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娟：用三年体验和观察印度治理中的不可思议

 　　张文娟，印度金德尔全球法学院副教授、国际合作助理院长、金德尔全球大学印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三年多前，抱着好奇来到印度。本期望三年的时间就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但三年多过去了，当朋友问我是否已经了解印度时，我才发现，答案不是我期待的。三年多的时间里，自己对印度了解的信息是多了一些，但是困惑也更多了。

　　现在想来，印度在国家宣传中，将自己定义为“不可思议的印度”，非常到位。

　　印度的不可思议，来自于那处处存在的矛盾，既让人困惑，也有迷人之处。

　　刚来时，注意到车里有个蚊子，我“啪”就拍死了，司机看了我一眼。等又一个蚊子出现在他那儿时，他摇下车窗把蚊子赶了出去，那种对生命的善待，让人吃惊。可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却了解到另一番对待生命的景象，就在大学所在的哈邦，甚至索尼帕特市还有时上演着荣誉谋杀，也即父母或叔伯为保护家族荣誉，会亲自谋杀自由选择夫婿却不符合家族关于种姓等要求的女儿或侄女。让你不能理解，生命的善待为何刹时改变了逻辑。

　　来印度三年多了，在印度从没吃到过牛肉。一是牛肉不好买，二是也不敢买，自己所在的邦是一个禁牛肉的邦，怕携带牛肉时被抓，再判上几年，可不是儿戏。当然，自己也享受到了宗教护牛的好处，那就是可以得到比较高质量的牛奶、酸奶、冰激凌和奶酪等，不用像国内那样喝牛奶时总提心吊胆，甚至在国内早就不想喝牛奶了。虽然这个国家宪法序言里明确要建立一个世俗的国家，但宗教政治在这里也不藏着掖着。政党可以大胆以宗教名义拉选票;也可以在执政后以宗教信仰名义将禁牛肉立法明目张胆通过;印度人的家庭生活至今还是由身份法而不是世俗的民法典所主导，比如一个穆斯林男性却可以通过说三遍“离婚”就把合法的把妻子休掉。当然，一个男子也可以根据宗教传统同时有几个合法妻子。

　　在与印度教授一起开设《中印儿童性侵害与法》这门课时，才意识到，这个国家，童工的年龄是14岁，但是却将性同意的年龄于2012年在《保护遭遇性侵害儿童法案》中提高到了18岁。也就是说，14岁，你可以作出养家糊口的决定，但还没有能力作出性同意的决定。你不满14岁辍学，政府不会惩罚你;但你不满18岁就有性行为，政府会以强奸罪起诉你，除非你结婚。

　　在申请签证时，最有趣的是性别一栏，印度会给你三个选择：男(male)、女(female)、其他(other)，这在其他国家中是很少见的，可以认为，这是对性别认同或变性人的一个大解放。可同时刑法典377条还依然保留着对同性性行为的刑罚处罚。

　　在印度，女性的地位也很奇特。邦首席部长为女性已不算稀罕，在莫迪政府中，又将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两大实权位子委托给了女性，她们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对于宣传印度女性的地位改变是大有裨益的。印度有些邦还通过立法，要求村长老会(panchayat)，类似于中国的村委会，必须将50%的席位留给女性。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发现，印度女性中工作的大约只有25%，中国大约是75%;一些村里当选的女性不过是丈夫变相参选的工具，印度很多地方对寡妇还有着非人的限制等。女性安全至今在北印度还是个沉重的命题，穿着和外出活动时间都需要时刻注意。三年来，我的日常生活习惯已发生变化，比如不敢穿膝盖以上的短裙，晚上七点之后没有车绝不敢单独走出大学校门等。

　　与印度教授开设《中印宪法》这门课，让我对印度宪法的了解加深了不少。独立后的印度设计者们，设计了议会制政府，希望通过给成年人人手一票的直接投票权，选出下议院，由下议院的多数党派组建政府，从而建立一个问责、高效的政府，以带领印度人民快速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面貌，同时让选票来对历史沉淀的不平等进行革命式变化。但如果观察印度的现实，你会发现，在三权中印度人越来越不相信政府和议会，而是把希望寄托于那个不参与选举的、原本具有被动属性的司法权来牵引社会改革。

