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涛：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之殇”

　　2017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似乎完成了独立以来的第一次“合法、公正和公平的国家权力平稳交接”。然而，不到两年时间后，表面的平静就被打破。先是今年6月，吉议会通过了褫夺阿坦巴耶夫离任总统地位和司法豁免权的议案。8月7日，吉国家安全委员会派出特种部队到首都比什凯克南郊的科伊-塔什村对前总统阿坦巴耶夫实施抓捕，但因阿支持者的暴力抵抗而失败。8日，加强了抓捕力量的特种部队再次前往，重压之下阿坦巴耶夫放弃抵抗，与两名亲信一同被押送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接受审查。随后，吉内务部向媒体公布了在阿坦巴耶夫住所收缴的杀伤性武器，国安委主席还披露了这位前总统发动政变的企图。联想此前阿卡耶夫、巴基耶夫两任总统被反对派推翻的非正常政权更迭过程，吉再次发生的戏剧性权力格局激变难免令人对吉是否再陷“死循环”式的暴力轮回产生担忧。

　　2017年11月24日，吉尔吉斯斯坦新当选总统热恩别科夫(左)与其前任阿坦巴耶夫共同出席前者的就职仪式。阿坦巴耶夫曾支持热恩别科夫担任总统，然而进入2018年两人反目成仇

　　泊来“民主”的水土不服之累

　　苏联解体后，原有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受到严重挫伤的前“苏维埃人”迫切需要构建新的国家模式，冷战失败的挫败感促使他们急于按照西方的民主政治标准打造新独立国家的制度和形象，似乎唯如此才能算作摆脱苏共意识形态色彩和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标志性姿态。于是，直接选举、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新闻自由等社会制度重建措施几乎成为上世纪90年代所有原苏联国家的必选动作。但是这些一厢情愿的努力并没有换来西方政客和战略家的认可，反而带来了主权安全和社会稳定上的严重威胁。随着美欧国家冷战思维的继续和地缘政治行动的推进，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领导人很快从虚幻的梦境中清醒，开始探索适合自己民族传统和历史现状的国家发展模式，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建设之路。但是相比上述国家，这时的吉尔吉斯斯坦已经“走得太远”了。这个在20世纪末人口还不到500万的国家，独立后注册的政党由最初的8个增至1999年的18个，在2006年达到88个。全国近90%的媒体实行了私有化，结果是大量外国资本的进入和控制。同时，以扶贫、信贷、健康、环保、传教等各种名目活动的数千个非政府组织进入吉境内，并最终在这里成功传播了中亚的首场“颜色革命”。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吉登陆的“颜色革命”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异，一改其原本的非暴力特征，冲击监狱、打开军火库、占领总统府、打砸抢烧外企，即使被冠以“郁金香”的雅号也无法遮掩这场街头“革命”的暴力色彩。上千年的游牧历史，使吉民族政治文化中存有典型的“东方威权主义”传统。当苏联解体使统治这里近两个世纪的外来强权瓦解时，这种传统对独立后吉社会政治建设产生的影响便凸显出来。恰恰在这样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不合时宜地人为嫁接西式“民主”，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据报道，对阿坦巴耶夫的这次抓捕行动过后，科伊-塔什村一片狼藉，阿坦巴耶夫的宅邸内外到处是弹洞和血迹。曾有消息人士透露，阿坦巴耶夫及吉第二任总统巴基耶夫都曾遭到过对手投毒陷害。处在这样一种社会政治生态中的国家，竟被西方政客吹捧成“中亚民主岛”，如此夸张的忽悠难免让人生疑。

