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从救世主到罪人只用十年

　　最近几年我两次去往土耳其，印象最深的是土耳其的货币。

　　第一次是在2014年，一土耳其里拉(以下简称里拉)大约折合人民币三块多，土耳其的消费水平略高于中国，但比欧洲低得多。

　　2017年，第二次去，一里拉已经只能折合人民币约两块钱，当地消费水平随之下降，甚至比中国略低，肉、菜等基本物资还更低一些。

　　但这还不是底部。一星期前，一里拉已经掉到了人民币一块钱，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持有里拉的土耳其人相对于中国人已经贫穷了一倍。

　　虽然我们可以将这看作世界经济的此消彼长，但如此快的贬值速度仍然让世界吃惊。毕竟土耳其不是委内瑞拉，它是世界GDP排名第十七的大国。一时间，外界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批评也此起彼伏，认为他是罪魁祸首。

　　但人们孤立地谈论里拉的贬值时，又忘记了另一个事实。实际上，现在使用的土耳其里拉就是埃尔多安建立的。2005年，埃尔多安政府发行了新的货币，以取代原来的老里拉，后者在六十年间贬值了近60万倍。在发行新里拉后的十年间，新里拉稳定的币值让土耳其的经济步入黄金时期，埃尔多安也成为土耳其的经济救世主。

　　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十年后，仍然是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土耳其却步入了经济漩涡，当年改革成果也逐渐被侵蚀。为什么当年引领了经济改革，帮助土耳其走出困境的人，现在竟然变成了经济衰落的罪魁祸首?

　　这就要谈到这位“土耳其教父”采取的亚洲式威权主义的发展思路，以及他长期不下台带来的新危机。而要谈埃尔多安，又必须从土耳其建立之后的内在矛盾谈起。

　　失去了救世主的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凯末尔任首任总统，此后共和国便没少遇到危机。危机主要源自该国内在的冲突。

　　一方面，土耳其曾经是中东的老大帝国，对伊斯兰教有很深的感情，在一战之前，就连土耳其语都是借助阿拉伯字母记载下来的，只是建国后，“文字改革”采用了新的字母体系，才改成了现在的土耳其文字。

　　穆斯林世界有一个重要的称号：哈里发，被认为是真主派到人间的统治者，ISIS席卷中东时，也以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家为目的。可见即便到了现代，哈里发这个称号在穆斯林心中仍然有相当的分量。

　　在ISIS之前，敢于自称“哈里发”的就是一战之前的土耳其苏丹(Sul?ān，意指伊斯兰教国家的君主)了。他们不仅称“哈里发”，还把自己当做伊斯兰世界的守护者。鼎盛时期，其疆域从北非经过埃及，囊括了现在的沙特、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希腊、东欧，将黑海变成了土耳其人的内海。

　　但另一方面，由于一战丢失了一切，凯末尔只想建立一个以突厥民族为主体，但是足够现代化，能够与西方平起平坐的现代中型国家。到底是当穆斯林的领袖，还是成为现代中型国家，成了土耳其人翻来覆去的选择题。

　　凯末尔活着的时代，由于他的强势地位和威望，没有人敢于质疑他的道路。但他死后，土耳其形成了两个派别——世俗派、宗教保守派。

埃尔多安

　　世俗派坚持凯末尔定下的世俗化理念，强调必须保持共和制架构，全力向西方靠拢，争取加入西方阵营。他们坚持现代化方向，想建立一个现代版本的突厥国家。世俗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以及军队之中，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但人数较少。

　　宗教保守派希望政府不要干预宗教传统，并想沿着一战之前的道路走下去。保守派主要集中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他们思想保守，但人口占了多数。

　　如果仅从这两个概念看，似乎显而易见——世俗派更符合现代潮流。但在土耳其，两个派别却还有其他的特征，让人们难以选择。

　　比如，世俗派虽然强调世俗化，但又带着一定的独裁特征，凯末尔本人就立了一个不好的规矩，他推行准独裁制，直到他死后，选举才有了实质性意义。另外，土耳其的世俗派与社会主义过于接近。凯末尔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爱好者，想通过政府主导的强力经济取得发展，建立一系列的大工程，主导大项目，实行国有制。结果，共和派虽然有世俗化理念，却总是搞不好经济，每一次世俗派政府上台，土耳其的经济就往下掉。

　　宗教保守派虽然强调宗教的作用，但由于尊重传统，对经济干预少。当然，保守派的经济发展也不好，它虽然赞成多一些私有制成分，可还是强调由政府主导大工程，建立大项目，花钱无节制。但保守派有一个绝招：通过借债或者货币超发，用多出来的钱去讨好民众。这种民粹主义的做法能够获得人民的支持，所以，从经济上，人民更加偏向于保守派。

