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沙特与什叶派静悄悄的接触，伊拉克-沙特关系迎来新机遇？

　　尽管海湾国家内部纷争仍然持续，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国家阵营依旧非常警惕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扩张”，但是近期沙特阿拉伯却似乎在和什叶派阵营悄悄走近，尤其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在7月30日会见了来访的伊拉克什叶派著名的领导人萨德尔(Muqtada al-Sadr)，使得长期以来因为意识形态和教派因素而僵冷的伊拉克-沙特关系，似乎迎来了新的机遇。

　　沙特和伊拉克的关系自从萨达姆(Saddam Hussein)时期就并不太和睦，尤其是在1990年萨达姆命令伊拉克部队入侵科威特，使得阿拉伯半岛的地缘政治形势受到了来自于伊拉克的强势冲击。尽管随后萨达姆反复表示自己不会“入侵”沙特，但是沙特时任国王法赫德(Fahd bin Abdul Aziz)还是断定，伊拉克屯兵科威特，将会极大的威胁沙特的国家安全，甚至认为如果伊拉克军队进攻沙特，沙特全境可能会在一周内沦陷。在此背景下，沙特决定邀请美国军队前来帮助，而这也就为美国随后发动针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提供了历史机遇。

　　但是对于沙特来说，萨达姆控制下的伊拉克确实是自己的安全威胁，但是如果由什叶派伊拉克政客执政，那么其形势恐怕会更糟糕。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上世纪90年代，沙特并不支持美国欣赏的伊拉克流亡高层，因为在沙特看来，艾哈迈德·沙拉比(Ahmed Chalabi)这样的伊拉克什叶派流亡者，其实就是被伊朗支持的“间谍”。所以当美国布什总统在2003年兴兵攻打伊拉克时，沙特十分担心一个“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什叶派可能会掌权。

　　因此随着2003伊拉克什叶派逐渐控制政府之后，沙特对于伊拉克的戒心始终很大。直至2015年沙特才重新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开设大使馆，但是随后不久沙特大使就因为受到“死亡威胁”而不得不回国。而在2003年以后，逊尼派在伊拉克政治斗争中的弱势地位，以及伊拉克经济发展不均衡所带来的逊尼派贫困问题，让沙特国内不少上层人士十分同情。因此在2003年以后，伊拉克国内逊尼派极端组织所受到的海外捐款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沙特等海湾国家的私人或者半公开捐赠。

　　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和教派纷争方面的矛盾，伊拉克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一直处于僵冷状态。随着萨拉曼(Salman bin Abdul Aziz)国王在2015年末执政以来，沙特对于伊朗和什叶派的恐惧与日俱增，而伊拉克在什叶派政治力量的主导下，仍然掌控着国内政治局势，且在最近的卡塔尔外交危机中选择中立，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似乎都预示着伊拉克和沙特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将会持续。

　　萨德尔突然访问沙特，让国际社会感到非常的突然。而考虑到8月初沙特外交大臣祖拜尔(Adel Al-Jubeir)与伊朗外长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活动上短暂会面并握手，使得外界倾向于认为，沙特似乎在有意的拉近与什叶派之间的关系。尽管扎里夫随后表示，与沙特外交大臣祖拜尔的握手只是“礼节性”寒暄，而萨德尔也表示，此次访问沙特，只不过是向沙特告知“摩苏尔解放”。但是在短时期内，什叶派世界两位重要任务先后与沙特“秋波暗送”，让人们不禁怀疑，沙特是否要在谋划着针对伊朗和伊拉克的相对和缓的外交政策，以摆脱自己当前的地区政策窘境?

　　其实如果从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的现实看，尽管沙特和伊朗在过去数十年中长期敌对，但是沙特和伊朗仍然必须需要对方，来帮助摆脱自己所面临的外交窘境。对于沙特来说，其最大的困局就在于“硬实力”有限，而“软实力”又无法号召到足够的影响力。尽管沙特能够依靠国内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地守护人”的身份，来突出自己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是沙特的军事实力长期孱弱，在诸多地区敏感问题上，只能依靠自己“出钱”换取当地或者其他地区大国(如埃及和巴基斯坦)和域外大国(如美国)，来帮助自己实现战略目的。而当自己的盟友无法直接“出兵出人”之后，沙特在诸多地区敏感议题上的影响力，如叙利亚问题，伊拉克问题，也门问题，都将大打折扣。这就是为什么近些年来，沙特无法在也门内战中帮助也门哈迪(Abdu Rabbih Mansour Hady)政府击败看似羸弱的北方胡赛武装;而当美国在奥巴马“抽身中东”和特朗普与俄罗斯选择在叙利亚问题上合作之后，沙特无法坚持自己“巴沙尔下台”的政治主张。加上近些年来国际油价持续疲软，沙特国内倡导对伊朗和“什叶派扩张”强硬的萨勒曼国王和雄心勃勃的穆罕默德王储，其政策也饱受争议，自身的“软实力”也因为“硬实力”无法支撑其地区野心，而受到损害。

