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黄昏？土耳其政治观察

 　　第一天抵达伊斯坦布尔是当地时间6月13号晚上六点半，我们只做短暂停留，四个小时以后就要飞伊兹密尔。在阿塔图克机场，我趁隙买了一张土耳其的电话卡。我选的是Turkcell的卡，原本以为就是交钱拿卡完事，没有想到程序十分复杂：每一个排队买卡的外国人都必须把自己的护照交出来，售卡员详细地用ipad记下护照里的许多信息，其中消耗的时间之长，让我怀疑这并非简单的记录。联想到来土耳其之前所听闻的一些事情，我甚至疑心我在这边所上的所有网站和app，都在土耳其政府的监控范围。

伊斯坦布尔

　　装了卡之后我试着上了一下谷歌、脸书、推特和油管这些在中国墙内被屏蔽掉的网站，发现都没什么问题。有一次我想上维基搜一点东西，一直连接不上，我以为是网络的问题，也没有在意。来伊斯坦布尔遇到香港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说这边唯一禁掉的网站就是维基。我颇为惊讶，因为在中国上英文维基反而没有什么问题，看来中土两国对“境外有害信息”的定义完全不一样。

　　我注意到埃尔多安的时间非常晚，是在2016年土耳其政变的时候，当时听说埃尔多安借助人民的力量挫败了军队政变的阴谋，但我看到的海外内自由派媒体都是一片谴责之声。一个常见的说法是，从凯末尔时代开始，土耳其的军队就是土耳其世俗化的守护者，军队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上有过多次政变，每一次都将想扭转世俗化进程的土耳其领导人推翻，另立新的政府;这一次军队的政变，针对的也是埃尔多安的伊斯兰化政策，只可惜失败了。后来我在甘阳2003年的一篇访谈之中发现，他很早就开始关注埃尔多安，而后者，在1994年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的时候就曾经宣称：“世界15亿穆斯林正等待着土耳其人民站起来，我们将站起来!”埃尔多安还在1997年因在锡尔特市的公共场合朗诵了土耳其诗人齐亚·戈卡尔普(Ziya Gokalp)的诗歌而被捕入狱：“清真寺是我们的营房，穹顶是我们的头盔，宣礼塔是我们的刺刀和忠诚的战士。”

　　2016年挫败政变之后，听说埃尔多安逮捕了7500名士兵，同时，有8777名内政官员被解雇。接着，清洗的对象扩大到教育领域，15200名教育部雇员被开除，21000名私立学校教师被吊销执照，1577名大学院长被要求辞职，土耳其全国上下大约有50000人受到牵连。一些记者、作家和学生，也因为批判或抗议埃尔多安被逮捕了。

　　土耳其原本是议会制，总统是议会选举出来的，而埃尔多安从2003年开始，做了十几年的总理。2014年，埃尔多安当选为第一任由直选产生的总统，但新宪法对总统的权力仍有比较大的限制，比如规定总统不能是某个政党的成员。2017年，土耳其就宪法里的十八条修正案再次进行公投，并成功通过。修改后的宪法使埃尔多安的权力进一步扩大，比如规定总统可以是某个政党的成员，而且总统可以直接任命副总统和各部长在内的政府官员，否决国会的立法，干涉土耳其的司法体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修正案虽然获得通过，但其中的其中三条要等到下一次大选才能生效，也就是说2018年的6月24号的大选如果能产生一个确定的结果，土耳其就将变成一个完全的总统制国家。

　　这就是刚来土耳其所了解到的埃尔多安和土耳其政治：去世俗化、大权独揽、打击异己、加强管控。

埃尔多安

　　不过来到土耳其以后，我觉得这个国家依然相当地世俗化。除了在街上偶尔会听到响起的圣乐，看到小部分土耳其女性戴着头巾和面纱，以及有些地方买不到酒之外，土耳其和一个普通的世俗国家没有太大区别。土耳其的男人和女人在面容和打扮上都很精致时尚，尤其是他们的年轻人，少有能看到以传统衣着示人的，如果从外表上可以体现出对生活的热爱程度的话，土耳其人要远比中国人更热爱生活。在土耳其大半个月，饮食上确实看不到猪肉，但是卖酒的地方和喝酒的土耳其人，还是很常见。我也曾和两个给埃尔多安投票的年轻人聊过，两个都出身于穆斯林家庭，自己也是穆斯林，但他们在生活方面的态度，算得上是相当开放，有一个坚持认为，埃尔多安并未搞什么“去世俗化”，她也不认为“去世俗化”是好事。

