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克：“极限施压”对阵“战争边缘”——莫迪执政以来的印巴关系

　　印巴关系，以彼此难以调和的敌意为底色，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复杂、又颇具“生命力”的“宿敌”关系之一，两国被印度前总理古杰拉尔(I. K. Gujral)形象地形容为“彼此折磨的一对”。自莫迪于2014年5月就职印度总理以来，印度国家和社会逐渐走出了2008年11月孟买恐袭案以来的对巴政策“徘徊期”，以2016年9月抵制原定于当年11月在伊斯兰堡举行的南盟峰会为节点，转入了对巴全面强硬的“极限施压”轨道，具体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孤立和军事上“外科手术式打击”的羞辱。虽然莫迪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之前印度对巴的“战略忍耐”政策，事实上印度仍未能摆脱其在印巴博弈之中受到的一系列限制，这突出表现在2019年2月普尔瓦马袭击案爆发之后印巴两国的军事政治博弈之中。面对印度的“极限施压”政策，巴基斯坦以“战争边缘”政策作为威慑性的“盾牌”，力求通过军事施压、国内发展改革和国际上针对印度“侵犯人权”的外交活动予以回击。

　　一、印巴关系：症结与演进

　　自1947年两国独立以来，印巴关系一直受到四方面因素的困扰。第一，两国的立国理念和国家认同互相排斥。斯蒂芬·科恩(Stephen P. Cohen)很有洞见地指出，虽然印巴两国在文化、语言、饮食等各个方面极为相似，这两个国家立国所依靠的理念却高度相斥，以致无法实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印度国家建立在“印度文明”的自觉之上，这在国大党(INC)的版本中意味着世俗主义下的多元一体，在极右翼非政府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或印度人民党(BJP)的版本中则意味着“印度教特性”(Hindutva)。巴基斯坦的立国理念则认为穆斯林与“印度教徒”是“两个民族”，因而必须要建立“印度穆斯林的堡垒”以保护次大陆上穆斯林的权利。第二，从现实主义“权力博弈”的角度出发，印巴两国的国家利益有着很高的“零和”属性。印度希望在南亚次大陆乃至整个印度洋地区建立其排他性的霸权地位，力求消除其他大国在这一地理范围内的影响力;巴基斯坦则将联盟作为其最基本的国家战略之一，一直致力于将外部大国引入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第三，印巴两国有着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包括克什米尔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核安全问题、锡亚琴冰川问题、爵士湾问题、阿富汗问题、印度河水资源问题、“卡利斯坦”问题、贸易问题等，而且自1947年以来两国关系面临的问题总体上呈现在复杂性上增加、在数量上增多的态势。第四，印巴关系在心理层面上从精英到大众都存在着异常复杂的、包含着强烈仇恨的针对彼此的情结，驱使着两个国家的政府和社会不断地对对方做出敌意举动。

　　自1947年两国分别独立以来，印巴两国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三次印巴战争前的印巴对峙(1947—1971年)、印度霸权下的“长和平”(1971—1987年)、印巴拥核背景下的持续紧张/不时危机(1987年至今)。1987年可以被视作印巴关系的一个关键节点，印巴在这一年结束了“长和平”，进入了延续至今的“持续紧张/不时危机”时期。

　　与之前相比，1987年至今的印巴关系有三个特征。

　　第一，印度国家与前“查谟—克什米尔邦”(印控克区)陷入了长期的敌对关系之中。在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中，山谷区民众对巴基斯坦潜入人员的告发和抵制构成了当时巴基斯坦军事行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自1987年之后对印度国家高度不满的山谷区民众则构成了外部渗透的肥沃土壤和反抗的主体。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在1989年克什米尔危机全面爆发之前，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互相争夺克什米尔地区，而在之后克什米尔人成为了主要的交战方之一，并承担了巴方“对印作战”的主要任务。印度国家与克什米尔山谷区对峙和博弈的格局也是影响印巴关系至关重要的因素，如1997年、2000年和2003年山谷区有利于印度国家的形势是促使印度寻求与巴基斯坦和解的重要因素之一。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和印度对印控克区的政策是联动的，正如巴基斯坦对印度的政策和巴基斯坦对印控克区的政策是联动的。

　　第二，非政府武装组织扮演了搅动印巴关系的关键角色。一系列分布在阿富汗到巴基斯坦广阔区域内形形色色的非政府武装力量无疑是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的“遗产”。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最大的后果之一就是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带留下了适合于“圣战”非政府武装生长的“肥沃土壤”。这些武装无疑有着形形色色的“资助者”，但也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议程，因而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不会满足于单纯充当傀儡的角色。像“虔诚军”(JeT)和“穆罕默德军”(JeM)这类组织，不仅在印控克区活动，而且深入阿富汗和印度腹地发起袭击，成为扰动印巴关系的关键性因素。

　　第三，印巴两国拥有核武器的事实，从根本上改变了两国博弈的格局。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是促成印巴两国走向拥核道路的关键节点：印度认为自己面临着来自中国和美国方面的“威胁”，于1974年进行了第一次所谓的“和平核试验”;巴基斯坦则认为只有拥核才能抵消印度相对于巴拥有的常规武力优势。尽管印巴两国公开宣称拥核是在1998年，事实上核武器最早在印巴关系中发挥重大影响力是在1987年的“布拉斯塔克斯演习”(Operation Brasstacks)危机中，时任巴陆军参谋长、总统齐亚·哈克(Zia-ul-Haq)和巴核武器专家卡迪尔汗(A.Q.Khan)含蓄而坚定地发出了核报复的警告。在1989年到1990年的印巴复合危机(the compound crisis of 1990)中，双方都发出了更明确的核威胁，并且两国舆论界都确认了彼此的拥核状态。核武器使得大规模战争的代价对彼此都变得不可接受。这对印度尤其不利，因为核武器的存在使得大规模常规战争不再成为可选项。有关核武器的出现对南亚次大陆稳定性的影响尚有争论，其中有一些研究者使用威慑理论的“稳定—不稳定悖论”(Stability-Instability Paradox)模型分析印巴安全博弈，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导致了印巴在低战略层级的不稳定，尤其是在“非对称作战”层级。

