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如何看待印度的种姓

 　　说到印度，难免想到种姓制度。

　　印度社会一直存在从高到低的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种姓的地位与所从事职业紧密挂钩。如第一等级是婆罗门，主要为僧侣贵族，拥有解释宗教经典和主持宗教仪式的特权;第二等级是刹帝利，主要是军事和行政贵族，拥有征收赋税的特权;第三等级是吠舍，为雅利安人中的自由平民，从事农、牧、渔等行当，以布施和纳税的方式供养前两个等级;第四等级是首陀罗，其绝大多数为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属于非雅利安人，从事渔猎、重体力劳动或其他低贱的劳动。除四大种姓外，还有“不可接触者”，即被排除在四大种姓之外，没有资格跻身种姓的贱民。

　　种姓不仅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制度安排，也是以婆罗门为中心，划分出诸多基于职业的排他性内婚制群体。所谓内婚制，即一个种姓内的人们只能在该种姓内部通婚，与种姓外的人通婚则犯了大忌，很多情况下会受到极严厉的惩罚。虽然某些情况下也会有一些变通，如高种姓男士可以娶低种姓女士为妻。但是，高种姓女士是绝不可以嫁给低种姓男士的，如果这样做，后果将极严重，整个家族会觉得蒙受奇耻大辱，会与之断绝一切往来。

　　但印度社会最严重的歧视并非发生在高种姓与低种姓之间，而发生在有种姓者与无种姓者即贱民之间。传统上，贱民干最累最脏的活，如搬运货物、打扫厕所、清除垃圾、处理尸体等，所以较高种姓的人们与他们是隔离居住的。比方说，贱民被禁止进入神庙，也不得从村庄的公用水井里汲水，甚至他们的影子也被禁止触碰有种姓者;一个高种姓者如果不巧遇到一个贱民，就得举行避邪的净化仪式。从前，贱民到茶馆饮茶，必须自带饮具;若把谷物等东西搬运到高种姓者家里，其所经过的地方便被污染了，高种姓者会在地上洒水，举行仪式净化之，而仿佛与贱民接触时间长得多的谷物本身却根本不会受到污染似的。

　　自从圣雄甘地吸收现代理念，把贱民称之为“神的儿子”，在印度发动平等对待贱民运动以来，情况已有较大的改观，但远不能说种姓歧视已消除。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四大种姓只是一个最粗略的划分。在各种姓之下，还有成百上千个亚种姓;每个亚种姓下面还可以划分出若干亚-亚种姓。作为外国人，要记住林林总总的亚种姓或亚亚种姓的名称，是极困难的，也没有必要。如果只要想有个大致的了解，不妨读一读马克斯·韦伯近百年前完成的研究《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中国社会历来是相对平等的，再加近代以来西方平等思想的影响，所以谈到印度种姓制度，我们会认为那不仅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可理喻、非人性的。但必须看到，各大文明中并非只有印度才有种姓，只不过印度人把种姓制度宗教化、仪式化、极端化罢了。其实，古埃及也有过种姓制度，大约有七大种姓，划分的方法也与印度相似。比如，印度有最高的僧侣祭司婆罗门种姓，埃及的最高种姓也是祭司僧侣;印度有刹帝利即武士种姓，埃及也有武士种姓。此外，埃及像印度那样也有商人、工匠、农人种姓。

　　假如能不拘泥于严格的种姓概念，而把眼光扩大到类似的社会现象，便不难发现，任何文明里边都可能有与印度种姓相似的东西。近代以前，西方社会阶级之间壁垒森严，是不可逾越的。西方历史上的阶级可谓泾渭分明，贵族就是贵族(里面又分为很多等级)，市民就是市民，农奴就是农奴，分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直到近现代资产阶级兴起，平等思潮和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才逐渐瓦解。相比之下，中国西周至东周虽也有过森严的贵族制，但早在秦汉时代，就已出现了大一统格局，贵族制度趋于瓦解。这是因为皇帝与贵族之间从此有了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而皇帝总的说来倾向于依靠、扶持平民以遏制、打压贵族，所以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制度就难以为继了，宋朝时更近乎完全消失。

