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大早赶晚集：巴西的强国之路缘何不顺？

　　巴西现代化不顺之因

　　每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都会形成独特且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巴西通过和平手段实现了独立，但背负着沉重的殖民历史遗产，大地产制、君主制和奴隶制使巴西的现代化缺乏必要的前提和条件，阻滞了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从19世纪80年代巴西开启现代化起，在依附战略和自主战略的不同路径下，巴西的现代化有过辉煌也曾陷入低谷，其通往强国之路也还在苦苦探寻。一方面，国内治理不善难以提供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更无法平衡效率与公平是现代化不顺的内因；另一方面，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各种全球周期性因素（金融周期、大宗商品价格周期、地缘政治）容易对巴西产生严重的冲击。国际因素能产生冲击，恰恰说明了巴西现代化的不彻底，没能筑起抵御外部冲击的篱笆。

　　造成巴西现代化之路不顺的原因多种多样，学术界也有各种认知，不同学者对各种原因的主次排列也不相同。本文拟列举一些代表性观点，需要强调的是，以下这些原因不可能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作用，也可能互为因果。例如，分配不公刺激政府走向民众主义，而民众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是通货膨胀恶化，通货膨胀又是造成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的主要原因。这种“原因交织性”可能是读懂以巴西为代表的外源性现代化国家强国之路走不顺畅的一扇窗户。

　　一是分配不公。

　　这不仅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会影响政治和社会局势的稳定。以著名的“巴西奇迹”为例。1968-1974年巴西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10%，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但贫富差距却越拉越大。巴西10%最富有阶层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从1960年的39.6%升至1970年的46.7%，1980年则达到了47.9%。可以非常确定地说，军政府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赢得了中间阶层的政治支持，但其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贫富差距扩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会影响经济的持续稳定，也会引发社会动荡，进而打断现代化进程。

　　二是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巴西现代化路上的顽疾。从20世纪40年代起，经济过热使巴西的通货膨胀开始出现明显攀升。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后，巴西经历了超级通货膨胀。指数化、冻结价格、换货币等措施无济于事，巴西通货膨胀率一再飙升，1993年12月曾达到2708.55%的历史极值。通货膨胀对穷人的影响最大，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较为普遍，穷人更穷，富人更富，收入分配形式进一步恶化。通货膨胀还会造成国内积累减少，使经济发展丧失动力。

　　三是政治因素。

　　作为一个经济规模大却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巴西难以掌舵其多样化的经济进程并使其经济更具竞争力。在经济现代化之前加强民主，会形成制定和推行经济政策的掣肘。例如，1964年军事政变之前，巴西曾分别在1953年、1955年、1958年、1961年和1963年先后五次推行经济稳定政策，但都因政治原因而最终放弃，随后由军政府上台而宣告结束。“巴西奇迹”恰恰发生在军政府时期，军政府通过威权统治保证了政治和社会稳定，将各个利益集团挑战经济政策的干扰一一排除。

　　四是民众主义。

　　民众主义既是政治概念也是经济概念。巴西的民众主义政策包括刺激国内需求的财政赤字政策、工资和物价指数化、控制汇率影响通货膨胀、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等。这些政策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工人和一部分企业家的支持，但通货膨胀加剧和国际收支危机难以避免，迫使政府推行经济稳定政策。

　　五是周期因素。

　　周期性的政治动荡、经济危机损毁了巴西的信誉和实力，导致其崛起进程被打断。拉美左右翼轮替的政治钟摆效应较为普遍，巴西也体现出这一特点。巴西现代化早期受到政治周期影响较为明显，而近年来左右翼在经济政策方面有同一趋势，或将弱化政治周期的影响。另一方面，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始终是巴西迈不过去的坎。危机袭来不仅会使巴西“回吐”危机前的积累，更会影响每一轮的增长势头，影响经济的景气程度。