　　来到卡帕多奇亚，我们所在的酒店，老板非常好客，英语讲得也特别好。当晚我和他随便聊，一下子就切入了政治，他也丝毫不在意(反而是在土耳其的中国人，自我审查的倾向要更严重，不仅不敢谈论中国政治，也不敢谈土耳其政治)。这位老板算是一个小富家子弟，他父亲的生意做到了泰国，他从小上英语学校，所以英语完全不是问题。他有过从军的经历，在伊拉克呆了十个月，又开过战斗机，可以说经历相当丰富。从这些背景来看，我一开始无法判断他会否支持埃尔多安，但由于我个人的先见，当他说他对埃尔多安非常欣赏，我心里还是难免有一些吃惊。

　　我从直接地问，欣赏的点在哪呢?老板说埃尔多安上台之前，经济乱得一团糟，通货膨胀极其严重，从他担任总理开始，土耳其的国民收入有了不少提高，基础设施得到发展，金融也更为便利。就我的了解而言，他所说的这些确实是实情。他还说埃尔多安上台以后使得穷人的福利得到提高，并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现在能够从政府得到的抚恤金足以让一家人维持生活，而在泰国这样的国家则不行(他也在泰国呆过一段时间)。

　　当然，他对埃尔多安最为欣赏的一点，跟他的从军经历不无关系。他说，最近(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土耳其的国土安全和社会治安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安全，我们土耳其人只想要和平。”后来我在这边做生意的一些中国人口中得到证实，他们也认为土耳其治安比以往有所改善。2016年6月28日，伊斯坦布尔的阿塔图克机场发生了连环恐怖袭击，造成至少36人死亡，147人受伤;2016年8月20日，加济安泰普市一对库尔德情侣的婚礼上发生爆炸，51人死亡，94人受伤; 2017年元旦，在伊斯坦布尔一家夜总会的新年派对上，两名圣诞老人打扮的枪手对现场人员进行扫射，39人死亡，69人受伤。此后确实比较少看到有关于土耳其恐怖袭击的消息。不过这位老板最津津乐道的，应该是埃尔多安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打击。2018年1月20日，埃尔多安宣布发动“橄榄枝行动(Olive Branch Operation)”，对叙利亚北部的阿夫林地区的库尔德目标——“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YPG)实行了空袭，地面部队夜配合实施多轮炮击。在我看到的那份6月21日的《自由报每日新闻》上，埃尔多安说他很快将对库尔德工人党(PKK)在叙利亚北部坎迪勒的十个关键据点发动袭击。老板还讲到“那些恶心的美国人”，我想他指的就是美国在背后对库尔德武装力量的扶持。

　　6月24日，埃尔多安获得52.5%的选票，这个老板肯定贡献了其中之一。不过我很期待遇到一个反对埃尔多安的土耳其人，我很想知道在国内反对他的人，理由究竟是什么。没多久，老板帮我们联系了卡帕多奇亚一家走“绿线(Green Tour)”的旅游公司，给我们带队的导游，英语也非常好。我们在地下城时，他对我们绘声绘色地讲述早期基督徒逃入卡帕多奇亚、并且亲手建造地下城的历史。我疑心他像国内的一些导游一样，对自己讲述的东西也是一知半解，于是和他很深入地聊了一下一些周边的历史，发现他确实渊博。于是我问他对现在的土耳其政局有什么看法，他马上接过话说，现在真是糟透了。我说你觉得这是因为埃尔多安吗?他说当然。我问为什么呢?他给出了一个详细而系统的回答。

　　他说，首先是税收。他们的税率非常高，人们赚的钱，有很大一部分都交了税。然而税收并没有用于调节收入上的不平等，反而，在埃尔多安执政期间，贫富差距扩大得非常严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个小富二代的酒店老板会支持埃尔多安)，有钱人变得更加有钱，穷的人变得更穷。不仅如此，失业率还居高不下，很多大学毕业生，出来根本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只能勉强谋生，教育回报率极其低下。我问，你有听说许多批评政府的人被抓，以及许多学者被解雇了吗?他说，当然听说了，这些都是真的，在现在的土耳其，你可以写关于政治的东西，但你只能歌颂政府，写政府不好的那些人都在牢里了。我继续问，你觉得埃尔多安想把土耳其变得更加伊斯兰化吗?他说，是的，虽然土耳其和别的伊斯兰国家相比，显得非常世俗化，但它已经比以前保守了，这种保守化有可能在未来愈演愈烈，很困难，不过不是不可能。

　　导游先生说，总的来讲，埃尔多安是这样一个领导：他得到全国一半的人的支持，但他完全不顾另外一半人的想法，他可以凭借一半人的支持就一直统治下去，但这样的领导人只会撕裂这个国家。最后我问，那你觉得什么样的领导人才是好的?出乎我意料，他说，大概像奥巴马那样的吧。