　　在上述背景下，自1987年到2014年莫迪上台执政期间，印巴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四场危机”阶段，从1987年持续到2002年，从1987年的“布拉斯塔克斯演习”危机开始，经过1989—1990年的印巴复合危机、1999年的卡吉尔冲突，直到2001—2002年印巴边境对峙结束。这段时间内，印巴两国对一系列新变化——包括克什米尔重新成为印巴博弈的焦点、非政府武装组织的活跃以及两国拥有核武器等新事实进行了认知和适应，并最终在2001—2002年的印巴边境对峙中最终确认了彼此的核均势。

　　其次是全面对话阶段，从2003年底持续到2008年11月“孟买恐袭案”爆发为止。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印巴两国这一个时期在谈判桌上的立场，那么用“印度愿意谈除了克什米尔之外的一切问题，而巴基斯坦除了克什米尔什么都不愿意谈”就再恰当不过了。在整个全面对话期间，印巴两国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的斗争仍在持续。就全面对话中最核心的克什米尔问题，可以说印巴两国都做出了让步，以至于双方当时就克区达成协议似乎前景可期。全面对话的顶峰的标志是2006年，时任巴总统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在接受印度一家电视台采访时，宣称巴可以在领土要求方面做让步，作为其提出的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四步走”计划的新补充部分。印度方面也对“虔诚军”等不断发起的袭扰采取了忍耐态度，并未中断与巴谈判进程。但在2007年，印巴全面对话却实际进入停滞状态，主要原因是巴基斯坦的国内政治出现了重大变化，陷入“动乱”状态的巴基斯坦已经没有什么余力与印度谈判了，尤其是2008年穆沙拉夫的离职极大地打击了印巴和解进程。2008年11月“虔诚军”发动的孟买恐袭案则是给全面对话的最后一击，其持续时间之长、性质之恶劣、手段之残忍、造成的伤亡之大，都是罕见的，此次袭击成了印巴关系难以抹去的疤痕。孟买恐袭案之后，恐怖主义问题的权重上升，尤其是印度方面强调必须将所有参与策划、实施孟买恐袭案的恐怖分子绳之以法，这成了印巴关系改善进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之一。

　　最后是“徘徊中下滑”阶段，印巴关系自孟买恐袭后进入了这个阶段。因孟买恐袭案而中断的对话进程直到2011年才得到恢复，但事实上印巴关系已经回不到从前了。巴基斯坦疲于应付国内乱局，印度则就该对巴采取怎样的政策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在印度国内，一些温和的派别主张通过合作来软化巴基斯坦，2011年印度重要的战略文件《不结盟2.0》的起草者们就提出了一系列“积极杠杆”(positive levers)，包括不让双边谈判被恐怖袭击等“挑衅行为”中断，加强与包括军方在内的巴各派的交流，加大对巴市场开放力度，促进两国能源、水资源合作，加强人文交流等。这一派观点的实践就是2011—2012年，印巴两国就加强经济联系进行的一系列外交谈判，在其最高峰时的2011年下半年，巴决定给予印度最惠国待遇。但在2012—2013年，不仅经贸合作进展缓慢，而且双边安全关系也急转直下，事实上延续了2008年末以来印巴关系的下降轨迹，这直观地体现在双方隔着控制线和国际边境线进行的“炮弹决斗”(gun duel)上：

　　印度国防部年度报告的数据声称，巴基斯坦在2009—2013年“违反2003年印巴停火协议”的事件数目分别为28起、44起、62起、114起、347起(见表1)。在这种状况下，印度主流的观点越来越倾向于以“现实主义”的视角加强对巴基斯坦的遏制，于是在《不结盟2.0》中又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巴基斯坦的“消极杠杆”(negative levers)，包括增强本国的安全防卫力量、执行“惩罚性”越界军事行动、增加对巴俾路支省等薄弱地带的关注、增强对巴控克什米尔的声索、增强在阿富汗的影响力等。甚至有一些右翼的强硬派质疑：既然巴基斯坦已经深陷内乱，那印度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削弱之，甚至促进其“解体”呢?

　　表1 2009—2018年，印度声称巴基斯坦“违反停火协议”事件数目及“越境渗透”事件数目(单位：起)

　　二、莫迪：对巴“极限施压”

　　在印度的政治光谱中，莫迪可以说是“右翼中的右翼”，这一派传统上主张奉行对巴强硬政策。但在莫迪上任之初，其发出的一些对巴友好的信号，包括邀请时任巴总理谢里夫参加其就职典礼，使很多南亚观察者一度认为莫迪会延续其前辈瓦杰帕伊对巴协调的实用主义路线。如同接下来要论述的，实际上在莫迪的友善表态之下仍然是对巴强硬的内核，大体上就是《不结盟2.0》去掉“积极杠杆”后，“消极杠杆”的加强版。因而在2014年莫迪就任到2016年9月之间，印巴关系被一些中国学者恰当地形容为“改而不善”，或者说是莫迪政府的“单边解耦”。这一阶段莫迪的对巴政策，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开释放出对巴友好信号，与此同时提出巴方不可能接受的要求。莫迪在与谢里夫的几次接触中，都强调要巴基斯坦解决恐怖主义问题，但对巴基斯坦关心的克什米尔问题却避而不谈。在2014年8月，印度还以巴驻印高级专员(大使)会见印控克什米尔分离主义组织领导人为由而取消原定于当年8月底举行的两国外交秘书会谈。而事实上，巴驻印高级专员在印巴有双边对话活动时，都会举行相关会面，过去印度政府大都对此表示容忍。第二，扩大、升级双边冲突。在印方决定取消两国外交秘书会谈不久后的2014年10月，两国就爆发了“十年来最严重”的越境交火事件。在这场事件中，印方“不成比例”地炮击了巴方目标，并将炮火扩大到巴旁遮普省的锡尔赫特县，试图胜过巴方一头。第三，暗示、威胁支持反对巴基斯坦国家的分离主义团体和非政府武装组织。长期以来，巴基斯坦都在指责印度支持俾路支斯坦、卡拉奇、阿富汗等地的反巴团体，但在莫迪任期内，这种指责似乎得到了印度官方言论的“印证”。特别是2015年5月，印度防长帕里卡尔(Manohar Parrikar)称对巴可以“用恐怖主义回击恐怖主义”。第四，印在阿富汗与巴展开激烈竞争，向阿富汗政府提供进攻性武器。印巴两国在阿富汗的影响力竞争由来已久，削弱巴基斯坦的影响力也是印度在阿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2014年9月加尼出任阿富汗总统后，喀布尔政府最初采取了亲近巴基斯坦、与印度保持距离的政策，希望巴能促进其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和解进程。但到了2015年8月的喀布尔爆炸事件之后，加尼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浪漫情愫”已经丧失殆尽。莫迪趁机介入，于2015年12月25日访问阿富汗。在联合声明中，莫迪表示印度将全力支持阿富汗加强国防能力建设，并向阿政府提供米-25武装直升机。

