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朝核问题外交进程模式和节奏

        尽管第二次美朝首脑会谈以取消原定的午餐会以及没有共同声明发表的形式受挫，但双方似乎都没有相互批评和攻击，而是释放了可能进行第三次特金会的积极信号。

　　美国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说，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对于美朝对话持开放态度。与此相对应的是，峰会第二天朝中社的报道将河内峰会描述为建设性，没有提及会谈没有结果。朝中社没有以过去那些强烈的语言指责美国。

　　尽管一周后的3月8日，朝鲜《劳动新闻》公开披露“遗憾的是出于美方原因，这次会谈出乎意料地未能达成协议”，但文章也说，如今全球都在期待半岛和平进程顺利推进，美朝关系早日得以改善。3月15日，朝鲜外交部副部长崔善姬在记者会上表示，“朝鲜正考虑停止与美国的无核化谈判”，但同时又对于美朝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正面评价;而美国则表示下一次会晤没有时间表。可以说，朝美外交进程各种信息交错复杂，前景仍然扑簌迷离和脆弱。

　　第二次金特会之前似乎各方都充满了期待，河内峰会的结果又引发了究竟问题在哪里的讨论，笔者认为以下两点值得重视。

　　首先，自上而下的首脑外交方式对于外交突破实现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不能够过度迷信峰会。2月28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媒体说，对于此次峰会有的人欢迎，有的人怀疑，认为将会有点像在看梦幻电影一样，并说按照直觉相信会有好的结果。这些都展示了朝方对于结果的乐观预期，可以说在过去的一年多里，美朝领导人通过书信、特使会谈以及新加坡峰会相互释放善意，增强了朝鲜对谈判前景的信心。

　　今年初，据媒体报道，金正恩在会见访美归来的金英哲时也说，对于特朗普具有超乎寻常的解决问题的决心感到满意。尽管朝鲜认识到特朗普愿意同朝鲜进行峰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本身是正确的认识，但是此次河内峰会的结果表明，举行峰会就一定有突破这种对首脑个人关系过度期待的想法值得反思。朝鲜的政体与美国完全不同，这会引发双 方在对于峰会期待上的认知差别。

　　尽管特朗普是美国总统，但美国的民主制意味着他在对朝外交上受制于国内政治的各种因素，例如国会、情报系统、军队等。加上美国明年就要进入大选期，特朗普在对朝政策上首先要考虑国内政治环境是否允许他达成协定，其次是能否给他的竞选加分。

　　同时，美国还须照顾到盟国的感受，美朝过快达成交易可能会让盟国产生“背叛”的心理，影响同盟的可靠性。相比较而言，朝鲜领导人在外交上受国内因素的影响较小，但反过来也容易产生因为自己已经下决心同美国进行峰会，只要美国总统下决心就能解决问题的过度期待。

　　第二，要破除朝美通过首脑会谈达成一个大交易，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迷思。事实上，此次对于河内会谈之所以各方失望都比较大，背后隐含一个假设，即朝鲜立即彻底地无核化，美国即时解除所有制裁。大交易看上去很吸引人，但在朝美关系上不现实。朝美关系的本质仍然是一个敌对关系，双方仅有的法律基础就是一张停战协定，双方几十年没有直接沟通的能力和外交关系，也没有经济往来。

　　要实现美朝的关系质变，需要的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不是大交易所能实现的。试想当年的美苏关系也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握手，就直接达成大交易那么简单，而是古巴危机后双方认识到必须在军控、裁军等领域加强沟通及建立各种渠道的结果。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尽管看上去因为国际战略格局实现了大交易，但是这并没有带来中美关系质的变化，真正的变化源于之后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后。

　　因而，美朝外交不能仅仅依靠首脑外交这个单一的渠道，而必须拓展各种渠道，而且不能过度期待以大交易的方式实现，今后更可能的路径是多个中小交易的叠加。

　　尽管第三次特金会不会迅速举行，但笔者认为，特朗普对于第三次金特会的召开时间也不会拖得太久。美国总统选举虽然明年才会正式拉开竞选活动的大幕，但事实上从今年就将要逐渐进入竞选状态。从过往经验来看，总统选举的前一年往往是外交上有重大突破的年份。第一，选举的前一年可以成为在过去年份积累基础上顺理成章的收获年;第二，现任总统如果想要在外交上有突破，必须赶在总统选举年之前，否则进入选战就无暇顾及外交。

　　因为外交成绩可以用来作为选举年的宣传材料，即使不一定直接反映在选举结果上，也可以作为今后选举的持续性政绩。例如前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达成伊朗核问题框架协定，以及美国古巴关系正常化，尽管这没有让民主党候选人希拉莉当选，但有理由相信下一次总统选举活动中，民主党候选人很有可能会以特朗普退出伊核协定为攻击的证据。尽管国际关系中预测未来是最困难的事情，但从上述分析来看，2019年内举行第三次特金会的可能性并不小。

　　美朝峰会缓解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但这需要有具体的相应机制性建设跟进，例如高级官员、部长级别的对话机制，同时需要东北亚其他各方参与的多边外交相配合。这些都需要一个既不是太快也不是太慢的美朝双边峰会持续进行。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尽管第二次美朝首脑会谈以取消原定的午餐会以及没有共同声明发表的形式受挫，但双方似乎都没有相互批评和攻击，而是释放了可能进行第三次特金会的积极信号。