　　六是国际格局。

　　国际格局是影响巴西现代化及其“以软实力施展强国抱负”崛起路径失败的关键环节。尽管巴西把实现自主作为国家利益的目标，但其外围依附的历史和地位难以磨灭，外源性现代化必然受到国际格局的影响。根植于历史的恐惧使巴西希望通过现代化摆脱这种依附关系，而这种依附又会直接影响其现代化实践的效果。从巴西现代化起步阶段对欧美的追随和模仿，到瓦加斯时期的若即若离，到军政府时期同美国自动结盟，到劳工党时期的独立自主，再到博索纳罗时期的意识形态站队，巴西在对外战略选择上审时度势，主动调整。但是，与霸权国结盟并不能保证带来预期的好处，一旦外围国家失去其对于霸权国的战略意义，霸权国对外围国家的补偿力度就会下降。近期，巴西为加入OECD无功而返，便证实了这一点。墨西哥和智利分别在1994年和2010年成为OECD成员，巴西始终将加入OECD看作成为强国的标志，并为之努力。尤其在博索纳罗执政后，主动靠近特朗普，希望获得美国的支持。但戏谑的是，哥伦比亚（2020年）和哥斯达黎加（2021年）先后成为OECD的第三个和第四个拉美成员国，巴西仍旧在苦苦等待。

　　巴西的综合国力这些年已明显落伍。受制于2016年以来的政治经济危局，巴西在连续两年GDP衰退3.5%之后，经济总量缩水。再加上汇率因特朗普当选、全球资本流动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等因素而不断贬值，巴西GDP的世界排名在2021年已经滑落至第12位，落后于同属于金砖国家的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事实表明，巴西的强国梦更加难以实现了。巴西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会的可能性也肯定不如印度。没有了硬实力的支撑，巴西“以软实力施展强国抱负”的愿望将只能是镜花水月，如空中楼阁。

　　结语

　　相较于发达国家内源性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外源性现代化不仅会受到其初始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还会受到现代化推进进程中社会转型的影响。正如戴维·马拉斯和哈罗德·特林库纳斯所指出的，软实力实际上建立在国内模式的吸引力之上。像巴西这样的外源性现代化国家，只有实现了长期稳定的而非周期性的有吸引力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模式，才可以采取软实力路径实现强国之路。工业化或现代化的中断或停滞是后发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已经在理论界得到统一，并且由各国现代化实践所证实。国内政治在发展巴西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当国内政治引起内部混乱时，将从根本上破坏巴西的国际影响力。如今，巴西又一次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到底是卢拉的左翼回归还是博索纳罗的右翼在拉美新一轮“粉红色浪潮”中突出重围，值得拭目以待。除了个别国家，无论极端右翼或极端左翼都难以顺利上台执政，走中庸主义道路是拉美执政者当下唯一的选择。因此，无论是谁成为巴西独立200年之际的新一任巴西总统，巴西的现代化强国之路必须坚定地走下去，一旦因各种因素中断或停滞，巴西都必须再次重整旗鼓，重新出发。

　　作者简介：张森根，系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王飞，系中国社科院巴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2022年9月7日将迎来巴西独立200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巴西的选举年。4年前在经济衰退中踌躇满志就任总统的雅伊尔·博索纳罗上任后便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让巴西的强国梦又一次落空。为了给自己连任助威，他早早就向葡萄牙借来了巴西第一位皇帝佩德罗一世的心脏（浸泡在玻璃容器），用空军飞机运输回国，昭示了纪念活动的隆重。

　　巴西现任总统博索纳罗

　　如果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下简称“拉美”）地区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活生生的实验室，那么巴西就是这个实验室中实验记录簿最珍贵的一员。巴西作为拉美地区面积最大、经济体量最强的经济体，始终有一个“强国梦”。传统意义上，世界性的强国需要拥有庞大的经济和市场规模、内部稳定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卓有成效的科技创新和知识生产能力、相当规模的军事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在以上这些方面，巴西有一定的基础，具备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的潜力。美国学者戴维·马拉斯和哈罗德·特林库纳斯在《巴西的强国抱负：一个新兴大国崛起之路的成功与挫折》一书中指出，巴西始终渴望成为世界大国，谋求跻身强国之列，以拥有影响和重构世界秩序的能力，即“施展强国抱负”。考虑其自身的禀赋和成为强国的内外条件，巴西希望走上一条以“软实力”影响全球的强国之路。尽管奋力追求，巴西始终难以达到目标，也无法为其强调诉诸的软实力战略实现各国主权平等的国际秩序提供硬支撑。巴西自独立以来先后经历了五次现代化浪潮，但时至今日其欠发达的形象依旧未曾改变，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这个“富人俱乐部”的多年夙愿也始终未能达成。

　　在独立200年的历史节点，回顾巴西的强国之路，从多维度对其现代化进行考察，探寻其难以完成现代化大业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巴西这个拉美大国，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艰辛与曲折。