　　除了以上四点之外，莫迪还延续了印度政府一种致命的倾向：厌恶巴基斯坦军方，并尽可能不把其当做谈判对象，但事实上巴军方却对巴安全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力。巴基斯坦还历来存在军政不和的问题，2013年5月纳瓦兹·谢里夫出任巴总理后，巴军政纷争进入了新的白热化阶段，对印政策主导权也成为了巴军政双方激烈争夺的对象。这段时间内，每当谢里夫与印度领导人会面，印巴之间就会发生安全事件，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莫迪于2015年12月25日刚结束对阿富汗的访问，就通过一个电话“临时决定”来到拉合尔与谢里夫见面，展开“生日外交”。2016年1月2日，在拉合尔会面一周后，印度旁遮普邦伯坦果德空军基地遭到武装分子袭击，1月3日晚阿富汗城市马扎里沙里夫印度领事馆遭到武装袭击。本轮印巴关系的“回暖”至此已经基本搁浅。

　　事件发生后一段时间里，莫迪政府对谢里夫政府能够协助其调查袭击事件还抱有一定希望。然而随后的7—9月，印巴关系全面、剧烈地恶化了，起到催化作用的是印控克区的乱局。2016年7月8日，印度安全部队在印控克什米尔的一次行动中打死了反政府武装“圣战者党”(HuM)的头目布尔汗·瓦尼(Burhan Wani)，随即在山谷区引发大规模动乱。随后，在8月15日的独立日演说上，莫迪首次公开提及巴俾路支省和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被广泛认为是对巴方的挑衅。9月18日，印控克区印度乌里军营遭遇武装袭击，这次事件在印度国内引发了极大的愤怒。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在9月底发起了抵制原定于当年11月在伊斯兰堡举行的南盟峰会的行动。在印巴交往的历史上，南盟(SAARC)多次发挥了促进两国接触、缓和平台的作用，印度令这个平台瘫痪无疑是断了对巴缓和的“后路”。至此，印度国家和社会彻底走出了2008年11月孟买恐袭案以来对巴政策的“徘徊期”，转入了对巴全面强硬的“极限施压”轨道。

　　印巴关系恶化到如此地步，虽说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而且也有偶然因素(印控克区动乱)的作用，但总体上还是莫迪政府“有意促成”的结果。莫迪政府的对巴政策大致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这是印人党的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印人党及其所在的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信奉“印度教特性”(Hindutva)，要求对内结束国大党“伪世俗主义”(pseudo-secularism)对印度穆斯林的“绥靖”和票仓政治，对外对巴强硬。恶化与巴关系，也是莫迪政府在国内放手进行教派主义煽动、出台强硬的教派主义政策所必需的步骤。第二，印度国力快速增长，使其“不屑于”安抚巴基斯坦。自冷战结束以来，事实上印巴两国间的国力差距进一步拉大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印度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1万亿美元(巴为2700亿美元)，增长率高达8%(巴基斯坦为4.1%)。印度相信自己快速增长的实力早晚会抵消一个敌对的巴基斯坦给其带来的掣肘。第三，印度认为自己正处在被大国竞相拉拢的有利位置。尤其是美印关系不断接近，印度在美国新的“印太”战略中重要性凸显，使印方认为自己可以放手恶化与巴方的关系，甚至与美国共同对巴方施压。第四，这是抵制中国在南亚影响力的要求。在2011年的《不结盟2.0》中，印度就做出了中国是其最大外交和安全挑战的判断。进入莫迪时代，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快速增长，中印出现了战略合作基础弱化的问题。更令印度怒火中烧的则是中巴关系的升级：2015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建议中巴形成“1+4”经济合作布局，这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全面开建。因而印度力图加强对巴打压以抵制中国在南亚影响力的增长。第五，这是印度加强对南亚地区控制的要求。这尤其体现在印度“废”掉南盟的动作上，因为南盟框架内合作一向因为印巴关系不睦而止步不前，而且还有成为中国影响力“进入南亚”平台的危险性。但只要南盟不被“废”掉，那就是南亚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性合作机制，因而为了推进印度主导的、没有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南亚区域性合作机制，就必须“废”掉南盟，恶化与巴的关系则是印度放开手脚的关键步骤。自2016年以来，南盟也一直处于瘫痪状态，南盟峰会等重要机制停摆。第六，新德里在印控克区面临着极为不利的治理形势。在印巴交往史中，印控克区形势对印度国家不利时，印方多不倾向于与巴和解。2002年前后，新德里一度对印控克区局势非常乐观，但到了2008年新德里却发现其事实上也陷入了与克山谷区的长期僵持和对峙之中，山谷区社会在“倦怠—斗争”模式的轮回中不断反复，与此同时“主流政治”扩张遇阻，分离主义势力仍占据山谷区政治“主流”。

