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如果中国大陆武力统一台湾，美国会袖手旁观吗?

　　2021年12月9日，北大历史系教授王立新做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集贤讲堂，做了一场题为《为了大国的面子——信誉考量与美国的对外干预》的讲座。

　　以下是讲座的主要内容：

　　这次讲座的主要内容，我在2016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都提到过。我今天来讲这个题目，主要是为了通过重温历史来理解美国在中美关系，特别是未来在台湾问题上可能采取的立场。

　　国家信誉的必要性

　　二战前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从战前的孤立主义转向了国际主义，甚至可以说转向了“全球干涉主义”。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对第三世界，采用各种方式进行干预，温和的有道义谴责、军事援助、经济制裁，力度较大的可能还会有军事行动。

　　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的原因，过去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三个维度来理解。比如保卫自身和盟友的安全;获取或维持战略资源的通道或关键的市场;以及遏制共产主义的传播和输出美国价值观等。

　　这样一些解释大体上是准确的，但如果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在对外干预时都会考虑利益和代价，而二战后美国干预的对象大部分是战略上并不重要的边缘地区，比如朝鲜，越南。美国在这样战略价值微不足道的地区投入了巨大的力量，甚至在明知无法获胜的情况下仍然不肯撤出，究竟是为什么呢?

　　此外，在二战后美国对外军事干预中，还有两个例子是在事发之前，美国明确表示过不打算干预，但是一旦冲突发生，美国却迅速地进行了军事干预，这也令人感到疑惑。

　　第一个例子是朝鲜战争。1950年1月12号，当时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布了一个演讲，明确提出在西太平洋建立环形防御圈，从阿留申群岛到日本列岛，经过琉球，到菲律宾。南朝鲜和台湾都在这个防御圈之外。但不到半年后，6月25号，北朝鲜要以武力统一整个朝鲜半岛的时候，美国却迅速实施了干预。这肯定不是因为朝鲜半岛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在这半年间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个例子是海湾战争，1990年8月2号，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迅速地实施了干预。但其实就在此前的一周，伊拉克总统刚刚会见过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在对话中，大使明确表示，伊拉克跟科威特之间的边界领土争端是阿拉伯人的事情，和美国没什么关系。美国只是希望它能够快点得到解决。

　　我们知道，此时冷战正在走向终结，苏联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中东地区的渗透。1989年12月，美国总统老布什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峰会上，就已经宣布相互不再把对方作为敌人，美国也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二人还宣布结束冷战。

　　这个时期已经没有外来的大国(苏联)去干预中东地区了，所以在美国看来，至少在这位大使看来，伊拉克跟科威特之间领土边界的冲突并不会引起美国的干涉。但是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之后，美国却很快进行了干预，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决议，展开了沙漠风暴行动，把伊拉克赶出了科威特。

　　这是两段非常有意思的历史。如果我们仅仅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的视角去理解的话，可能过于笼统，不能深入到决策者的直接动机和心理过程。我认为，过去的解释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维度：国家信誉的维度。

　　什么是国家信誉呢?

　　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会讲究信誉。我们判断一个人的信誉主要是看他是不是言行一致、言出必行，承诺能不能得到兑现。信誉对领导或领袖尤其重要。

　　对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中，国家的信誉是指抵御侵略、以及信守对盟友承诺的意志和能力。这里面有“信”的一面：当敌人的侵略发生时，必须兑现我们的威胁，果断实施反击;当盟友的安全受威胁时，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承担起保卫盟友的义务。此外，荣誉也是国家力量的一部分，在争夺各种有形利益的斗争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一个国家的荣誉受损，它的声望和受到的尊敬就会降低。“信”和荣誉都是一个国家的无形资产。

　　对国家信誉的维护古已有之。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人们就已经谈到了国家信誉的重要性。基辛格也说过，一个国家的信誉可以使其不必使用力量就影响事态的演变。

　　国家信誉的好坏可以直接影响到敌国或者是盟友对你未来行为的预期，一个国家的信誉越高，就容易用非战争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当一个国家的威望下降的时候，其它国家就不会愿意把未来过多寄托在这个国家的保证之上，它就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公开挑战。