　　22号，我离开卡帕多奇亚前往安卡拉，在住的地方(市中心)附近看到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游行，除此之外，在大选前后的四天里，安卡拉市中心各处都很安静。24号下午，我尝试坐的士进入TBMM(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所在的大院，被警察截住了，说最近几周都不能参观。傍晚我从大院门口经过，远远地想拍一张照片，马上被警察看到，他走上前来制止，但并没有为难我。我绕到一边的小公园，发现这里零星地也有一些警察，但是大多数都在聊天或者玩手机，以至于我从背后对他们拍照，他们也没有发觉。我从一条小径走到TBMM大院的侧面，从这里可以拍到一些机关的建筑，这里一个警察也没有。

　　26号，我从安卡拉坐火车到伊斯坦布尔，那两天，在香港朋友的介绍下，我又认识了两位埃尔多安的反对者。其中一位是马尔马拉大学就读的学生，属于土耳其的“左翼青年”，另一位，是在伊斯坦布尔某个诊所担任护士的中年男人。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他们的阶级出身关系并不太大。左翼学生的家里是中产阶级，父亲是医生，他之所以变成左翼，也是受自己父亲的影响，他对现在出来竞选的政党都不太看得上。护士先生投的是共和人民党(CHP)的穆阿莱姆·因杰(Muharrem Ince)的票，但平时和他一起在街角喝茶(他也请我们在那边喝了一次茶)的同个阶级的朋友，大多投了埃尔多安的票。

　　这位左翼学生并不是社民派、斯大林派、托派(他甚至不知道托洛茨基)或毛派，他自称“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他对于土耳其各方面的政治形势都感到失望，他认为土耳其年轻人整体对政治缺乏兴趣，对左翼政治就更加冷淡。他说，整个马尔马拉大学，支持左翼的年轻人一只手都数得完，且即便是支持左翼的年轻人，也只是在理论上或理念上支持，并没有太多实际行动，包括他自己。值得关注的是他对埃尔多安的批判角度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虽然承认埃尔多安的强权政治和去世俗化的倾向，但是他更关注的是这位领导人上台以来所带来的私有化、腐败、信用扩张和消费主义。他说，以前土耳其人对买房买车并不热衷，生活得很有节制，但现在的土耳其人已经没什么积蓄了，很多家庭欠着一屁股债。但从他的言论中，暂时不能发现一个具有可行性的、系统的左翼愿景。

　　护士先生对埃尔多安的反对，并非因为他自己的利益受到后者政策的损害。土耳其里拉的汇率这两年下跌得很厉害，但我在土耳其遇到的所有人，除了一个来这边做生意的中国人，没有一个向我抱怨过这点。护士先生的反对主要基于两点。一个是他认为埃尔多安在选票上动了手脚，当时我们问他有没有证据，他英语不太好，说不清楚，但后来我查了一下，在尚勒乌尔法省的好几个县和村庄，确实发生了一些有违选举公平的事件。比如在两个村，前往投票的女性被阻止投票，在有的地方，反对党的投票监督代表被禁止接近投票箱。他反对的埃尔多安的另一个理由是，他认为埃尔多安迟早要在土耳其实行沙里亚法。

　　值得一提的是，见完护士先生那晚，我和左翼学生在网上又聊了一下，他告诉我土耳其“葛兰运动(FETO)”的一些内幕。我对葛兰运动的了解仅限于知道它和伊斯兰国(ISIS)以及库工党一样，都被土耳其政府列为恐怖组织，而且土耳其政府指控他的领导人法土拉·葛兰(Fethullah Gulen)在美国的支持下利用他渗透在军队内部的成员发动政变。左翼学生告诉我说，葛兰运动是一个在世界影响很大的伊斯兰运动，在埃尔多安执政的前期，他和葛兰分子走得很近(护士先生也提到这点，这也是为什么他觉得埃尔多安想把土耳其伊斯兰化)。2010年前后，他们渐渐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分歧，埃尔多安也意识到这个“平行政府”的危险性，于是下手清除潜藏在政府各部门的葛兰分子。2016年的政变，就是葛兰想借助军方的力量彻底扳倒埃尔多安，政变失败后，葛兰运动被土耳其政府宣布为恐怖组织，大批葛兰分子也遭到清洗和逮捕。

　　这个说法本身并不让我惊讶，因为它和土耳其政府的官方说辞没有太大出入，让我惊讶的是告诉我的是这位左翼学生，以他对埃尔多安的厌恶，他没有任何理由为他说谎。这可能说明，“世俗主义的军队试图推翻伊斯兰化的领导人”，作为对2016年土耳其政变的一种解释，对事件中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考虑。