　　1950年代，民主党人拜亚尔和曼德列斯上台。由于依靠民主选举，必须捞够选票，民主党就将票仓定在了保守派集中的中小城市和农村。民主党在经济上实行了一定的私有化，但由于必须迎合保守派票仓，于是猛然回归宗教政治。这让世俗派的精英阶层很不满，于是发动政变推翻了民主党统治，处死了曼德列斯。在土耳其，最能代表精英的是军队，军官们一直以凯末尔的共和理念为目标，容不得宗教倒退。

　　但由于民主党掌握了保守派票仓，只要是选举，他们就改头换面组建新政党获得多数选票。这样的模式就成了土耳其的常态，一般一个政治周期包括这样几个步骤：第一步，保守派通过选举上台，放松经济管制，但试图回归宗教;第二步，世俗派通过军队政变推翻保守派，建立新的非民主制的政府;第三步，军队主导的政府搞不好经济，只好向人民屈服，举行新的选举，于是，保守派又通过选票上台。

　　这样的循环已经好几次，1971年、1980年、1997年，军队都发起过政变，有的政变并不流血，只用军队发一封信给政府，政府就乖乖辞职。这也可见军队在土耳其的控制力。也正因此，土耳其才没有重新回到宗教统治的怀抱。但也因为两家的争执，政治和社会不够稳定，土耳其的经济一直不好，货币超发问题严重，通货膨胀失控。

　　就在这时，一个打破循环的人出现了，他就是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

　　“新救世主”埃尔多安

　　就在土耳其苦苦寻找道路时，在东亚一些国家已经发展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经济体系。

　　这个体系是一种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包括了几个要素：

　　第一，政治上保持超级稳定性，只要政治足够稳定，让人们对生活有所期待，民间自然会形成一定的发展;第二，在不影响控制力的前提下，在大部分领域实行自由经济;第三，在经济命脉部门，实行国家控制，以增强政府控制力;第四，政府实行赤字经济和借债经济，这会造成通胀，但政府又将主要的钱投入在基础设施上，这个方面是计划经济中浪费最少的方向，所以，在某个阶段，这么做会产生利大于弊的效果。

　　这种模式在东亚取得暂时的成功后，迅速向世界铺开，在俄罗斯和非洲，都有不少效仿者。

　　土耳其的问题一是稳定性不足，二是无法维持长期发展，正好也可以借鉴东亚模式来寻求暂时的解决，以取代原来的政府无原则国有化或者干预。只是，他们需要一个将东亚模式介绍到土耳其的人。埃尔多安恰好满足了这个条件。

　　在成为土耳其总理之前，埃尔多安是伊斯坦布尔的市长，在他任上，伊斯坦布尔如同很多中国城市那样，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招商引资、经济开放，以及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在这种政策下，古老的伊斯坦布尔面貌发生了剧变，变得光鲜亮丽，又恢复了青春。

埃尔多安

　　与伊斯坦布尔的欣欣向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整个土耳其经济的紊乱。

　　1997年时，军方又发动了一次不流血政变。当时是一个叫做繁荣党的党派执政，这个党派有着强烈的保守和宗教倾向，当军人们感觉到它有可能开倒车违背凯末尔的道路时，再次送了一封信，请求该党辞去总理职务。但这之后，土耳其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政府，到了2001年，更是爆发了经济危机。

　　埃尔多安原本属于繁荣党，但在繁荣党被禁之后，脱离出来，组织了一个叫做正义发展党(正发党)的新政党。为了让军人接受这个新政党，正发党宣称自己是中右的，主张经济自由的同时，在政治上承认政教分离与世俗制，这就和之前的繁荣党形成了区隔，也变得让军队更容易接受。

　　2002年，正发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埃尔多安于次年出任总理。

　　埃尔多安出任总理后，土耳其立刻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土耳其的GDP从2001年谷底的2000亿美元，猛增到2013年的9500亿美元，增长了四倍还多，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之前，由于政治不稳定，土耳其里拉曾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货币。在1946年时，一美元等于2.8里拉，到了2001年，一美元等于165万里拉，已经贬值了59万倍。

　　埃尔多安重建了里拉。2005年，他引入了一种新里拉，也就是现在所用的里拉，一新里拉兑换100万旧里拉。这次重建十分成功，从2005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里拉对美元汇率只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几，这对于一个正处于发展中的中等国家已经非常不容易。埃尔多安可以骄傲地说，他成功控制了国内的通胀与汇率的贬值，解决了土耳其经济的痼疾。