　　美国在战后把自己放在“自由世界”的领袖的位置，而且确实得到了很多西方国家的认可。这就使得国家信誉对美国、特别是美国的领导地位特别重要。

　　美国领导人相信，美国的敌人和盟友乃至中立国家会根据美国过去的行为来预测美国未来的行为。如果美国在面对威胁时表现强硬和信守承诺，那么就会被认为在未来也会这样做;相反，如果美国表现软弱或未能兑现保护盟友的承诺，那么就不会有国家相信美国。里根总统的一段话典型地反映了美国领导人的这一心理。他在1983年4月27日要求国会拨款支持亲美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以推翻亲苏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权的咨文中说：“中美洲的事态事关所有美洲国家的安全，如果我们不能在那里保卫我们自己，我们就不要指望在其他地区获得成功。我们的信誉将破产，我们的联盟将瓦解，我们国土的安全也将处于危险之中。”他问道：“如果美国不能对边境线附近的威胁做出反应，为什么欧洲人和亚洲人还相信我们会认真对待他们遇到的威胁?如果苏联认为，只要不进攻美国就不会遭致美国的反击，那么还会有哪一个盟国、哪一个朋友相信我们?”

　　四个例子看美国为“面子”而进行的对外干预

　　国家的信誉好坏不在于你说什么，而在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心中是怎么想的，它存在于其它国家的领导人对你的认识中。一个国家的信誉和声望主要来源于其过去的行为，即恪守和违背其承诺的记录。就像经常食言的人难以赢得朋友的信任一样，时常背信违约的国家也会失去盟友，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也必须恪守诺言和兑现威胁以保持其信誉和可信性，即使这样做在短期内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特别在冷战时期，处在美苏两大阵营之外的这些中立国家，会根据美国过去的行为来预测美国未来的行为。

　　美国为维护国家信誉而进行对外干涉的第一个例子是朝鲜战争。为什么6月25号，当北朝鲜越过三八线时，美国迅速地作出反应?

　　6月25号，美国国务院情报评估办公室做的报告中提出了美国不干预的话可能有的后果。一是会被苏联认为软弱，从而鼓励苏联在其他地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报告认为这场战争不是北朝鲜发动的，而是背后受到了苏联和中国的支持，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会影响美国在盟友中的威信。日本已经广泛存在的中立渴望将增强;台湾导向共产党的倾向也会增强;东南亚领导人将会失去对获得美国援助来抵御共产主义的信心;共产党将借此大作文章，强调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潮流。

　　当时的荷兰外交大臣德克·斯蒂克告诉美国驻荷兰大使，如果美国允许南朝鲜陷落的话，那么对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影响绝对是灾难性的，对西欧的影响也会是可悲的。斯蒂克指出，北朝鲜的进攻是对美国亚洲政策的考验，整个亚洲都将根据美国的反应来做出判断，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美国。

　　报告中通篇都没有讲朝鲜的地缘政治意义有多重要，或者它有多少战略资源。当时美国著名的战略家、哈佛大学教授托马斯.谢林评价说：美国干预朝鲜战争不是为南朝鲜人拯救南朝鲜，而是为了保全美国的面子，这是值得的;苏联对美国行为的预期是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拥有的最珍贵资产之一。

　　第二个例子是台海危机，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4年到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一江山岛，迫使蒋介石从大陈岛撤军。在美国和台湾当局看来。大陆是在试图解放所谓的“外岛”，也就是金门和马祖。

　　我们知道金门和马祖，特别是金门离大陆很近，离厦门的市区只有10公里，离厦门东南海岸大概只有不到两公里。也就是说，如果它们被解放军攻占的话，对台湾并不能构成重大危险。

　　但是美国政府决心保卫两个小岛，甚至威胁要对大陆使用核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惜冒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的风险来确保台湾控制下的沿海小岛——金门和马祖的安全，主要也是为了维护美国信誉。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高官们看来，金门和马祖在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失去两岛对台湾安全不会产生多大危害，更不用说威胁美国的安全了。但他们认为两岛的象征意义不可忽视，特别是在法国丢掉印度支那后，如果听任共产党中国占领两个岛屿，那么美国的信誉将丧失，东南亚其他国家将失去抵抗共产主义“颠覆”的意志。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回忆录中写到，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大多数成员认为在军事意义上，金门对于保卫台湾并非是必须的，但是，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失去这个岛屿会造成灾难性的心理影响。后来，在他给丘吉尔的一封密信里解释说，台海危机使美国到了一个临界点，任何进一步的退却都肯定被视为西方世界的失败，都会在盟国和中立国心中造成恐惧，特别是盟友会担心美国说的话都不算数，他们的士气将瓦解。

　　第三个例子是越南战争。它是冷战时期美国代价最高昂的对外军事干预。

　　越南实际上离美国也非常遥远，有人戏称说2/3以上的美国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越南的位置。它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战略价值，南越政府倒台并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也不会改变全球战略的平衡。基辛格后来也讲过一句话，说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漫长、最遥远，也是与美国的直接利益最没有明显关联的一场战争。