　　南北方地域集团利益差异

　　吉尔吉斯斯坦是个山国，在不到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占80%。主要定居人口的分布被天山山脉西段的阿拉套山等长年积雪的高山分隔为北方和南方两部分。北方以首都比什凯克、楚河州、塔拉斯州、伊塞克湖州为主，南方由费尔干纳盆地周边的贾拉拉巴德州、奥什州、巴特肯州构成。由于地理屏障的隔离作用，虽同属一个民族，分布在不同环境中的各部族社会发展进程也渐渐出现差异。1822年，沙俄政府授权西伯利亚总督颁布《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吉尔吉斯各部正式接受俄罗斯帝国统治。在征服中亚各民族的过程中，沙俄政府几乎都使用了支持部分被殖民当局看好的部族、进而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这一殖民方略对正处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初期的吉尔吉斯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沙俄对吉尔吉斯人统治的中心选在以楚河平原为中心的北方，原本因地理隔离形成的南北社会差异被外力加剧。但在外来的俄国政治文化强压下，这种差异和不平衡并没有对吉社会形成支配性影响。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取代了沙俄在中亚的统治，但这一治理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苏联解体后，中亚各民族国家开始了独立发展的历史，原处于次要地位矛盾的影响力上升。尤其在独立建国初期，由苏联继承下来的政治资源被迅速消耗，权力重建和经济转型加快了新生利益集团的发育。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总统一旦无力使国内各大利益集团间关系达到基本的平衡，那么它的宝座被掀翻的时刻就快到了。2005年，出身于楚河州(北方)的首任总统阿卡耶夫被迫辞职后出走莫斯科，来自贾拉拉巴德州(南方)的巴基耶夫担任总统;2010年，巴基耶夫又被反对派赶下台赴白俄罗斯政治避难，楚河州的阿坦巴耶夫当选为第三任总统。2017年的吉总统选举顺利举行，似乎实现了国家最高权力的首次和平交接。当时人们这么看也不是没有理由：阿坦巴耶夫上台和执政期间，热恩别科夫代表南方势力给予了有力支持;阿坦巴耶夫将热恩别科夫作为信得过的人选推出，并为他扫清了选前的各种政治障碍。然而8月初以来的严酷现实再次证明，尽管是同一政党的领导人和曾经的政治盟友，一旦南北势力争夺的焦点集中到总统权力上时，失衡的力量对比重建再平衡的驱动势必使吉社会政治发展进入新的轮回。由于独立近30年来吉的政治生态反复遭到破坏，吉每次权力更迭都难免起诉前领导人，进行核心部门人事洗牌、经济资源重新分配等一套过程的重复。这种“自残”式的折腾已经成为“常态”，国内政治矛盾的固有结构和严酷的环境使吉始终难以生成有国家担当的精英集团和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权力模式。8月事件后再次付出的代价能否让吉从此走出政治“黑洞”，有待继续观察。

　　大国博弈对局中的空间争夺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曾经是古代四大文明间的“十字路口”，而深处内陆的地理位置又构成了中亚文明发展的封闭环境。受这两种相向地缘作用的影响，造成中亚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特征：一方面始终保持了不可复制的地区特色，另一方面又不断受到外来强大文化的影响。在带来入侵和征服的同时，这些外来强力也推动了中亚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中亚各主要民族于上世纪90年代获得了独立，但这种地缘上的困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不同的只是新生的中亚民族国家首次获得了独立决定对外关系的自主权力，于是当代世界各相关大国对中亚的影响就成了一个双向需要的过程。独立后的中亚各国都将在大国间的平衡作为基本外交方针，而吉尔吉斯斯坦又是其中最典型国家。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不同，吉油气资源贫乏，建国初期无法走“能源兴国”道路。经济发展对外援的需求成了大国影响这个中亚小国的重要抓手。长期以来吉也一直居于中亚国家债务水平榜单之首。2015～2018年，吉的外债均超过当年GDP的50%。除此之外，大批出国务工人员寄回国的侨汇也占吉GDP的很大部分。经济上受制于人，政治上就不得不听命于人。冷战后暴露在俄欧之间“权力真空”的吉成为西方东扩的目标，吉特有的地缘条件成为欧美“改造后苏联空间”的滩头阵地之一。吉成为中亚第一个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缺乏外交上独立自主的资本，又不得不在大国间选边站队，这恰恰是吉外交的困境所在。阿富汗“反恐战争”期间，在吉竟出现俄美两个大国同时设有军事基地的后冷战“奇观”。这样脆弱、敏感的国内国际境况，外部影响从政治、经济、安全上多方制约吉内政，恐怕也是一个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困境。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2017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似乎完成了独立以来的第一次“合法、公正和公平的国家权力平稳交接”。然而，不到两年时间后，表面的平静就被打破。先是今年6月，吉议会通过了褫夺阿坦巴耶夫离任总统地位和司法豁免权的议案。8月7日，吉国家安全委员会派出特种部队到首都比什凯克南郊的科伊-塔什村对前总统阿坦巴耶夫实施抓捕，但因阿支持者的暴力抵抗而失败。8日，加强了抓捕力量的特种部队再次前往，重压之下阿坦巴耶夫放弃抵抗，与两名亲信一同被押送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接受审查。随后，吉内务部向媒体公布了在阿坦巴耶夫住所收缴的杀伤性武器，国安委主席还披露了这位前总统发动政变的企图。联想此前阿卡耶夫、巴基耶夫两任总统被反对派推翻的非正常政权更迭过程，吉再次发生的戏剧性权力格局激变难免令人对吉是否再陷“死循环”式的暴力轮回产生担忧。