　　对印度的法治观察很有意思。通过观察印度立法讨论和研读其法律文本，还是能感受到这个国家的立法质量和立法参与度要比中国好。从制度设计上看，掌握主要立法大权的下议院(人民院)由公民直接选举，也有较好的保障司法独立的制度设计， 还有至少130万名律师，法治的硬件环境比较好。但是，在这里，包括中资在内的外资们普遍头疼的一件事是，合同的执行。在世界银行关于各国从商环境的排名中，印度合同执行率却基本上排在170名外，而中国则基本在前五名。可以认为，印度法治建设面临的挑战不比中国小多少，只不过难点可能不同而已。

　　腐败的话题，更有意思。按理说，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有发达的公民社会，有直接选举，腐败不应该是大问题。但日常生活中，还是能感受到腐败无处不在的影子。电子化、透明化，在帮助减少腐败的土壤。而且，民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拒绝用行贿方式解决问题。我的学生宁肯为获得护照多等一段时间，也不去行贿办事官员;大学宁肯自己花钱装备用发电机，也拒绝为了稳定电源去行贿政府 。但是，有些例子听后还是很吃惊。在开设《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中印视角》这门课时，有学生给我讲一个例子，某地方政府可以用一个假想的湖申请到资金，并以假想的湖申请到维修资金，却不需要真正建湖(连个豆腐渣工程也不需要)，这种明目张胆的腐败，竟然可以长期逃脱民主的制约和法律的惩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也不知道这样的事，今天还会不会发生。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很多问题也是很有意思。

　　走上德里街头，穷人的小棚子与富人的豪宅可以比邻而居，总让人感觉到，印度的贫富差距要比中国大很多。消除贫困和消除贫富差距实际上不能划等号，印度在消除贫困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国，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印度却从未达到中国的危险高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各国基尼系数1990年与2013年后最新数据的对比 图源：IMF

　　甘地和尼赫鲁都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至少不赞成通过暴力实现社会革命，但是印度不缺乏对工农利益予以制度维护的传统。印度的工会权力非常强大，虽然其GDP 不能领跑亚洲，但是，其工资涨幅却经常领跑亚洲(Aon Hewitt统计报告)。对于农民，没有农业税(产业化运作的除外)，还有各种补贴，2005年更是大胆通过了《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明确政府每年应该给每个农村家庭不少于100天的工作，并按最低工资支付报酬。如果不能提供工作机会，就直接支付钱。据统计，单这项年度开支，就占到GDP的近0.5%-1%。而在中国农村，这些活儿长期以来要求农民做“义务工”。但是，进展的效果还是要打折扣的，土地改革依然是个半成品;到2015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印度还有2.7亿人生活在贫困中。

　　印度1995年就开始试点免费午餐计划，到2001年成为正式的制度，所有在政府学校读书的中小学生，都可以得到免费午餐;而我们推行连片贫困区免费午餐计划却是从2012年开始。不论如何采取经济自由化，印度至今保留着免费的公立医院为穷人看病。这个国家的药品价格普遍非常低，大部分日常药品都在10人民币以下。一个有正式工作的人，可以买医疗保险，并且可以带几个家庭成员，住院费基本可以都报销，外国人也适用。但是，预想的效果还是被打了折扣。2017年公布的全球饥饿指数显示，从营养不良人口比例、婴幼儿死亡率、儿童身体达标、体重达标等四个指数来看，印度排在第100位，在北朝鲜和伊拉克之后。虽然整体趋势在好转，但一直要比世界平均水平差不少。