　　那么美国为什么不断地升级对越南的干涉，甚至是在后期，在明知不能够获胜的情况下，还要把战争打下去?这也不是为了保卫有形的国家利益，而是要维护美国的信誉。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1954年的4月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一排多米诺骨牌，推倒第一块，最后一块肯定也会迅速倒下。一旦南越开始瓦解，就会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其他国家会倒向共产主义。如果整个印度支那都被共产党控制的话，带来的后果难以估量。

　　为什么南越陷落，其他东南亚国家，就会倒向共产主义?换言之，多米诺骨牌隐喻的依据何在?美国领导人为什么相信第一个张骨牌倒下会引发其他骨牌倒下的连锁反应?这也是出于对美国信誉的考虑。国际关系理论上有一个“追随”效应，如果美国不能保护南越的话，那么其他东南亚国家会一个接一个地对美国失去信心，所以美国对共产党势力的每一次进攻都必须进行坚决的回击。

　　备忘录能够反映决策者真实的想法。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1961年11月向肯尼迪总统提交的绝密备忘录中谈到美国必须干预越南的动机：美国作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对南越负有保护义务。因为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闭幕会上，美国曾公开宣布，美国会严重关切任何侵略或威胁到国际和平的事件，因此，此时把南越丢给共产主义，不仅会使东南亚条约组织名存实亡，而且会瓦解美国在其他地区承诺的可信性，东南亚其他国家会倒向共产主义。

　　正是在这一考虑的驱使下，1965年，美国开始派遣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开始了越战的“美国化”，即由美国军队来直接负责“清剿”越南南方的反政府游击队。

　　到了越战后期，实际上一些美国决策者已经意识到，这场战争美国是没有办法获胜的。即使如此，美国也要尽力做出挽救南越政府的一个样子，就像一位“好医生”一样：即使知道病人得了绝症，医生也要做出拼命挽救的样子来维护作为医生的信誉，并让病人感觉良好。美国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履行承诺和义务，即保卫南越政权，即使失败了，也比不履行承诺、什么都不做要强。

　　在当时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瑙顿给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备忘录里面，有一段话集中反映出了美国决策者的考量。他说，最根本的是，无论东南亚的形势在未来1-3年内有多么糟糕，美国都必须要显得是一个“好医生”;必须要展现诱人的外观，避免留下不好的印象;有很多“观众”都在看着我们，包括共产党，苏联阵营，南越人民，还有我们的盟友，必须要让盟友相信我们可以充当他们的保护人。他还承认，美国卷入越南的目的70%是为了避免丢脸的失败(对我们作为越南保护者的名声而言)，20%是为了使南越不落入中国人的之手(美国认为北越是中国支持的)，10%是为了让南越人民有更好和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一言以蔽之，约翰逊政府在讨论美国是否扩大对越南干涉的时候，他们主要关注的不是越南本身的战略和经济价值，而是不干涉导致的美国信誉损失。当时有一位美国的记者，叫乔纳森·谢尔，他曾广泛报道越战。他说，1965年之后，维护美国的国家信誉实际上已经成了战争的唯一目标。

　　最后一个例子是海湾战争。我们前面谈到过，在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之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明确表示他不会干预两国之间的领土纷争。那么为什么伊拉克真的入侵科威特之后，美国迅速做出大规模的军事干预?

　　当时冷战正在走向终结，美国已经明确表示，在冷战结束之后要构建一个国际新秩序。在此时，美国作为世界领导国家的信誉非常重要，如果听任伊拉克的“独裁”政权去占领它的邻国，那么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信誉将会丧失殆尽。

　　所以1990年的9月11号，布什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说，“我们今天如何处理这场危机，将塑造几代人的未来。我们面临的考验是巨大的，我们的赌注也是巨大的，这是对我们寻求建立的新秩序的第一次打击，也是对我们勇气的第一次考验。”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美国对黎巴嫩内战、安哥拉问题的处理等等，背后都有对国家信誉的考量。

　　2021年12月9日，北大历史系教授王立新做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集贤讲堂，做了一场题为《为了大国的面子——信誉考量与美国的对外干预》的讲座。

　　以下是讲座的主要内容：

　　这次讲座的主要内容，我在2016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都提到过。我今天来讲这个题目，主要是为了通过重温历史来理解美国在中美关系，特别是未来在台湾问题上可能采取的立场。

