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泳涛：纵观十多年来中美日关系的演变，权力政治的色彩日趋浓重

　　在当前的亚太地区，有两场战略博弈正在展开。一场在中美之间，另一场在中日之间，两者紧密关联。国家间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经济相互依存的“武器化”风险、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以及国内民族主义的推波助澜，使得中美之间、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难以化解，甚至日趋激化。

　　中美关系的逐渐下滑始于2009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阿富汗(2001-2021)、伊拉克(2003-2011)两场战争对美国造成了严重冲击，而中国的实力却迅速上升。在此背景下，中国更加坚决主动地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美国则决不放弃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这导致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逐渐加深，战略较量日益加剧，战略合作愈加困难。如何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成为中美关系面临的严峻挑战。中日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出现得更早。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先后因历史认识问题和钓鱼岛问题而恶化。尽管经贸关系仍取得长足进展，但双边关系的竞争性日益凸显。

　　在这两场博弈中，中国和美国发挥着主要作用，但日本的战略自主性也在逐渐上升，这使得三国之间的政策互动明显增加，相互牵制的行为更加活跃，三边关系的整体联动性显著增强。本文将回顾2009年以来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变化过程，分析其背后的逻辑，希望有助于理解中美日三边互动的趋势。

　　一、奥巴马上台：日本担心美国“近华远日”

　　日本政策界基于以往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交流的经历，往往更信任共和党，认为其重视同盟关系，支持美国在海外的军事部署;而对民主党总是心怀疑虑，担忧其对同盟承诺的不确定性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日本的许多媒体更是简单地认为共和党亲日，民主党亲华。因此，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08年11月当选总统后，日本就开始担心美国会接近中国，疏远日本。奥巴马任命希拉里(Hillary R. Clinton)担任国务卿，更增添了日本的忧虑，原因是她2007年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与中国的关系将成为本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提到盟国和友好国家时，她强调印度在亚洲具有特殊意义，却没怎么提日本。这让日本觉得有可能再次受到被中美两国绕过(Japan passing，又称“越顶外交”)的待遇。

　　美国政府对日本的这种失落感心知肚明，特意给予其优先礼遇。希拉里选择日本作为她就任国务卿后的第一个外访目的地，奥巴马也让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成为他在白宫接待的首位外国政府首脑。但这种礼遇只是象征性的。在美国看来，麻生当时在日本国内缺乏领导力，因而没有动力与他发展关系。

　　更让日本感到不安的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美国的倡议下，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级为领导人峰会，大有取代七国集团(G7)峰会的趋势，而日本多年来一直以G7峰会中唯一的非西方国家自居。显然，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正在转向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相比之下，经济规模很快将被中国超越的日本黯然失色。

　　美国尽管愿意消除日本的疑虑，但思维方式与日本不同。对美国来说，问题不在于选择日本还是中国，而在于整体战略中的轻重缓急。从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看，美国既重视同盟和前沿军事部署，又重视与中国管控分歧、扩大合作，没有在中日之间采取厚此薄彼的态度。然而，如果从全球而不仅仅是地区的视野来看，奥巴马政府的最优先事项——恢复世界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反恐斗争、防止核扩散、结束南苏丹内战(2013-2020)、确保能源安全等——几乎都需要或至少会受益于与中国的合作。因此，对于更加关注全球问题的奥巴马政府而言，中国的重要性显然高于日本。

　　纵观奥巴马总统的两个任期(2009-2017)，尽管其地区和全球政策的重心时有变化，对华关系也起伏跌宕，但总体而言，奥巴马政府一直期待中美两国在全球问题上加强合作。日本国内的强硬派把美国的这种倾向视为对华软弱和迁就的表现。然而，与日方拘泥于双边关系的亲疏远近相比，美方的视野是全球性的，这反映了双方利益范围和政策焦点的差异。

　　二、鸠山由纪夫上台：美国担心日本“远美近华”

　　事实上，不仅日本担心美国偏向中国，美国也一度担心日本偏向中国。2009年8月，日本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党代表鸠山由纪夫于次月当选日本首相。在选举前不久，鸠山在日本杂志Voice上发表文章，阐述他构建“东亚共同体”的理念。鸠山在文章中称，国际金融危机和伊拉克战争预示了美国主导的全球主义的终结和多极化时代的到来，日本只有推动东亚一体化，才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找到符合自身经济和安全利益的位置。鸠山还在竞选宣言中称，普天间美军基地至少要搬迁到冲绳县外，这意味着如果他赢得选举，就要与美国重新谈判此前两国政府达成的基地搬迁协议。这篇文章的英文节译版很快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网站上发表，立即引起美方的担忧。

　　当时美国尚未从国际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而中国却通过经济刺激政策很快回到增长轨道，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着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人们因而猜测，日本会不会从亲美转向亲华。2009年12月，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率领143名本党国会议员访华，进一步引起日本正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臆测。

　　美国政府本来以为鸠山的言论只是选举中的辞令，但没料到他上台后执意将其付诸实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Jeffrey A. Bader)在回忆录中列举了鸠山上台之初给美国造成的四点困扰：一是鸠山要求重新谈判普天间基地搬迁协议，目标是让美国海军陆战队全部移出冲绳。二是鸠山在很多公开发言中强调日本应该实行更平衡的外交政策，意图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转而接近中国。贝德指出，美方其实欢迎中日两国改善关系，因为对美国来说，同时保持良好的美中关系和美日关系有利于其推行地区和全球政策，但是如果日本试图在美中之间构筑平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三是鸠山内阁公开呼吁美国首先放弃使用核武器，并开始调查历史上美国政府与日本自由民主党(自民党)政府缔结的有关载有核武器的美军舰船停泊和经过日本的“密约”。在美方看来，这种动向可能颠覆美国几十年来的核政策，动摇美日同盟的根基。四是鸠山倡导“东亚共同体”构想，贝德认为这是最大的麻烦，因为这一构想把美国排除在亚洲之外。