　　“印度的饥饿指数正在下降，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

　　为普及初中级教育，印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努力。对中产阶级，其放开了私立教育，以实现多元化需求。对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部分，2002年宪法第86修正案将对6-14岁儿童的免费义务教育纳入宪法基本权利，2009年又通过了非常具体的《教育权利法案》。为吸引孩子们到学校，还从2001年开始在所有公立学校推出免费午餐。为吸引优秀师资进入公立学校，印度也是蛮拼的，设立了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工资水平。以哈邦农村为例，这里老师最低工资是25000卢比，相当于2600-2700人民币每月，比普通私立学校的工资水平高，比中国很多农村地区的老师工资水平也高。法律和财政保障都到位的情况下，应该可期待印度的公立学校有好的发展，但现实中大家总在讨论一个有意思的执行障碍，那就是老师虽然拿着高工资，但并不尽责，经常不去学校或者对学生不负责任，导致不少学生辍学。中国官员头疼的是缺政策和预算，一旦这两样有了，好像很难有具体执行问题可以根本性制约目标实现。但是，印度的很多问题，不是在立法和预算方面，而是经常被一些具体的执行层面的问题所羁绊。

　　除了这些困惑之处，印度的复杂多元也有一些迷人之处。

　　印度的多元化，多元化到不可思议。各种宗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天主教、锡克教、旨那教、佛教都有。虽说信仰印度教的人口达到80%， 但是，他们却信仰不同的主神，还说不同的语言，庆祝不同的节日。同样信仰印度教，有的连鸡蛋也不能吃，有的却可以吃牛肉。语言的多元化也是不可思议，连政府工作语言都要区分，联邦政府、联邦议会和印度高院、最高院各用什么工作语言，各邦的语言也是五花八门。印度同事经常开玩笑问我们这些外国人，是什么在统一印度;我们答不出，然后他们会给出很富幽默感的答案，是板球或巴基斯坦。

　　印度的政治生态如同其宗教和文化，也是非常多元化：家长制威权治理，看国大党;追求宗教治国也打发展牌的，有人民党;信仰共产主义的也有两大国家政党——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信仰自由民主，直接看印度宪法，也能从印度的独立司法中找到宽慰。这还不包括1000多个地方性政党。追求各种政治理论的，都可以在印度找到政党和政治支持，所以，对印度不存在政权颠覆一说。但是，好的做法想全国迅速推开，也很难。科拉拉邦总被当做社会公平发展和文盲率低的正面典型来介绍，但几十年过去，科拉拉还是只有一个。政治的多元化，让模式复制也不容易。

　　印度各种政党和竞争性政治让印度社会高度政治化，同时，各政党的存在，又让印度的政治高度群体化。来印度后，经历过各种骚乱，为罢工，为争取特留权，为抵抗征地，为抗议法院干预地方文化，为保护语言文化传承而争取独立建邦……但是没有一个骚乱可以全国化。所以，印度骚乱不断，但又可以始终保持着全国性稳定。

　　虽说印度教和穆斯林的社群冲突也经常性发生，但穆斯林对印度仍然是一往情深。据说，印度已经超过巴基斯坦成为世界第二大穆斯林人口大国。虽然穆斯林在印度属于少数，其贫困状况要比印度的平均状况差，但印度的穆斯林很少出现极端化，而且在多项实证调查中显示，印度的穆斯林对印度国家的认同度和对印度民主的认同度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印度有世界上最长的宪法，能把宪法写得如同合同法一样具体，恐怕也找不到其他例子。印度人还是很受益于这部细致入微的宪法，比如，再强的强人政治也跳不出宪法的手掌心。英吉拉·甘地是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闯关者，但也只能利用宪法的“紧急状态”条款搁置基本权利，而且维持不到两年就下台了，还导致国大党失去了优势地位，印度从而陷入多党制。可能是对殖民统治的反叛，从一些实证数据分析看，印度自独立以来，对威权政治的支持，似乎没超过两位数，而且有进一步递减趋势，如根据Center for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的数据收集，印度普通民众对偶尔采用威权统治的支持率从1999年的7%到降到2004年的6%;而对民主的支持率从60%提高到了70%。再考虑到印度建国初期将不同文化、语言和地域的小王国纳入一个主权国家的现实需要，民主制可以说是印度选择的适合自己国情的一条道路。当然，任何期待“集中力量办大事”或者“政府雷厉风行”落实一些举措，也都是很困难的。

　　三年的体验似乎告诉我，印度就像大象一样前行，急不得，但也走得比较稳，需要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关注和影响下，缓慢焕发光彩。对于其治理中表现出的矛盾之处，如何解释其背后的逻辑，又如何理解其未来走向，还需要更长时间去理解和解释。

　　任重道远，继续努力!