　　国家信誉的必要性

　　二战前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从战前的孤立主义转向了国际主义，甚至可以说转向了“全球干涉主义”。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对第三世界，采用各种方式进行干预，温和的有道义谴责、军事援助、经济制裁，力度较大的可能还会有军事行动。

　　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的原因，过去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三个维度来理解。比如保卫自身和盟友的安全;获取或维持战略资源的通道或关键的市场;以及遏制共产主义的传播和输出美国价值观等。

　　这样一些解释大体上是准确的，但如果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在对外干预时都会考虑利益和代价，而二战后美国干预的对象大部分是战略上并不重要的边缘地区，比如朝鲜，越南。美国在这样战略价值微不足道的地区投入了巨大的力量，甚至在明知无法获胜的情况下仍然不肯撤出，究竟是为什么呢?

　　此外，在二战后美国对外军事干预中，还有两个例子是在事发之前，美国明确表示过不打算干预，但是一旦冲突发生，美国却迅速地进行了军事干预，这也令人感到疑惑。

　　第一个例子是朝鲜战争。1950年1月12号，当时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布了一个演讲，明确提出在西太平洋建立环形防御圈，从阿留申群岛到日本列岛，经过琉球，到菲律宾。南朝鲜和台湾都在这个防御圈之外。但不到半年后，6月25号，北朝鲜要以武力统一整个朝鲜半岛的时候，美国却迅速实施了干预。这肯定不是因为朝鲜半岛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在这半年间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个例子是海湾战争，1990年8月2号，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迅速地实施了干预。但其实就在此前的一周，伊拉克总统刚刚会见过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在对话中，大使明确表示，伊拉克跟科威特之间的边界领土争端是阿拉伯人的事情，和美国没什么关系。美国只是希望它能够快点得到解决。

　　我们知道，此时冷战正在走向终结，苏联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中东地区的渗透。1989年12月，美国总统老布什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峰会上，就已经宣布相互不再把对方作为敌人，美国也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二人还宣布结束冷战。

　　这个时期已经没有外来的大国(苏联)去干预中东地区了，所以在美国看来，至少在这位大使看来，伊拉克跟科威特之间领土边界的冲突并不会引起美国的干涉。但是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之后，美国却很快进行了干预，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决议，展开了沙漠风暴行动，把伊拉克赶出了科威特。

　　这是两段非常有意思的历史。如果我们仅仅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的视角去理解的话，可能过于笼统，不能深入到决策者的直接动机和心理过程。我认为，过去的解释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维度：国家信誉的维度。

　　什么是国家信誉呢?

　　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会讲究信誉。我们判断一个人的信誉主要是看他是不是言行一致、言出必行，承诺能不能得到兑现。信誉对领导或领袖尤其重要。

　　对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中，国家的信誉是指抵御侵略、以及信守对盟友承诺的意志和能力。这里面有“信”的一面：当敌人的侵略发生时，必须兑现我们的威胁，果断实施反击;当盟友的安全受威胁时，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承担起保卫盟友的义务。此外，荣誉也是国家力量的一部分，在争夺各种有形利益的斗争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一个国家的荣誉受损，它的声望和受到的尊敬就会降低。“信”和荣誉都是一个国家的无形资产。

　　对国家信誉的维护古已有之。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人们就已经谈到了国家信誉的重要性。基辛格也说过，一个国家的信誉可以使其不必使用力量就影响事态的演变。

　　国家信誉的好坏可以直接影响到敌国或者是盟友对你未来行为的预期，一个国家的信誉越高，就容易用非战争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当一个国家的威望下降的时候，其它国家就不会愿意把未来过多寄托在这个国家的保证之上，它就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公开挑战。

　　美国在战后把自己放在“自由世界”的领袖的位置，而且确实得到了很多西方国家的认可。这就使得国家信誉对美国、特别是美国的领导地位特别重要。

　　美国领导人相信，美国的敌人和盟友乃至中立国家会根据美国过去的行为来预测美国未来的行为。如果美国在面对威胁时表现强硬和信守承诺，那么就会被认为在未来也会这样做;相反，如果美国表现软弱或未能兑现保护盟友的承诺，那么就不会有国家相信美国。里根总统的一段话典型地反映了美国领导人的这一心理。他在1983年4月27日要求国会拨款支持亲美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以推翻亲苏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权的咨文中说：“中美洲的事态事关所有美洲国家的安全，如果我们不能在那里保卫我们自己，我们就不要指望在其他地区获得成功。我们的信誉将破产，我们的联盟将瓦解，我们国土的安全也将处于危险之中。”他问道：“如果美国不能对边境线附近的威胁做出反应，为什么欧洲人和亚洲人还相信我们会认真对待他们遇到的威胁?如果苏联认为，只要不进攻美国就不会遭致美国的反击，那么还会有哪一个盟国、哪一个朋友相信我们?”