 　　说到印度，难免想到种姓制度。

　　印度社会一直存在从高到低的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种姓的地位与所从事职业紧密挂钩。如第一等级是婆罗门，主要为僧侣贵族，拥有解释宗教经典和主持宗教仪式的特权;第二等级是刹帝利，主要是军事和行政贵族，拥有征收赋税的特权;第三等级是吠舍，为雅利安人中的自由平民，从事农、牧、渔等行当，以布施和纳税的方式供养前两个等级;第四等级是首陀罗，其绝大多数为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属于非雅利安人，从事渔猎、重体力劳动或其他低贱的劳动。除四大种姓外，还有“不可接触者”，即被排除在四大种姓之外，没有资格跻身种姓的贱民。

　　种姓不仅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制度安排，也是以婆罗门为中心，划分出诸多基于职业的排他性内婚制群体。所谓内婚制，即一个种姓内的人们只能在该种姓内部通婚，与种姓外的人通婚则犯了大忌，很多情况下会受到极严厉的惩罚。虽然某些情况下也会有一些变通，如高种姓男士可以娶低种姓女士为妻。但是，高种姓女士是绝不可以嫁给低种姓男士的，如果这样做，后果将极严重，整个家族会觉得蒙受奇耻大辱，会与之断绝一切往来。

　　但印度社会最严重的歧视并非发生在高种姓与低种姓之间，而发生在有种姓者与无种姓者即贱民之间。传统上，贱民干最累最脏的活，如搬运货物、打扫厕所、清除垃圾、处理尸体等，所以较高种姓的人们与他们是隔离居住的。比方说，贱民被禁止进入神庙，也不得从村庄的公用水井里汲水，甚至他们的影子也被禁止触碰有种姓者;一个高种姓者如果不巧遇到一个贱民，就得举行避邪的净化仪式。从前，贱民到茶馆饮茶，必须自带饮具;若把谷物等东西搬运到高种姓者家里，其所经过的地方便被污染了，高种姓者会在地上洒水，举行仪式净化之，而仿佛与贱民接触时间长得多的谷物本身却根本不会受到污染似的。

　　自从圣雄甘地吸收现代理念，把贱民称之为“神的儿子”，在印度发动平等对待贱民运动以来，情况已有较大的改观，但远不能说种姓歧视已消除。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四大种姓只是一个最粗略的划分。在各种姓之下，还有成百上千个亚种姓;每个亚种姓下面还可以划分出若干亚-亚种姓。作为外国人，要记住林林总总的亚种姓或亚亚种姓的名称，是极困难的，也没有必要。如果只要想有个大致的了解，不妨读一读马克斯·韦伯近百年前完成的研究《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中国社会历来是相对平等的，再加近代以来西方平等思想的影响，所以谈到印度种姓制度，我们会认为那不仅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可理喻、非人性的。但必须看到，各大文明中并非只有印度才有种姓，只不过印度人把种姓制度宗教化、仪式化、极端化罢了。其实，古埃及也有过种姓制度，大约有七大种姓，划分的方法也与印度相似。比如，印度有最高的僧侣祭司婆罗门种姓，埃及的最高种姓也是祭司僧侣;印度有刹帝利即武士种姓，埃及也有武士种姓。此外，埃及像印度那样也有商人、工匠、农人种姓。

　　假如能不拘泥于严格的种姓概念，而把眼光扩大到类似的社会现象，便不难发现，任何文明里边都可能有与印度种姓相似的东西。近代以前，西方社会阶级之间壁垒森严，是不可逾越的。西方历史上的阶级可谓泾渭分明，贵族就是贵族(里面又分为很多等级)，市民就是市民，农奴就是农奴，分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直到近现代资产阶级兴起，平等思潮和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才逐渐瓦解。相比之下，中国西周至东周虽也有过森严的贵族制，但早在秦汉时代，就已出现了大一统格局，贵族制度趋于瓦解。这是因为皇帝与贵族之间从此有了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而皇帝总的说来倾向于依靠、扶持平民以遏制、打压贵族，所以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制度就难以为继了，宋朝时更近乎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