准备态势带来实质性变化，也没有激励北韩采取有意义的无核化措施。美韩联合司令部司令罗伯特·艾布拉姆斯(Robert Abrams)今年2月作证说，北韩军队的冬季训练规模、范围和时间与往年相同。

　　第三，与保守政府相比，进步政府更不愿意采取任何可能激怒朝鲜的措施。这使得在交战期间，对朝鲜的挑衅做出适当的回应变得更加困难。平壤利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灰色地带，在挑衅、升级和冲突之间的边界附近采取侵略性和强制性行动，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据悉，朝鲜在今年5月发射了两枚短程固体燃料弹道导弹，并在去年6月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和今年2月河内会晤期间对美国、韩国及其盟国进行了网络攻击。使用外交、经济和信息工具的适当反应不需要引发升级或切断对话渠道。但是，对低级别的挑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会让朝鲜继续这些挑衅，并发出错误的信息，即它仍然可以在不越过特朗普红线的情况下寻求相当大的优势、影响力和损害。

　　如果威慑的目标是防止另一场战争和核武器的使用，那么美国应该保持强大的威慑姿态和能力，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如果威慑的目的是劝阻朝鲜的所有不良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进一步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对韩国的军事攻击或入侵、破坏性的网络行动、非法金融活动、恐怖主义行为、化学和生物武器的生产和使用，以及战争以外的常规军事挑衅——那么，美国应该采用一种综合的政策，包括外交等一系列工具。现代量身定做的威慑，以及灰色地带战术。随着朝鲜的武器库不断扩大，并随着新技术的融入而变得更加复杂，美国的工具包和政策也必须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