　　埃尔多安是怎么做到这些成就的?这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他上台后给土耳其带来了足够的稳定性，之前人们不断地受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困扰，没有办法好好做生意，现在终于有一个较长的稳定时期，能够好好考虑如何发展，他还缓和与国内库尔德分裂主义者的关系，更是增加了国家的稳定性;

　　第二，土耳其采取了与中国类似的做法，面向欧洲发展低端制造业，土耳其成了欧洲人梦寐以求的假货市场，人们到土耳其旅游，总是带一大堆土耳其产的便宜货回去，从欧洲到非洲的广阔空间内，土耳其货与中国货一样，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第三，埃尔多安采取了经济威权主义的做法，利用政府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大量借债，同时增发钞票，可由于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之中，只要超过了印钞的速度，人们就不会感觉到货币问题。

　　在这个阶段，埃尔多安还是一个表面上的欧洲主义者，不断地强调要加入欧盟，并与欧盟展开了正式谈判。

　　也是在这时，欧洲帮助埃尔多安完成了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将军队的世俗主义者镇压下去。土耳其军队一直扮演世俗化的守护神角色，任何人想要回归宗教，军队都会毫不留情将他推翻。但是军队也有弱点，军队的高级官员都是欧洲派，也渴望加入欧洲，欧洲在谈判中却要求削弱军队的力量。一个随时发动政变的国家不可能加入欧洲。

　　从2007年开始，埃尔多安开始指责军队中有一个秘密组织(Ergenekon)，试图推翻现政权，并牵连了大部分世俗派高级军官，将他们抓起来审判。军官们由于被加入欧洲的相关事务绑住了手脚，没有来得及反抗，就让埃尔多安得逞了。这个秘密组织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子虚乌有，却起到了抹黑军队、清洗军队的作用。

　　这次对军队高层的清洗，基本上完成了历任领导者一直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遏制军队的政变能力。到这时，埃尔多安已经成了继开国总统凯末尔之后最有权力的统治者，也是最能保持稳定的统治者。在他的带领下，土耳其一派欣欣向荣，充满了希望。按照思维惯性来考虑，他的经济政策之前是奏效的，社会又足够稳定，还消除了军队干政的能力，那么接下来，土耳其应该进入更好的发展阶段。

　　但就在这时，事情却起了变化。土耳其经济再次陷入蹒跚，“救世主”突然间变成了“落水狗”。

　　“落水狗”埃尔多安

　　2014年，我曾近距离观察过土耳其的一次议会选举。由于前一年刚发生了全国范围的抗议埃尔多安运动(因为腐败、民主倒退和回归宗教)，我本来以为埃尔多安的支持率应该下降，但经过现场观察，我发现，埃尔多安依然稳固。

　　在大城市里，特别是年轻人和出过国的群体中，对埃尔多安的反对已经成了主流，他们接触过西方情况，明白土耳其应该继续民主化进程，不应该重新回归到东方威权统治。特别是埃尔多安通过修改宪法，将在第二年(2015年)把土耳其从议会制变成总统制，他期望在做了十几年总理之后，再当选总统，继续控制土耳其的政治。如果一切得逞，即便他不再修改宪法，也可以连续执政二十几年，与俄罗斯的普京一样成了长期不下台的“不倒翁”。

　　人们大都看到了其中的危险，从而反对他。但他们的选票并不足以动摇埃尔多安的根基。埃尔多安的票仓在中小城市和农村，那儿的人们由于思想更加保守，只要他采取一些宗教化的措施，就愿意让他长期执政，根本不去考虑所谓的民主议题。在我去的一个小城镇，充斥着满手老茧的大叔和脸上写满了皱纹的老爷爷，他们带着自己的儿子孙子毫不犹豫地为埃尔多安投票，让他实现了长期不下台的愿望。

　　这时的埃尔多安和刚上台的他有多大区别呢?