　　如果说日本对美国的担忧主要源于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那么美国对日本的担忧则主要源于鸠山上台后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日本国际政治学者中西宽指出，针对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利益论”和“从属论”两派对立的观点，前者强调同盟给日本带来的利益，后者批评同盟给日本造成的负担。日本民众往往同时承认这两种观点，心态矛盾。而这种矛盾心态偏向哪一边，则取决于日本的威胁认知和美国对日承诺的可靠性。2010年中日船只在钓鱼岛海域发生“撞船事件”(下详)，加剧了日本的威胁认知;2011年驻日美军参与东日本大地震救援活动，改善了驻日美军在日本的形象，日本国内围绕普天间美军基地问题的争论随之平息，舆论重新变得对美国有利。

　　三、中日争端与美国的左右为难

　　2010年9月，中国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碰撞。日方非法抓扣中方渔民、渔船，并企图按日本法律对中国船长进行审判，以此表明钓鱼岛属于日本，这让中日关系受到冲击。2012年9月，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反复规劝，执意“购买”钓鱼岛，诱发钓鱼岛危机，逼使中方对钓鱼岛海域实施巡航，以体现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中日关系再次跌入低谷。

　　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既要维护美日同盟的可靠性，又要避免被卷入与中国的冲突，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1996年中日围绕钓鱼岛发生争执时，佩里(William J. Perry)声称《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成为第一个作此表态的美国国防部长;但当时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却犹豫未决。2010年“撞船事件”后，希拉里成为第一个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的美国国务卿;2012年“购岛事件”后，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Leon E. Panetta)又重申美国对日本的安全承诺。《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规定，各缔约国承认在日本管辖的领土上对美日任何一方的武力攻击都是对日本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宣布依照日本宪法的规定和手续，采取行动应对共同危险。但是，奥巴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首要关切却并非如何适用《美日安保条约》，而是如何避免危机升级，导致美国被卷入中日冲突。为此，美国政府持续敦促中日双方保持冷静和克制，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但日方却感到美国作为盟国没有完全支持日本，特别是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因而心生疑虑和不满。

　　美国对日本的不满却更为严重。在美方看来，2012年的钓鱼岛危机不是由中国而是由日本引起的，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挑起了“购岛事件”。在日本政府诉诸“购岛”行动前，美国曾秘密敦促日方直接与中方沟通，但日方却一厢情愿地极力游说中方默许其“购岛”。尽管中方从未作出肯定答复，但日本政府仍向美方保证称，已经说服中方理解和接受其“购岛”计划。美方对此感到怀疑。直到日本即将宣布“购岛”之前，任职于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拉塞尔(Daniel Russel)还在海参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询问日方是否有计划淡化此事，比如立即指定这些岛屿为自然保护区;但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回答说没有。结果，日方的“购岛”行动引起中方强烈反制，东海局势骤然紧张。

　　在美国看来，是日本的严重误判导致事态升级。为了缓和局势，美国政府派出一个跨党派的四人小组访问中日两国。小组成员包括曾在共和党政府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哈德利(Stephen Hadley)、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曾在民主党政府担任常务副国务卿的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助理国防部长纳伊(Joseph Nye)。四人小组在访问中传递的消息是：第一，《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但美国不想在现实中被迫援用这一条;第二，中日双方都应后退一步，并建立起危机管理机制;第三，中日必须想办法搁置钓鱼岛主权问题。

　　美国之所以如此反应，原因之一是为了降低被盟国牵连(entrapment)的风险。如2012年12月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对记者所说的，美国不会为了“太平洋中间的一块石头”而打仗。对美国而言，最重要的是避免钓鱼岛争端升级为中美冲突，为此希望中日双方避免挑衅、管控分歧、增加军事透明度，并制订接触的规则。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并非军事问题，而是全球问题和经济问题。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三世(Samuel J. Locklear III)甚至反复强调，气候变化才是亚洲安全的最大威胁，完全没提中日争端，这让日方大为震惊。2014年4月奥巴马访日时，尽管在《美日联合声明》中明确宣布《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但美方故意延迟了声明的发表，以换取日方在贸易问题上让步。这让日本怀疑，美国政府是否真的认为猪肉关税率比防卫日本更重要。

　　引起美方不满的不只是野田政权在“购岛事件”中的严重误判，还有第二次安倍晋三政权(2012-2020)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挑衅态度。在奥巴马政府看来，面对剑拔弩张的东海局势，安倍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行无异于火上浇油;同时，面对朝鲜核威胁，因历史认识问题而急剧恶化的日韩关系也必须尽快修复。对美国来说，不论是避免与中国的冲突，还是巩固和加强美日韩之间的安全合作，都不应受到历史认识问题的干扰;但正是安倍本人不断挑起和扩大历史争议，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利益。

