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成果——纪念中埃建交65周年

　　埃及，即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公元前3000余年前即已出现奴隶制政权，历经30多个王朝。公元前525年，埃及成为波斯帝国的行省，后被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征服。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入侵，埃及全面伊斯兰化，1517年又成为奥斯曼帝国一部分。1882年，埃及沦为英国保护国，1922年获得独立地位。

　　埃及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通要冲，境内苏伊士运河是连接大西洋与印度洋的重要海运通道，经济价值与军事战略意义极大。作为中东地区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发展潜力较大的国家，埃及与世界各地，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和非洲有着广泛的天然联系，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一直拥有较大影响。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埃及时参观狮身人面像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对西亚北非事务并不十分了解。该地区也没有任何国家承认中国的新政权。1952年7月，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社会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的封建统治，于1953年6月建立了共和体制。有资料显示，埃及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曾经考虑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只是由于美国的压力，新政权在是否与新中国建交问题上迟疑不决，采取了犹豫和观望的态度。新中国对埃及这场革命的背景和性质，当时并不特别清楚，一度认为这是美国操纵的军事政变，并且认定新政府是“反动的军人独裁集团”。

　　1954年纳赛尔出任总理后，埃及新政权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深度调整，反帝反殖色彩日益鲜明，中国对埃及的看法和立场逐渐转变。当年8月，纳赛尔在一次公开采访中明确表示：承认台湾而忽视红色中国“实在是一个国际笑话”。当年10月，毛泽东会见一个来华访问的亚非国家代表团时，明确表示：埃及属于被压迫民族，他们的国家是由爱国的政党和团体领导的。

　　当时，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以纳赛尔为首的埃及新政权像许多新兴国家政权一样，并不完全了解与中国建交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尤其不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他们希望与台湾当局和新中国同时建立和保持外交关系，并且通过埃及驻印度大使试探过中方的态度。中国本着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统一的态度，一方面表示中方不能接受“两个中国”的做法，另一方面建议埃及向中国派驻非官方的贸易代表，同时提出了对阿拉伯国家开展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即“善于等待，增进往来，多做工作，水到渠成。”

　　1955年4月，29个亚非国家领导人和政府代表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亚非会议。周恩来总理赴会途中，在缅甸首都仰光会见了埃及总理纳赛尔。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又与纳赛尔进行了深度接触和交流，双方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可以说，周恩来与纳赛尔在万隆会议期间形成的个人关系，为中埃两国后来建交创造了重要前提。对此，纳赛尔本人曾公开说过：“万隆会议为加强埃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万隆会议把我们团结了起来，并确定了我们的目标。”

　　1955年5月，在中埃两国并未正式建交的情况下，中方友好地邀请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访华，周恩来亲自会见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会谈。中埃双方签署了有关贸易与文化合作的意向性文件和备忘录。此访拉开了中埃正式交往的序幕。当年8月，埃及工商部长努赛尔也应邀率团访华，双方又签署了有效期三年的贸易协定，并且同意互设官方商务代表处。1956年3月，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应邀访问了埃及，受到已出任总统的纳赛尔的亲切接见，中埃关系进一步升温。

　　1956年5月16日，埃及宣布撤消与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致信纳赛尔总统，明确表示希望两国尽快交换使节，同时邀请纳赛尔访华。5月30日，双方宣布正式建交。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和西亚非洲地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这时，纳赛尔政权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张。特别是后来纳赛尔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后，西方对埃实行武器禁运，纳赛尔急需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帮助打破西方的野蛮封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从中斡旋，推动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埃及出口了一批武器，同时还促使苏联政府改变了此前对埃及新政权所持的消极立场。此外，当时国际棉花市场行情不好，埃及棉花大量滞销，埃及经济因此遭受重创。在这种情况下，中方积极履行两国贸易协定，连续两年大量进口埃及棉花，进口量占中方进口货物量的96.4%。当时，埃及正在修建的阿斯旺大水坝需要大量钢材，中国在本国钢材供应也很紧张的情况下，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优惠价格，向埃及出口6万吨钢材。这些雪中送炭的无私行为，深深地感动了纳赛尔本人，从而也大大提升了两国关系的质量和水平。

　　1956年9月17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毛泽东对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行为表示坚决支持，赞扬埃“收回苏伊士运河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表示中国“愿意尽力帮助埃及”，提供“无代价的援助”。

　　1956年下半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即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中国坚决站在埃及一边，反对英法两国和以色列入侵埃及。中方严正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响应埃及政府的呼吁，愿意尽我们的能力所及，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包括提供物质援助在内，支持埃及的斗争，反对英法的侵略。”毛泽东本人亲自向埃及大使表示，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力所能及，一定帮助。不仅如此，他还就埃及开展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方针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请周恩来转告埃及方面。整个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中国各大城市纷纷举行声援埃及的示威游行活动。中国人民支持埃及反抗侵略委员会和中埃友好协会，也是在那个时候宣告成立的。据时任埃及驻华大使透露，当时中国已准备派出25万志愿军前往埃及，参加保卫苏伊士运河的战斗。

　　中埃建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突破。两国关系迅速升温，对新中国打开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起到了重要拉动作用。当年7-8月间，另外两个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和也门，相继同新中国建交。此后，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进一步增多。1950年下半年起一直未有国家与新中国建交的“外交清冷”局面，从此被打破。在事关中国主权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譬如联合国表决中国代表权、中国反对美国军舰进入台湾海峡，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基本上都站在了中国一边。美国孤立新中国的“统一战线”，在西亚北非和阿拉伯世界，出现了巨大裂缝。

