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格林：需要避免新冷战，美中之间的对峙将比美苏冷战严重得多

　　在冷战最严峻的时期——1958年，我的父亲加入了美国空军。在那段时间，世界处于持续的恐惧氛围之中，核战争的可能性影响着每一个地缘政治决策。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在学校听到过“蹲下、掩护演习”，为可能发生的核攻击做准备。回顾历史上的这一段黑暗篇章，应该明确地知道，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新冷战的出现——这一次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冷战。

　　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一直享受着单极世界的相对和平——在这个世界上，美国建构了一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然而，中国的崛起威胁到了这种单极和平。我们正被拉回一种两极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整个世界都被迫在两个对立的大国之间做出选择。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使我们整个国际秩序陷入混乱，并会耗尽许多国家的资源。为了美国和世界的稳定，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个多极化的全球秩序，并邀请中国成为这个新的多极化体系中的一员，共同建立的基于规则的新国际秩序。

　　我们必须避免另一个版本的两极体系出现，陷入我所说的“两极怪圈”里。“两极怪圈”出现在长期战争之后，筋疲力尽的双方通过条约和谈判寻求和平。这些条约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和平。根据亨利•基辛格的定义，我将仅仅依靠条约维持的时期称为“合法性阶段”。然而，各方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势力均衡阶段”，各国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条约来维持和平。这种转变最终会导致一场军备竞赛出现。军备竞赛使各国财政紧张，因此它们开始寻求军事联盟。“联盟阶段”开始了从多极向两极的国际秩序的过渡，而正是这种两极体系促成了战争并再次开始了“两极怪圈”。

　　通过我在西点军校(West Point)就读时对历史的研究，我发现两极体系总是导致战争，而多极体系则会带来稳定。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到冷战，两极世界结构里的各国结盟屡屡导致灾难。尽管一些国际关系专家认为，冷战的两极阻止了核战争的发生，并表明冷战的结构是最好的。但在一名越战或韩战老兵面前，学者们最好闭口不谈，而不是告诉他，他参加的战争是冷战。

　　美中之间的对峙将比美苏间的两极分化严重得多。美国和中国的供应链完全交织在一起，两国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对我们经济方面的重要部门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比如医疗和汽车行业。

　　中国也在快速建设自己的军队，并且在海军舰艇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仅在4月份就有三艘军舰服役。虽然美国和中国之间在陆地上的代理人战争比美苏之间的风险要小，但在一个两极体系中，南中国海的海上争端即使可以避免，但发生的风险也很大，而这种冲突的代价是不可估量的。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在加强军事力量的同时，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吸引美国的传统伙伴。当下正处于“势力均衡”和“联盟”阶段。美国可以做出同样的回应，也可以寻求一条新的道路。如果美国希望避免两极世界的危险，我们必须制定一项应对中国崛起的新战略。

　　很明显，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正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中国对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发动了多次网络攻击，并窃取了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中国以“债务陷阱”式的外交瞄准了许多地区，在东海和南海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并对内也越来越强硬。这些挑衅行为，加上中国以自己的形象重建国际秩序的意图，对世界各地的自由构成了威胁。

　　1972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类似的沸点。韩战在20年前才结束，美国强烈反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尽管双方的分歧加剧，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还是决定与毛泽东主席见面，并在会晤后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这份公报坦诚地阐述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列出了尽管存在这些分歧，但我们可以达成一致并共同努力的领域。使这一联合公报成为可能的是苏联，美国和中国正是在这一共同的威胁下团结起来的。

　　今天，我们需要一个新版本的“中美联合公报”，让我们再次诚实地对待我们的分歧和绝对立场。这当然需要中国政府诚实，而这本身就是一个难点。一旦所有问题都摆到桌面上，我们就可以向前推进，找到我们可以合作的领域，无论是具体的全球公共卫生或环境保护，还是广泛的定义基于规则的新国际秩序，中国在其中有一定的发言权。在过去，把中国和美国的关注重点放在一个共同目标上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对未来最大的希望是避免一场新的冷战。

　　在2021年3月发表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一篇文章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和查尔斯·库普坎(Charles Kupchan)提出了一种仿效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协同”(Concert of Europe)的新“大国协调”(Concert)的论点，其目的是建立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以防止大国联盟、两极分化和新的灾难性战争出现。哈斯和库普坎假定了多极化在今天仍然是存在的。虽然我不同意这种假设，但一场“协调一致”的安排可以创造并维持一个真正的多极化体系。

　　为了整个国际秩序可以实现和平与稳定，我们的最佳机会是建立一个多极体系。无论哪种机制，不管是哈斯的协同还是其他机制，美国都必须竭尽所能建立这样的机制，并避免与中国陷入可能对两国造成毁灭性打击的两极对峙。这一进程应从一项明确界定各国立场和意图的新“上海公报”开始。

　　作者马克·格林(Mark Green)系美国国会联邦众议员，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任职，曾是一名参加伊拉克战争的退役军人、医生。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stabilizing-divided-world-path-forward-us-china-relations-188790