　　四个例子看美国为“面子”而进行的对外干预

　　国家的信誉好坏不在于你说什么，而在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心中是怎么想的，它存在于其它国家的领导人对你的认识中。一个国家的信誉和声望主要来源于其过去的行为，即恪守和违背其承诺的记录。就像经常食言的人难以赢得朋友的信任一样，时常背信违约的国家也会失去盟友，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也必须恪守诺言和兑现威胁以保持其信誉和可信性，即使这样做在短期内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特别在冷战时期，处在美苏两大阵营之外的这些中立国家，会根据美国过去的行为来预测美国未来的行为。

　　美国为维护国家信誉而进行对外干涉的第一个例子是朝鲜战争。为什么6月25号，当北朝鲜越过三八线时，美国迅速地作出反应?

　　6月25号，美国国务院情报评估办公室做的报告中提出了美国不干预的话可能有的后果。一是会被苏联认为软弱，从而鼓励苏联在其他地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报告认为这场战争不是北朝鲜发动的，而是背后受到了苏联和中国的支持，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会影响美国在盟友中的威信。日本已经广泛存在的中立渴望将增强;台湾导向共产党的倾向也会增强;东南亚领导人将会失去对获得美国援助来抵御共产主义的信心;共产党将借此大作文章，强调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潮流。

　　当时的荷兰外交大臣德克·斯蒂克告诉美国驻荷兰大使，如果美国允许南朝鲜陷落的话，那么对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影响绝对是灾难性的，对西欧的影响也会是可悲的。斯蒂克指出，北朝鲜的进攻是对美国亚洲政策的考验，整个亚洲都将根据美国的反应来做出判断，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美国。

　　报告中通篇都没有讲朝鲜的地缘政治意义有多重要，或者它有多少战略资源。当时美国著名的战略家、哈佛大学教授托马斯.谢林评价说：美国干预朝鲜战争不是为南朝鲜人拯救南朝鲜，而是为了保全美国的面子，这是值得的;苏联对美国行为的预期是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拥有的最珍贵资产之一。

　　第二个例子是台海危机，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4年到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一江山岛，迫使蒋介石从大陈岛撤军。在美国和台湾当局看来。大陆是在试图解放所谓的“外岛”，也就是金门和马祖。

　　我们知道金门和马祖，特别是金门离大陆很近，离厦门的市区只有10公里，离厦门东南海岸大概只有不到两公里。也就是说，如果它们被解放军攻占的话，对台湾并不能构成重大危险。

　　但是美国政府决心保卫两个小岛，甚至威胁要对大陆使用核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惜冒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的风险来确保台湾控制下的沿海小岛——金门和马祖的安全，主要也是为了维护美国信誉。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高官们看来，金门和马祖在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失去两岛对台湾安全不会产生多大危害，更不用说威胁美国的安全了。但他们认为两岛的象征意义不可忽视，特别是在法国丢掉印度支那后，如果听任共产党中国占领两个岛屿，那么美国的信誉将丧失，东南亚其他国家将失去抵抗共产主义“颠覆”的意志。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回忆录中写到，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大多数成员认为在军事意义上，金门对于保卫台湾并非是必须的，但是，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失去这个岛屿会造成灾难性的心理影响。后来，在他给丘吉尔的一封密信里解释说，台海危机使美国到了一个临界点，任何进一步的退却都肯定被视为西方世界的失败，都会在盟国和中立国心中造成恐惧，特别是盟友会担心美国说的话都不算数，他们的士气将瓦解。

　　第三个例子是越南战争。它是冷战时期美国代价最高昂的对外军事干预。

　　越南实际上离美国也非常遥远，有人戏称说2/3以上的美国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越南的位置。它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战略价值，南越政府倒台并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也不会改变全球战略的平衡。基辛格后来也讲过一句话，说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漫长、最遥远，也是与美国的直接利益最没有明显关联的一场战争。

　　那么美国为什么不断地升级对越南的干涉，甚至是在后期，在明知不能够获胜的情况下，还要把战争打下去?这也不是为了保卫有形的国家利益，而是要维护美国的信誉。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1954年的4月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一排多米诺骨牌，推倒第一块，最后一块肯定也会迅速倒下。一旦南越开始瓦解，就会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其他国家会倒向共产主义。如果整个印度支那都被共产党控制的话，带来的后果难以估量。