　　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及其代表性

　　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随着世界各国现代化实践的展开和学术界对现代化研究的日益深入，现代化已经成为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推动的社会生产方式变革，进而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趋势，是一种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客观历史进程。狭义的现代化则是强调落后国家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国家，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

　　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按照现代化的起源将现代化分成两种类型：内源性现代化是一种创新性巨变，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外源性现代化是一种传导性巨变，是一个自上而下或上下结合的变革过程。西欧国家早期的现代化属于前者，而后发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则属于后者。

　　拉美地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中较早独立的地区，也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先行者，其现代化历程体现着多样性和统一性。拉美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既是拉美独特历史进程的产物，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普适价值。在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交织作用下，拉美的现代化呈现出浪潮式的发展进程，变革与延续贯穿始终。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化的内容已经从仅强调工业化演化成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大领域。其中，经济与政治变革起到先驱作用，即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实现现代化最基本的条件。

　　拉美在现代化的探索中先后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现代化战略，具体表现为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向三种经济发展模式。拉美33个独立的国家因历史和背景的不同而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现代化道路，其探索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宝贵财富。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拉美找到痕迹，这就包括但不限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增长和分配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关系……

　　巴西的现代化：多维度考察

　　国际和国内学术界有不少关于巴西现代化的研究，有全局性考查也有局部性探究，有大历史观陈述也有特定时间段聚焦。这些研究在“巴西尚未完成现代化”这一论题上的观点较为一致，但关于巴西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各个阶段起始和结束的节点划分、现代化的具体内容、现代化尝试屡屡失败的原因等论题上始终存在分歧，而且随着巴西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拉长，对其现代化研究的视角日益丰富，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比较也同样涌现出来。

　　时间维度：现代化的阶段

　　学术界关于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现代化起点的研究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起步于19世纪70年代民族国家独立后的初创时期；二是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开启进口替代工业化。综合多卷本《剑桥拉丁美洲史》对拉丁美洲整体和部分国家的论述，“拉丁美洲的现代化（现代制造业）应该从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时期算起”，也就是19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简明拉丁美洲史》的作者布拉德福德·伯恩斯和罗荣渠先生也持这种观点。

　　1822年9月7日，佩德罗王子宣布巴西独立，建立了巴西帝国。这个新政权是世界第五大国，领土面积仅次于英、法、俄、中，24岁的佩德罗一世也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开国君主之一。彼时，欧美掀起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巴西遗憾地错过了。此后，在欧美经济扩张的驱使下，巴西于19世纪末才启动了现代化进程。

　　巴西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以1888年废除奴隶制和1889年废除帝制为标志，结束于20世纪30年代巴西工业化的发轫期。

　　这是巴西现代化的初始阶段，是巴西第一共和国（旧共和国）时期。在这一阶段，巴西的现代化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试行西式政体，兴办西式实业。巴西经济实现了恢复与增长，金融业、通讯业、交通运输业相继建立，专门设立工业部统筹工业发展，这些为巴西现代化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巴西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中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巴西“以软实力施展强国抱负”的首次亮相。巴西所倡导的不干涉主义和平等的国家关系在一战后围绕国际联盟的形成和运作大讨论中代表了一种发展中国家的态度。但是，西方国家并不承认巴西的强国地位，南美洲其他国家也不认可巴西在地区的领导，巴西也未曾获得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其首次强国抱负希望落空。1926年，巴西退出国际联盟，成为最早退出该联盟的国家之一。

　　巴西现代化的第二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热图利奥·瓦加斯总统建立的“新国家”为标志，结束于20世纪60年代的军政府上台执政。

　　这是巴西现代化的全面推进阶段，是巴西第二共和国（新国家）时期。在这一阶段，巴西的现代化增强了自主性，对巴西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开展了全方位的改革。随着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施行和深入，巴西工业化水平得到大幅提高，迁都巴西利亚、开发中西部地区极大地推动了巴西经济发展。巴西国营强碱厂、国营机电厂、米纳斯联合钢铁厂、巴西石油公司等一批工业企业的建立，强化了巴西的工业化基础并提升了其在拉丁美洲和全球的经济地位。巴西在这一阶段中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巴西通过同美国结盟“以软实力施展强国抱负”。在联合国粮食和农业会议、美洲国家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布雷顿森林会议等场合，巴西均积极参与，希望在战后秩序中寻求影响力。但是，巴西国内精英对“以软实力施展强国抱负”的崛起政策在二战后产生了分歧，认为依靠外国资本和技术将使巴西在国际秩序中永久处于依附地位，民族主义情绪在巴西高涨，政治稳定被打破。