　　美国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说，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对于美朝对话持开放态度。与此相对应的是，峰会第二天朝中社的报道将河内峰会描述为建设性，没有提及会谈没有结果。朝中社没有以过去那些强烈的语言指责美国。

　　尽管一周后的3月8日，朝鲜《劳动新闻》公开披露“遗憾的是出于美方原因，这次会谈出乎意料地未能达成协议”，但文章也说，如今全球都在期待半岛和平进程顺利推进，美朝关系早日得以改善。3月15日，朝鲜外交部副部长崔善姬在记者会上表示，“朝鲜正考虑停止与美国的无核化谈判”，但同时又对于美朝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正面评价;而美国则表示下一次会晤没有时间表。可以说，朝美外交进程各种信息交错复杂，前景仍然扑簌迷离和脆弱。

　　第二次金特会之前似乎各方都充满了期待，河内峰会的结果又引发了究竟问题在哪里的讨论，笔者认为以下两点值得重视。

　　首先，自上而下的首脑外交方式对于外交突破实现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不能够过度迷信峰会。2月28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媒体说，对于此次峰会有的人欢迎，有的人怀疑，认为将会有点像在看梦幻电影一样，并说按照直觉相信会有好的结果。这些都展示了朝方对于结果的乐观预期，可以说在过去的一年多里，美朝领导人通过书信、特使会谈以及新加坡峰会相互释放善意，增强了朝鲜对谈判前景的信心。

　　今年初，据媒体报道，金正恩在会见访美归来的金英哲时也说，对于特朗普具有超乎寻常的解决问题的决心感到满意。尽管朝鲜认识到特朗普愿意同朝鲜进行峰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本身是正确的认识，但是此次河内峰会的结果表明，举行峰会就一定有突破这种对首脑个人关系过度期待的想法值得反思。朝鲜的政体与美国完全不同，这会引发双 方在对于峰会期待上的认知差别。

　　尽管特朗普是美国总统，但美国的民主制意味着他在对朝外交上受制于国内政治的各种因素，例如国会、情报系统、军队等。加上美国明年就要进入大选期，特朗普在对朝政策上首先要考虑国内政治环境是否允许他达成协定，其次是能否给他的竞选加分。

　　同时，美国还须照顾到盟国的感受，美朝过快达成交易可能会让盟国产生“背叛”的心理，影响同盟的可靠性。相比较而言，朝鲜领导人在外交上受国内因素的影响较小，但反过来也容易产生因为自己已经下决心同美国进行峰会，只要美国总统下决心就能解决问题的过度期待。

　　第二，要破除朝美通过首脑会谈达成一个大交易，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迷思。事实上，此次对于河内会谈之所以各方失望都比较大，背后隐含一个假设，即朝鲜立即彻底地无核化，美国即时解除所有制裁。大交易看上去很吸引人，但在朝美关系上不现实。朝美关系的本质仍然是一个敌对关系，双方仅有的法律基础就是一张停战协定，双方几十年没有直接沟通的能力和外交关系，也没有经济往来。

　　要实现美朝的关系质变，需要的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不是大交易所能实现的。试想当年的美苏关系也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握手，就直接达成大交易那么简单，而是古巴危机后双方认识到必须在军控、裁军等领域加强沟通及建立各种渠道的结果。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尽管看上去因为国际战略格局实现了大交易，但是这并没有带来中美关系质的变化，真正的变化源于之后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后。

　　因而，美朝外交不能仅仅依靠首脑外交这个单一的渠道，而必须拓展各种渠道，而且不能过度期待以大交易的方式实现，今后更可能的路径是多个中小交易的叠加。

　　尽管第三次特金会不会迅速举行，但笔者认为，特朗普对于第三次金特会的召开时间也不会拖得太久。美国总统选举虽然明年才会正式拉开竞选活动的大幕，但事实上从今年就将要逐渐进入竞选状态。从过往经验来看，总统选举的前一年往往是外交上有重大突破的年份。第一，选举的前一年可以成为在过去年份积累基础上顺理成章的收获年;第二，现任总统如果想要在外交上有突破，必须赶在总统选举年之前，否则进入选战就无暇顾及外交。

　　因为外交成绩可以用来作为选举年的宣传材料，即使不一定直接反映在选举结果上，也可以作为今后选举的持续性政绩。例如前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达成伊朗核问题框架协定，以及美国古巴关系正常化，尽管这没有让民主党候选人希拉莉当选，但有理由相信下一次总统选举活动中，民主党候选人很有可能会以特朗普退出伊核协定为攻击的证据。尽管国际关系中预测未来是最困难的事情，但从上述分析来看，2019年内举行第三次特金会的可能性并不小。

　　美朝峰会缓解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但这需要有具体的相应机制性建设跟进，例如高级官员、部长级别的对话机制，同时需要东北亚其他各方参与的多边外交相配合。这些都需要一个既不是太快也不是太慢的美朝双边峰会持续进行。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