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兴杰：后疫情时代世界秩序图景

　　中美安克雷奇高层会晤和交锋之后，中美两国外长都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之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中国外长王毅接待了到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随后开始了中东六国之行。

　　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之后，面对面的外交活动几乎冻结，从中美两大国的外交行动来看，世界正在进入后疫情时代。

　　冠病疫情没有颠覆国际秩序，但是加剧了国际秩序的失衡状态。世界秩序的渐进变迁围绕着中美之间的竞争、合作与博弈展开，越来越呈现出“G2+X”的未来图景和演化逻辑。

　　中美安克雷奇会晤，或许是世界秩序变迁中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场景，在国际媒体在场的情况下，中美高级外交官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辩论，这是冷战结束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一幕。

　　《纽约时报》评论说，总统拜登上台60天后，美国迎来了一个超级大国激烈竞争的新时代，其标志是美俄自冷战结束以来最糟糕的外交关系，以及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美最糟糕的外交关系。

　　事实上，更值得关注的是中美安克雷奇开场白环节辩论的内容，而非气氛或者用词;双方关注的焦点和实质是应该维护和发展哪种国际秩序，国际秩序的规则基础是什么，以及哪种秩序具有更大的代表性与合法性。

　　不可否认，国际秩序的权力结构已经累积了非常大的变化，而安克雷奇争论的是秩序的合法性。实力结构加合法性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形态，我们甚至可以说，中美的“2+2”会晤是世界秩序的“安克雷奇时刻”。

　　安克雷奇会晤，不能以成败来论。与开场白环节具有戏剧性的“仪式”相比，三场闭门会议是双方之间测温、探异的过程，当然也达成了诸多的共识。首先，中美之间的常规外交接触将恢复，即便是吵架，也比隔空喊话或者“外交冷淡”要好得多。中方对于安克雷奇会晤的评价是比较高的，“坦率、及时、有建设性”“中美继续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其次，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合作的共识。最后，通过磋商修复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美外交关系的诸多破坏，比如媒体、领事关系、人文交流等。从整体来说，安克雷奇会晤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止跌”，经历了特朗普时代的暴跌之后，中美关系须要探底了。

　　安克雷奇会晤未必能够形成G2(两国集团)的格局，但是世界秩序中的中美“重心”是显而易见的，任何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没有中美两国的参与都难以推进，这是基本的事实。

　　G2并非中美主导，也并非国际秩序的全部，G2+X的含义在于，X既可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可能是重大的全球议题，比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在新的国际秩序结构中，G2的行为和规范会有趋同的倾向，或者说这是国际体系对大国的“社会化”进程。

　　维持大国关系的灵活性，需要中美具有自主性，刚性同盟必然会出现阵营化的局面。拜登政府修复同盟体系的限度在于，避免被盟友牵着鼻子走，形成“尾巴摇狗”的尴尬局面。拜登政府对于澳大利亚、加拿大的承诺并未兑现，而日本在美日“2+2”联合声明中存在“抢跑”的嫌疑，韩国几乎回避了加入印太，与美国联手对抗中国的议题。

　　俄罗斯外长在暴发冠病疫情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双方外长在“山水甲天下”的“小城”(拉夫罗夫语)会晤，“通报”了对美关系的近况，发表了关于“全球治理”的联合声明，凸显了“各自”发展的特点，而拉夫罗夫行前所提出的科技合作以及非美元化的措施，并没有成为焦点。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应约”与朝鲜驻华大使李龙男会见，传达了两国领导人的口信，朝方通报了“八大”情况(今年1月上旬召开)。时隔两个月，向中方通报情况，朝鲜的意图也是明显的。

　　G2+X的图景是19世纪欧洲大国协调机制与冷战秩序之间的复合形态，也是一种不稳定的秩序图景。首先，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影响力不是来自同盟，而源于中国以经济与技术为基础的互联互通的网络。

　　美国拜登政府重建以同盟为核心的硬权力基础，而中国则是以投资、贸易、技术为基础的粘性权力，在与美国的战略竞争过程中，中国的对外开放、国内经济制度的改革没有停步，而是加速推进，因应美国的战略竞争压力。

　　美国前防长盖茨认为，制裁不会有什么效果。中美欧竞争的焦点在于中欧投资协定，布林肯的欧洲之行核心目的就是破坏中欧投资协定，推动北约的印太化，也就是将欧洲盟友拉入到围堵中国的印太机制之中。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争论会挤压G2+X结构的灵活性，欧盟以及“五眼联盟”国家协调一致对中国进行制裁，虽然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尤其是欧盟在冷战结束之后首次对华制裁，制裁升级必然造成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欧盟放弃作为“X”的地位，从中美欧三角关系向阵营化滑落。