　　为此，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对安倍施加压力，不断以各种方式向日本传递信号，试图阻止日方的挑衅言行。2013年12月，美方派时任副总统拜登(Joe Biden)访日，再次要求日方不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激化矛盾。但日方不但没有正面响应，反而表达了对中韩两国的不满。拜登回到华盛顿后又打电话给安倍，让他不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但是，安倍在不到一个月后的12月26日参拜了靖国神社。美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对日本领导人采取恶化与邻国间紧张关系的行动感到失望——这是美方第一次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公开表态。自那以后，日本首相再没有参拜靖国神社。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对日施压，并不意味着站到中国和韩国一边。2015年，美国一面对即将发表战后七十周年谈话的安倍施加压力，一面要求其他国家不要参加中国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安倍最终发表的谈话虽然包含了“侵略”、“深刻的反省”、“道歉”等表述，但在殖民统治、战争责任等问题上依然表态模糊，甚至刻意推卸责任，归咎于粮食不足和战斗伤亡，从而回避日军屠杀平民的事实，在中韩两国以至日本国内都受到批评。不过在美方看来，尽快平息历史争议才是首要目标。2015年12月，在美国的推动下，日韩两国政府达成了《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2016年5月，奥巴马访问广岛，成为第一个访问广岛的美国总统;安倍也于12月访问珍珠港。美日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互动至此告一段落。总体而言，美方的政策是管控安倍政权的挑衅言行，既不允许日本偏离美国的战略轨道，也不允许历史认识问题损害美国的安全利益。

　　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日本的战略焦虑

　　上文提到，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主线是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并寻求扩大与中国的合作。2009年2月奥巴马刚上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多尼隆(Thomas E. Donilon)就向中方提议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即把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2001-2008)由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和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分别主持的两个高层对话合并。中方积极响应了这一提议。在7月于华盛顿举行的首轮对话中，美方明确提出“美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后面没有加“之一”一词;在对话结束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国务委员戴秉国第一次公开阐明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在2012年5月于北京举行的第四轮对话中，中方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题，双方在对话后发表的联合新闻稿中首次提出“构建21世纪新型国家关系”。

　　“核心利益”和“新型大国关系”这两个概念是由中方提出的，体现了中国塑造中美战略关系的主动性。美方起初对这两个概念都做了正面响应，但后来逐渐淡化。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时发布的《中美联合声明》称，双方承诺“建立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但不久以后，希拉里、坎贝尔(Kurt M. Campbell)等国务院官员怀疑中国会把东海、南海也纳入“核心利益”，因而不愿在中美关系中再提“核心利益”一词。2013年克里(John Kerry)接替希拉里任国务卿后，美方再次重视与中方的合作。克里本人、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多尼隆和他的继任者赖斯(Susan Rice)都在公开讲话中确认，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将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概念框架。在9月G20峰会期间举行的中美领导人联合记者会上，奥巴马称两国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一致，首次公开接受这一提法。

　　当时，日本正在东海与中国紧张对峙，对中方提出的“核心利益”和“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深感忧惧。在日本看来，中国会把钓鱼岛纳入“核心利益”的范围。如果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就可能在钓鱼岛问题上站到中国一边。

　　更重要的是，“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把中国提升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却把日本排除在大国之外，日本自然不甘忍受这种“降级”待遇。为此，日本政府要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不要公开采纳这一概念。

　　美国方面，希拉里和坎贝尔等国务院官员在亚洲政策上提出的主要概念是“转向亚洲”和亚太“再平衡”，起初得到奥巴马的支持。2011年5月，美军击杀拉登(Osama bin Laden)，标志着反恐战争告一段落。11月，奥巴马在参加APEC峰会前访问亚洲各国，公布在澳大利亚部署海军陆战队、向印度尼西亚出售F16战斗机的决定，体现了在全球安全问题上对亚洲的重视。同月，希拉里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America’s Pacific Century”)一文，声称决定地缘政治未来的将是亚洲，而不是阿富汗或伊拉克。文中使用了“转向”(pivot)一词，标志着美国正式提出“转向亚洲”的政策。希拉里在文章中指明了六条行动路线，依次是：(1)强化双边安全同盟;(2)深化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关系;(3)参与地区多边机制;(4)扩大贸易和投资;(5)打造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6)推进民主和人权。

　　坎贝尔认为白宫过于重视与中国高层的密切对话，虽取得了成果，但冷落了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他主张更加重视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以便在亚洲构筑均势，阻止中国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坎贝尔的这一主张显然是针对“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倡导者和负责人之一的多尼隆。多尼隆很快表示不赞成“转向”的提法，并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发表文章，用“再平衡”(rebalance)一词来表述奥巴马政府重新关注亚太地区的政策。此后，“再平衡”逐渐取代“转向”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代名词。

　　日本起初对美国的“转向亚洲”或亚太“再平衡”战略寄予厚望，期待美国在军事上制衡中国;但又担心美国正在削减国防预算，还要顾及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因而其亚太战略可能会变得有名无实。这种担心不久变成事实。日本发现，美国在宣布把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军力量部署的比例从50%对50%调整为60%对40%之后，并没有更多实质性的措施跟进，而一度备受关注的“空海一体战”(推进美国及其盟友海军和空军整合)也停留在概念层次，未产生实际效果。日本为此大失所望。

　　随着希拉里和坎贝尔的离任，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对外政策重心开始发生变化。尽管美国名义上仍然在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但从侧重军事转向了侧重经济，特别是给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前所未有的重视，加速并最终完成了协议的谈判。2014年下半年，克里在演讲中把“再平衡”战略的四大机遇确定为：创造可持续经济增长、通过清洁能源革命应对气候变化、通过机制和规范建设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并促进合作，以及赋予民众力量。克里的主张取代了此前希拉里所提的以安全为首要内容的六条路线，标志着“再平衡”战略的重大转向。同时，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也再次发生变化。由于受到叙利亚危机(2011年至今)、“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IS])极端组织(2014年至今)、乌克兰危机(2013-2015)以及中东难民问题的困扰，奥巴马在第二任期不得不从重视亚太重新回到关注中东和欧洲。