　　为什么南越陷落，其他东南亚国家，就会倒向共产主义?换言之，多米诺骨牌隐喻的依据何在?美国领导人为什么相信第一个张骨牌倒下会引发其他骨牌倒下的连锁反应?这也是出于对美国信誉的考虑。国际关系理论上有一个“追随”效应，如果美国不能保护南越的话，那么其他东南亚国家会一个接一个地对美国失去信心，所以美国对共产党势力的每一次进攻都必须进行坚决的回击。

　　备忘录能够反映决策者真实的想法。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1961年11月向肯尼迪总统提交的绝密备忘录中谈到美国必须干预越南的动机：美国作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对南越负有保护义务。因为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闭幕会上，美国曾公开宣布，美国会严重关切任何侵略或威胁到国际和平的事件，因此，此时把南越丢给共产主义，不仅会使东南亚条约组织名存实亡，而且会瓦解美国在其他地区承诺的可信性，东南亚其他国家会倒向共产主义。

　　正是在这一考虑的驱使下，1965年，美国开始派遣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开始了越战的“美国化”，即由美国军队来直接负责“清剿”越南南方的反政府游击队。

　　到了越战后期，实际上一些美国决策者已经意识到，这场战争美国是没有办法获胜的。即使如此，美国也要尽力做出挽救南越政府的一个样子，就像一位“好医生”一样：即使知道病人得了绝症，医生也要做出拼命挽救的样子来维护作为医生的信誉，并让病人感觉良好。美国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履行承诺和义务，即保卫南越政权，即使失败了，也比不履行承诺、什么都不做要强。

　　在当时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瑙顿给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备忘录里面，有一段话集中反映出了美国决策者的考量。他说，最根本的是，无论东南亚的形势在未来1-3年内有多么糟糕，美国都必须要显得是一个“好医生”;必须要展现诱人的外观，避免留下不好的印象;有很多“观众”都在看着我们，包括共产党，苏联阵营，南越人民，还有我们的盟友，必须要让盟友相信我们可以充当他们的保护人。他还承认，美国卷入越南的目的70%是为了避免丢脸的失败(对我们作为越南保护者的名声而言)，20%是为了使南越不落入中国人的之手(美国认为北越是中国支持的)，10%是为了让南越人民有更好和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一言以蔽之，约翰逊政府在讨论美国是否扩大对越南干涉的时候，他们主要关注的不是越南本身的战略和经济价值，而是不干涉导致的美国信誉损失。当时有一位美国的记者，叫乔纳森·谢尔，他曾广泛报道越战。他说，1965年之后，维护美国的国家信誉实际上已经成了战争的唯一目标。

　　最后一个例子是海湾战争。我们前面谈到过，在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之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明确表示他不会干预两国之间的领土纷争。那么为什么伊拉克真的入侵科威特之后，美国迅速做出大规模的军事干预?

　　当时冷战正在走向终结，美国已经明确表示，在冷战结束之后要构建一个国际新秩序。在此时，美国作为世界领导国家的信誉非常重要，如果听任伊拉克的“独裁”政权去占领它的邻国，那么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信誉将会丧失殆尽。

　　所以1990年的9月11号，布什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说，“我们今天如何处理这场危机，将塑造几代人的未来。我们面临的考验是巨大的，我们的赌注也是巨大的，这是对我们寻求建立的新秩序的第一次打击，也是对我们勇气的第一次考验。”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美国对黎巴嫩内战、安哥拉问题的处理等等，背后都有对国家信誉的考量。

　　为了“面子”，值得吗?

　　美国在一些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无足轻重的地区，投入了巨大的力量。这实际上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它带来的后果，第一是鼓励好战精神和强硬政策，使任何的妥协和退让都变得不可能。

　　第二，它使美国无法分清核心利益和边缘利益，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导致美国频繁实施对外干涉。

　　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一个理智的国家会根据国家利益而对资源进行分配。对任何一个理性的领导人来说，世界各个地区不可能对美国都同等重要，总有一些地区属于美国的核心利益，而另一些地区属于边缘利益，但是对信誉的重视使美国把各个地区看得同等重要，无法区分核心利益与边缘利益。就像肯尼迪总统说的，无论一个国家距我们的国界多么遥远，一旦它消失在铁幕之后(也就是倒向苏联阵营)，都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这显然不是一个基于理性的利益算计的行为。