　　巴西现代化的第三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军政府夺权为标志，结束于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回归。

　　这是巴西现代化的飞跃阶段。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下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是巴西军政府时期现代化最显著的特点，该特点同时具有国际属性，二战后众多后发国家也出现过同样的阶段。在“高投资、高增长”“出口即出路”口号的指引下，巴西实现了“巴西经济奇迹”，采矿业、农牧业、加工业获得重点支持，成立马瑙斯自由贸易区，吸收了大量外资，国家金融体制也得到了优化和完善。巴西现代化的第三阶段，冷战已经趋于缓和，国际体系呈现两极分化态势，巴西以一种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亚洲、非洲部分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中担任了国际领导者的角色。但是，由于军人掌权，巴西主动疏离与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拒绝承认美国在东西方对抗中的领导地位并开始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导致美国对巴西心存怨尤，并受到了美国的制裁。军政府倒台和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使巴西“以软实力施展强国抱负”的尝试又一次落空，其国内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阻碍了崛起之路。

　　巴西现代化的第四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1985年文人重新执政为标志，结束于21世纪初劳工党的上台执政。

　　这是巴西现代化的反复和改革阶段。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经济停滞不前，社会问题凸显，国际地位下降。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此时走到尽头，在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巴西也开始对外开放，但不断高企的通货膨胀率成为巴西挥之不去的梦魇。文人政府先后实行了克鲁扎多计划、布雷塞尔计划、夏季计划等多个以控制物价上涨、稳定通货膨胀为目标的应急性计划。但这些计划仅仅着眼于眼前，难以触碰根本性问题，均宣告失败。1994年，巴西的雷亚尔计划具有重要意义，初步成功控制了巴西的通货膨胀顽疾，稳定了经济。但是，由于雷亚尔计划未能解决好巴西面临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之间的基本矛盾，最终还是无法避免爆发于1999年的巴西金融动荡，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的一部分。巴西现代化的第四阶段，受制于国内经济不稳定以及债务危机和金融动荡，巴西“以软实力施展强国抱负”的路径几乎中断，但“雷亚尔计划之父”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总统还是带领着巴西在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的制约下保持了巴西相对独立自主的发展使命。

　　巴西现代化的第五阶段从2003年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总统上台开始，持续至今。

　　这是巴西现代化的自主阶段。卢拉上台之际，全球经济进入“大缓和”时期，中国和印度同时开启快速增长。作为全球主要的初级产品出口国，巴西赶上了“好时光”。与此同时，财政责任、通货膨胀目标制、浮动汇率制“三位一体”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形成，巴西实现了“黄金增长”。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未曾对巴西产生毁灭性打击，然而巴西2010年GDP仍增长7.5%，卢拉喊出“巴西是第一个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国家”。2011年，巴西的经济规模首次超过英国，一度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但是，卢拉之后的迪尔玛·罗塞夫总统在2016年被弹劾，左翼劳工党结束执政，巴西经济陷入衰退。2019年，右翼总统博索纳罗上台执政，随后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巴西成为拉美受疫情影响最重的国家之一，经济萎靡不振，博索纳罗的抗疫政策不力也使其频繁陷入执政危机。巴西现代化的第五阶段，是其“以软实力施展强国抱负”的集中体现阶段。巴西希望影响全球经济、全球安全和全球公域（互联网和自然环境）治理等多个领域的全球秩序治理规则。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美国全球反恐战争为巴西提供了新机遇，巴西提出了“巴西利亚共识”，希望将其经验推广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即同时实现经济增长、降低贫困率、增强社会包容并维护民主制度。卢拉还重点强调多边主义和南南合作，否定美国提出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建立南美洲国家联盟，联合广大拉美国家抵制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干预。尽管卢拉领导下的巴西外交空前活跃，但其外交战略与国际秩序不符，巴西的强国之路在罗塞夫被弹劾、劳工党下野之后再次破灭。

　　空间维度：现代化的内容

　　作为一项具有系统复杂性的工程，现代化应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而随着发展内涵的不断扩展，自然生态环境也成为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回顾巴西自19世纪80开始的现代化历史，其现代化集中体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领域。