 　　张文娟，印度金德尔全球法学院副教授、国际合作助理院长、金德尔全球大学印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三年多前，抱着好奇来到印度。本期望三年的时间就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但三年多过去了，当朋友问我是否已经了解印度时，我才发现，答案不是我期待的。三年多的时间里，自己对印度了解的信息是多了一些，但是困惑也更多了。

　　现在想来，印度在国家宣传中，将自己定义为“不可思议的印度”，非常到位。

　　印度的不可思议，来自于那处处存在的矛盾，既让人困惑，也有迷人之处。

　　刚来时，注意到车里有个蚊子，我“啪”就拍死了，司机看了我一眼。等又一个蚊子出现在他那儿时，他摇下车窗把蚊子赶了出去，那种对生命的善待，让人吃惊。可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却了解到另一番对待生命的景象，就在大学所在的哈邦，甚至索尼帕特市还有时上演着荣誉谋杀，也即父母或叔伯为保护家族荣誉，会亲自谋杀自由选择夫婿却不符合家族关于种姓等要求的女儿或侄女。让你不能理解，生命的善待为何刹时改变了逻辑。

　　来印度三年多了，在印度从没吃到过牛肉。一是牛肉不好买，二是也不敢买，自己所在的邦是一个禁牛肉的邦，怕携带牛肉时被抓，再判上几年，可不是儿戏。当然，自己也享受到了宗教护牛的好处，那就是可以得到比较高质量的牛奶、酸奶、冰激凌和奶酪等，不用像国内那样喝牛奶时总提心吊胆，甚至在国内早就不想喝牛奶了。虽然这个国家宪法序言里明确要建立一个世俗的国家，但宗教政治在这里也不藏着掖着。政党可以大胆以宗教名义拉选票;也可以在执政后以宗教信仰名义将禁牛肉立法明目张胆通过;印度人的家庭生活至今还是由身份法而不是世俗的民法典所主导，比如一个穆斯林男性却可以通过说三遍“离婚”就把合法的把妻子休掉。当然，一个男子也可以根据宗教传统同时有几个合法妻子。

　　在与印度教授一起开设《中印儿童性侵害与法》这门课时，才意识到，这个国家，童工的年龄是14岁，但是却将性同意的年龄于2012年在《保护遭遇性侵害儿童法案》中提高到了18岁。也就是说，14岁，你可以作出养家糊口的决定，但还没有能力作出性同意的决定。你不满14岁辍学，政府不会惩罚你;但你不满18岁就有性行为，政府会以强奸罪起诉你，除非你结婚。

　　在申请签证时，最有趣的是性别一栏，印度会给你三个选择：男(male)、女(female)、其他(other)，这在其他国家中是很少见的，可以认为，这是对性别认同或变性人的一个大解放。可同时刑法典377条还依然保留着对同性性行为的刑罚处罚。

　　在印度，女性的地位也很奇特。邦首席部长为女性已不算稀罕，在莫迪政府中，又将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两大实权位子委托给了女性，她们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对于宣传印度女性的地位改变是大有裨益的。印度有些邦还通过立法，要求村长老会(panchayat)，类似于中国的村委会，必须将50%的席位留给女性。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发现，印度女性中工作的大约只有25%，中国大约是75%;一些村里当选的女性不过是丈夫变相参选的工具，印度很多地方对寡妇还有着非人的限制等。女性安全至今在北印度还是个沉重的命题，穿着和外出活动时间都需要时刻注意。三年来，我的日常生活习惯已发生变化，比如不敢穿膝盖以上的短裙，晚上七点之后没有车绝不敢单独走出大学校门等。

　　与印度教授开设《中印宪法》这门课，让我对印度宪法的了解加深了不少。独立后的印度设计者们，设计了议会制政府，希望通过给成年人人手一票的直接投票权，选出下议院，由下议院的多数党派组建政府，从而建立一个问责、高效的政府，以带领印度人民快速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面貌，同时让选票来对历史沉淀的不平等进行革命式变化。但如果观察印度的现实，你会发现，在三权中印度人越来越不相信政府和议会，而是把希望寄托于那个不参与选举的、原本具有被动属性的司法权来牵引社会改革。

