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加泰罗尼亚问题折射 “现代性” 之限

　　十余年前，在欧盟50岁生日的时候，一些美国报纸曾“隔岸观火”，指出僵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娇生惯养”的劳动大军、地位牢固的特殊利益集团、大量移民所带来的宗教与族群冲突、对共同的欧洲未来缺乏共识,以及欧洲政客在这些问题面前的无能为力等，使欧洲“正在掉进历史的垃圾堆”。心高气傲的欧洲人，曾对此愤愤不平。然而，自2008年西方金融和债务危机以来，每当欧洲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还有多少是关于欧洲的好消息?

　　最新让欧洲“闹心”的事情是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在西班牙央政府与加泰罗尼亚大区政府的几番交锋下，后者还是正式宣布独立。西班牙政府、欧洲其他国家，甚至包括美国，都纷纷表达了“不同意”。这事情目前已陷入政治僵局，后继发展恐怕不会美妙。而把它与2014年的苏格兰公投、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放到一块，欧洲近几年来，已是“脱”声一片。一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才刚刚联到一起的欧洲，为什么又重新出现了离散化的趋势?

　　欧洲显然“病”了，而且“病”得不浅。一“脱”了之的背后，主要原因，不外是构成欧盟的一些国家，乃至国家内部的不同构成，对共同的欧洲或各自国家的前景，已经不再抱有期望。“哀莫大于心死”，既然同在一锅未来已没有好饭可吃，那不如各奔东西，自寻出路，“大难临头各自飞”也。

　　尽管欧洲人还是不愿承认，但欧洲进一步奔向衰败，却是日益明显。欧洲——大而言之是整个西方，为何近年来表现得越来越不如人意?笔者近年侧重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当前的“西方病”，一是回溯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初心，从中剖解西方“现代性”的制度极限;二是以中国人文传统所重视的道统与治统论，来观察西方国家的道治失衡和政治失败。本文先谈前一个角度，后者另文再述。

　　“现代性”的概念，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长期如洪钟大吕，在欧美学者眼中，它是总结近代以来，欧洲文明为什么后来胜出的关键词汇。与“现代”偏重于物质层面不同，“现代性”更多指向近世以来，西方独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一整套观念革新与制度重构，它的落实，又表现为欧洲普遍发生由传统的封建国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转变。

　　封建国家为什么要废除，民族国家是如何发生的?今天的人们可能更喜欢从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来寻找“国家理由”启蒙话语所倡导的人性解放、权利平等、自由意志，被认为是民族国家的“引路人”。但曾经经历过英国内战、后来写作了《利维坦》的英国人霍布斯，以及亲身领导了北美独立运动和制宪会议的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他们的想法却与此明显不同。

　　以华盛顿为代表的美国开国元勋，当年在推动新国家诞生时，考虑得最多的问题，乃是来自外部的生存威胁和内部的无政府状态。而霍布斯当年所忧心的，则是英国的内部动乱，他在《利维坦》中的一些话，可能会让现在的人们听起来很不悦耳，比如他说：“人们由于读了这些希腊和拉丁著作家的书，所以从小就在自由的虚伪外衣下养成了一种习惯，赞成暴乱，造成肆无忌惮地控制主权者的行为，然而又再控制这些控制者，结果弄得血流成河，所以我可以老实地说一句：任何东西所付出的代价，都不像我们西方世界学习希腊和拉丁文著述所付出的代价那样大”。

　　霍布斯、华盛顿等人在推动英美两国的民族国家形成时，他们所定义的“现代性”即现代民族国家的契约，更接近于这些国家的历史本原，其要在于三点：

　　一是公民美德与国家责任相匹配。这个政治契约是双向的承诺，不只要求国家为民众做些什么，也要求公民为国家做些什么。国家对公民的责任，主要是提供安全保护;公民对国家的义务，是要以自己的合适行动，维护国家的稳定存在和政治的有效运行。

　　二是精英治理与民众意愿相协调。民族国家的早期样态，民主并不是主要内容，民众参与政治进程的程度有限，精英阶层对国家的领导，在反映自身利益、情感需求的同时，也需要照顾到民众的意愿;而民众则尊重精英治理的现实，服从现有政治安排。

　　十余年前，在欧盟50岁生日的时候，一些美国报纸曾“隔岸观火”，指出僵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娇生惯养”的劳动大军、地位牢固的特殊利益集团、大量移民所带来的宗教与族群冲突、对共同的欧洲未来缺乏共识,以及欧洲政客在这些问题面前的无能为力等，使欧洲“正在掉进历史的垃圾堆”。心高气傲的欧洲人，曾对此愤愤不平。然而，自2008年西方金融和债务危机以来，每当欧洲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还有多少是关于欧洲的好消息?