　　在冷战最严峻的时期——1958年，我的父亲加入了美国空军。在那段时间，世界处于持续的恐惧氛围之中，核战争的可能性影响着每一个地缘政治决策。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在学校听到过“蹲下、掩护演习”，为可能发生的核攻击做准备。回顾历史上的这一段黑暗篇章，应该明确地知道，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新冷战的出现——这一次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冷战。

　　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一直享受着单极世界的相对和平——在这个世界上，美国建构了一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然而，中国的崛起威胁到了这种单极和平。我们正被拉回一种两极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整个世界都被迫在两个对立的大国之间做出选择。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使我们整个国际秩序陷入混乱，并会耗尽许多国家的资源。为了美国和世界的稳定，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个多极化的全球秩序，并邀请中国成为这个新的多极化体系中的一员，共同建立的基于规则的新国际秩序。

　　我们必须避免另一个版本的两极体系出现，陷入我所说的“两极怪圈”里。“两极怪圈”出现在长期战争之后，筋疲力尽的双方通过条约和谈判寻求和平。这些条约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和平。根据亨利•基辛格的定义，我将仅仅依靠条约维持的时期称为“合法性阶段”。然而，各方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势力均衡阶段”，各国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条约来维持和平。这种转变最终会导致一场军备竞赛出现。军备竞赛使各国财政紧张，因此它们开始寻求军事联盟。“联盟阶段”开始了从多极向两极的国际秩序的过渡，而正是这种两极体系促成了战争并再次开始了“两极怪圈”。

　　通过我在西点军校(West Point)就读时对历史的研究，我发现两极体系总是导致战争，而多极体系则会带来稳定。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到冷战，两极世界结构里的各国结盟屡屡导致灾难。尽管一些国际关系专家认为，冷战的两极阻止了核战争的发生，并表明冷战的结构是最好的。但在一名越战或韩战老兵面前，学者们最好闭口不谈，而不是告诉他，他参加的战争是冷战。

　　美中之间的对峙将比美苏间的两极分化严重得多。美国和中国的供应链完全交织在一起，两国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对我们经济方面的重要部门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比如医疗和汽车行业。

　　中国也在快速建设自己的军队，并且在海军舰艇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仅在4月份就有三艘军舰服役。虽然美国和中国之间在陆地上的代理人战争比美苏之间的风险要小，但在一个两极体系中，南中国海的海上争端即使可以避免，但发生的风险也很大，而这种冲突的代价是不可估量的。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在加强军事力量的同时，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吸引美国的传统伙伴。当下正处于“势力均衡”和“联盟”阶段。美国可以做出同样的回应，也可以寻求一条新的道路。如果美国希望避免两极世界的危险，我们必须制定一项应对中国崛起的新战略。

　　很明显，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正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中国对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发动了多次网络攻击，并窃取了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中国以“债务陷阱”式的外交瞄准了许多地区，在东海和南海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并对内也越来越强硬。这些挑衅行为，加上中国以自己的形象重建国际秩序的意图，对世界各地的自由构成了威胁。

　　1972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类似的沸点。韩战在20年前才结束，美国强烈反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尽管双方的分歧加剧，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还是决定与毛泽东主席见面，并在会晤后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这份公报坦诚地阐述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列出了尽管存在这些分歧，但我们可以达成一致并共同努力的领域。使这一联合公报成为可能的是苏联，美国和中国正是在这一共同的威胁下团结起来的。

　　今天，我们需要一个新版本的“中美联合公报”，让我们再次诚实地对待我们的分歧和绝对立场。这当然需要中国政府诚实，而这本身就是一个难点。一旦所有问题都摆到桌面上，我们就可以向前推进，找到我们可以合作的领域，无论是具体的全球公共卫生或环境保护，还是广泛的定义基于规则的新国际秩序，中国在其中有一定的发言权。在过去，把中国和美国的关注重点放在一个共同目标上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对未来最大的希望是避免一场新的冷战。

　　在2021年3月发表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一篇文章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和查尔斯·库普坎(Charles Kupchan)提出了一种仿效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协同”(Concert of Europe)的新“大国协调”(Concert)的论点，其目的是建立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以防止大国联盟、两极分化和新的灾难性战争出现。哈斯和库普坎假定了多极化在今天仍然是存在的。虽然我不同意这种假设，但一场“协调一致”的安排可以创造并维持一个真正的多极化体系。

　　为了整个国际秩序可以实现和平与稳定，我们的最佳机会是建立一个多极体系。无论哪种机制，不管是哈斯的协同还是其他机制，美国都必须竭尽所能建立这样的机制，并避免与中国陷入可能对两国造成毁灭性打击的两极对峙。这一进程应从一项明确界定各国立场和意图的新“上海公报”开始。

　　作者马克·格林(Mark Green)系美国国会联邦众议员，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任职，曾是一名参加伊拉克战争的退役军人、医生。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stabilizing-divided-world-path-forward-us-china-relations-188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