　　经过十几日的观察，我依然不敢说自己对土耳其的政治有多大程度的了解，只能提供一些简单的总结和思考。我随时愿意接受对我下面意见的合理批评。

　　首先，土耳其人支持和反对埃尔多安的原因，不像我们原本以为地那么容易概括。原本我们以为一边是管制、独裁、伊斯兰化、谋求地区霸权，另一边是自由、民主、世俗化、积极融入欧洲，这次大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的生死较量。可事实上，支持他的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并不否认自由和民主的重要性，有些甚至不认为他在搞去世俗化。至于反对他的人，有不少确实是认为他要搞独裁和伊斯兰化，但也有一些，是出于一些比较不常见的理由而反对他，比如那位左翼学生，厌恶的是埃尔多安一系列私有化和鼓励信用扩张的政策，这在许多反对埃尔多安的土耳其人那里，也许并不是那么大的问题。

　　在埃尔多安和特朗普之间，也不能进行简单的类比。他们都属于某种意义上的“保守派”，也都有一定程度的“民粹主义”色彩，他们相比自己的前任，也显得更为强势，也确实都使得自己的国家偏离了“正轨”。然而，土耳其的内外政治局势，也比美国要更为复杂(部分还是美国造成的)，而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筹码，却远远比不上美国。同时，要考虑到埃尔多安执政要比特朗普早十几年，他并不是“全球特朗普效应”的其中一环，且特朗普给美国所带来的变化，没有埃尔多安给土耳其带来的那么大。

　　有的人认为这一次大选意味着凯末尔的政治遗产被彻底抛弃，这个说法也是过于简单化了。如果“凯末尔主义”意味着一种总统政治中立的议会制民主制度，那确实可以说凯末尔主义已经结束了。但如果它意味着的是民主、民族主义和世俗化，那说它已经被抛弃，可能为时过早。一个事实是，尽管有选举舞弊的传言，但埃尔多安确实得到全国一半以上的人的支持，连和他竞争的因杰也承认自己党派的统计和官方的统计无甚差别。埃尔多安还自豪地说，土耳其的民主给全世界上了一课。至于说他会不会是另一个希特勒，通过合法的途径上台又迅速将国家变成一党统治?要知道从埃尔多安当选总理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而希特勒在当选总理的一年之内就将德国彻底纳粹化，所以这种说法或许经不起推敲。说埃尔多安放弃了民族主义，这更加不可能，他对库尔德人的打击，难道不正是基于民族主义吗?毕竟库尔德人信仰的也是伊斯兰教。埃尔多安明显将民族放在宗教之前。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伊斯兰教和世俗主义，这两个看起来极其互斥的东西，对于许多支持埃尔多安的土耳其人来说，或许并不是矛盾的。埃尔多安确实在实施过一些伊斯兰化的政策，比如发展宗教学校，增建清真寺，扩大宗教事务局的权限，颁布限酒令，不鼓励女性采取控制生育的措施，但要说这个趋势会将土耳其回到一种传统的穆斯林社会，那是天方夜谭。由于土耳其强大的世俗化基础，它不可能像伊朗一样，变成一种“神权政制”。而且需要看到的一点是，埃尔多安担任总理以来的一系列鼓励私有化和消费主义的政策，其实反而使得土耳其在某种程度变得更“世俗化”，这也是有些土耳其年轻人觉得埃尔多安根本没有在搞什么去世俗化的原因。

　　这其中还有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土耳其人选择埃尔多安而不是因杰，在某种程度上，西方世界也需要负一定的责任。如果没有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一系列糟糕政策，土耳其的国家安全问题不会变得如此严峻以至于强权领导人能够以此为借口扩大自己的权力;如果欧盟真正地拥抱了“多元共容”的理想，他们就不用忌惮几千万的(已经相当世俗化的)伊斯兰人口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也不会使得土耳其在入欧挫败后另觅他路。这一切的背后，依然是脆弱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受伤的民族自尊心，而不是甘阳所说的“文明自觉”。

　　让我觉得遗憾的是，土耳其本来提供了一个伊斯兰世俗化的范本，这相比“恢复奥斯曼帝国的荣光”，才是更具有文明史意义的遗产。我在这个国家看到无数的土耳其人，一边做着穆斯林，一边过着和全世界世俗国家人民相差无几的生活，他们热情好客，开放不羁，也不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他人之上，这让我心里那因为各种恐怖主义新闻而产生的一点伊斯兰恐惧症消失于无形。如今埃尔多安上台，尽管他没有把这个遗产破坏殆尽，但它依然损害了这个遗产的名誉。

　　我无法预测土耳其政局的走向，但如果说我对土耳其那些真正的“爱国者”有什么期待，那就是希望他们能在埃尔多安的权势之下，保住这个遗产，并且为所有伊斯兰国家的世俗化，探索出一条更具有普世意义的道路。