　　“外科手术式打击”也是莫迪政府对巴“极限施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实践案例为2016年的越境袭击。根据印方的媒体简报，印军在2016年9月28日深夜至9月29日凌晨越过控制线，对巴控克什米尔的“恐怖分子大本营”(launch pads)进行了“外科手术式打击”。印方宣布无意再进行进一步行动，但将随时准备应对任何新的突发情况，印方也将有关消息通报了巴方。印方强调其袭击对象是“恐怖分子”，而且已经通报了巴方不会有进一步行动，可以看出印度在“惩戒”了巴方后，又将升级冲突的“球”踢回给巴基斯坦。这无疑是印度在印巴两国拥核背景下，与巴争夺“冲突升级掌控权”(escalation dominance)的新战术，下文将对此做进一步论述。事实上，印巴双方很可能早就习惯于彼此进行类似的越境袭击，2016年4月国大党就宣称曾在2011—2014年曼·辛格执政期间对巴和巴控克区内目标发动了袭击，2019年人民院选举期间曼·辛格本人又出来做了同样的声明，鉴于印人党没有揪住国大党声明不放，可以确定国大党声明的可信性较高。而且根据公开信息的描述来看，印方进行的袭击活动很明显没有达到以色列和美国“外科手术式打击”在军事技术上的先进程度。因而，印人党政府“外科手术式打击”的特点可以归结为：将袭击公开进行媒体炒作，对内获取支持，对外侮辱巴方;使用“酷炫”的冠名方式，以加强宣传效果。

　　除了以上几方面外，莫迪几乎每逢出访必谈“越境恐怖主义袭击”，在国际上发起针对巴基斯坦的造势。莫迪政府的对巴政策，就是要利用反恐问题和印度不断扩张的经济影响力将巴打造成为国际上的“贱民”。一时间，巴基斯坦在国际上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处境。

　　印巴关系，以彼此难以调和的敌意为底色，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复杂、又颇具“生命力”的“宿敌”关系之一，两国被印度前总理古杰拉尔(I. K. Gujral)形象地形容为“彼此折磨的一对”。自莫迪于2014年5月就职印度总理以来，印度国家和社会逐渐走出了2008年11月孟买恐袭案以来的对巴政策“徘徊期”，以2016年9月抵制原定于当年11月在伊斯兰堡举行的南盟峰会为节点，转入了对巴全面强硬的“极限施压”轨道，具体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孤立和军事上“外科手术式打击”的羞辱。虽然莫迪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之前印度对巴的“战略忍耐”政策，事实上印度仍未能摆脱其在印巴博弈之中受到的一系列限制，这突出表现在2019年2月普尔瓦马袭击案爆发之后印巴两国的军事政治博弈之中。面对印度的“极限施压”政策，巴基斯坦以“战争边缘”政策作为威慑性的“盾牌”，力求通过军事施压、国内发展改革和国际上针对印度“侵犯人权”的外交活动予以回击。

　　一、印巴关系：症结与演进

　　自1947年两国独立以来，印巴关系一直受到四方面因素的困扰。第一，两国的立国理念和国家认同互相排斥。斯蒂芬·科恩(Stephen P. Cohen)很有洞见地指出，虽然印巴两国在文化、语言、饮食等各个方面极为相似，这两个国家立国所依靠的理念却高度相斥，以致无法实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印度国家建立在“印度文明”的自觉之上，这在国大党(INC)的版本中意味着世俗主义下的多元一体，在极右翼非政府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或印度人民党(BJP)的版本中则意味着“印度教特性”(Hindutva)。巴基斯坦的立国理念则认为穆斯林与“印度教徒”是“两个民族”，因而必须要建立“印度穆斯林的堡垒”以保护次大陆上穆斯林的权利。第二，从现实主义“权力博弈”的角度出发，印巴两国的国家利益有着很高的“零和”属性。印度希望在南亚次大陆乃至整个印度洋地区建立其排他性的霸权地位，力求消除其他大国在这一地理范围内的影响力;巴基斯坦则将联盟作为其最基本的国家战略之一，一直致力于将外部大国引入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第三，印巴两国有着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包括克什米尔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核安全问题、锡亚琴冰川问题、爵士湾问题、阿富汗问题、印度河水资源问题、“卡利斯坦”问题、贸易问题等，而且自1947年以来两国关系面临的问题总体上呈现在复杂性上增加、在数量上增多的态势。第四，印巴关系在心理层面上从精英到大众都存在着异常复杂的、包含着强烈仇恨的针对彼此的情结，驱使着两个国家的政府和社会不断地对对方做出敌意举动。

　　自1947年两国分别独立以来，印巴两国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三次印巴战争前的印巴对峙(1947—1971年)、印度霸权下的“长和平”(1971—1987年)、印巴拥核背景下的持续紧张/不时危机(1987年至今)。1987年可以被视作印巴关系的一个关键节点，印巴在这一年结束了“长和平”，进入了延续至今的“持续紧张/不时危机”时期。

　　与之前相比，1987年至今的印巴关系有三个特征。

　　第一，印度国家与前“查谟—克什米尔邦”(印控克区)陷入了长期的敌对关系之中。在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中，山谷区民众对巴基斯坦潜入人员的告发和抵制构成了当时巴基斯坦军事行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自1987年之后对印度国家高度不满的山谷区民众则构成了外部渗透的肥沃土壤和反抗的主体。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在1989年克什米尔危机全面爆发之前，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互相争夺克什米尔地区，而在之后克什米尔人成为了主要的交战方之一，并承担了巴方“对印作战”的主要任务。印度国家与克什米尔山谷区对峙和博弈的格局也是影响印巴关系至关重要的因素，如1997年、2000年和2003年山谷区有利于印度国家的形势是促使印度寻求与巴基斯坦和解的重要因素之一。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和印度对印控克区的政策是联动的，正如巴基斯坦对印度的政策和巴基斯坦对印控克区的政策是联动的。

　　第二，非政府武装组织扮演了搅动印巴关系的关键角色。一系列分布在阿富汗到巴基斯坦广阔区域内形形色色的非政府武装力量无疑是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的“遗产”。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最大的后果之一就是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带留下了适合于“圣战”非政府武装生长的“肥沃土壤”。这些武装无疑有着形形色色的“资助者”，但也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议程，因而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不会满足于单纯充当傀儡的角色。像“虔诚军”(JeT)和“穆罕默德军”(JeM)这类组织，不仅在印控克区活动，而且深入阿富汗和印度腹地发起袭击，成为扰动印巴关系的关键性因素。