　　首先，他通过修改宪法，变相延长了任期。人们之所以发明任期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认为长期执政必然导致腐败，在一个人刚上台时，总是会向腐败开刀，这时的社会风气可能是最好的，但随着执政期的延长，他的裙带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就形成了新的腐败圈，这时就需要换上新人来斩除新腐败。如果一个人任期过长，对于腐败的清理工作就无法进行，导致社会腐败的沉淀，从而影响经济。经过十几年的执政，埃尔多安已经足够腐败，他的老友成了总理(在他当选总统后)，女婿成了财政部长……“执政党已经丧失了自洁能力”，成为人们对他最多的指责。

　　其次，为了长期不下台，他必须讨好那些数量更大的保守派选民，他开始有计划地破坏掉凯末尔树立起来的世俗化方针，实行宗教回归。于是，伊斯兰教突然堂而皇之登台，越来越影响土耳其人的生活。这和他刚上台时坚持的政教分离形成了对比。

　　另外，加入欧盟的运动也遭遇了失败。平心而论，狭隘的欧盟永远不可能接受一个足够强大的伊斯兰国家加入，即便欧盟总部有心，但最终拥有决定权的是各个成员国，这些成员国各怀鬼胎，基本上断绝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可能。特别是经济不如土耳其的希腊，更是因为宿敌关系坚决反对。由于亚洲威权主义在土耳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埃尔多安也已经不再羡慕欧洲，而是采取了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寻找平衡的新政策，并且越来越向亚洲靠拢。

　　在经济上，亚洲威权主义的另一面也逐渐暴露。在这种模式下，要想发展，必须由政府主导大量借债，大量花钱。这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并且，当经济快速发展一定时期之后，容易因为浪费和外债问题而导致突然地汇率崩溃和经济断档。日本当年的发展就暴露了这个问题，俄罗斯在普京的带领下，也在几年前步入这个漩涡。

　　要想避免经济陷阱，必须有一个透明的政府，遏制大政府的倾向，增加政府乱发钞票的难度。但威权政府由于强调维稳，所做恰恰相反，走的是加强权威、政府控制一切的道路，所以，亚洲式威权主义可以暂时解决发展问题，但在某一天，会突然维持不住发展成果，进入新一波的麻烦。

　　在外交上，土耳其也从向西方靠拢、学习西方、不做出头鸟的凯末尔主义，变成了确立中东大国、自我膨胀的大突厥主义。

　　这些转变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土耳其人并没有感觉到太突兀，但对于外界来说，埃尔多安却从当年的改革者和经济专家，变成了一个带着沙文主义的狂人，他和欧盟对骂，与美国论战，又曾经打下来俄罗斯的飞机，他的重心已经不在经济，而放在了社会与外交上。由于执政太久，他已经丧失了韬光养晦的能力，变得认不清自我了。在一个新兴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最佳策略永远是低调和解决经济问题，一旦放弃了低调的作风，就容易成为靶子而遭到遏制。

　　2016年，土耳其的军人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发动政变推翻埃尔多安，但由于军队在之前的清洗中受到了太多的削弱，政变失败了。这次事件导致了另一轮的清洗，军队更加被削弱。另外，扑朔迷离的是，除了军队的的世俗主义者之外，可能参与政变的还包括了更加保守的教士葛兰。葛兰原来曾经与埃尔多安联手对付军队，但由于权力争斗而分道扬镳，埃尔多安借助对军队的镇压，顺便也打击了右翼的葛兰，更加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与此同时，国内的票仓还在，保证了他每一次选举的大获全胜。

　　不管如何通过选票来保证自己长期不下台，但经济规律在某一天还是会找上门来惩罚埃尔多安。

　　由于结果的滞后性，在今年之前，他做过的所有事情都没有带来足够恶果。但到了今年，这些恶果突然之间集体爆发，形成了一次巨大的风暴。

　　他对于欧洲、美国的排斥，导致了与西方的交恶。他对于葛兰派的镇压，扣押美国公民，直接导致了美国的报复。当特朗普对全世界宣战时，大部分国家都选择了低调，但土耳其由于过于高调(埃尔多安太膨胀，已经不会收敛了)，被特朗普锁定为靶子。

　　国内经济也出现了问题，由于借了太多的外债，导致里拉汇率恶化，恶化的汇率又加重了外债问题，形成了恶性循环。长期的大规模基建投入导致了太多的浪费，换不来经济效益，到了经济的下坡档，这些浪费都显现了出来。这一切，反映到外在表现，就是土耳其股市和汇率的崩盘。当人们只看到表面时，实际上更应该去追究它为什么变成这样。

　　总结起来，土耳其的教训可以有几个：

　　第一，尽管埃尔多安很能干，但是没有执政期限，让他陷入了自我膨胀;第二，一个经济政策即便再好，也必须另一拨人来做调整，因为再好的政策也有副作用，当副作用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出现问题;第三，东亚式威权的确是发展经济的利器，但到了一定规模之后，却存在着很难转型到自由经济继续发展的问题，这很难避免;第四，一个社会必须存在制衡，当一个执政者将所有制衡都消灭了，看似更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但在实际运作中，必然带来更大的灾难。