　　基辛格在1975年，为美国的政策进行辩护的时候讲过，和平是不可分割的，美国不可能执行一项有选择的维护美国信誉的政策，在世界的某一地区抛弃朋友不可能不损害其他朋友的安全。

　　甚至在明知不可能成功的情况下，美国也要为了履行承诺而做出干涉，也就是前面说的“好医生”效应。

　　结果就是，美国过多地承担了义务，在次要和边远地区发挥了大量资源，美国的国力被削弱，战略地位下降。国际关系学者称此为“信誉悖论”：美国的干涉本来是为了维护信誉，结果反而削弱了它。

　　美国对越南的干涉是冷战时期美国的过度扩张的典型例子。它带来的结果就是美国实力和地位的下降。之所以70年代中后期被认为是一个东方压倒西方的时期，其实跟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是直接相关的。同时，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对阿富汗和对伊拉克的入侵，也极大地损耗了美国的国力，导致了美国的衰落。

　　这就是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里所说的“帝国的过度扩张”。信誉焦虑是美国在二战后过度扩张的一大根源。

　　信誉政策的历史根源

　　那么，美国如此注重信誉的根源是什么呢?这和美国在二战后的国际地位有关。当时，美国成了“超级大国”，以世界领袖自居。1947年提出的杜鲁门主义，就明确说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国家。因此，相比于小国，美国更看重自己的信誉。小国不会把遥远的地方性冲突看作自己的重要利益并加以关注或进行干预。信誉焦虑很大程度上是大国特有的这样一个现象。

　　二战后，美国自认为是大国，是世界领导国家，美国的责任不仅仅在于保卫所谓的自由国家的安全，还要维护战后美国一手缔造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

　　所以世界任何地区发生的在美国领导人看来会破坏和平和威胁自由的事态，都跟美国相关，美国都有责任来过问，如果美国拒绝履行这个责任的话，那么不仅美国的安全，整个自由世界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会崩塌。

　　第二个根源就在于冷战的性质。冷战不仅是美苏两个大国的地缘政治对抗，还是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之间的较量，是一场所谓的“人心之争”。

　　因此，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和所谓的“自由的生活方式”代言人的美国，形象和声誉在美国领导人心中就显得异常重要。如果美国表现出软弱，或者信誉受损，就会给人留下共产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活力、共产主义代表未来潮流的印象。在美国领导人看来，一旦这种印象形成，就会促进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走苏联的道路、追随苏联而不是美国。

　　第三个根源就是慕尼黑的教训。在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上，英法等国领导人牺牲法国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了纳粹德国，试图通过满足希特勒的领土要求来避免战争。英国首相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到英国后，发表谈话称这个会议可以保障20年“光荣的和平”。但是慕尼黑会议实际上刺激了纳粹德国的欲望，不仅未能避免战争，甚至可能加剧了战争的到来，二战很快就爆发了。慕尼黑会议被认为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耻辱。当时丘吉尔就批评说，这不是“光荣的和平”，而是“耻辱的和平”。

　　慕尼黑会议上对纳粹德国的绥靖被战后美国和西方领导人视为重要的历史教训。一方面，民主的大国(英法)听任独裁国家(当时的纳粹德国)来肢解一个民主小国(捷克斯洛伐克)，是极不名誉的。另一方面，这也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种让步的结果是刺激对手的欲望，不仅未能避免战争，反而招致了战争。

　　杜鲁门在很多场合都谈到，必须要吸取慕尼黑的教训。让步和妥协是愚蠢的。

　　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甚至肯尼迪，他们都是在三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思想很难超越时代。很难摆脱慕尼黑会议的历史记忆。

　　第四点就是核时代的来临。美苏两国都有巨大的核武器库，两国之间爆发战争可能带来的灾难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双方采取的都是威慑战略。而威慑想成功的话，就必须满足两个方面，一是要有实力，这是可以测量的。美苏的核武器的实力大体相当，都可以让整个地球那么毁灭无数次;第二个条件就是可信性，也就是对手的决心。要让潜在的进攻者相信，防御者有使用自己的力量进行报复的意志和决心。这种威胁越可信，威慑政策就越可能成功。

　　二战之前美国是不太重视信誉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践踏和破坏。华盛顿体系是一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签订了《九国公约》。可是日本军部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实际上是违背了《九国公约》，破坏了华盛顿体系。但美国对日本并没有采取惩罚行动，更不用说诉诸战争手段来维护华盛顿体系了。原因之一是在二战之前，美国并没有把自己视为承担着重要国际义务的世界领袖。

　　总结来说，这四大因素就是二战之后美国对外干预的动力。它们在当前仍然存在，美国仍然自认为是世界领导国家，负有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和保卫盟友的义务。

　　武力统一台湾，美国会置之不理吗?