 　　第一天抵达伊斯坦布尔是当地时间6月13号晚上六点半，我们只做短暂停留，四个小时以后就要飞伊兹密尔。在阿塔图克机场，我趁隙买了一张土耳其的电话卡。我选的是Turkcell的卡，原本以为就是交钱拿卡完事，没有想到程序十分复杂：每一个排队买卡的外国人都必须把自己的护照交出来，售卡员详细地用ipad记下护照里的许多信息，其中消耗的时间之长，让我怀疑这并非简单的记录。联想到来土耳其之前所听闻的一些事情，我甚至疑心我在这边所上的所有网站和app，都在土耳其政府的监控范围。

伊斯坦布尔

　　装了卡之后我试着上了一下谷歌、脸书、推特和油管这些在中国墙内被屏蔽掉的网站，发现都没什么问题。有一次我想上维基搜一点东西，一直连接不上，我以为是网络的问题，也没有在意。来伊斯坦布尔遇到香港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说这边唯一禁掉的网站就是维基。我颇为惊讶，因为在中国上英文维基反而没有什么问题，看来中土两国对“境外有害信息”的定义完全不一样。

　　我注意到埃尔多安的时间非常晚，是在2016年土耳其政变的时候，当时听说埃尔多安借助人民的力量挫败了军队政变的阴谋，但我看到的海外内自由派媒体都是一片谴责之声。一个常见的说法是，从凯末尔时代开始，土耳其的军队就是土耳其世俗化的守护者，军队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上有过多次政变，每一次都将想扭转世俗化进程的土耳其领导人推翻，另立新的政府;这一次军队的政变，针对的也是埃尔多安的伊斯兰化政策，只可惜失败了。后来我在甘阳2003年的一篇访谈之中发现，他很早就开始关注埃尔多安，而后者，在1994年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的时候就曾经宣称：“世界15亿穆斯林正等待着土耳其人民站起来，我们将站起来!”埃尔多安还在1997年因在锡尔特市的公共场合朗诵了土耳其诗人齐亚·戈卡尔普(Ziya Gokalp)的诗歌而被捕入狱：“清真寺是我们的营房，穹顶是我们的头盔，宣礼塔是我们的刺刀和忠诚的战士。”

　　2016年挫败政变之后，听说埃尔多安逮捕了7500名士兵，同时，有8777名内政官员被解雇。接着，清洗的对象扩大到教育领域，15200名教育部雇员被开除，21000名私立学校教师被吊销执照，1577名大学院长被要求辞职，土耳其全国上下大约有50000人受到牵连。一些记者、作家和学生，也因为批判或抗议埃尔多安被逮捕了。

　　土耳其原本是议会制，总统是议会选举出来的，而埃尔多安从2003年开始，做了十几年的总理。2014年，埃尔多安当选为第一任由直选产生的总统，但新宪法对总统的权力仍有比较大的限制，比如规定总统不能是某个政党的成员。2017年，土耳其就宪法里的十八条修正案再次进行公投，并成功通过。修改后的宪法使埃尔多安的权力进一步扩大，比如规定总统可以是某个政党的成员，而且总统可以直接任命副总统和各部长在内的政府官员，否决国会的立法，干涉土耳其的司法体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修正案虽然获得通过，但其中的其中三条要等到下一次大选才能生效，也就是说2018年的6月24号的大选如果能产生一个确定的结果，土耳其就将变成一个完全的总统制国家。

　　这就是刚来土耳其所了解到的埃尔多安和土耳其政治：去世俗化、大权独揽、打击异己、加强管控。

埃尔多安

　　不过来到土耳其以后，我觉得这个国家依然相当地世俗化。除了在街上偶尔会听到响起的圣乐，看到小部分土耳其女性戴着头巾和面纱，以及有些地方买不到酒之外，土耳其和一个普通的世俗国家没有太大区别。土耳其的男人和女人在面容和打扮上都很精致时尚，尤其是他们的年轻人，少有能看到以传统衣着示人的，如果从外表上可以体现出对生活的热爱程度的话，土耳其人要远比中国人更热爱生活。在土耳其大半个月，饮食上确实看不到猪肉，但是卖酒的地方和喝酒的土耳其人，还是很常见。我也曾和两个给埃尔多安投票的年轻人聊过，两个都出身于穆斯林家庭，自己也是穆斯林，但他们在生活方面的态度，算得上是相当开放，有一个坚持认为，埃尔多安并未搞什么“去世俗化”，她也不认为“去世俗化”是好事。