　　反观伊朗，尽管在诸多敏感地区争端中能够有着一定的现实优势，但是其地区“软实力”其实有限。一方面伊朗以波斯人主体的国家，使得自己一直被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所怀疑;另一方面其政治合法性来源的“伊斯兰革命”，事实上是对现有的政治秩序是重大的威胁，而“伊斯兰革命”理论建构中又有着诸多什叶派“弥赛亚”色彩，这对于逊尼派来说有着一定的挑战。尽管伊朗通过长期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等境外武装对抗以色列来彰显自己的“合法性”，但是事实证明教派因素仍然影响着地区行为体的政策选择，比如2012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哈马斯领导层搬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疏远与伊朗和叙利亚等什叶派力量的关系;伊朗尽管可以影响着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决策，帮助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实现国内关键地区的统一，比如一些伊拉克分析人士甚至认为“对伊拉克而言，伊朗大使比美国总统更重要”，但是仍然无法安抚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逊尼派地区。

　　当沙特等海湾国家主导的针对卡塔尔的强硬制裁持续两个多月却仍然无法压迫卡塔尔让步，沙特在地区影响力孱弱的现实应当已经被沙特国内高层所认知;而伊朗总统鲁哈尼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刚刚开始，鲁哈尼一方面需要小心翼翼的规避和回击来自于国内强硬派和保守派的攻击，另一方面需要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发布的新制裁法案“角力”，这就要求伊朗如鲁哈尼就职典礼所言要“维系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而面对着“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即将在战场上被彻底消灭，以及当前巴以双方因为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巴勒斯坦称为“尊贵圣地”)而冲突频发，沙特和伊朗，或者说沙特和什叶派，也就需要保持一定的沟通，来试探对方的底牌，寻找在地区问题上彼此让步的可能。沙特和什叶派悄然的趋近，也就显得必要而紧迫。

       作者系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博士候选人

　　尽管海湾国家内部纷争仍然持续，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国家阵营依旧非常警惕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扩张”，但是近期沙特阿拉伯却似乎在和什叶派阵营悄悄走近，尤其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在7月30日会见了来访的伊拉克什叶派著名的领导人萨德尔(Muqtada al-Sadr)，使得长期以来因为意识形态和教派因素而僵冷的伊拉克-沙特关系，似乎迎来了新的机遇。

　　沙特和伊拉克的关系自从萨达姆(Saddam Hussein)时期就并不太和睦，尤其是在1990年萨达姆命令伊拉克部队入侵科威特，使得阿拉伯半岛的地缘政治形势受到了来自于伊拉克的强势冲击。尽管随后萨达姆反复表示自己不会“入侵”沙特，但是沙特时任国王法赫德(Fahd bin Abdul Aziz)还是断定，伊拉克屯兵科威特，将会极大的威胁沙特的国家安全，甚至认为如果伊拉克军队进攻沙特，沙特全境可能会在一周内沦陷。在此背景下，沙特决定邀请美国军队前来帮助，而这也就为美国随后发动针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提供了历史机遇。

　　但是对于沙特来说，萨达姆控制下的伊拉克确实是自己的安全威胁，但是如果由什叶派伊拉克政客执政，那么其形势恐怕会更糟糕。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上世纪90年代，沙特并不支持美国欣赏的伊拉克流亡高层，因为在沙特看来，艾哈迈德·沙拉比(Ahmed Chalabi)这样的伊拉克什叶派流亡者，其实就是被伊朗支持的“间谍”。所以当美国布什总统在2003年兴兵攻打伊拉克时，沙特十分担心一个“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什叶派可能会掌权。

　　因此随着2003伊拉克什叶派逐渐控制政府之后，沙特对于伊拉克的戒心始终很大。直至2015年沙特才重新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开设大使馆，但是随后不久沙特大使就因为受到“死亡威胁”而不得不回国。而在2003年以后，逊尼派在伊拉克政治斗争中的弱势地位，以及伊拉克经济发展不均衡所带来的逊尼派贫困问题，让沙特国内不少上层人士十分同情。因此在2003年以后，伊拉克国内逊尼派极端组织所受到的海外捐款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沙特等海湾国家的私人或者半公开捐赠。

