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力：韩国总统多数“没有好下场”源自其政治文化的突出四点

　　韩国政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总统多数“没有好下场”。11位前总统中，只有金泳三与金大中顺利完成任期、得以安享晚年并善终，其他人有的遇刺(朴正熙)，有的自杀(卢武铉)，有的入狱(全斗焕、卢泰愚、朴槿惠、李明博)，有的被政变推翻(李承晚、尹潽善、崔圭夏)，有的被弹劾下台(朴槿惠)，有的下台后终身流亡海外(李承晚)，以至于有“韩国总统是世界上最高危岗位”之说。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与韩国的政治文化有很大的关系。韩国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外来影响特别是大国干预有相当关系，以下四点比较突出。

　　坚守义节。韩国的儒学强调“义”，士人一旦确定了自己的道德信念，就要坚守到底，为此可以“不顾其身，图谋其事，有事时不计祸患”。这一道统依然在影响当代政治人物：金大中的“忍冬草”性格、金泳三为成为总统奋斗46年、文在寅与卢武铉选择当人权律师、崔圭夏在法庭上保持沉默、卢武铉走向自戕、朴槿惠拒不认过都与此有关。这种坚守有时会表现为行为上的偏执，如全斗焕在16年时间里拒绝缴纳法院判决的罚款并高调过奢侈生活。对义节的强调也使得韩国政治生活中缺乏成熟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妥协精神，并容易滑向政治清算与报复。

　　清算偏好。政治清算可追溯到派系文化与扈从政治，具体表现形式因时期而异。韩国政治分为李承晚到全斗焕的威权时期和卢泰愚以来的民主化时期。朴正熙取代尹潽善，全斗焕取代崔圭夏皆属于“政变”而非政治清算。金泳三作为首个文人总统，对全斗焕与卢泰愚两位军人出身的前总统的审判，旨在清算威权政治与反腐败。两人都被金大中赦免。韩国政治分为两大派别。保守派比较亲美，主张对朝强硬;进步派倾向于实行均衡外交，主张对朝接触。清算主要在这两派间进行，如李明博对卢武铉，文在寅对李明博。文在寅与卢武铉私交很好，政治理念也很接近。保守派觉得文在寅对李明博的政治清算带有为卢武铉“报仇”的滋味。卢武铉执政时期推行政治中立化，部分原因是为了摆脱政治清算。但文在寅现在的做法有“重入窠臼”之嫌，虽然这与李明博的做法有关。

　　官商密切，即“政商抱合”。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并扶持大财团，是朴正熙为发展经济而采取的政策。作为后发国家，这有助于实现赶超并增强韩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也有不小的副作用。一方面，政府官员及其亲友可以对财团施加不当影响以获益，朴槿惠协助崔顺实从多家企业获取合同与“捐款”是典型例子。另一方面，大财团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太大(如三星的产值达韩国GDP的20%)，对政府决策产生明显的影响。企业为了商业利益不时采取不正当手段，影响官员乃至总统，卢泰愚就承认执政期间从企业界收受过6.5亿美元的“政治资金”;影响不了总统就影响总统家属，如金泳三与金大中的儿子、卢武铉的哥哥卢建平都从企业收受好处，这三个总统本人都比较清廉。

　　地域之争。韩国人有很强的地缘情结，政客尤甚。韩国有17个省级行政单位，政治上影响比较大的是忠清派、湖南派与岭南派。忠清派代表人物有尹潽善与金钟泌，湖南派代表人物是金大中。岭南派著名政治人物众多，总统就有八位：来自庆尚北道的朴正熙、卢泰愚、李明博与朴槿惠，来自庆尚南道的全斗焕、金泳三、卢武铉与文在寅。这展示了韩国政治的“岭南独大”倾向。但岭南派也不是铁板一块，卢武铉、文在寅与金大中同属于进步派，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李明博、朴槿惠属于保守派。地域之争集中体现在湖南派与岭南派之间。政治清算主要发生在岭南派内部，表明进步与保守之争压倒了地域之争。

　　湖南指锦江以南(锦江历史上叫湖江)，包括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与光州广域市，这些地方历史上属于全罗道，朝鲜三国时期属于百济。岭南指小白山脉的鸟岭以南，包括庆尚南、北两道，蔚山、釜山、大邱三个广域市。这些地方历史上属于庆尚道，朝鲜三国时期属于新罗。新罗曾经联合唐朝灭掉百济与高句丽，统一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地区，后三国时期百济又复国。这种历史使得湖南人与岭南人存在心理隔阂，两地人很少通婚也与此有关。1960年后韩国工业化过程中，来自岭南的总统们大力扶持家乡，这与强化韩日经济联系有关，却拉大了岭南与湖南的地区差距。近些年为了平衡地区发展，也得益于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韩国政府开始有意识扶持湖南地区并显成效，湖南也通了高铁。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原题《韩国政治文化管窥》