　　来到卡帕多奇亚，我们所在的酒店，老板非常好客，英语讲得也特别好。当晚我和他随便聊，一下子就切入了政治，他也丝毫不在意(反而是在土耳其的中国人，自我审查的倾向要更严重，不仅不敢谈论中国政治，也不敢谈土耳其政治)。这位老板算是一个小富家子弟，他父亲的生意做到了泰国，他从小上英语学校，所以英语完全不是问题。他有过从军的经历，在伊拉克呆了十个月，又开过战斗机，可以说经历相当丰富。从这些背景来看，我一开始无法判断他会否支持埃尔多安，但由于我个人的先见，当他说他对埃尔多安非常欣赏，我心里还是难免有一些吃惊。

　　我从直接地问，欣赏的点在哪呢?老板说埃尔多安上台之前，经济乱得一团糟，通货膨胀极其严重，从他担任总理开始，土耳其的国民收入有了不少提高，基础设施得到发展，金融也更为便利。就我的了解而言，他所说的这些确实是实情。他还说埃尔多安上台以后使得穷人的福利得到提高，并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现在能够从政府得到的抚恤金足以让一家人维持生活，而在泰国这样的国家则不行(他也在泰国呆过一段时间)。

　　当然，他对埃尔多安最为欣赏的一点，跟他的从军经历不无关系。他说，最近(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土耳其的国土安全和社会治安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安全，我们土耳其人只想要和平。”后来我在这边做生意的一些中国人口中得到证实，他们也认为土耳其治安比以往有所改善。2016年6月28日，伊斯坦布尔的阿塔图克机场发生了连环恐怖袭击，造成至少36人死亡，147人受伤;2016年8月20日，加济安泰普市一对库尔德情侣的婚礼上发生爆炸，51人死亡，94人受伤; 2017年元旦，在伊斯坦布尔一家夜总会的新年派对上，两名圣诞老人打扮的枪手对现场人员进行扫射，39人死亡，69人受伤。此后确实比较少看到有关于土耳其恐怖袭击的消息。不过这位老板最津津乐道的，应该是埃尔多安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打击。2018年1月20日，埃尔多安宣布发动“橄榄枝行动(Olive Branch Operation)”，对叙利亚北部的阿夫林地区的库尔德目标——“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YPG)实行了空袭，地面部队夜配合实施多轮炮击。在我看到的那份6月21日的《自由报每日新闻》上，埃尔多安说他很快将对库尔德工人党(PKK)在叙利亚北部坎迪勒的十个关键据点发动袭击。老板还讲到“那些恶心的美国人”，我想他指的就是美国在背后对库尔德武装力量的扶持。

　　6月24日，埃尔多安获得52.5%的选票，这个老板肯定贡献了其中之一。不过我很期待遇到一个反对埃尔多安的土耳其人，我很想知道在国内反对他的人，理由究竟是什么。没多久，老板帮我们联系了卡帕多奇亚一家走“绿线(Green Tour)”的旅游公司，给我们带队的导游，英语也非常好。我们在地下城时，他对我们绘声绘色地讲述早期基督徒逃入卡帕多奇亚、并且亲手建造地下城的历史。我疑心他像国内的一些导游一样，对自己讲述的东西也是一知半解，于是和他很深入地聊了一下一些周边的历史，发现他确实渊博。于是我问他对现在的土耳其政局有什么看法，他马上接过话说，现在真是糟透了。我说你觉得这是因为埃尔多安吗?他说当然。我问为什么呢?他给出了一个详细而系统的回答。

　　他说，首先是税收。他们的税率非常高，人们赚的钱，有很大一部分都交了税。然而税收并没有用于调节收入上的不平等，反而，在埃尔多安执政期间，贫富差距扩大得非常严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个小富二代的酒店老板会支持埃尔多安)，有钱人变得更加有钱，穷的人变得更穷。不仅如此，失业率还居高不下，很多大学毕业生，出来根本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只能勉强谋生，教育回报率极其低下。我问，你有听说许多批评政府的人被抓，以及许多学者被解雇了吗?他说，当然听说了，这些都是真的，在现在的土耳其，你可以写关于政治的东西，但你只能歌颂政府，写政府不好的那些人都在牢里了。我继续问，你觉得埃尔多安想把土耳其变得更加伊斯兰化吗?他说，是的，虽然土耳其和别的伊斯兰国家相比，显得非常世俗化，但它已经比以前保守了，这种保守化有可能在未来愈演愈烈，很困难，不过不是不可能。

　　导游先生说，总的来讲，埃尔多安是这样一个领导：他得到全国一半的人的支持，但他完全不顾另外一半人的想法，他可以凭借一半人的支持就一直统治下去，但这样的领导人只会撕裂这个国家。最后我问，那你觉得什么样的领导人才是好的?出乎我意料，他说，大概像奥巴马那样的吧。