　　第三，印巴两国拥有核武器的事实，从根本上改变了两国博弈的格局。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是促成印巴两国走向拥核道路的关键节点：印度认为自己面临着来自中国和美国方面的“威胁”，于1974年进行了第一次所谓的“和平核试验”;巴基斯坦则认为只有拥核才能抵消印度相对于巴拥有的常规武力优势。尽管印巴两国公开宣称拥核是在1998年，事实上核武器最早在印巴关系中发挥重大影响力是在1987年的“布拉斯塔克斯演习”(Operation Brasstacks)危机中，时任巴陆军参谋长、总统齐亚·哈克(Zia-ul-Haq)和巴核武器专家卡迪尔汗(A.Q.Khan)含蓄而坚定地发出了核报复的警告。在1989年到1990年的印巴复合危机(the compound crisis of 1990)中，双方都发出了更明确的核威胁，并且两国舆论界都确认了彼此的拥核状态。核武器使得大规模战争的代价对彼此都变得不可接受。这对印度尤其不利，因为核武器的存在使得大规模常规战争不再成为可选项。有关核武器的出现对南亚次大陆稳定性的影响尚有争论，其中有一些研究者使用威慑理论的“稳定—不稳定悖论”(Stability-Instability Paradox)模型分析印巴安全博弈，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导致了印巴在低战略层级的不稳定，尤其是在“非对称作战”层级。

　　在上述背景下，自1987年到2014年莫迪上台执政期间，印巴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四场危机”阶段，从1987年持续到2002年，从1987年的“布拉斯塔克斯演习”危机开始，经过1989—1990年的印巴复合危机、1999年的卡吉尔冲突，直到2001—2002年印巴边境对峙结束。这段时间内，印巴两国对一系列新变化——包括克什米尔重新成为印巴博弈的焦点、非政府武装组织的活跃以及两国拥有核武器等新事实进行了认知和适应，并最终在2001—2002年的印巴边境对峙中最终确认了彼此的核均势。

　　其次是全面对话阶段，从2003年底持续到2008年11月“孟买恐袭案”爆发为止。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印巴两国这一个时期在谈判桌上的立场，那么用“印度愿意谈除了克什米尔之外的一切问题，而巴基斯坦除了克什米尔什么都不愿意谈”就再恰当不过了。在整个全面对话期间，印巴两国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的斗争仍在持续。就全面对话中最核心的克什米尔问题，可以说印巴两国都做出了让步，以至于双方当时就克区达成协议似乎前景可期。全面对话的顶峰的标志是2006年，时任巴总统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在接受印度一家电视台采访时，宣称巴可以在领土要求方面做让步，作为其提出的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四步走”计划的新补充部分。印度方面也对“虔诚军”等不断发起的袭扰采取了忍耐态度，并未中断与巴谈判进程。但在2007年，印巴全面对话却实际进入停滞状态，主要原因是巴基斯坦的国内政治出现了重大变化，陷入“动乱”状态的巴基斯坦已经没有什么余力与印度谈判了，尤其是2008年穆沙拉夫的离职极大地打击了印巴和解进程。2008年11月“虔诚军”发动的孟买恐袭案则是给全面对话的最后一击，其持续时间之长、性质之恶劣、手段之残忍、造成的伤亡之大，都是罕见的，此次袭击成了印巴关系难以抹去的疤痕。孟买恐袭案之后，恐怖主义问题的权重上升，尤其是印度方面强调必须将所有参与策划、实施孟买恐袭案的恐怖分子绳之以法，这成了印巴关系改善进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之一。

　　最后是“徘徊中下滑”阶段，印巴关系自孟买恐袭后进入了这个阶段。因孟买恐袭案而中断的对话进程直到2011年才得到恢复，但事实上印巴关系已经回不到从前了。巴基斯坦疲于应付国内乱局，印度则就该对巴采取怎样的政策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在印度国内，一些温和的派别主张通过合作来软化巴基斯坦，2011年印度重要的战略文件《不结盟2.0》的起草者们就提出了一系列“积极杠杆”(positive levers)，包括不让双边谈判被恐怖袭击等“挑衅行为”中断，加强与包括军方在内的巴各派的交流，加大对巴市场开放力度，促进两国能源、水资源合作，加强人文交流等。这一派观点的实践就是2011—2012年，印巴两国就加强经济联系进行的一系列外交谈判，在其最高峰时的2011年下半年，巴决定给予印度最惠国待遇。但在2012—2013年，不仅经贸合作进展缓慢，而且双边安全关系也急转直下，事实上延续了2008年末以来印巴关系的下降轨迹，这直观地体现在双方隔着控制线和国际边境线进行的“炮弹决斗”(gun duel)上：

　　印度国防部年度报告的数据声称，巴基斯坦在2009—2013年“违反2003年印巴停火协议”的事件数目分别为28起、44起、62起、114起、347起(见表1)。在这种状况下，印度主流的观点越来越倾向于以“现实主义”的视角加强对巴基斯坦的遏制，于是在《不结盟2.0》中又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巴基斯坦的“消极杠杆”(negative levers)，包括增强本国的安全防卫力量、执行“惩罚性”越界军事行动、增加对巴俾路支省等薄弱地带的关注、增强对巴控克什米尔的声索、增强在阿富汗的影响力等。甚至有一些右翼的强硬派质疑：既然巴基斯坦已经深陷内乱，那印度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削弱之，甚至促进其“解体”呢?

　　表1 2009—2018年，印度声称巴基斯坦“违反停火协议”事件数目及“越境渗透”事件数目(单位：起)

　　二、莫迪：对巴“极限施压”