　　最新让欧洲“闹心”的事情是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在西班牙央政府与加泰罗尼亚大区政府的几番交锋下，后者还是正式宣布独立。西班牙政府、欧洲其他国家，甚至包括美国，都纷纷表达了“不同意”。这事情目前已陷入政治僵局，后继发展恐怕不会美妙。而把它与2014年的苏格兰公投、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放到一块，欧洲近几年来，已是“脱”声一片。一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才刚刚联到一起的欧洲，为什么又重新出现了离散化的趋势?

　　欧洲显然“病”了，而且“病”得不浅。一“脱”了之的背后，主要原因，不外是构成欧盟的一些国家，乃至国家内部的不同构成，对共同的欧洲或各自国家的前景，已经不再抱有期望。“哀莫大于心死”，既然同在一锅未来已没有好饭可吃，那不如各奔东西，自寻出路，“大难临头各自飞”也。

　　尽管欧洲人还是不愿承认，但欧洲进一步奔向衰败，却是日益明显。欧洲——大而言之是整个西方，为何近年来表现得越来越不如人意?笔者近年侧重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当前的“西方病”，一是回溯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初心，从中剖解西方“现代性”的制度极限;二是以中国人文传统所重视的道统与治统论，来观察西方国家的道治失衡和政治失败。本文先谈前一个角度，后者另文再述。

　　“现代性”的概念，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长期如洪钟大吕，在欧美学者眼中，它是总结近代以来，欧洲文明为什么后来胜出的关键词汇。与“现代”偏重于物质层面不同，“现代性”更多指向近世以来，西方独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一整套观念革新与制度重构，它的落实，又表现为欧洲普遍发生由传统的封建国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转变。

　　封建国家为什么要废除，民族国家是如何发生的?今天的人们可能更喜欢从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来寻找“国家理由”启蒙话语所倡导的人性解放、权利平等、自由意志，被认为是民族国家的“引路人”。但曾经经历过英国内战、后来写作了《利维坦》的英国人霍布斯，以及亲身领导了北美独立运动和制宪会议的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他们的想法却与此明显不同。

　　以华盛顿为代表的美国开国元勋，当年在推动新国家诞生时，考虑得最多的问题，乃是来自外部的生存威胁和内部的无政府状态。而霍布斯当年所忧心的，则是英国的内部动乱，他在《利维坦》中的一些话，可能会让现在的人们听起来很不悦耳，比如他说：“人们由于读了这些希腊和拉丁著作家的书，所以从小就在自由的虚伪外衣下养成了一种习惯，赞成暴乱，造成肆无忌惮地控制主权者的行为，然而又再控制这些控制者，结果弄得血流成河，所以我可以老实地说一句：任何东西所付出的代价，都不像我们西方世界学习希腊和拉丁文著述所付出的代价那样大”。

　　霍布斯、华盛顿等人在推动英美两国的民族国家形成时，他们所定义的“现代性”即现代民族国家的契约，更接近于这些国家的历史本原，其要在于三点：

　　一是公民美德与国家责任相匹配。这个政治契约是双向的承诺，不只要求国家为民众做些什么，也要求公民为国家做些什么。国家对公民的责任，主要是提供安全保护;公民对国家的义务，是要以自己的合适行动，维护国家的稳定存在和政治的有效运行。

　　二是精英治理与民众意愿相协调。民族国家的早期样态，民主并不是主要内容，民众参与政治进程的程度有限，精英阶层对国家的领导，在反映自身利益、情感需求的同时，也需要照顾到民众的意愿;而民众则尊重精英治理的现实，服从现有政治安排。

　　三是契约的运用在其政治边界内。也就是说是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内部运行的，一旦突破这个共同体、将它扩展至更广泛的人群，就可能被侵蚀。在20世纪来临之前，契约关系在民族国家的适用范围，都还是十分有限的，当时真正有公民身份或有选举权的公民，在整个人口中占比率还很小。

　　契约往往会以一定的文化认同为前提。坐在“五月号”上来到北美的那些人，具有相同的族群、宗教和文化背景，这种同质性是契约能够成立的重要前提。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也强调了这一点：“美国人这个名称来自你们的国民身份……除了极细微的差别外，有相同的宗教、礼仪、习俗与政治原则”。

　　以民族国家及相关制度为主要表现的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充的秩序，而是有其内在限制，此乃民族国家的“初心”。时至今日，原初契约安在?早已被突破了，公民普遍只想着自己的权利而不想付出，民主已演变成民粹主义，国家的政治边界已屡被拓展。

　　当一种本来有着政治限制的制度设定，被一步步寄予无限的期望时，就如同初始设计可以载重一吨的马车，现在装上了十吨的货物，它还能像以往那样拉得动吗?这正是西方“现代性”的内生之困，也是当前欧洲许多国家乱象丛生的基本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