　　2017年11月24日，吉尔吉斯斯坦新当选总统热恩别科夫(左)与其前任阿坦巴耶夫共同出席前者的就职仪式。阿坦巴耶夫曾支持热恩别科夫担任总统，然而进入2018年两人反目成仇

　　泊来“民主”的水土不服之累

　　苏联解体后，原有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受到严重挫伤的前“苏维埃人”迫切需要构建新的国家模式，冷战失败的挫败感促使他们急于按照西方的民主政治标准打造新独立国家的制度和形象，似乎唯如此才能算作摆脱苏共意识形态色彩和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标志性姿态。于是，直接选举、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新闻自由等社会制度重建措施几乎成为上世纪90年代所有原苏联国家的必选动作。但是这些一厢情愿的努力并没有换来西方政客和战略家的认可，反而带来了主权安全和社会稳定上的严重威胁。随着美欧国家冷战思维的继续和地缘政治行动的推进，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领导人很快从虚幻的梦境中清醒，开始探索适合自己民族传统和历史现状的国家发展模式，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建设之路。但是相比上述国家，这时的吉尔吉斯斯坦已经“走得太远”了。这个在20世纪末人口还不到500万的国家，独立后注册的政党由最初的8个增至1999年的18个，在2006年达到88个。全国近90%的媒体实行了私有化，结果是大量外国资本的进入和控制。同时，以扶贫、信贷、健康、环保、传教等各种名目活动的数千个非政府组织进入吉境内，并最终在这里成功传播了中亚的首场“颜色革命”。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吉登陆的“颜色革命”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异，一改其原本的非暴力特征，冲击监狱、打开军火库、占领总统府、打砸抢烧外企，即使被冠以“郁金香”的雅号也无法遮掩这场街头“革命”的暴力色彩。上千年的游牧历史，使吉民族政治文化中存有典型的“东方威权主义”传统。当苏联解体使统治这里近两个世纪的外来强权瓦解时，这种传统对独立后吉社会政治建设产生的影响便凸显出来。恰恰在这样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不合时宜地人为嫁接西式“民主”，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据报道，对阿坦巴耶夫的这次抓捕行动过后，科伊-塔什村一片狼藉，阿坦巴耶夫的宅邸内外到处是弹洞和血迹。曾有消息人士透露，阿坦巴耶夫及吉第二任总统巴基耶夫都曾遭到过对手投毒陷害。处在这样一种社会政治生态中的国家，竟被西方政客吹捧成“中亚民主岛”，如此夸张的忽悠难免让人生疑。