　　经济现代化是巴西现代化的主体，是其“以软实力施展强国抱负”的物质基础和中心环节。

　　没有强劲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巴西的现代化注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通过农业和工业现代化，巴西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成为拉丁美洲首个建立起门类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的国家。巴西的经济现代化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在保持世界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之一地位的同时，在飞机制造、清洁燃料等高技术行业也保持着一定的领先。巴西的工业化道路一方面注重政府的计划和指导，另一方面积极吸引外资和私人资本，充分尊重市场的作用，发展混合型经济。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巴西在反通货膨胀、国有化与私有化关系、产业结构变迁等多个方面虽然取得一定成就，但在前进过程中步履蹒跚，不时伴有停顿与倒退，往往会偏离正道。

　　政治现代化是巴西现代化的重要组成，是其“以软实力施展强国抱负”的国内稳定之根本。

　　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政治后果，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不断调适。巴西政治现代化实质上是民主化的问题。虽然在不同时期巴西经历过专制与民主的相互交替，但其总体发展趋势是政治体制的集权化、平等化和民主化三者之间难以保持平衡，忽左忽右，无法稳定民心民意。巴西的现实决定了其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实现现代化，因此，国家成为经济发展的指导者、调节者和参与者，只有这种混合体制的平衡关系才能促进巴西的经济现代化。

　　社会现代化是巴西现代化的特色，是其“以软实力施展强国抱负”广泛推广的模式之一。

　　尽管巴西始终未能解决好收入差距悬殊、过快城市化、传统土地所有制遗留、教育和科技滞后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巴西开创的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小额现金转移先河的家庭补助金计划（Bolsa Família）却使其成功获得了国际认可。尽管可持续性受内外环境的制约，但巴西在减少极端贫困和扩大中产阶级规模方面曾经取得的巨大成功对国际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届政府试图一方面把蛋糕做大，一方面把蛋糕分配公正，缩小贫富差距，但巴西经济发展进程中效率与公平正义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始终解决不了，因此社会现代化的目标也难以达到。巴西的基尼系数为5.4（2017年），在拉美大中型国家中一直处于高位，留下了财富分配最不公正国家之污名。

　　战略维度：现代化的模式

　　巴西200年巨变是一个不断富强、日益文明的过程，从模仿到半自主，再到自主，巴西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不断调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或曰发展战略。每一种现代化的模式都以实现巴西的强国抱负为根本追寻，但作为一种外源性的现代化，又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巴西现代化的第一阶段是一种模仿型现代化战略，具有依附的性质。

　　巴西独立之时已经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咖啡、蔗糖、棉花等初级产品出口在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按照拉美本土发展观，这是一种“中心-外围”的依附型发展模式。作为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巴西的现代化道路需要由一种以获得外部资金、技术和市场为导向的战略作为引导。彼时，巴西的经济命脉掌控在大庄园主、大资产阶级手中，模仿欧美的工业化实质上是一种“制度超前”，因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大地产制未曾被触动，早期工业化尝试也受到欧美工业国需求的限制，对外依附性强。

　　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开启了半自主型现代化战略，贯穿了第三阶段，其自主性在军政府时期最为显著。

　　巴西在这一阶段摒弃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开启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大力发展民族经济，进口占GDP的比重大幅下降，工业品自给率显著提高。20世纪30年代末，耐用消费品基本实现自给，中间品的自给率达到80%以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结束之时，工业产品自给率也达到了80%。但是在这一时期，经济命脉尚无法自主掌握，巴西通过放宽对外资的限制筹集到了进口替代工业化需要的大量资金。这样的结果是尽管工业和能源等关键部门尚掌握在国家资本手中，但新兴工业部门中的外资迅速扩大，为后来暴发的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患。这是一种新形式的依附，主要体现为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入和依附，更为隐秘也更为危险。

　　现代化的第四阶段开启了“交杂型”现代化战略，延续至今。

　　也有学者称之为在依附和自主之间寻求平衡的相对自主战略。新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这一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巴西强调现代化的自主性，也追求国际竞争的参与性。这意味着巴西经济必须与国际经济接轨，国家应该在宏观经济的平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一战略的引导下，巴西积极融入全球化，谋求与发达国家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更为强调一种南方国家的属性，强调在全球南方中的引领性和代表性。