　　22号，我离开卡帕多奇亚前往安卡拉，在住的地方(市中心)附近看到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游行，除此之外，在大选前后的四天里，安卡拉市中心各处都很安静。24号下午，我尝试坐的士进入TBMM(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所在的大院，被警察截住了，说最近几周都不能参观。傍晚我从大院门口经过，远远地想拍一张照片，马上被警察看到，他走上前来制止，但并没有为难我。我绕到一边的小公园，发现这里零星地也有一些警察，但是大多数都在聊天或者玩手机，以至于我从背后对他们拍照，他们也没有发觉。我从一条小径走到TBMM大院的侧面，从这里可以拍到一些机关的建筑，这里一个警察也没有。

　　26号，我从安卡拉坐火车到伊斯坦布尔，那两天，在香港朋友的介绍下，我又认识了两位埃尔多安的反对者。其中一位是马尔马拉大学就读的学生，属于土耳其的“左翼青年”，另一位，是在伊斯坦布尔某个诊所担任护士的中年男人。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他们的阶级出身关系并不太大。左翼学生的家里是中产阶级，父亲是医生，他之所以变成左翼，也是受自己父亲的影响，他对现在出来竞选的政党都不太看得上。护士先生投的是共和人民党(CHP)的穆阿莱姆·因杰(Muharrem Ince)的票，但平时和他一起在街角喝茶(他也请我们在那边喝了一次茶)的同个阶级的朋友，大多投了埃尔多安的票。

　　这位左翼学生并不是社民派、斯大林派、托派(他甚至不知道托洛茨基)或毛派，他自称“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他对于土耳其各方面的政治形势都感到失望，他认为土耳其年轻人整体对政治缺乏兴趣，对左翼政治就更加冷淡。他说，整个马尔马拉大学，支持左翼的年轻人一只手都数得完，且即便是支持左翼的年轻人，也只是在理论上或理念上支持，并没有太多实际行动，包括他自己。值得关注的是他对埃尔多安的批判角度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虽然承认埃尔多安的强权政治和去世俗化的倾向，但是他更关注的是这位领导人上台以来所带来的私有化、腐败、信用扩张和消费主义。他说，以前土耳其人对买房买车并不热衷，生活得很有节制，但现在的土耳其人已经没什么积蓄了，很多家庭欠着一屁股债。但从他的言论中，暂时不能发现一个具有可行性的、系统的左翼愿景。

　　护士先生对埃尔多安的反对，并非因为他自己的利益受到后者政策的损害。土耳其里拉的汇率这两年下跌得很厉害，但我在土耳其遇到的所有人，除了一个来这边做生意的中国人，没有一个向我抱怨过这点。护士先生的反对主要基于两点。一个是他认为埃尔多安在选票上动了手脚，当时我们问他有没有证据，他英语不太好，说不清楚，但后来我查了一下，在尚勒乌尔法省的好几个县和村庄，确实发生了一些有违选举公平的事件。比如在两个村，前往投票的女性被阻止投票，在有的地方，反对党的投票监督代表被禁止接近投票箱。他反对的埃尔多安的另一个理由是，他认为埃尔多安迟早要在土耳其实行沙里亚法。

　　值得一提的是，见完护士先生那晚，我和左翼学生在网上又聊了一下，他告诉我土耳其“葛兰运动(FETO)”的一些内幕。我对葛兰运动的了解仅限于知道它和伊斯兰国(ISIS)以及库工党一样，都被土耳其政府列为恐怖组织，而且土耳其政府指控他的领导人法土拉·葛兰(Fethullah Gulen)在美国的支持下利用他渗透在军队内部的成员发动政变。左翼学生告诉我说，葛兰运动是一个在世界影响很大的伊斯兰运动，在埃尔多安执政的前期，他和葛兰分子走得很近(护士先生也提到这点，这也是为什么他觉得埃尔多安想把土耳其伊斯兰化)。2010年前后，他们渐渐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分歧，埃尔多安也意识到这个“平行政府”的危险性，于是下手清除潜藏在政府各部门的葛兰分子。2016年的政变，就是葛兰想借助军方的力量彻底扳倒埃尔多安，政变失败后，葛兰运动被土耳其政府宣布为恐怖组织，大批葛兰分子也遭到清洗和逮捕。

　　这个说法本身并不让我惊讶，因为它和土耳其政府的官方说辞没有太大出入，让我惊讶的是告诉我的是这位左翼学生，以他对埃尔多安的厌恶，他没有任何理由为他说谎。这可能说明，“世俗主义的军队试图推翻伊斯兰化的领导人”，作为对2016年土耳其政变的一种解释，对事件中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考虑。