　　面对美国的政策变化，日本深感不安，不得不随之调整政策。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安倍政权在2013年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并通过了与之配套的《特定秘密保护法》，规定政府“特定秘密”可秘匿至少三十至六十年;同时更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于2015年强行通过新安保法(《安全保障关连法》)，使日本自卫队得以执行防卫美舰等任务。安倍还积极推动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美方讨论如何应对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灰色地带”事态，扩大和深化了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作战、后勤支持、情报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安倍执政期间，持续增加防卫预算，不断加强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并积极推动日本出口防卫装备。在经济方面，安倍宣称TPP具有超越经济利益的重大安全意义，把TPP视为确保美国持续介入亚太事务的关键抓手，为此克服官僚、政界和农业利益集团的阻碍，最终推动日本缔结TPP，及时呼应了美国亚太战略的经济转向。

　　总之，美国亚洲政策的摇摆和中美扩大合作的前景在日本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战略焦虑。安倍政权一方面极力拉拢美国，以缓解来自中国的安全压力;另一方面在“积极的和平主义”旗号下推进强军修宪路线，以提升日本的战略自主性。

　　在当前的亚太地区，有两场战略博弈正在展开。一场在中美之间，另一场在中日之间，两者紧密关联。国家间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经济相互依存的“武器化”风险、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以及国内民族主义的推波助澜，使得中美之间、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难以化解，甚至日趋激化。

　　中美关系的逐渐下滑始于2009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阿富汗(2001-2021)、伊拉克(2003-2011)两场战争对美国造成了严重冲击，而中国的实力却迅速上升。在此背景下，中国更加坚决主动地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美国则决不放弃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这导致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逐渐加深，战略较量日益加剧，战略合作愈加困难。如何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成为中美关系面临的严峻挑战。中日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出现得更早。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先后因历史认识问题和钓鱼岛问题而恶化。尽管经贸关系仍取得长足进展，但双边关系的竞争性日益凸显。

　　在这两场博弈中，中国和美国发挥着主要作用，但日本的战略自主性也在逐渐上升，这使得三国之间的政策互动明显增加，相互牵制的行为更加活跃，三边关系的整体联动性显著增强。本文将回顾2009年以来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变化过程，分析其背后的逻辑，希望有助于理解中美日三边互动的趋势。

　　一、奥巴马上台：日本担心美国“近华远日”

　　日本政策界基于以往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交流的经历，往往更信任共和党，认为其重视同盟关系，支持美国在海外的军事部署;而对民主党总是心怀疑虑，担忧其对同盟承诺的不确定性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日本的许多媒体更是简单地认为共和党亲日，民主党亲华。因此，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08年11月当选总统后，日本就开始担心美国会接近中国，疏远日本。奥巴马任命希拉里(Hillary R. Clinton)担任国务卿，更增添了日本的忧虑，原因是她2007年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与中国的关系将成为本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提到盟国和友好国家时，她强调印度在亚洲具有特殊意义，却没怎么提日本。这让日本觉得有可能再次受到被中美两国绕过(Japan passing，又称“越顶外交”)的待遇。

　　美国政府对日本的这种失落感心知肚明，特意给予其优先礼遇。希拉里选择日本作为她就任国务卿后的第一个外访目的地，奥巴马也让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成为他在白宫接待的首位外国政府首脑。但这种礼遇只是象征性的。在美国看来，麻生当时在日本国内缺乏领导力，因而没有动力与他发展关系。

　　更让日本感到不安的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美国的倡议下，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级为领导人峰会，大有取代七国集团(G7)峰会的趋势，而日本多年来一直以G7峰会中唯一的非西方国家自居。显然，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正在转向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相比之下，经济规模很快将被中国超越的日本黯然失色。

　　美国尽管愿意消除日本的疑虑，但思维方式与日本不同。对美国来说，问题不在于选择日本还是中国，而在于整体战略中的轻重缓急。从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看，美国既重视同盟和前沿军事部署，又重视与中国管控分歧、扩大合作，没有在中日之间采取厚此薄彼的态度。然而，如果从全球而不仅仅是地区的视野来看，奥巴马政府的最优先事项——恢复世界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反恐斗争、防止核扩散、结束南苏丹内战(2013-2020)、确保能源安全等——几乎都需要或至少会受益于与中国的合作。因此，对于更加关注全球问题的奥巴马政府而言，中国的重要性显然高于日本。

　　纵观奥巴马总统的两个任期(2009-2017)，尽管其地区和全球政策的重心时有变化，对华关系也起伏跌宕，但总体而言，奥巴马政府一直期待中美两国在全球问题上加强合作。日本国内的强硬派把美国的这种倾向视为对华软弱和迁就的表现。然而，与日方拘泥于双边关系的亲疏远近相比，美方的视野是全球性的，这反映了双方利益范围和政策焦点的差异。

　　二、鸠山由纪夫上台：美国担心日本“远美近华”

　　事实上，不仅日本担心美国偏向中国，美国也一度担心日本偏向中国。2009年8月，日本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党代表鸠山由纪夫于次月当选日本首相。在选举前不久，鸠山在日本杂志Voice上发表文章，阐述他构建“东亚共同体”的理念。鸠山在文章中称，国际金融危机和伊拉克战争预示了美国主导的全球主义的终结和多极化时代的到来，日本只有推动东亚一体化，才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找到符合自身经济和安全利益的位置。鸠山还在竞选宣言中称，普天间美军基地至少要搬迁到冲绳县外，这意味着如果他赢得选举，就要与美国重新谈判此前两国政府达成的基地搬迁协议。这篇文章的英文节译版很快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网站上发表，立即引起美方的担忧。

　　当时美国尚未从国际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而中国却通过经济刺激政策很快回到增长轨道，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着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人们因而猜测，日本会不会从亲美转向亲华。2009年12月，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率领143名本党国会议员访华，进一步引起日本正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臆测。