　　对印度的法治观察很有意思。通过观察印度立法讨论和研读其法律文本，还是能感受到这个国家的立法质量和立法参与度要比中国好。从制度设计上看，掌握主要立法大权的下议院(人民院)由公民直接选举，也有较好的保障司法独立的制度设计， 还有至少130万名律师，法治的硬件环境比较好。但是，在这里，包括中资在内的外资们普遍头疼的一件事是，合同的执行。在世界银行关于各国从商环境的排名中，印度合同执行率却基本上排在170名外，而中国则基本在前五名。可以认为，印度法治建设面临的挑战不比中国小多少，只不过难点可能不同而已。

　　腐败的话题，更有意思。按理说，有多党竞争，有自由媒体，有发达的公民社会，有直接选举，腐败不应该是大问题。但日常生活中，还是能感受到腐败无处不在的影子。电子化、透明化，在帮助减少腐败的土壤。而且，民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拒绝用行贿方式解决问题。我的学生宁肯为获得护照多等一段时间，也不去行贿办事官员;大学宁肯自己花钱装备用发电机，也拒绝为了稳定电源去行贿政府 。但是，有些例子听后还是很吃惊。在开设《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中印视角》这门课时，有学生给我讲一个例子，某地方政府可以用一个假想的湖申请到资金，并以假想的湖申请到维修资金，却不需要真正建湖(连个豆腐渣工程也不需要)，这种明目张胆的腐败，竟然可以长期逃脱民主的制约和法律的惩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也不知道这样的事，今天还会不会发生。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很多问题也是很有意思。

　　走上德里街头，穷人的小棚子与富人的豪宅可以比邻而居，总让人感觉到，印度的贫富差距要比中国大很多。消除贫困和消除贫富差距实际上不能划等号，印度在消除贫困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国，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印度却从未达到中国的危险高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各国基尼系数1990年与2013年后最新数据的对比 图源：IMF

　　甘地和尼赫鲁都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至少不赞成通过暴力实现社会革命，但是印度不缺乏对工农利益予以制度维护的传统。印度的工会权力非常强大，虽然其GDP 不能领跑亚洲，但是，其工资涨幅却经常领跑亚洲(Aon Hewitt统计报告)。对于农民，没有农业税(产业化运作的除外)，还有各种补贴，2005年更是大胆通过了《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明确政府每年应该给每个农村家庭不少于100天的工作，并按最低工资支付报酬。如果不能提供工作机会，就直接支付钱。据统计，单这项年度开支，就占到GDP的近0.5%-1%。而在中国农村，这些活儿长期以来要求农民做“义务工”。但是，进展的效果还是要打折扣的，土地改革依然是个半成品;到2015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印度还有2.7亿人生活在贫困中。

　　印度1995年就开始试点免费午餐计划，到2001年成为正式的制度，所有在政府学校读书的中小学生，都可以得到免费午餐;而我们推行连片贫困区免费午餐计划却是从2012年开始。不论如何采取经济自由化，印度至今保留着免费的公立医院为穷人看病。这个国家的药品价格普遍非常低，大部分日常药品都在10人民币以下。一个有正式工作的人，可以买医疗保险，并且可以带几个家庭成员，住院费基本可以都报销，外国人也适用。但是，预想的效果还是被打了折扣。2017年公布的全球饥饿指数显示，从营养不良人口比例、婴幼儿死亡率、儿童身体达标、体重达标等四个指数来看，印度排在第100位，在北朝鲜和伊拉克之后。虽然整体趋势在好转，但一直要比世界平均水平差不少。