　　赶超维度：现代化的时机

　　在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为赶超经济体较为集中的地区，亚洲和拉美最具代表性。拉美自然资源丰富、独立时间早、临近美国市场，但其在现代化方面的绩效却落后于亚洲。日本和韩国是最具代表性的完成外源性现代化的两个亚洲国家，其用时均在20-30年之内，日本在1946-1968年完成了经济飞跃，韩国则在20世纪60-80年代创造了“汉江奇迹”。巴西作为拉美最大的经济体、拉美开启现代化进程最早的国家之一和最早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拉美国家，曾在军政府时期创造了“巴西经济奇迹”，也在21世纪头十年有过“黄金增长”，具备了完成赶超型现代化的两次战略机遇期。

　　1964-1985年，军政府借助负债发展战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和良好的基础设施。1968-1973年的“巴西经济奇迹”使其成为世界第八经济大国。军政府还制定了2000年成为经济强国的远大目标。但是，军政府时期巴西片面追求经济增速而忽略收入分配，导致经济奇迹的根基不稳，难以持续。再加上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导致的油价上涨和国际信贷利率高企，使巴西经济陷入困境，随后落入“失去的十年”。可以说，这次现代化赶超时机的错失是内忧外患的共同结果。

　　1994年，雷亚尔计划的成功使卡多佐成功当选巴西总统。卡多佐继承了其前任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和伊塔马尔·佛朗哥两位总统的经济政策基本基调，在其任内基本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从卡多佐开始，到左翼劳工党的卢拉和罗塞夫两任总统三届半任期，再到米歇尔·特梅尔和博索纳罗两位右翼总统，巴西的经济政策保持了连续性。尽管左翼政府和右翼政府自意识形态上有所差异，但均基本延续了“三位一体”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在保证财政责任的前提下，赋予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更大的灵活性。超过20年连续一贯的政策稳定并未帮助巴西抓住第二次现代化赶超的时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在2012年全球经济二次探底之后传导至巴西，再加上罗塞夫在财政领域的“失误”导致被弹劾而下台，巴西也从2014年起陷入经济衰退期，至今仍未有所起色。

　　巴西现代化不顺之因

　　每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都会形成独特且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巴西通过和平手段实现了独立，但背负着沉重的殖民历史遗产，大地产制、君主制和奴隶制使巴西的现代化缺乏必要的前提和条件，阻滞了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从19世纪80年代巴西开启现代化起，在依附战略和自主战略的不同路径下，巴西的现代化有过辉煌也曾陷入低谷，其通往强国之路也还在苦苦探寻。一方面，国内治理不善难以提供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更无法平衡效率与公平是现代化不顺的内因；另一方面，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各种全球周期性因素（金融周期、大宗商品价格周期、地缘政治）容易对巴西产生严重的冲击。国际因素能产生冲击，恰恰说明了巴西现代化的不彻底，没能筑起抵御外部冲击的篱笆。

　　造成巴西现代化之路不顺的原因多种多样，学术界也有各种认知，不同学者对各种原因的主次排列也不相同。本文拟列举一些代表性观点，需要强调的是，以下这些原因不可能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作用，也可能互为因果。例如，分配不公刺激政府走向民众主义，而民众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是通货膨胀恶化，通货膨胀又是造成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的主要原因。这种“原因交织性”可能是读懂以巴西为代表的外源性现代化国家强国之路走不顺畅的一扇窗户。

　　一是分配不公。

　　这不仅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会影响政治和社会局势的稳定。以著名的“巴西奇迹”为例。1968-1974年巴西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10%，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但贫富差距却越拉越大。巴西10%最富有阶层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从1960年的39.6%升至1970年的46.7%，1980年则达到了47.9%。可以非常确定地说，军政府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赢得了中间阶层的政治支持，但其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贫富差距扩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会影响经济的持续稳定，也会引发社会动荡，进而打断现代化进程。

　　二是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巴西现代化路上的顽疾。从20世纪40年代起，经济过热使巴西的通货膨胀开始出现明显攀升。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后，巴西经历了超级通货膨胀。指数化、冻结价格、换货币等措施无济于事，巴西通货膨胀率一再飙升，1993年12月曾达到2708.55%的历史极值。通货膨胀对穷人的影响最大，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较为普遍，穷人更穷，富人更富，收入分配形式进一步恶化。通货膨胀还会造成国内积累减少，使经济发展丧失动力。