　　当然，欧盟要成为独立的地缘战略力量的前提，就是保持独立性、自主性和灵活性。

　　作者是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中美安克雷奇高层会晤和交锋之后，中美两国外长都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之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中国外长王毅接待了到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随后开始了中东六国之行。

　　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之后，面对面的外交活动几乎冻结，从中美两大国的外交行动来看，世界正在进入后疫情时代。

　　冠病疫情没有颠覆国际秩序，但是加剧了国际秩序的失衡状态。世界秩序的渐进变迁围绕着中美之间的竞争、合作与博弈展开，越来越呈现出“G2+X”的未来图景和演化逻辑。

　　中美安克雷奇会晤，或许是世界秩序变迁中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场景，在国际媒体在场的情况下，中美高级外交官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辩论，这是冷战结束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一幕。

　　《纽约时报》评论说，总统拜登上台60天后，美国迎来了一个超级大国激烈竞争的新时代，其标志是美俄自冷战结束以来最糟糕的外交关系，以及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美最糟糕的外交关系。

　　事实上，更值得关注的是中美安克雷奇开场白环节辩论的内容，而非气氛或者用词;双方关注的焦点和实质是应该维护和发展哪种国际秩序，国际秩序的规则基础是什么，以及哪种秩序具有更大的代表性与合法性。

　　不可否认，国际秩序的权力结构已经累积了非常大的变化，而安克雷奇争论的是秩序的合法性。实力结构加合法性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形态，我们甚至可以说，中美的“2+2”会晤是世界秩序的“安克雷奇时刻”。

　　安克雷奇会晤，不能以成败来论。与开场白环节具有戏剧性的“仪式”相比，三场闭门会议是双方之间测温、探异的过程，当然也达成了诸多的共识。首先，中美之间的常规外交接触将恢复，即便是吵架，也比隔空喊话或者“外交冷淡”要好得多。中方对于安克雷奇会晤的评价是比较高的，“坦率、及时、有建设性”“中美继续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其次，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合作的共识。最后，通过磋商修复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美外交关系的诸多破坏，比如媒体、领事关系、人文交流等。从整体来说，安克雷奇会晤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止跌”，经历了特朗普时代的暴跌之后，中美关系须要探底了。

　　安克雷奇会晤未必能够形成G2(两国集团)的格局，但是世界秩序中的中美“重心”是显而易见的，任何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没有中美两国的参与都难以推进，这是基本的事实。

　　G2并非中美主导，也并非国际秩序的全部，G2+X的含义在于，X既可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可能是重大的全球议题，比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在新的国际秩序结构中，G2的行为和规范会有趋同的倾向，或者说这是国际体系对大国的“社会化”进程。

　　维持大国关系的灵活性，需要中美具有自主性，刚性同盟必然会出现阵营化的局面。拜登政府修复同盟体系的限度在于，避免被盟友牵着鼻子走，形成“尾巴摇狗”的尴尬局面。拜登政府对于澳大利亚、加拿大的承诺并未兑现，而日本在美日“2+2”联合声明中存在“抢跑”的嫌疑，韩国几乎回避了加入印太，与美国联手对抗中国的议题。

　　俄罗斯外长在暴发冠病疫情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双方外长在“山水甲天下”的“小城”(拉夫罗夫语)会晤，“通报”了对美关系的近况，发表了关于“全球治理”的联合声明，凸显了“各自”发展的特点，而拉夫罗夫行前所提出的科技合作以及非美元化的措施，并没有成为焦点。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应约”与朝鲜驻华大使李龙男会见，传达了两国领导人的口信，朝方通报了“八大”情况(今年1月上旬召开)。时隔两个月，向中方通报情况，朝鲜的意图也是明显的。

　　G2+X的图景是19世纪欧洲大国协调机制与冷战秩序之间的复合形态，也是一种不稳定的秩序图景。首先，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影响力不是来自同盟，而源于中国以经济与技术为基础的互联互通的网络。

　　美国拜登政府重建以同盟为核心的硬权力基础，而中国则是以投资、贸易、技术为基础的粘性权力，在与美国的战略竞争过程中，中国的对外开放、国内经济制度的改革没有停步，而是加速推进，因应美国的战略竞争压力。

　　美国前防长盖茨认为，制裁不会有什么效果。中美欧竞争的焦点在于中欧投资协定，布林肯的欧洲之行核心目的就是破坏中欧投资协定，推动北约的印太化，也就是将欧洲盟友拉入到围堵中国的印太机制之中。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争论会挤压G2+X结构的灵活性，欧盟以及“五眼联盟”国家协调一致对中国进行制裁，虽然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尤其是欧盟在冷战结束之后首次对华制裁，制裁升级必然造成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欧盟放弃作为“X”的地位，从中美欧三角关系向阵营化滑落。

　　当然，欧盟要成为独立的地缘战略力量的前提，就是保持独立性、自主性和灵活性。

　　作者是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