　　作者系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

　　埃及，即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公元前3000余年前即已出现奴隶制政权，历经30多个王朝。公元前525年，埃及成为波斯帝国的行省，后被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征服。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入侵，埃及全面伊斯兰化，1517年又成为奥斯曼帝国一部分。1882年，埃及沦为英国保护国，1922年获得独立地位。

　　埃及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通要冲，境内苏伊士运河是连接大西洋与印度洋的重要海运通道，经济价值与军事战略意义极大。作为中东地区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发展潜力较大的国家，埃及与世界各地，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和非洲有着广泛的天然联系，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一直拥有较大影响。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埃及时参观狮身人面像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对西亚北非事务并不十分了解。该地区也没有任何国家承认中国的新政权。1952年7月，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社会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的封建统治，于1953年6月建立了共和体制。有资料显示，埃及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曾经考虑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只是由于美国的压力，新政权在是否与新中国建交问题上迟疑不决，采取了犹豫和观望的态度。新中国对埃及这场革命的背景和性质，当时并不特别清楚，一度认为这是美国操纵的军事政变，并且认定新政府是“反动的军人独裁集团”。

　　1954年纳赛尔出任总理后，埃及新政权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深度调整，反帝反殖色彩日益鲜明，中国对埃及的看法和立场逐渐转变。当年8月，纳赛尔在一次公开采访中明确表示：承认台湾而忽视红色中国“实在是一个国际笑话”。当年10月，毛泽东会见一个来华访问的亚非国家代表团时，明确表示：埃及属于被压迫民族，他们的国家是由爱国的政党和团体领导的。

　　当时，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以纳赛尔为首的埃及新政权像许多新兴国家政权一样，并不完全了解与中国建交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尤其不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他们希望与台湾当局和新中国同时建立和保持外交关系，并且通过埃及驻印度大使试探过中方的态度。中国本着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统一的态度，一方面表示中方不能接受“两个中国”的做法，另一方面建议埃及向中国派驻非官方的贸易代表，同时提出了对阿拉伯国家开展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即“善于等待，增进往来，多做工作，水到渠成。”

　　1955年4月，29个亚非国家领导人和政府代表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亚非会议。周恩来总理赴会途中，在缅甸首都仰光会见了埃及总理纳赛尔。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又与纳赛尔进行了深度接触和交流，双方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可以说，周恩来与纳赛尔在万隆会议期间形成的个人关系，为中埃两国后来建交创造了重要前提。对此，纳赛尔本人曾公开说过：“万隆会议为加强埃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万隆会议把我们团结了起来，并确定了我们的目标。”

　　1955年5月，在中埃两国并未正式建交的情况下，中方友好地邀请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访华，周恩来亲自会见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会谈。中埃双方签署了有关贸易与文化合作的意向性文件和备忘录。此访拉开了中埃正式交往的序幕。当年8月，埃及工商部长努赛尔也应邀率团访华，双方又签署了有效期三年的贸易协定，并且同意互设官方商务代表处。1956年3月，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应邀访问了埃及，受到已出任总统的纳赛尔的亲切接见，中埃关系进一步升温。

　　1956年5月16日，埃及宣布撤消与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致信纳赛尔总统，明确表示希望两国尽快交换使节，同时邀请纳赛尔访华。5月30日，双方宣布正式建交。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和西亚非洲地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这时，纳赛尔政权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张。特别是后来纳赛尔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后，西方对埃实行武器禁运，纳赛尔急需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帮助打破西方的野蛮封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从中斡旋，推动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埃及出口了一批武器，同时还促使苏联政府改变了此前对埃及新政权所持的消极立场。此外，当时国际棉花市场行情不好，埃及棉花大量滞销，埃及经济因此遭受重创。在这种情况下，中方积极履行两国贸易协定，连续两年大量进口埃及棉花，进口量占中方进口货物量的96.4%。当时，埃及正在修建的阿斯旺大水坝需要大量钢材，中国在本国钢材供应也很紧张的情况下，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优惠价格，向埃及出口6万吨钢材。这些雪中送炭的无私行为，深深地感动了纳赛尔本人，从而也大大提升了两国关系的质量和水平。

　　1956年9月17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毛泽东对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行为表示坚决支持，赞扬埃“收回苏伊士运河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表示中国“愿意尽力帮助埃及”，提供“无代价的援助”。

　　1956年下半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即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中国坚决站在埃及一边，反对英法两国和以色列入侵埃及。中方严正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响应埃及政府的呼吁，愿意尽我们的能力所及，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包括提供物质援助在内，支持埃及的斗争，反对英法的侵略。”毛泽东本人亲自向埃及大使表示，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力所能及，一定帮助。不仅如此，他还就埃及开展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方针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请周恩来转告埃及方面。整个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中国各大城市纷纷举行声援埃及的示威游行活动。中国人民支持埃及反抗侵略委员会和中埃友好协会，也是在那个时候宣告成立的。据时任埃及驻华大使透露，当时中国已准备派出25万志愿军前往埃及，参加保卫苏伊士运河的战斗。

　　中埃建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突破。两国关系迅速升温，对新中国打开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起到了重要拉动作用。当年7-8月间，另外两个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和也门，相继同新中国建交。此后，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进一步增多。1950年下半年起一直未有国家与新中国建交的“外交清冷”局面，从此被打破。在事关中国主权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譬如联合国表决中国代表权、中国反对美国军舰进入台湾海峡，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基本上都站在了中国一边。美国孤立新中国的“统一战线”，在西亚北非和阿拉伯世界，出现了巨大裂缝。

　　作者系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