　　在美国看来，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仅是大国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很大程度上也是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之争。这与当年的美苏对抗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维护美国作为世界领导国家的信誉仍会是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时将会考虑的重要因素。

　　那么，信誉考量在未来会如何塑造和影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如果大陆用武力实施统一的话，美国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我注意到一些网络大V称，如果我们统一台湾，美国不会干预，因为台湾对美国没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美国不会冒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危险保卫台湾。

　　这样的判断就是很草率的，因为完全忽视了信誉因素。美国在决定是否干预台海局势时，最主要的考量可能不是台湾的战略和经济利益，而是不干预或干预失败给美国带来的信誉损失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从而让美国付出巨大的、甚至难以承受的代价。因此，美国决策者可能认为，在面对大陆“武统”时，美国除了干预之外别无选择，必要时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也是值得的。

　　那么，美国决策者心中考虑的不干预或干预失败的“代价”会是什么呢?从以上我们描述的历史经验看，美国决策者心中的代价可能包括：

　　第一，美国会被认为软弱无力，缺乏与中国较量的决心，美国的其他盟友会怀疑美国是否有决心和能力来履行保护的义务。这些盟友可能会屈服于中国的压力，甚至倒向中国，从而导致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瓦解。也就是说，多米诺骨牌效应可能会重演。

　　第二，美国拒绝干预或干预失败可能进一步刺激中国强硬的外交政策，鼓励中国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解决南海争端以及领土争端。在美国软弱无力和缺乏对抗中国决心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将不得不屈服于中国的压力，遵从中国的意志。

　　第三，其结果就是中国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国家，美国的影响将退出太平洋，将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中国。

　　第四，随着美国的影响退出太平洋，美国的全球地位和声望将会遭受重大打击，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主导地位也会岌岌可危，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地位会逐渐瓦解，美国一手建立的国际秩序也会崩塌。

　　最终结果就是美国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全面失败，美国不得不退回西半球，美国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也将会因此而失去吸引力。

　　美国政府在决定是否干预中国的“武统”时，以上这些“代价”肯定会纳入其考虑之中。

　　另外，我也注意到，在最近讨论美国撤离阿富汗问题时，有人认为既然美国没有保护阿富汗，那它也就不会保卫台湾。这样的推测无疑也是有问题的，因为阿富汗与台湾不同。

　　那么，台湾和阿富汗在美国人眼中有何不同?

　　差别有四。第一，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在阿富汗的使命是清除基地组织，而非国家构建(即在阿富汗打造一个稳定的、能够对全国进行有效管理的亲美的西式民主政府)。那么，实际上在2011年本拉登被击毙之后，美国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但美国并没有撤出阿富汗，却错误地把“国家构建”(nation building)的任务揽到了自己肩上。而在阿富汗，由于各种极端不利的条件，外部力量通过干预，进而在阿富汗建立一个稳定有效的全国性政府，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美国在过去十年间已经投入了巨量的资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虽然没有成功地完成在阿富汗的“国家构建”，但已经尽力了，也就是说已经展示了其作为“好医生”的形象。因此美国撤出阿富汗虽然损害了美国的信誉，但这一损害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而且美国的撤出也得到了盟友的认可。

　　第二，塔利班并非像苏联和中国那样，是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者和竞争者。美国不可能把它看做平等的竞争对手，对塔利班让步不会产生美国盟友倒向塔利班的后果。因此，美国用不着担心放弃阿富汗会产生国际关系史上经常发生的“追随”效应。

　　第三，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并不具有示范性和广泛的吸引力，美国与塔利班之间的较量也不涉及到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之争，放弃阿富汗不会增强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不会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而无论是冷战时期的敌人苏联还是当前的竞争对手中国，发展模式和制度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在美国人看来，是属于竞争性的意识形态。

　　第四，阿富汗是位于中亚的多山且贫穷的小国，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处于边缘性的地位，撤出阿富汗可以让美国甩掉一个巨大的战略包袱，并很可能会给周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对手留下隐患。而台湾的战略地位比阿富汗重要得多。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美国现在放弃了阿富汗就得出美国将来会放弃台湾的结论。

　　总而言之，我们在判断未来美国对武统台湾可能会做出何种反应的时候，必须要把信誉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来加以考虑。任何仅仅从台湾本身是否对美国具有战略和经济价值出发来预判美国反应的做法都是轻率的，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