　　在印度的政治光谱中，莫迪可以说是“右翼中的右翼”，这一派传统上主张奉行对巴强硬政策。但在莫迪上任之初，其发出的一些对巴友好的信号，包括邀请时任巴总理谢里夫参加其就职典礼，使很多南亚观察者一度认为莫迪会延续其前辈瓦杰帕伊对巴协调的实用主义路线。如同接下来要论述的，实际上在莫迪的友善表态之下仍然是对巴强硬的内核，大体上就是《不结盟2.0》去掉“积极杠杆”后，“消极杠杆”的加强版。因而在2014年莫迪就任到2016年9月之间，印巴关系被一些中国学者恰当地形容为“改而不善”，或者说是莫迪政府的“单边解耦”。这一阶段莫迪的对巴政策，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开释放出对巴友好信号，与此同时提出巴方不可能接受的要求。莫迪在与谢里夫的几次接触中，都强调要巴基斯坦解决恐怖主义问题，但对巴基斯坦关心的克什米尔问题却避而不谈。在2014年8月，印度还以巴驻印高级专员(大使)会见印控克什米尔分离主义组织领导人为由而取消原定于当年8月底举行的两国外交秘书会谈。而事实上，巴驻印高级专员在印巴有双边对话活动时，都会举行相关会面，过去印度政府大都对此表示容忍。第二，扩大、升级双边冲突。在印方决定取消两国外交秘书会谈不久后的2014年10月，两国就爆发了“十年来最严重”的越境交火事件。在这场事件中，印方“不成比例”地炮击了巴方目标，并将炮火扩大到巴旁遮普省的锡尔赫特县，试图胜过巴方一头。第三，暗示、威胁支持反对巴基斯坦国家的分离主义团体和非政府武装组织。长期以来，巴基斯坦都在指责印度支持俾路支斯坦、卡拉奇、阿富汗等地的反巴团体，但在莫迪任期内，这种指责似乎得到了印度官方言论的“印证”。特别是2015年5月，印度防长帕里卡尔(Manohar Parrikar)称对巴可以“用恐怖主义回击恐怖主义”。第四，印在阿富汗与巴展开激烈竞争，向阿富汗政府提供进攻性武器。印巴两国在阿富汗的影响力竞争由来已久，削弱巴基斯坦的影响力也是印度在阿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2014年9月加尼出任阿富汗总统后，喀布尔政府最初采取了亲近巴基斯坦、与印度保持距离的政策，希望巴能促进其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和解进程。但到了2015年8月的喀布尔爆炸事件之后，加尼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浪漫情愫”已经丧失殆尽。莫迪趁机介入，于2015年12月25日访问阿富汗。在联合声明中，莫迪表示印度将全力支持阿富汗加强国防能力建设，并向阿政府提供米-25武装直升机。

　　除了以上四点之外，莫迪还延续了印度政府一种致命的倾向：厌恶巴基斯坦军方，并尽可能不把其当做谈判对象，但事实上巴军方却对巴安全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力。巴基斯坦还历来存在军政不和的问题，2013年5月纳瓦兹·谢里夫出任巴总理后，巴军政纷争进入了新的白热化阶段，对印政策主导权也成为了巴军政双方激烈争夺的对象。这段时间内，每当谢里夫与印度领导人会面，印巴之间就会发生安全事件，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莫迪于2015年12月25日刚结束对阿富汗的访问，就通过一个电话“临时决定”来到拉合尔与谢里夫见面，展开“生日外交”。2016年1月2日，在拉合尔会面一周后，印度旁遮普邦伯坦果德空军基地遭到武装分子袭击，1月3日晚阿富汗城市马扎里沙里夫印度领事馆遭到武装袭击。本轮印巴关系的“回暖”至此已经基本搁浅。

　　事件发生后一段时间里，莫迪政府对谢里夫政府能够协助其调查袭击事件还抱有一定希望。然而随后的7—9月，印巴关系全面、剧烈地恶化了，起到催化作用的是印控克区的乱局。2016年7月8日，印度安全部队在印控克什米尔的一次行动中打死了反政府武装“圣战者党”(HuM)的头目布尔汗·瓦尼(Burhan Wani)，随即在山谷区引发大规模动乱。随后，在8月15日的独立日演说上，莫迪首次公开提及巴俾路支省和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被广泛认为是对巴方的挑衅。9月18日，印控克区印度乌里军营遭遇武装袭击，这次事件在印度国内引发了极大的愤怒。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在9月底发起了抵制原定于当年11月在伊斯兰堡举行的南盟峰会的行动。在印巴交往的历史上，南盟(SAARC)多次发挥了促进两国接触、缓和平台的作用，印度令这个平台瘫痪无疑是断了对巴缓和的“后路”。至此，印度国家和社会彻底走出了2008年11月孟买恐袭案以来对巴政策的“徘徊期”，转入了对巴全面强硬的“极限施压”轨道。

　　印巴关系恶化到如此地步，虽说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而且也有偶然因素(印控克区动乱)的作用，但总体上还是莫迪政府“有意促成”的结果。莫迪政府的对巴政策大致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这是印人党的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印人党及其所在的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信奉“印度教特性”(Hindutva)，要求对内结束国大党“伪世俗主义”(pseudo-secularism)对印度穆斯林的“绥靖”和票仓政治，对外对巴强硬。恶化与巴关系，也是莫迪政府在国内放手进行教派主义煽动、出台强硬的教派主义政策所必需的步骤。第二，印度国力快速增长，使其“不屑于”安抚巴基斯坦。自冷战结束以来，事实上印巴两国间的国力差距进一步拉大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印度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1万亿美元(巴为2700亿美元)，增长率高达8%(巴基斯坦为4.1%)。印度相信自己快速增长的实力早晚会抵消一个敌对的巴基斯坦给其带来的掣肘。第三，印度认为自己正处在被大国竞相拉拢的有利位置。尤其是美印关系不断接近，印度在美国新的“印太”战略中重要性凸显，使印方认为自己可以放手恶化与巴方的关系，甚至与美国共同对巴方施压。第四，这是抵制中国在南亚影响力的要求。在2011年的《不结盟2.0》中，印度就做出了中国是其最大外交和安全挑战的判断。进入莫迪时代，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快速增长，中印出现了战略合作基础弱化的问题。更令印度怒火中烧的则是中巴关系的升级：2015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建议中巴形成“1+4”经济合作布局，这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全面开建。因而印度力图加强对巴打压以抵制中国在南亚影响力的增长。第五，这是印度加强对南亚地区控制的要求。这尤其体现在印度“废”掉南盟的动作上，因为南盟框架内合作一向因为印巴关系不睦而止步不前，而且还有成为中国影响力“进入南亚”平台的危险性。但只要南盟不被“废”掉，那就是南亚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性合作机制，因而为了推进印度主导的、没有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南亚区域性合作机制，就必须“废”掉南盟，恶化与巴的关系则是印度放开手脚的关键步骤。自2016年以来，南盟也一直处于瘫痪状态，南盟峰会等重要机制停摆。第六，新德里在印控克区面临着极为不利的治理形势。在印巴交往史中，印控克区形势对印度国家不利时，印方多不倾向于与巴和解。2002年前后，新德里一度对印控克区局势非常乐观，但到了2008年新德里却发现其事实上也陷入了与克山谷区的长期僵持和对峙之中，山谷区社会在“倦怠—斗争”模式的轮回中不断反复，与此同时“主流政治”扩张遇阻，分离主义势力仍占据山谷区政治“主流”。