　　最近几年我两次去往土耳其，印象最深的是土耳其的货币。

　　第一次是在2014年，一土耳其里拉(以下简称里拉)大约折合人民币三块多，土耳其的消费水平略高于中国，但比欧洲低得多。

　　2017年，第二次去，一里拉已经只能折合人民币约两块钱，当地消费水平随之下降，甚至比中国略低，肉、菜等基本物资还更低一些。

　　但这还不是底部。一星期前，一里拉已经掉到了人民币一块钱，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持有里拉的土耳其人相对于中国人已经贫穷了一倍。

　　虽然我们可以将这看作世界经济的此消彼长，但如此快的贬值速度仍然让世界吃惊。毕竟土耳其不是委内瑞拉，它是世界GDP排名第十七的大国。一时间，外界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批评也此起彼伏，认为他是罪魁祸首。

　　但人们孤立地谈论里拉的贬值时，又忘记了另一个事实。实际上，现在使用的土耳其里拉就是埃尔多安建立的。2005年，埃尔多安政府发行了新的货币，以取代原来的老里拉，后者在六十年间贬值了近60万倍。在发行新里拉后的十年间，新里拉稳定的币值让土耳其的经济步入黄金时期，埃尔多安也成为土耳其的经济救世主。

　　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十年后，仍然是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土耳其却步入了经济漩涡，当年改革成果也逐渐被侵蚀。为什么当年引领了经济改革，帮助土耳其走出困境的人，现在竟然变成了经济衰落的罪魁祸首?

　　这就要谈到这位“土耳其教父”采取的亚洲式威权主义的发展思路，以及他长期不下台带来的新危机。而要谈埃尔多安，又必须从土耳其建立之后的内在矛盾谈起。

　　失去了救世主的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凯末尔任首任总统，此后共和国便没少遇到危机。危机主要源自该国内在的冲突。

　　一方面，土耳其曾经是中东的老大帝国，对伊斯兰教有很深的感情，在一战之前，就连土耳其语都是借助阿拉伯字母记载下来的，只是建国后，“文字改革”采用了新的字母体系，才改成了现在的土耳其文字。

　　穆斯林世界有一个重要的称号：哈里发，被认为是真主派到人间的统治者，ISIS席卷中东时，也以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家为目的。可见即便到了现代，哈里发这个称号在穆斯林心中仍然有相当的分量。

　　在ISIS之前，敢于自称“哈里发”的就是一战之前的土耳其苏丹(Sul?ān，意指伊斯兰教国家的君主)了。他们不仅称“哈里发”，还把自己当做伊斯兰世界的守护者。鼎盛时期，其疆域从北非经过埃及，囊括了现在的沙特、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希腊、东欧，将黑海变成了土耳其人的内海。

　　但另一方面，由于一战丢失了一切，凯末尔只想建立一个以突厥民族为主体，但是足够现代化，能够与西方平起平坐的现代中型国家。到底是当穆斯林的领袖，还是成为现代中型国家，成了土耳其人翻来覆去的选择题。

　　凯末尔活着的时代，由于他的强势地位和威望，没有人敢于质疑他的道路。但他死后，土耳其形成了两个派别——世俗派、宗教保守派。

埃尔多安

　　世俗派坚持凯末尔定下的世俗化理念，强调必须保持共和制架构，全力向西方靠拢，争取加入西方阵营。他们坚持现代化方向，想建立一个现代版本的突厥国家。世俗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以及军队之中，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但人数较少。

　　宗教保守派希望政府不要干预宗教传统，并想沿着一战之前的道路走下去。保守派主要集中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他们思想保守，但人口占了多数。

　　如果仅从这两个概念看，似乎显而易见——世俗派更符合现代潮流。但在土耳其，两个派别却还有其他的特征，让人们难以选择。

　　比如，世俗派虽然强调世俗化，但又带着一定的独裁特征，凯末尔本人就立了一个不好的规矩，他推行准独裁制，直到他死后，选举才有了实质性意义。另外，土耳其的世俗派与社会主义过于接近。凯末尔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爱好者，想通过政府主导的强力经济取得发展，建立一系列的大工程，主导大项目，实行国有制。结果，共和派虽然有世俗化理念，却总是搞不好经济，每一次世俗派政府上台，土耳其的经济就往下掉。

　　宗教保守派虽然强调宗教的作用，但由于尊重传统，对经济干预少。当然，保守派的经济发展也不好，它虽然赞成多一些私有制成分，可还是强调由政府主导大工程，建立大项目，花钱无节制。但保守派有一个绝招：通过借债或者货币超发，用多出来的钱去讨好民众。这种民粹主义的做法能够获得人民的支持，所以，从经济上，人民更加偏向于保守派。