　　“印度的饥饿指数正在下降，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

　　为普及初中级教育，印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努力。对中产阶级，其放开了私立教育，以实现多元化需求。对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部分，2002年宪法第86修正案将对6-14岁儿童的免费义务教育纳入宪法基本权利，2009年又通过了非常具体的《教育权利法案》。为吸引孩子们到学校，还从2001年开始在所有公立学校推出免费午餐。为吸引优秀师资进入公立学校，印度也是蛮拼的，设立了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工资水平。以哈邦农村为例，这里老师最低工资是25000卢比，相当于2600-2700人民币每月，比普通私立学校的工资水平高，比中国很多农村地区的老师工资水平也高。法律和财政保障都到位的情况下，应该可期待印度的公立学校有好的发展，但现实中大家总在讨论一个有意思的执行障碍，那就是老师虽然拿着高工资，但并不尽责，经常不去学校或者对学生不负责任，导致不少学生辍学。中国官员头疼的是缺政策和预算，一旦这两样有了，好像很难有具体执行问题可以根本性制约目标实现。但是，印度的很多问题，不是在立法和预算方面，而是经常被一些具体的执行层面的问题所羁绊。

　　除了这些困惑之处，印度的复杂多元也有一些迷人之处。

　　印度的多元化，多元化到不可思议。各种宗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天主教、锡克教、旨那教、佛教都有。虽说信仰印度教的人口达到80%， 但是，他们却信仰不同的主神，还说不同的语言，庆祝不同的节日。同样信仰印度教，有的连鸡蛋也不能吃，有的却可以吃牛肉。语言的多元化也是不可思议，连政府工作语言都要区分，联邦政府、联邦议会和印度高院、最高院各用什么工作语言，各邦的语言也是五花八门。印度同事经常开玩笑问我们这些外国人，是什么在统一印度;我们答不出，然后他们会给出很富幽默感的答案，是板球或巴基斯坦。

　　印度的政治生态如同其宗教和文化，也是非常多元化：家长制威权治理，看国大党;追求宗教治国也打发展牌的，有人民党;信仰共产主义的也有两大国家政党——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信仰自由民主，直接看印度宪法，也能从印度的独立司法中找到宽慰。这还不包括1000多个地方性政党。追求各种政治理论的，都可以在印度找到政党和政治支持，所以，对印度不存在政权颠覆一说。但是，好的做法想全国迅速推开，也很难。科拉拉邦总被当做社会公平发展和文盲率低的正面典型来介绍，但几十年过去，科拉拉还是只有一个。政治的多元化，让模式复制也不容易。

　　印度各种政党和竞争性政治让印度社会高度政治化，同时，各政党的存在，又让印度的政治高度群体化。来印度后，经历过各种骚乱，为罢工，为争取特留权，为抵抗征地，为抗议法院干预地方文化，为保护语言文化传承而争取独立建邦……但是没有一个骚乱可以全国化。所以，印度骚乱不断，但又可以始终保持着全国性稳定。

　　虽说印度教和穆斯林的社群冲突也经常性发生，但穆斯林对印度仍然是一往情深。据说，印度已经超过巴基斯坦成为世界第二大穆斯林人口大国。虽然穆斯林在印度属于少数，其贫困状况要比印度的平均状况差，但印度的穆斯林很少出现极端化，而且在多项实证调查中显示，印度的穆斯林对印度国家的认同度和对印度民主的认同度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印度有世界上最长的宪法，能把宪法写得如同合同法一样具体，恐怕也找不到其他例子。印度人还是很受益于这部细致入微的宪法，比如，再强的强人政治也跳不出宪法的手掌心。英吉拉·甘地是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闯关者，但也只能利用宪法的“紧急状态”条款搁置基本权利，而且维持不到两年就下台了，还导致国大党失去了优势地位，印度从而陷入多党制。可能是对殖民统治的反叛，从一些实证数据分析看，印度自独立以来，对威权政治的支持，似乎没超过两位数，而且有进一步递减趋势，如根据Center for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的数据收集，印度普通民众对偶尔采用威权统治的支持率从1999年的7%到降到2004年的6%;而对民主的支持率从60%提高到了70%。再考虑到印度建国初期将不同文化、语言和地域的小王国纳入一个主权国家的现实需要，民主制可以说是印度选择的适合自己国情的一条道路。当然，任何期待“集中力量办大事”或者“政府雷厉风行”落实一些举措，也都是很困难的。

　　三年的体验似乎告诉我，印度就像大象一样前行，急不得，但也走得比较稳，需要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关注和影响下，缓慢焕发光彩。对于其治理中表现出的矛盾之处，如何解释其背后的逻辑，又如何理解其未来走向，还需要更长时间去理解和解释。

　　任重道远，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