　　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和教派纷争方面的矛盾，伊拉克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一直处于僵冷状态。随着萨拉曼(Salman bin Abdul Aziz)国王在2015年末执政以来，沙特对于伊朗和什叶派的恐惧与日俱增，而伊拉克在什叶派政治力量的主导下，仍然掌控着国内政治局势，且在最近的卡塔尔外交危机中选择中立，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似乎都预示着伊拉克和沙特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将会持续。

　　萨德尔突然访问沙特，让国际社会感到非常的突然。而考虑到8月初沙特外交大臣祖拜尔(Adel Al-Jubeir)与伊朗外长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活动上短暂会面并握手，使得外界倾向于认为，沙特似乎在有意的拉近与什叶派之间的关系。尽管扎里夫随后表示，与沙特外交大臣祖拜尔的握手只是“礼节性”寒暄，而萨德尔也表示，此次访问沙特，只不过是向沙特告知“摩苏尔解放”。但是在短时期内，什叶派世界两位重要任务先后与沙特“秋波暗送”，让人们不禁怀疑，沙特是否要在谋划着针对伊朗和伊拉克的相对和缓的外交政策，以摆脱自己当前的地区政策窘境?

　　其实如果从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的现实看，尽管沙特和伊朗在过去数十年中长期敌对，但是沙特和伊朗仍然必须需要对方，来帮助摆脱自己所面临的外交窘境。对于沙特来说，其最大的困局就在于“硬实力”有限，而“软实力”又无法号召到足够的影响力。尽管沙特能够依靠国内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地守护人”的身份，来突出自己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是沙特的军事实力长期孱弱，在诸多地区敏感问题上，只能依靠自己“出钱”换取当地或者其他地区大国(如埃及和巴基斯坦)和域外大国(如美国)，来帮助自己实现战略目的。而当自己的盟友无法直接“出兵出人”之后，沙特在诸多地区敏感议题上的影响力，如叙利亚问题，伊拉克问题，也门问题，都将大打折扣。这就是为什么近些年来，沙特无法在也门内战中帮助也门哈迪(Abdu Rabbih Mansour Hady)政府击败看似羸弱的北方胡赛武装;而当美国在奥巴马“抽身中东”和特朗普与俄罗斯选择在叙利亚问题上合作之后，沙特无法坚持自己“巴沙尔下台”的政治主张。加上近些年来国际油价持续疲软，沙特国内倡导对伊朗和“什叶派扩张”强硬的萨勒曼国王和雄心勃勃的穆罕默德王储，其政策也饱受争议，自身的“软实力”也因为“硬实力”无法支撑其地区野心，而受到损害。

　　反观伊朗，尽管在诸多敏感地区争端中能够有着一定的现实优势，但是其地区“软实力”其实有限。一方面伊朗以波斯人主体的国家，使得自己一直被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所怀疑;另一方面其政治合法性来源的“伊斯兰革命”，事实上是对现有的政治秩序是重大的威胁，而“伊斯兰革命”理论建构中又有着诸多什叶派“弥赛亚”色彩，这对于逊尼派来说有着一定的挑战。尽管伊朗通过长期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等境外武装对抗以色列来彰显自己的“合法性”，但是事实证明教派因素仍然影响着地区行为体的政策选择，比如2012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哈马斯领导层搬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疏远与伊朗和叙利亚等什叶派力量的关系;伊朗尽管可以影响着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决策，帮助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实现国内关键地区的统一，比如一些伊拉克分析人士甚至认为“对伊拉克而言，伊朗大使比美国总统更重要”，但是仍然无法安抚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逊尼派地区。

　　当沙特等海湾国家主导的针对卡塔尔的强硬制裁持续两个多月却仍然无法压迫卡塔尔让步，沙特在地区影响力孱弱的现实应当已经被沙特国内高层所认知;而伊朗总统鲁哈尼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刚刚开始，鲁哈尼一方面需要小心翼翼的规避和回击来自于国内强硬派和保守派的攻击，另一方面需要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发布的新制裁法案“角力”，这就要求伊朗如鲁哈尼就职典礼所言要“维系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而面对着“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即将在战场上被彻底消灭，以及当前巴以双方因为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巴勒斯坦称为“尊贵圣地”)而冲突频发，沙特和伊朗，或者说沙特和什叶派，也就需要保持一定的沟通，来试探对方的底牌，寻找在地区问题上彼此让步的可能。沙特和什叶派悄然的趋近，也就显得必要而紧迫。

       作者系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