　　美国政府本来以为鸠山的言论只是选举中的辞令，但没料到他上台后执意将其付诸实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Jeffrey A. Bader)在回忆录中列举了鸠山上台之初给美国造成的四点困扰：一是鸠山要求重新谈判普天间基地搬迁协议，目标是让美国海军陆战队全部移出冲绳。二是鸠山在很多公开发言中强调日本应该实行更平衡的外交政策，意图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转而接近中国。贝德指出，美方其实欢迎中日两国改善关系，因为对美国来说，同时保持良好的美中关系和美日关系有利于其推行地区和全球政策，但是如果日本试图在美中之间构筑平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三是鸠山内阁公开呼吁美国首先放弃使用核武器，并开始调查历史上美国政府与日本自由民主党(自民党)政府缔结的有关载有核武器的美军舰船停泊和经过日本的“密约”。在美方看来，这种动向可能颠覆美国几十年来的核政策，动摇美日同盟的根基。四是鸠山倡导“东亚共同体”构想，贝德认为这是最大的麻烦，因为这一构想把美国排除在亚洲之外。

　　如果说日本对美国的担忧主要源于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那么美国对日本的担忧则主要源于鸠山上台后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日本国际政治学者中西宽指出，针对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利益论”和“从属论”两派对立的观点，前者强调同盟给日本带来的利益，后者批评同盟给日本造成的负担。日本民众往往同时承认这两种观点，心态矛盾。而这种矛盾心态偏向哪一边，则取决于日本的威胁认知和美国对日承诺的可靠性。2010年中日船只在钓鱼岛海域发生“撞船事件”(下详)，加剧了日本的威胁认知;2011年驻日美军参与东日本大地震救援活动，改善了驻日美军在日本的形象，日本国内围绕普天间美军基地问题的争论随之平息，舆论重新变得对美国有利。

　　三、中日争端与美国的左右为难

　　2010年9月，中国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碰撞。日方非法抓扣中方渔民、渔船，并企图按日本法律对中国船长进行审判，以此表明钓鱼岛属于日本，这让中日关系受到冲击。2012年9月，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反复规劝，执意“购买”钓鱼岛，诱发钓鱼岛危机，逼使中方对钓鱼岛海域实施巡航，以体现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中日关系再次跌入低谷。

　　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既要维护美日同盟的可靠性，又要避免被卷入与中国的冲突，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1996年中日围绕钓鱼岛发生争执时，佩里(William J. Perry)声称《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成为第一个作此表态的美国国防部长;但当时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却犹豫未决。2010年“撞船事件”后，希拉里成为第一个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的美国国务卿;2012年“购岛事件”后，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Leon E. Panetta)又重申美国对日本的安全承诺。《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规定，各缔约国承认在日本管辖的领土上对美日任何一方的武力攻击都是对日本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宣布依照日本宪法的规定和手续，采取行动应对共同危险。但是，奥巴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首要关切却并非如何适用《美日安保条约》，而是如何避免危机升级，导致美国被卷入中日冲突。为此，美国政府持续敦促中日双方保持冷静和克制，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但日方却感到美国作为盟国没有完全支持日本，特别是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因而心生疑虑和不满。

　　美国对日本的不满却更为严重。在美方看来，2012年的钓鱼岛危机不是由中国而是由日本引起的，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挑起了“购岛事件”。在日本政府诉诸“购岛”行动前，美国曾秘密敦促日方直接与中方沟通，但日方却一厢情愿地极力游说中方默许其“购岛”。尽管中方从未作出肯定答复，但日本政府仍向美方保证称，已经说服中方理解和接受其“购岛”计划。美方对此感到怀疑。直到日本即将宣布“购岛”之前，任职于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拉塞尔(Daniel Russel)还在海参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询问日方是否有计划淡化此事，比如立即指定这些岛屿为自然保护区;但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回答说没有。结果，日方的“购岛”行动引起中方强烈反制，东海局势骤然紧张。

　　在美国看来，是日本的严重误判导致事态升级。为了缓和局势，美国政府派出一个跨党派的四人小组访问中日两国。小组成员包括曾在共和党政府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哈德利(Stephen Hadley)、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曾在民主党政府担任常务副国务卿的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助理国防部长纳伊(Joseph Nye)。四人小组在访问中传递的消息是：第一，《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但美国不想在现实中被迫援用这一条;第二，中日双方都应后退一步，并建立起危机管理机制;第三，中日必须想办法搁置钓鱼岛主权问题。

　　美国之所以如此反应，原因之一是为了降低被盟国牵连(entrapment)的风险。如2012年12月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对记者所说的，美国不会为了“太平洋中间的一块石头”而打仗。对美国而言，最重要的是避免钓鱼岛争端升级为中美冲突，为此希望中日双方避免挑衅、管控分歧、增加军事透明度，并制订接触的规则。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并非军事问题，而是全球问题和经济问题。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三世(Samuel J. Locklear III)甚至反复强调，气候变化才是亚洲安全的最大威胁，完全没提中日争端，这让日方大为震惊。2014年4月奥巴马访日时，尽管在《美日联合声明》中明确宣布《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但美方故意延迟了声明的发表，以换取日方在贸易问题上让步。这让日本怀疑，美国政府是否真的认为猪肉关税率比防卫日本更重要。

　　引起美方不满的不只是野田政权在“购岛事件”中的严重误判，还有第二次安倍晋三政权(2012-2020)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挑衅态度。在奥巴马政府看来，面对剑拔弩张的东海局势，安倍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行无异于火上浇油;同时，面对朝鲜核威胁，因历史认识问题而急剧恶化的日韩关系也必须尽快修复。对美国来说，不论是避免与中国的冲突，还是巩固和加强美日韩之间的安全合作，都不应受到历史认识问题的干扰;但正是安倍本人不断挑起和扩大历史争议，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利益。