　　1950年代，民主党人拜亚尔和曼德列斯上台。由于依靠民主选举，必须捞够选票，民主党就将票仓定在了保守派集中的中小城市和农村。民主党在经济上实行了一定的私有化，但由于必须迎合保守派票仓，于是猛然回归宗教政治。这让世俗派的精英阶层很不满，于是发动政变推翻了民主党统治，处死了曼德列斯。在土耳其，最能代表精英的是军队，军官们一直以凯末尔的共和理念为目标，容不得宗教倒退。

　　但由于民主党掌握了保守派票仓，只要是选举，他们就改头换面组建新政党获得多数选票。这样的模式就成了土耳其的常态，一般一个政治周期包括这样几个步骤：第一步，保守派通过选举上台，放松经济管制，但试图回归宗教;第二步，世俗派通过军队政变推翻保守派，建立新的非民主制的政府;第三步，军队主导的政府搞不好经济，只好向人民屈服，举行新的选举，于是，保守派又通过选票上台。

　　这样的循环已经好几次，1971年、1980年、1997年，军队都发起过政变，有的政变并不流血，只用军队发一封信给政府，政府就乖乖辞职。这也可见军队在土耳其的控制力。也正因此，土耳其才没有重新回到宗教统治的怀抱。但也因为两家的争执，政治和社会不够稳定，土耳其的经济一直不好，货币超发问题严重，通货膨胀失控。

　　就在这时，一个打破循环的人出现了，他就是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

　　“新救世主”埃尔多安

　　就在土耳其苦苦寻找道路时，在东亚一些国家已经发展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经济体系。

　　这个体系是一种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包括了几个要素：

　　第一，政治上保持超级稳定性，只要政治足够稳定，让人们对生活有所期待，民间自然会形成一定的发展;第二，在不影响控制力的前提下，在大部分领域实行自由经济;第三，在经济命脉部门，实行国家控制，以增强政府控制力;第四，政府实行赤字经济和借债经济，这会造成通胀，但政府又将主要的钱投入在基础设施上，这个方面是计划经济中浪费最少的方向，所以，在某个阶段，这么做会产生利大于弊的效果。

　　这种模式在东亚取得暂时的成功后，迅速向世界铺开，在俄罗斯和非洲，都有不少效仿者。

　　土耳其的问题一是稳定性不足，二是无法维持长期发展，正好也可以借鉴东亚模式来寻求暂时的解决，以取代原来的政府无原则国有化或者干预。只是，他们需要一个将东亚模式介绍到土耳其的人。埃尔多安恰好满足了这个条件。

　　在成为土耳其总理之前，埃尔多安是伊斯坦布尔的市长，在他任上，伊斯坦布尔如同很多中国城市那样，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招商引资、经济开放，以及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在这种政策下，古老的伊斯坦布尔面貌发生了剧变，变得光鲜亮丽，又恢复了青春。

埃尔多安

　　与伊斯坦布尔的欣欣向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整个土耳其经济的紊乱。

　　1997年时，军方又发动了一次不流血政变。当时是一个叫做繁荣党的党派执政，这个党派有着强烈的保守和宗教倾向，当军人们感觉到它有可能开倒车违背凯末尔的道路时，再次送了一封信，请求该党辞去总理职务。但这之后，土耳其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政府，到了2001年，更是爆发了经济危机。

　　埃尔多安原本属于繁荣党，但在繁荣党被禁之后，脱离出来，组织了一个叫做正义发展党(正发党)的新政党。为了让军人接受这个新政党，正发党宣称自己是中右的，主张经济自由的同时，在政治上承认政教分离与世俗制，这就和之前的繁荣党形成了区隔，也变得让军队更容易接受。

　　2002年，正发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埃尔多安于次年出任总理。

　　埃尔多安出任总理后，土耳其立刻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土耳其的GDP从2001年谷底的2000亿美元，猛增到2013年的9500亿美元，增长了四倍还多，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之前，由于政治不稳定，土耳其里拉曾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货币。在1946年时，一美元等于2.8里拉，到了2001年，一美元等于165万里拉，已经贬值了59万倍。

　　埃尔多安重建了里拉。2005年，他引入了一种新里拉，也就是现在所用的里拉，一新里拉兑换100万旧里拉。这次重建十分成功，从2005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里拉对美元汇率只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几，这对于一个正处于发展中的中等国家已经非常不容易。埃尔多安可以骄傲地说，他成功控制了国内的通胀与汇率的贬值，解决了土耳其经济的痼疾。