　　“外科手术式打击”也是莫迪政府对巴“极限施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实践案例为2016年的越境袭击。根据印方的媒体简报，印军在2016年9月28日深夜至9月29日凌晨越过控制线，对巴控克什米尔的“恐怖分子大本营”(launch pads)进行了“外科手术式打击”。印方宣布无意再进行进一步行动，但将随时准备应对任何新的突发情况，印方也将有关消息通报了巴方。印方强调其袭击对象是“恐怖分子”，而且已经通报了巴方不会有进一步行动，可以看出印度在“惩戒”了巴方后，又将升级冲突的“球”踢回给巴基斯坦。这无疑是印度在印巴两国拥核背景下，与巴争夺“冲突升级掌控权”(escalation dominance)的新战术，下文将对此做进一步论述。事实上，印巴双方很可能早就习惯于彼此进行类似的越境袭击，2016年4月国大党就宣称曾在2011—2014年曼·辛格执政期间对巴和巴控克区内目标发动了袭击，2019年人民院选举期间曼·辛格本人又出来做了同样的声明，鉴于印人党没有揪住国大党声明不放，可以确定国大党声明的可信性较高。而且根据公开信息的描述来看，印方进行的袭击活动很明显没有达到以色列和美国“外科手术式打击”在军事技术上的先进程度。因而，印人党政府“外科手术式打击”的特点可以归结为：将袭击公开进行媒体炒作，对内获取支持，对外侮辱巴方;使用“酷炫”的冠名方式，以加强宣传效果。

　　除了以上几方面外，莫迪几乎每逢出访必谈“越境恐怖主义袭击”，在国际上发起针对巴基斯坦的造势。莫迪政府的对巴政策，就是要利用反恐问题和印度不断扩张的经济影响力将巴打造成为国际上的“贱民”。一时间，巴基斯坦在国际上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处境。

　　三、普尔瓦马：巴基斯坦回之以“战争边缘”

　　巴基斯坦深陷多重危机的状况，是莫迪对巴“极限施压”的重要背景性因素。自2007年以来，巴基斯坦深陷恐袭猖獗、军政不和、能源短缺、经济停滞、通胀高企、人口爆炸、教派社群冲突频发等多重困境中难以脱身，乃至一些著名的南亚研究学者就巴基斯坦的未来描述出了一副非常绝望的景象。2016年11月，卡马尔·贾韦德·巴杰瓦(Qamar Javed Bajwa)被任命为巴陆军参谋长，其在继承前任政策的基础上，推行了被称为“巴杰瓦主义”(Bajwa Doctrine)的系列内外政策，力图扭转巴不断下滑的内外形势。第一是强力反恐，继续其前任推进巴基斯坦国家垄断巴领土上全部暴力使用的进程;第二是加强对国土的控制，力求进一步巩固巴基斯坦国家的统一，尤其是在巴阿边境修建了“巴杰瓦长篱”(Bajwa Fence);第三是“有指导的民主”(guided democracy)，尤其是要确保军政关系稳定前提下民主制度的顺畅运行;第四是寻求与其邻居——尤其是阿富汗和印度的和平共处，巴杰瓦首先着力处理的是与阿富汗的关系。

　　随着“巴杰瓦主义”的不断落实，巴基斯坦的内外环境逐渐得到了改善。到了2018年3月时，巴认为已经到了缓和印巴关系的时候。而在2016年9月—2018年3月间，印巴关系一直处于苦涩的对立中。在2017年4月尚有传言称，谢里夫与莫迪将在同年6月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时会面，但5月“印度士兵被斩首”事件颠覆了这一可能性。在不久后的2017年7月，在“黎明报泄露”(the Dawn leaks)事件后与军方关系已基本决裂的纳瓦兹·谢里夫因为海外资产案而下台，其不断为印巴关系带来不确定性的政治生命也基本走到了尽头。2018年3月中，又爆发了印巴互相指责彼此外交官遭到骚扰的事件，至此，两国关系似乎已经跌到了谷底。但在不久后，巴军方却前所未有地邀请了印度驻巴高级代表参加当月23日的巴国庆日庆祝活动，这也是巴对印新一轮“和平攻势”的开端。最强有力的声音则来自巴杰瓦本人，他在4月14日于加古尔(Kakul)巴陆军学院演讲中称自己“真诚地希望能够通过和平方法解决印巴之间的争端……巴赞同对话……”

　　2018年8月8日伊姆兰·汗就任巴基斯坦总理后，巴对印的“和平攻势”更是“火力全开”，巴方选择的主要突破口是“卡塔普尔朝圣走廊”(Kartarpur Corridor)议题。位于巴基斯坦的卡塔普尔被认为是锡克教创始人师尊纳那克(Guru Nanak Dev)逝世的地方，因而也成为了锡克教圣地。长期以来，印度都要求巴方开放通往卡塔普尔的朝圣专用走廊，一直遭到巴方拒绝。2018年8月，伊姆兰·汗邀请印度旁遮普邦旅游部长纳夫乔特·辛格·西杜因(Navjot Singh Sidhu)参加其就职仪式，巴杰瓦在活动期间向其暗示巴对印开放卡塔普尔朝圣走廊的机会已经成熟。迫于国内锡克教民众的压力，莫迪政府于2018年11月推动通过法案开始建设卡塔普尔朝圣走廊印方一侧设施，并要求巴方尽快采取措施便利锡克教信众的朝圣活动。巴方很快做出了积极回应，并于同月宣布巴方一侧设施开工。巴显然希望利用和印方有关卡塔普尔朝圣走廊的接触来促进两国就一系列议题的谈判，但印度方面坚持只“就事论事”。更糟糕的是，印度国内媒体对促进走廊建设的西杜因进行了围攻。在此前的9月，印方不仅取消原定与巴在联大会议期间的外长会晤，还在联大会议上就“资助恐怖主义”问题大肆攻击巴方，巴基斯坦的挫折感是可想而知的。考虑到当时印度即将进行2019年的人民院选举，其对巴和解的拒绝政策无疑有选举的因素，但这更多还是基于印度对自身实力的高度自信。