　　南北方地域集团利益差异

　　吉尔吉斯斯坦是个山国，在不到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占80%。主要定居人口的分布被天山山脉西段的阿拉套山等长年积雪的高山分隔为北方和南方两部分。北方以首都比什凯克、楚河州、塔拉斯州、伊塞克湖州为主，南方由费尔干纳盆地周边的贾拉拉巴德州、奥什州、巴特肯州构成。由于地理屏障的隔离作用，虽同属一个民族，分布在不同环境中的各部族社会发展进程也渐渐出现差异。1822年，沙俄政府授权西伯利亚总督颁布《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吉尔吉斯各部正式接受俄罗斯帝国统治。在征服中亚各民族的过程中，沙俄政府几乎都使用了支持部分被殖民当局看好的部族、进而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这一殖民方略对正处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初期的吉尔吉斯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沙俄对吉尔吉斯人统治的中心选在以楚河平原为中心的北方，原本因地理隔离形成的南北社会差异被外力加剧。但在外来的俄国政治文化强压下，这种差异和不平衡并没有对吉社会形成支配性影响。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取代了沙俄在中亚的统治，但这一治理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苏联解体后，中亚各民族国家开始了独立发展的历史，原处于次要地位矛盾的影响力上升。尤其在独立建国初期，由苏联继承下来的政治资源被迅速消耗，权力重建和经济转型加快了新生利益集团的发育。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总统一旦无力使国内各大利益集团间关系达到基本的平衡，那么它的宝座被掀翻的时刻就快到了。2005年，出身于楚河州(北方)的首任总统阿卡耶夫被迫辞职后出走莫斯科，来自贾拉拉巴德州(南方)的巴基耶夫担任总统;2010年，巴基耶夫又被反对派赶下台赴白俄罗斯政治避难，楚河州的阿坦巴耶夫当选为第三任总统。2017年的吉总统选举顺利举行，似乎实现了国家最高权力的首次和平交接。当时人们这么看也不是没有理由：阿坦巴耶夫上台和执政期间，热恩别科夫代表南方势力给予了有力支持;阿坦巴耶夫将热恩别科夫作为信得过的人选推出，并为他扫清了选前的各种政治障碍。然而8月初以来的严酷现实再次证明，尽管是同一政党的领导人和曾经的政治盟友，一旦南北势力争夺的焦点集中到总统权力上时，失衡的力量对比重建再平衡的驱动势必使吉社会政治发展进入新的轮回。由于独立近30年来吉的政治生态反复遭到破坏，吉每次权力更迭都难免起诉前领导人，进行核心部门人事洗牌、经济资源重新分配等一套过程的重复。这种“自残”式的折腾已经成为“常态”，国内政治矛盾的固有结构和严酷的环境使吉始终难以生成有国家担当的精英集团和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权力模式。8月事件后再次付出的代价能否让吉从此走出政治“黑洞”，有待继续观察。

　　大国博弈对局中的空间争夺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曾经是古代四大文明间的“十字路口”，而深处内陆的地理位置又构成了中亚文明发展的封闭环境。受这两种相向地缘作用的影响，造成中亚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特征：一方面始终保持了不可复制的地区特色，另一方面又不断受到外来强大文化的影响。在带来入侵和征服的同时，这些外来强力也推动了中亚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中亚各主要民族于上世纪90年代获得了独立，但这种地缘上的困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不同的只是新生的中亚民族国家首次获得了独立决定对外关系的自主权力，于是当代世界各相关大国对中亚的影响就成了一个双向需要的过程。独立后的中亚各国都将在大国间的平衡作为基本外交方针，而吉尔吉斯斯坦又是其中最典型国家。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不同，吉油气资源贫乏，建国初期无法走“能源兴国”道路。经济发展对外援的需求成了大国影响这个中亚小国的重要抓手。长期以来吉也一直居于中亚国家债务水平榜单之首。2015～2018年，吉的外债均超过当年GDP的50%。除此之外，大批出国务工人员寄回国的侨汇也占吉GDP的很大部分。经济上受制于人，政治上就不得不听命于人。冷战后暴露在俄欧之间“权力真空”的吉成为西方东扩的目标，吉特有的地缘条件成为欧美“改造后苏联空间”的滩头阵地之一。吉成为中亚第一个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缺乏外交上独立自主的资本，又不得不在大国间选边站队，这恰恰是吉外交的困境所在。阿富汗“反恐战争”期间，在吉竟出现俄美两个大国同时设有军事基地的后冷战“奇观”。这样脆弱、敏感的国内国际境况，外部影响从政治、经济、安全上多方制约吉内政，恐怕也是一个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困境。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