　　埃尔多安是怎么做到这些成就的?这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他上台后给土耳其带来了足够的稳定性，之前人们不断地受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困扰，没有办法好好做生意，现在终于有一个较长的稳定时期，能够好好考虑如何发展，他还缓和与国内库尔德分裂主义者的关系，更是增加了国家的稳定性;

　　第二，土耳其采取了与中国类似的做法，面向欧洲发展低端制造业，土耳其成了欧洲人梦寐以求的假货市场，人们到土耳其旅游，总是带一大堆土耳其产的便宜货回去，从欧洲到非洲的广阔空间内，土耳其货与中国货一样，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第三，埃尔多安采取了经济威权主义的做法，利用政府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大量借债，同时增发钞票，可由于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之中，只要超过了印钞的速度，人们就不会感觉到货币问题。

　　在这个阶段，埃尔多安还是一个表面上的欧洲主义者，不断地强调要加入欧盟，并与欧盟展开了正式谈判。

　　也是在这时，欧洲帮助埃尔多安完成了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将军队的世俗主义者镇压下去。土耳其军队一直扮演世俗化的守护神角色，任何人想要回归宗教，军队都会毫不留情将他推翻。但是军队也有弱点，军队的高级官员都是欧洲派，也渴望加入欧洲，欧洲在谈判中却要求削弱军队的力量。一个随时发动政变的国家不可能加入欧洲。

　　从2007年开始，埃尔多安开始指责军队中有一个秘密组织(Ergenekon)，试图推翻现政权，并牵连了大部分世俗派高级军官，将他们抓起来审判。军官们由于被加入欧洲的相关事务绑住了手脚，没有来得及反抗，就让埃尔多安得逞了。这个秘密组织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子虚乌有，却起到了抹黑军队、清洗军队的作用。

　　这次对军队高层的清洗，基本上完成了历任领导者一直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遏制军队的政变能力。到这时，埃尔多安已经成了继开国总统凯末尔之后最有权力的统治者，也是最能保持稳定的统治者。在他的带领下，土耳其一派欣欣向荣，充满了希望。按照思维惯性来考虑，他的经济政策之前是奏效的，社会又足够稳定，还消除了军队干政的能力，那么接下来，土耳其应该进入更好的发展阶段。

　　但就在这时，事情却起了变化。土耳其经济再次陷入蹒跚，“救世主”突然间变成了“落水狗”。

　　“落水狗”埃尔多安

　　2014年，我曾近距离观察过土耳其的一次议会选举。由于前一年刚发生了全国范围的抗议埃尔多安运动(因为腐败、民主倒退和回归宗教)，我本来以为埃尔多安的支持率应该下降，但经过现场观察，我发现，埃尔多安依然稳固。

　　在大城市里，特别是年轻人和出过国的群体中，对埃尔多安的反对已经成了主流，他们接触过西方情况，明白土耳其应该继续民主化进程，不应该重新回归到东方威权统治。特别是埃尔多安通过修改宪法，将在第二年(2015年)把土耳其从议会制变成总统制，他期望在做了十几年总理之后，再当选总统，继续控制土耳其的政治。如果一切得逞，即便他不再修改宪法，也可以连续执政二十几年，与俄罗斯的普京一样成了长期不下台的“不倒翁”。

　　人们大都看到了其中的危险，从而反对他。但他们的选票并不足以动摇埃尔多安的根基。埃尔多安的票仓在中小城市和农村，那儿的人们由于思想更加保守，只要他采取一些宗教化的措施，就愿意让他长期执政，根本不去考虑所谓的民主议题。在我去的一个小城镇，充斥着满手老茧的大叔和脸上写满了皱纹的老爷爷，他们带着自己的儿子孙子毫不犹豫地为埃尔多安投票，让他实现了长期不下台的愿望。

　　这时的埃尔多安和刚上台的他有多大区别呢?