　　经过十几日的观察，我依然不敢说自己对土耳其的政治有多大程度的了解，只能提供一些简单的总结和思考。我随时愿意接受对我下面意见的合理批评。

　　首先，土耳其人支持和反对埃尔多安的原因，不像我们原本以为地那么容易概括。原本我们以为一边是管制、独裁、伊斯兰化、谋求地区霸权，另一边是自由、民主、世俗化、积极融入欧洲，这次大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的生死较量。可事实上，支持他的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并不否认自由和民主的重要性，有些甚至不认为他在搞去世俗化。至于反对他的人，有不少确实是认为他要搞独裁和伊斯兰化，但也有一些，是出于一些比较不常见的理由而反对他，比如那位左翼学生，厌恶的是埃尔多安一系列私有化和鼓励信用扩张的政策，这在许多反对埃尔多安的土耳其人那里，也许并不是那么大的问题。

　　在埃尔多安和特朗普之间，也不能进行简单的类比。他们都属于某种意义上的“保守派”，也都有一定程度的“民粹主义”色彩，他们相比自己的前任，也显得更为强势，也确实都使得自己的国家偏离了“正轨”。然而，土耳其的内外政治局势，也比美国要更为复杂(部分还是美国造成的)，而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筹码，却远远比不上美国。同时，要考虑到埃尔多安执政要比特朗普早十几年，他并不是“全球特朗普效应”的其中一环，且特朗普给美国所带来的变化，没有埃尔多安给土耳其带来的那么大。

　　有的人认为这一次大选意味着凯末尔的政治遗产被彻底抛弃，这个说法也是过于简单化了。如果“凯末尔主义”意味着一种总统政治中立的议会制民主制度，那确实可以说凯末尔主义已经结束了。但如果它意味着的是民主、民族主义和世俗化，那说它已经被抛弃，可能为时过早。一个事实是，尽管有选举舞弊的传言，但埃尔多安确实得到全国一半以上的人的支持，连和他竞争的因杰也承认自己党派的统计和官方的统计无甚差别。埃尔多安还自豪地说，土耳其的民主给全世界上了一课。至于说他会不会是另一个希特勒，通过合法的途径上台又迅速将国家变成一党统治?要知道从埃尔多安当选总理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而希特勒在当选总理的一年之内就将德国彻底纳粹化，所以这种说法或许经不起推敲。说埃尔多安放弃了民族主义，这更加不可能，他对库尔德人的打击，难道不正是基于民族主义吗?毕竟库尔德人信仰的也是伊斯兰教。埃尔多安明显将民族放在宗教之前。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伊斯兰教和世俗主义，这两个看起来极其互斥的东西，对于许多支持埃尔多安的土耳其人来说，或许并不是矛盾的。埃尔多安确实在实施过一些伊斯兰化的政策，比如发展宗教学校，增建清真寺，扩大宗教事务局的权限，颁布限酒令，不鼓励女性采取控制生育的措施，但要说这个趋势会将土耳其回到一种传统的穆斯林社会，那是天方夜谭。由于土耳其强大的世俗化基础，它不可能像伊朗一样，变成一种“神权政制”。而且需要看到的一点是，埃尔多安担任总理以来的一系列鼓励私有化和消费主义的政策，其实反而使得土耳其在某种程度变得更“世俗化”，这也是有些土耳其年轻人觉得埃尔多安根本没有在搞什么去世俗化的原因。

　　这其中还有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土耳其人选择埃尔多安而不是因杰，在某种程度上，西方世界也需要负一定的责任。如果没有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一系列糟糕政策，土耳其的国家安全问题不会变得如此严峻以至于强权领导人能够以此为借口扩大自己的权力;如果欧盟真正地拥抱了“多元共容”的理想，他们就不用忌惮几千万的(已经相当世俗化的)伊斯兰人口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也不会使得土耳其在入欧挫败后另觅他路。这一切的背后，依然是脆弱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受伤的民族自尊心，而不是甘阳所说的“文明自觉”。

　　让我觉得遗憾的是，土耳其本来提供了一个伊斯兰世俗化的范本，这相比“恢复奥斯曼帝国的荣光”，才是更具有文明史意义的遗产。我在这个国家看到无数的土耳其人，一边做着穆斯林，一边过着和全世界世俗国家人民相差无几的生活，他们热情好客，开放不羁，也不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他人之上，这让我心里那因为各种恐怖主义新闻而产生的一点伊斯兰恐惧症消失于无形。如今埃尔多安上台，尽管他没有把这个遗产破坏殆尽，但它依然损害了这个遗产的名誉。

　　我无法预测土耳其政局的走向，但如果说我对土耳其那些真正的“爱国者”有什么期待，那就是希望他们能在埃尔多安的权势之下，保住这个遗产，并且为所有伊斯兰国家的世俗化，探索出一条更具有普世意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