　　韩国政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总统多数“没有好下场”。11位前总统中，只有金泳三与金大中顺利完成任期、得以安享晚年并善终，其他人有的遇刺(朴正熙)，有的自杀(卢武铉)，有的入狱(全斗焕、卢泰愚、朴槿惠、李明博)，有的被政变推翻(李承晚、尹潽善、崔圭夏)，有的被弹劾下台(朴槿惠)，有的下台后终身流亡海外(李承晚)，以至于有“韩国总统是世界上最高危岗位”之说。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与韩国的政治文化有很大的关系。韩国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外来影响特别是大国干预有相当关系，以下四点比较突出。

　　坚守义节。韩国的儒学强调“义”，士人一旦确定了自己的道德信念，就要坚守到底，为此可以“不顾其身，图谋其事，有事时不计祸患”。这一道统依然在影响当代政治人物：金大中的“忍冬草”性格、金泳三为成为总统奋斗46年、文在寅与卢武铉选择当人权律师、崔圭夏在法庭上保持沉默、卢武铉走向自戕、朴槿惠拒不认过都与此有关。这种坚守有时会表现为行为上的偏执，如全斗焕在16年时间里拒绝缴纳法院判决的罚款并高调过奢侈生活。对义节的强调也使得韩国政治生活中缺乏成熟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妥协精神，并容易滑向政治清算与报复。

　　清算偏好。政治清算可追溯到派系文化与扈从政治，具体表现形式因时期而异。韩国政治分为李承晚到全斗焕的威权时期和卢泰愚以来的民主化时期。朴正熙取代尹潽善，全斗焕取代崔圭夏皆属于“政变”而非政治清算。金泳三作为首个文人总统，对全斗焕与卢泰愚两位军人出身的前总统的审判，旨在清算威权政治与反腐败。两人都被金大中赦免。韩国政治分为两大派别。保守派比较亲美，主张对朝强硬;进步派倾向于实行均衡外交，主张对朝接触。清算主要在这两派间进行，如李明博对卢武铉，文在寅对李明博。文在寅与卢武铉私交很好，政治理念也很接近。保守派觉得文在寅对李明博的政治清算带有为卢武铉“报仇”的滋味。卢武铉执政时期推行政治中立化，部分原因是为了摆脱政治清算。但文在寅现在的做法有“重入窠臼”之嫌，虽然这与李明博的做法有关。

　　官商密切，即“政商抱合”。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并扶持大财团，是朴正熙为发展经济而采取的政策。作为后发国家，这有助于实现赶超并增强韩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也有不小的副作用。一方面，政府官员及其亲友可以对财团施加不当影响以获益，朴槿惠协助崔顺实从多家企业获取合同与“捐款”是典型例子。另一方面，大财团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太大(如三星的产值达韩国GDP的20%)，对政府决策产生明显的影响。企业为了商业利益不时采取不正当手段，影响官员乃至总统，卢泰愚就承认执政期间从企业界收受过6.5亿美元的“政治资金”;影响不了总统就影响总统家属，如金泳三与金大中的儿子、卢武铉的哥哥卢建平都从企业收受好处，这三个总统本人都比较清廉。

　　地域之争。韩国人有很强的地缘情结，政客尤甚。韩国有17个省级行政单位，政治上影响比较大的是忠清派、湖南派与岭南派。忠清派代表人物有尹潽善与金钟泌，湖南派代表人物是金大中。岭南派著名政治人物众多，总统就有八位：来自庆尚北道的朴正熙、卢泰愚、李明博与朴槿惠，来自庆尚南道的全斗焕、金泳三、卢武铉与文在寅。这展示了韩国政治的“岭南独大”倾向。但岭南派也不是铁板一块，卢武铉、文在寅与金大中同属于进步派，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李明博、朴槿惠属于保守派。地域之争集中体现在湖南派与岭南派之间。政治清算主要发生在岭南派内部，表明进步与保守之争压倒了地域之争。

　　湖南指锦江以南(锦江历史上叫湖江)，包括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与光州广域市，这些地方历史上属于全罗道，朝鲜三国时期属于百济。岭南指小白山脉的鸟岭以南，包括庆尚南、北两道，蔚山、釜山、大邱三个广域市。这些地方历史上属于庆尚道，朝鲜三国时期属于新罗。新罗曾经联合唐朝灭掉百济与高句丽，统一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地区，后三国时期百济又复国。这种历史使得湖南人与岭南人存在心理隔阂，两地人很少通婚也与此有关。1960年后韩国工业化过程中，来自岭南的总统们大力扶持家乡，这与强化韩日经济联系有关，却拉大了岭南与湖南的地区差距。近些年为了平衡地区发展，也得益于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韩国政府开始有意识扶持湖南地区并显成效，湖南也通了高铁。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原题《韩国政治文化管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