　　但不久后，活跃在印巴一带的非政府武装组织给印度的这种自信带来了一次严峻的考验。2019年2月14日，普尔瓦马发生了一起针对印度军警的自杀式袭击事件，造成40多人死亡。这次袭击的时间点非常巧，恰好在印度人民院选战正酣时。出于国内政治目的，莫迪此前曾经高调宣传其进行的“外科手术式打击”，设立了“外科手术式打击日”，甚至为其专门拍了一部电影。因此，在大选期间国内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背景下，莫迪将不得不迅速对袭击事件做出回击，而且必须符合其在“外科手术式打击”系列宣传中打造的强硬形象。同时，莫迪也意识到，印度事实上仍未摆脱核对峙背景下印度在印巴博弈中所受到的一系列制约性因素。

　　乔治·帕科维奇(George Perkovich)和托比·道尔顿(Toby Dalton)在他们有关核背景下印巴对峙的著作中指出，印度在一场与巴基斯坦的对峙中有四个目标：第一，满足国内公众有关“惩罚”巴方的愿望;第二，促使巴方采取切实措施“打击恐怖主义”;第三，防止巴方单边升级冲突;第四，寻求冲突在印方伤亡、物质消耗等各方面损失小于巴方的时候结束。在这里，印巴两国所处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威慑理论下的争夺“冲突升级掌控权”的问题，两国都试图在“升级阶梯”的每一层级获取优势。自1999年卡吉尔冲突结束以来，印度一直在寻求在不引发核冲突的情况下，以“有限战争”的方式“惩罚”巴基斯坦。其最典型的设想就是“冷启动”，即使用大规模装甲部队快速占领部分巴领土。巴基斯坦的主要战略则是将“非对称作战”和“核冲突”之间“常规战争”的各个“阶梯”抽除，尽可能地提高“核门槛”，是一种典型的“钳形威慑”。应对印度的“有限战争”战略，巴基斯坦的战略可以被称为“全领域威慑(full-spectrum deterrence)”战略。概括地说，即以第一次核打击遏制印度的常规攻击，以第二次核打击来确保与印度“互相摧毁”，这是一种尽可能将“升级阶梯”中的“常规战争”转化为“核战争”的战略，方法包括开发可搭载核弹头的短程导弹等。在这种背景下，印度确实没什么应对的好办法，因而长期以来只能“战略忍耐”(strategic restraint)。

　　如上文所述，莫迪政府的“外科手术式打击”战术本质上是一种宣传手法，这种战术要求出其不意。但在普尔瓦马事件后，无疑巴军已经高度戒备，且潜在的目标很可能皆已远离印巴边境和印控巴控领土接壤地带。在这种情况下，莫迪只能另辟蹊径，发动了“空中外科手术式打击”，但结果却是一场印方确凿无疑的军事失败。笔者当时撰文认为莫迪陷入了“进而受损，退而丢脸”的境地，但当时笔者没有考虑到的是莫迪政府宣传能力如此之高，以致能将一场军事失败转化为国内政治的胜利。

　　莫迪勉强“蒙混”过了普尔瓦马袭击后的印巴危机，但这次“战争边缘”式的冲突无疑也使莫迪体会到了印巴对峙的危险性。对巴基斯坦来说，该事件在客观上无疑起到了“威慑”印度的效果。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国内的经济改革进程也进入了提速阶段，尤其是于2019年5月接受了IMF的援助计划。巴杰瓦本人也在讲话中表示削减军费不会影响巴军作战能力，他还表示经济安全也是国家安全。虽然巴还在对印呼吁两国通过对话改善关系，但在一段时间内巴将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事务上。与此同时，巴在国际舞台上就印方“侵犯人权”进行的造势仍在继续，印在国防部年度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巴的造势有一定效果。印巴两国在控制线与印巴国际边界持续紧张的交火，无疑也给印施加了一定压力(参考表1)。

　　四、莫迪政府取消印控克区“自治地位”：敌意仍将长期持续

　　2019年8月5日，莫迪政府做出了令全球感到震惊的决定：印度《宪法》今后将完全适用于先前具有特殊地位的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实质上废除了印度《宪法》的“第370条”：将原“查谟—克什米尔邦”的拉达克部分分出，新建一个拥有地方立法机构的“查谟—克什米尔直辖区”和一个没有地方立法机构的“拉达克直辖区”。这无疑是南亚历史上的重要节点，也意味着印巴间之前如果还尚存一点和平因素的话，到此时为止也已经消失殆尽了。莫迪此举的主要目的无疑是要打造一项“意识形态工程”，完成“印度教特性”赋予其的“神圣使命”，从而得到一个取之不尽的合法性来源。可以肯定的是，巴基斯坦是绝对不会和跨过了“废除‘第370条’”这条“卢比孔河”的莫迪政府和解的，巴自2018年3月起对印的“和平攻势”至此也正式走向终结。未来值得观察的是，该事件是否会对巴的国内改革——如削减军费等带来影响。

　　综览莫迪执政以来的印巴关系，可以看到本文之初列出的四方面印巴关系结构性矛盾中，每一方面都更加尖锐化了。在这段时期内，老问题复杂化了(克什米尔问题)，一度已经解决的问题重新出现(水资源问题)，而且还使原先引而不发的问题被“激活”而成为了两国间的“新问题”(俾路支问题)。科恩曾预测称，印巴两国充满敌意的关系至少要持续到2047年——“互相射击100年”(shooting for a century)。目前印人党政府的强势地位无疑显示整个印度社会已经深陷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且经济增长方面的停滞很可能会导致莫迪政府进一步强化教派主义倾向;而巴基斯坦方面，正如一些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的，“巴基斯坦的每个举动都可以被解释为出于对印度的恐惧”。因此笔者大胆预测，在未来至少十年之内，“持续紧张/不时危机”仍将是两国关系的主轴，印巴两国也仍将深陷在无可挽回敌意的泥潭之中——就好比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给犯易怒罪者设立的沼泽——彼此噬咬、撕扯，不知何时方是解脱之日。

　　原文刊载于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