　　为此，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对安倍施加压力，不断以各种方式向日本传递信号，试图阻止日方的挑衅言行。2013年12月，美方派时任副总统拜登(Joe Biden)访日，再次要求日方不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激化矛盾。但日方不但没有正面响应，反而表达了对中韩两国的不满。拜登回到华盛顿后又打电话给安倍，让他不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但是，安倍在不到一个月后的12月26日参拜了靖国神社。美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对日本领导人采取恶化与邻国间紧张关系的行动感到失望——这是美方第一次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公开表态。自那以后，日本首相再没有参拜靖国神社。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对日施压，并不意味着站到中国和韩国一边。2015年，美国一面对即将发表战后七十周年谈话的安倍施加压力，一面要求其他国家不要参加中国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安倍最终发表的谈话虽然包含了“侵略”、“深刻的反省”、“道歉”等表述，但在殖民统治、战争责任等问题上依然表态模糊，甚至刻意推卸责任，归咎于粮食不足和战斗伤亡，从而回避日军屠杀平民的事实，在中韩两国以至日本国内都受到批评。不过在美方看来，尽快平息历史争议才是首要目标。2015年12月，在美国的推动下，日韩两国政府达成了《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2016年5月，奥巴马访问广岛，成为第一个访问广岛的美国总统;安倍也于12月访问珍珠港。美日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互动至此告一段落。总体而言，美方的政策是管控安倍政权的挑衅言行，既不允许日本偏离美国的战略轨道，也不允许历史认识问题损害美国的安全利益。

　　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日本的战略焦虑

　　上文提到，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主线是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并寻求扩大与中国的合作。2009年2月奥巴马刚上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多尼隆(Thomas E. Donilon)就向中方提议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即把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2001-2008)由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和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分别主持的两个高层对话合并。中方积极响应了这一提议。在7月于华盛顿举行的首轮对话中，美方明确提出“美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后面没有加“之一”一词;在对话结束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国务委员戴秉国第一次公开阐明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在2012年5月于北京举行的第四轮对话中，中方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题，双方在对话后发表的联合新闻稿中首次提出“构建21世纪新型国家关系”。

　　“核心利益”和“新型大国关系”这两个概念是由中方提出的，体现了中国塑造中美战略关系的主动性。美方起初对这两个概念都做了正面响应，但后来逐渐淡化。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时发布的《中美联合声明》称，双方承诺“建立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但不久以后，希拉里、坎贝尔(Kurt M. Campbell)等国务院官员怀疑中国会把东海、南海也纳入“核心利益”，因而不愿在中美关系中再提“核心利益”一词。2013年克里(John Kerry)接替希拉里任国务卿后，美方再次重视与中方的合作。克里本人、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多尼隆和他的继任者赖斯(Susan Rice)都在公开讲话中确认，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将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概念框架。在9月G20峰会期间举行的中美领导人联合记者会上，奥巴马称两国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一致，首次公开接受这一提法。

　　当时，日本正在东海与中国紧张对峙，对中方提出的“核心利益”和“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深感忧惧。在日本看来，中国会把钓鱼岛纳入“核心利益”的范围。如果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就可能在钓鱼岛问题上站到中国一边。

　　更重要的是，“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把中国提升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却把日本排除在大国之外，日本自然不甘忍受这种“降级”待遇。为此，日本政府要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不要公开采纳这一概念。

　　美国方面，希拉里和坎贝尔等国务院官员在亚洲政策上提出的主要概念是“转向亚洲”和亚太“再平衡”，起初得到奥巴马的支持。2011年5月，美军击杀拉登(Osama bin Laden)，标志着反恐战争告一段落。11月，奥巴马在参加APEC峰会前访问亚洲各国，公布在澳大利亚部署海军陆战队、向印度尼西亚出售F16战斗机的决定，体现了在全球安全问题上对亚洲的重视。同月，希拉里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America’s Pacific Century”)一文，声称决定地缘政治未来的将是亚洲，而不是阿富汗或伊拉克。文中使用了“转向”(pivot)一词，标志着美国正式提出“转向亚洲”的政策。希拉里在文章中指明了六条行动路线，依次是：(1)强化双边安全同盟;(2)深化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关系;(3)参与地区多边机制;(4)扩大贸易和投资;(5)打造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6)推进民主和人权。

　　坎贝尔认为白宫过于重视与中国高层的密切对话，虽取得了成果，但冷落了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他主张更加重视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以便在亚洲构筑均势，阻止中国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坎贝尔的这一主张显然是针对“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倡导者和负责人之一的多尼隆。多尼隆很快表示不赞成“转向”的提法，并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发表文章，用“再平衡”(rebalance)一词来表述奥巴马政府重新关注亚太地区的政策。此后，“再平衡”逐渐取代“转向”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代名词。

　　日本起初对美国的“转向亚洲”或亚太“再平衡”战略寄予厚望，期待美国在军事上制衡中国;但又担心美国正在削减国防预算，还要顾及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因而其亚太战略可能会变得有名无实。这种担心不久变成事实。日本发现，美国在宣布把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军力量部署的比例从50%对50%调整为60%对40%之后，并没有更多实质性的措施跟进，而一度备受关注的“空海一体战”(推进美国及其盟友海军和空军整合)也停留在概念层次，未产生实际效果。日本为此大失所望。