　　三是政治因素。

　　作为一个经济规模大却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巴西难以掌舵其多样化的经济进程并使其经济更具竞争力。在经济现代化之前加强民主，会形成制定和推行经济政策的掣肘。例如，1964年军事政变之前，巴西曾分别在1953年、1955年、1958年、1961年和1963年先后五次推行经济稳定政策，但都因政治原因而最终放弃，随后由军政府上台而宣告结束。“巴西奇迹”恰恰发生在军政府时期，军政府通过威权统治保证了政治和社会稳定，将各个利益集团挑战经济政策的干扰一一排除。

　　四是民众主义。

　　民众主义既是政治概念也是经济概念。巴西的民众主义政策包括刺激国内需求的财政赤字政策、工资和物价指数化、控制汇率影响通货膨胀、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等。这些政策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工人和一部分企业家的支持，但通货膨胀加剧和国际收支危机难以避免，迫使政府推行经济稳定政策。

　　五是周期因素。

　　周期性的政治动荡、经济危机损毁了巴西的信誉和实力，导致其崛起进程被打断。拉美左右翼轮替的政治钟摆效应较为普遍，巴西也体现出这一特点。巴西现代化早期受到政治周期影响较为明显，而近年来左右翼在经济政策方面有同一趋势，或将弱化政治周期的影响。另一方面，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始终是巴西迈不过去的坎。危机袭来不仅会使巴西“回吐”危机前的积累，更会影响每一轮的增长势头，影响经济的景气程度。

　　六是国际格局。

　　国际格局是影响巴西现代化及其“以软实力施展强国抱负”崛起路径失败的关键环节。尽管巴西把实现自主作为国家利益的目标，但其外围依附的历史和地位难以磨灭，外源性现代化必然受到国际格局的影响。根植于历史的恐惧使巴西希望通过现代化摆脱这种依附关系，而这种依附又会直接影响其现代化实践的效果。从巴西现代化起步阶段对欧美的追随和模仿，到瓦加斯时期的若即若离，到军政府时期同美国自动结盟，到劳工党时期的独立自主，再到博索纳罗时期的意识形态站队，巴西在对外战略选择上审时度势，主动调整。但是，与霸权国结盟并不能保证带来预期的好处，一旦外围国家失去其对于霸权国的战略意义，霸权国对外围国家的补偿力度就会下降。近期，巴西为加入OECD无功而返，便证实了这一点。墨西哥和智利分别在1994年和2010年成为OECD成员，巴西始终将加入OECD看作成为强国的标志，并为之努力。尤其在博索纳罗执政后，主动靠近特朗普，希望获得美国的支持。但戏谑的是，哥伦比亚（2020年）和哥斯达黎加（2021年）先后成为OECD的第三个和第四个拉美成员国，巴西仍旧在苦苦等待。

　　巴西的综合国力这些年已明显落伍。受制于2016年以来的政治经济危局，巴西在连续两年GDP衰退3.5%之后，经济总量缩水。再加上汇率因特朗普当选、全球资本流动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等因素而不断贬值，巴西GDP的世界排名在2021年已经滑落至第12位，落后于同属于金砖国家的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事实表明，巴西的强国梦更加难以实现了。巴西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会的可能性也肯定不如印度。没有了硬实力的支撑，巴西“以软实力施展强国抱负”的愿望将只能是镜花水月，如空中楼阁。

　　结语

　　相较于发达国家内源性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外源性现代化不仅会受到其初始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还会受到现代化推进进程中社会转型的影响。正如戴维·马拉斯和哈罗德·特林库纳斯所指出的，软实力实际上建立在国内模式的吸引力之上。像巴西这样的外源性现代化国家，只有实现了长期稳定的而非周期性的有吸引力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模式，才可以采取软实力路径实现强国之路。工业化或现代化的中断或停滞是后发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已经在理论界得到统一，并且由各国现代化实践所证实。国内政治在发展巴西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当国内政治引起内部混乱时，将从根本上破坏巴西的国际影响力。如今，巴西又一次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到底是卢拉的左翼回归还是博索纳罗的右翼在拉美新一轮“粉红色浪潮”中突出重围，值得拭目以待。除了个别国家，无论极端右翼或极端左翼都难以顺利上台执政，走中庸主义道路是拉美执政者当下唯一的选择。因此，无论是谁成为巴西独立200年之际的新一任巴西总统，巴西的现代化强国之路必须坚定地走下去，一旦因各种因素中断或停滞，巴西都必须再次重整旗鼓，重新出发。

　　作者简介：张森根，系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王飞，系中国社科院巴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