　　首先，他通过修改宪法，变相延长了任期。人们之所以发明任期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认为长期执政必然导致腐败，在一个人刚上台时，总是会向腐败开刀，这时的社会风气可能是最好的，但随着执政期的延长，他的裙带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就形成了新的腐败圈，这时就需要换上新人来斩除新腐败。如果一个人任期过长，对于腐败的清理工作就无法进行，导致社会腐败的沉淀，从而影响经济。经过十几年的执政，埃尔多安已经足够腐败，他的老友成了总理(在他当选总统后)，女婿成了财政部长……“执政党已经丧失了自洁能力”，成为人们对他最多的指责。

　　其次，为了长期不下台，他必须讨好那些数量更大的保守派选民，他开始有计划地破坏掉凯末尔树立起来的世俗化方针，实行宗教回归。于是，伊斯兰教突然堂而皇之登台，越来越影响土耳其人的生活。这和他刚上台时坚持的政教分离形成了对比。

　　另外，加入欧盟的运动也遭遇了失败。平心而论，狭隘的欧盟永远不可能接受一个足够强大的伊斯兰国家加入，即便欧盟总部有心，但最终拥有决定权的是各个成员国，这些成员国各怀鬼胎，基本上断绝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可能。特别是经济不如土耳其的希腊，更是因为宿敌关系坚决反对。由于亚洲威权主义在土耳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埃尔多安也已经不再羡慕欧洲，而是采取了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寻找平衡的新政策，并且越来越向亚洲靠拢。

　　在经济上，亚洲威权主义的另一面也逐渐暴露。在这种模式下，要想发展，必须由政府主导大量借债，大量花钱。这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并且，当经济快速发展一定时期之后，容易因为浪费和外债问题而导致突然地汇率崩溃和经济断档。日本当年的发展就暴露了这个问题，俄罗斯在普京的带领下，也在几年前步入这个漩涡。

　　要想避免经济陷阱，必须有一个透明的政府，遏制大政府的倾向，增加政府乱发钞票的难度。但威权政府由于强调维稳，所做恰恰相反，走的是加强权威、政府控制一切的道路，所以，亚洲式威权主义可以暂时解决发展问题，但在某一天，会突然维持不住发展成果，进入新一波的麻烦。

　　在外交上，土耳其也从向西方靠拢、学习西方、不做出头鸟的凯末尔主义，变成了确立中东大国、自我膨胀的大突厥主义。

　　这些转变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土耳其人并没有感觉到太突兀，但对于外界来说，埃尔多安却从当年的改革者和经济专家，变成了一个带着沙文主义的狂人，他和欧盟对骂，与美国论战，又曾经打下来俄罗斯的飞机，他的重心已经不在经济，而放在了社会与外交上。由于执政太久，他已经丧失了韬光养晦的能力，变得认不清自我了。在一个新兴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最佳策略永远是低调和解决经济问题，一旦放弃了低调的作风，就容易成为靶子而遭到遏制。

　　2016年，土耳其的军人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发动政变推翻埃尔多安，但由于军队在之前的清洗中受到了太多的削弱，政变失败了。这次事件导致了另一轮的清洗，军队更加被削弱。另外，扑朔迷离的是，除了军队的的世俗主义者之外，可能参与政变的还包括了更加保守的教士葛兰。葛兰原来曾经与埃尔多安联手对付军队，但由于权力争斗而分道扬镳，埃尔多安借助对军队的镇压，顺便也打击了右翼的葛兰，更加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与此同时，国内的票仓还在，保证了他每一次选举的大获全胜。

　　不管如何通过选票来保证自己长期不下台，但经济规律在某一天还是会找上门来惩罚埃尔多安。

　　由于结果的滞后性，在今年之前，他做过的所有事情都没有带来足够恶果。但到了今年，这些恶果突然之间集体爆发，形成了一次巨大的风暴。

　　他对于欧洲、美国的排斥，导致了与西方的交恶。他对于葛兰派的镇压，扣押美国公民，直接导致了美国的报复。当特朗普对全世界宣战时，大部分国家都选择了低调，但土耳其由于过于高调(埃尔多安太膨胀，已经不会收敛了)，被特朗普锁定为靶子。

　　国内经济也出现了问题，由于借了太多的外债，导致里拉汇率恶化，恶化的汇率又加重了外债问题，形成了恶性循环。长期的大规模基建投入导致了太多的浪费，换不来经济效益，到了经济的下坡档，这些浪费都显现了出来。这一切，反映到外在表现，就是土耳其股市和汇率的崩盘。当人们只看到表面时，实际上更应该去追究它为什么变成这样。

　　总结起来，土耳其的教训可以有几个：

　　第一，尽管埃尔多安很能干，但是没有执政期限，让他陷入了自我膨胀;第二，一个经济政策即便再好，也必须另一拨人来做调整，因为再好的政策也有副作用，当副作用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出现问题;第三，东亚式威权的确是发展经济的利器，但到了一定规模之后，却存在着很难转型到自由经济继续发展的问题，这很难避免;第四，一个社会必须存在制衡，当一个执政者将所有制衡都消灭了，看似更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但在实际运作中，必然带来更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