　　随着希拉里和坎贝尔的离任，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对外政策重心开始发生变化。尽管美国名义上仍然在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但从侧重军事转向了侧重经济，特别是给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前所未有的重视，加速并最终完成了协议的谈判。2014年下半年，克里在演讲中把“再平衡”战略的四大机遇确定为：创造可持续经济增长、通过清洁能源革命应对气候变化、通过机制和规范建设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并促进合作，以及赋予民众力量。克里的主张取代了此前希拉里所提的以安全为首要内容的六条路线，标志着“再平衡”战略的重大转向。同时，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也再次发生变化。由于受到叙利亚危机(2011年至今)、“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IS])极端组织(2014年至今)、乌克兰危机(2013-2015)以及中东难民问题的困扰，奥巴马在第二任期不得不从重视亚太重新回到关注中东和欧洲。

　　面对美国的政策变化，日本深感不安，不得不随之调整政策。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安倍政权在2013年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并通过了与之配套的《特定秘密保护法》，规定政府“特定秘密”可秘匿至少三十至六十年;同时更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于2015年强行通过新安保法(《安全保障关连法》)，使日本自卫队得以执行防卫美舰等任务。安倍还积极推动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美方讨论如何应对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灰色地带”事态，扩大和深化了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作战、后勤支持、情报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安倍执政期间，持续增加防卫预算，不断加强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并积极推动日本出口防卫装备。在经济方面，安倍宣称TPP具有超越经济利益的重大安全意义，把TPP视为确保美国持续介入亚太事务的关键抓手，为此克服官僚、政界和农业利益集团的阻碍，最终推动日本缔结TPP，及时呼应了美国亚太战略的经济转向。

　　总之，美国亚洲政策的摇摆和中美扩大合作的前景在日本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战略焦虑。安倍政权一方面极力拉拢美国，以缓解来自中国的安全压力;另一方面在“积极的和平主义”旗号下推进强军修宪路线，以提升日本的战略自主性。

　　五、中美战略竞争与日本的朝秦暮楚

　　特朗普(Donald J. Trump)在2017年1月出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2017年底和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先后公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和〈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概要〉(“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s)和“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并提出旨在遏制中国的“印太”(Indo-Pacific)概念。美国由此开启了全政府、全方位的对华战略竞争，从贸易战到技术“脱钩”，从增加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行动到强化与日澳印等印太国家的防卫合作，从派遣高级别官员与台湾当局进行政治和军事交流、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到在涉及香港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这一系列行动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质变，从施压与合作并存的相对平衡状态转变为以对立和竞争为主的严重失衡状态。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后，特朗普政府的反华言行变本加厉，导致双边关系加速恶化。

　　日本此前一直抱怨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战略言过其实、对华政策不够强硬，因而把特朗普的当选视为扭转局面的机会。2016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刚刚结束，安倍就飞赴纽约与尚未就任总统的特朗普会面。他在特朗普面前展示图表，极力渲染中国军事威胁，强调日美同盟的重要性。2017年初，日本驻美大使馆也在会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时，一边展示地图，一边提醒美方警惕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扩大政治影响。安倍最为得意之举，是成功地向美国推销了“自由与开放的印太”(FOIP)这一概念。

　　然而，在表面的讨好和亲近之下，却是日方对特朗普言行的忐忑不安。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公开谈论结束美国与盟友的同盟关系，抱怨盟国给美国经济带来损害，甚至暗示美国的亚洲盟国可以自主发展核武器以应对朝鲜核威胁。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立即退出TPP，让已经在国会批准TPP的日本陷入困境。此后，安倍一度极力游说特朗普重返TPP，甚至反复强调TPP可以成为对抗中国的武器。但特朗普不为所动，反而施压日本与美国开展双边贸易谈判。

　　面对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日本不得不调整策略。在贸易领域，日本一面通过日美经济对话与特朗普周旋，与美国达成了《日美贸易协议》和《日美数字贸易协议》;一面推进没有美国参加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议》(Japan-EU EP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三个大型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试图在稳定和拓展供应链的同时，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对华技术“脱钩”问题上，日本一面追随美国采取外资审查、进口限制等措施，一面尽力确保对华出口。在印太战略上，日本一面加强与美国的协调，积极参与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一面又把“印太战略”改称为“印太构想”，将政策重心从对华竞争转向对华合作。

　　在此背景下，从2017年上半年到2020年上半年，中日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改善趋势。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从质疑转为有条件支持，两国企业就第三方市场合作签署了五十二份备忘录。2017和2018年，中国总理李克强和日本首相安倍恢复互访。2019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日本大阪出席G20峰会，与日方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共识。双方原本已经在为2020年春习近平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做准备，但访问计划因新冠疫情而延迟。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再度升温，中国赴日游客持续大幅增加，2019年达到959.4万人次，占访日外国游客三成。中日安全关系也朝着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双方于2018年正式启动了海空联络机制。

　　特朗普上台造成的对华政策不确定性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加剧，为中日两国相向而行、改善关系提供了契机，而经济上的深度相互依存则是推动中日关系改善的长期结构性因素。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日本的对华态度从支持中国逐渐变成归咎中国，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下滑的危险。

　　2021年1月出任美国总统的拜登及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与特朗普政府专注于贸易问题相比，拜登政府除了在经济上继续打压中国外，还在涉台、涉港、涉疆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纠集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将QUAD升级为首脑会议，一步步强化与中国竞争的态势。3月公布的〈过渡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Renewing America’s Advantages：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把中国定义为“唯一有潜力结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起持续挑战的竞争者”。2022年2月公布的〈美国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延续了对中国的这种定位，但又表示要负责任地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并寻求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领域与中国合作。

　　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政策有两大重点：一是本国优先政策，提升美国自身的实力;二是联合盟友的力量，结成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线。在日本看来，拜登对盟友的重视不仅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形成鲜明对照，还与奥巴马强调和中国合作的自由主义路线有明显区别，这标志着美国的亚洲政策重新回到以“均势”为目标的现实主义路线。

　　美国的这一新动向，加上日本国内亲华舆论降温，促使日本政府加强“联美制华”的态势。在安全领域，日本紧跟美国的“以台制华”政策，在2021年的日美外长、防长“2+2”会谈和日美首脑会谈的联合声明中，都明确提及台湾问题。卸任首相后的安倍更是多次宣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在经济领域，日本密切配合美国纠集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双方启动了围绕新兴技术和敏感供应链的合作，2021年4月发布〈美日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US-Japan Competitiveness and Resilience [CoRe] Partnership”)文件。

　　日本还积极加入美国倡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并计划与美国启动经济版本的“2+2”会谈，由日方的外务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和美方的国务卿、商务部长出席。2022年5月，日本还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以强化自身的经济安全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日本在美国诱导下日益对华示强的姿态，日本国内也存在冷静的思考。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高原明生、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中西宽、《朝日新闻》编集委员吉冈桂子提醒，美国对华一味强硬未必能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还会损害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美国也不是真的想和中国市场“脱钩”，因此要注意美国对华政策往回摆的可能性。经济问题专家津上俊哉也认为，日本不应盲目跟从美国过激的对华政策，以免被美国出卖;日本即便不能对美国说不，也要在面对美国时胸有城府，甚至阳奉阴违。日本国内还有一种更长远的担忧，那就是美国可能继续奉行本国优先主义，不会回归国际主义。当前美国的社会思潮要么指向主张削减军费和放弃战争的孤立主义，要么指向反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民族主义，尽管意识形态背景各异，但都反对美国介入外部事务。加上现实的财政压力，美国政府可能被迫优先处理国内事务，同时对盟国提出更多分摊军事负担的要求。

　　总之，面对中美关系的起伏不定，日本既想抱紧美国，又想稳住中国;既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护，又离不开中国的巨大市场。中美战略博弈的大背景决定了日本外交中朝秦暮楚的言行。随着美国对华政策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转变为拜登的对华统一战线，日本加强了“联美制华”的倾向，但依然担心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为了尽可能争取腾挪空间，可能会长期保持这种外交上的两面性和摇摆性。

　　六、总结与前瞻

　　中美战略博弈的基本方向短期内难以改变。美方的极度焦虑和零和思维使两国关系面临对抗乃至冲突的危险。也许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之后，当美国认识到目前的对华政策不但无法抑制中国的发展，而且代价高昂、得不偿失时，才可能改弦易辙。

　　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日本总体上站在美国一边，形成“美日对华”的基本格局，这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但是，日本时常担心遭到美国的轻视、胁迫或抛弃，因而在对华竞争的同时也试图稳定和改善中日关系，以免陷入两头落空的困境。另一方面，日方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大势所趋，日本要维持自身的竞争力，唯一的选择是加强而不是弱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就如前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主张，日本必须按照完全不同的逻辑分别对待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和安全关系，采取“对华双重方式”。

　　从经济政策看，日本延续了理性务实的传统。日本政府虽然仿效美国，加强了实际针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政策，但目的是为了规避过度依赖中国可能带来的风险，而不是想和中国“脱钩”。同时，如前所述，日本没有诉诸美国那样的经济胁迫，而是一面利用多边方式限制中国的影响力，一面通过缔结RCEP等措施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中日经济关系。

　　从安全政策看，日本在国内强硬派的推动下急躁盲动，有脱缰的危险。为了展开与中国的全方位竞争，日本密切配合美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不再像以往那样担心被卷入中美冲突，反而煽风点火，甘愿站到军事对峙的最前线。正如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史密斯(Sheila A. Smith)指出的，日本已经从犹豫不决的军事伙伴变成了积极备战的倡导者。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这一动向未必是美国所乐见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柯蒂斯(Gerald L. Curtis)敏锐地指出，中美对抗未必会导致美日关系的加强。因为日本国内主张自主防卫的鹰派会借机宣称美国缺乏必要的能力或意愿维持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日本必须在一个多极的亚洲加强军备，保护自己。柯蒂斯认为，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美国有必要缓和与中国的竞争，避免把亚洲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官员拉普—胡珀(Mira Raap-Hooper)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一味强调让盟国分担防务开支，会削弱美国控制盟国的能力，导致它们疏远美国，甚至倒向对手一方;即便日本等盟国被迫增加防务开支，也只会投资于自我防卫、而非集体防卫的能力，甚至可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可见，美国虽然鼓励日本加强美日防卫合作，但对于日本谋求自主防卫的举动却抱着怀疑和警惕。在美国看来，对盟友的保护和控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国既要坚守防卫日本的承诺，又不愿被卷入可能由日本挑起的冲突，还要防止日本自行其是，脱离美国的战略轨道。然而，面对中国的日益强大和美国地区影响力的相对衰落，日本正在逐渐提升战略自主性。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与国际关系退休教授派尔(Kenneth B. Pyle)指出，日本的精英正在推动一场革命，短期以日美同盟优先，长期将转向自主独立，重返大国政治的舞台。他甚至认为，未来日本民众对修宪乃至拥核的经久抵抗可能迅速改变，届时不应感到惊讶。

　　纵观十多年来中美日关系的演变，权力政治的色彩日趋浓重。军备竞赛、危机升级乃至军事冲突正在成为现实的危险。从短期来看，中美日三国只有管控安全风险、稳定经济关系、共同应对全球问题，才能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从长远来看，在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在地缘政治竞争与经济相互依存之间，三国究竟做何选择，将决定地区和全球秩序的未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注释略，原题《中美日关系：变局与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