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汀·惠顿：阿拉斯加会晤后，美国对华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

　　太平洋两岸普遍存在一种观点，即乔·拜登总统将以与前任相似的方式对待中国：对北京的承诺持怀疑态度，并强烈反对中国从西太平洋到网络空间的强硬举动。

　　这种评估看起来很得体，但却是错误的。

　　本周，日韩两国高层官员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举行了重要会晤，一如往常对安全方面提出重要关切，这强化了人们的普遍看法。周四和周五，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中国高级官员杨洁篪和国务委员王毅在阿拉斯加举行低调的会晤，这次会议丝毫不能用“盛会”来描述。

　　的确，上任两个月以来，拜登并未下令降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实施的任何关税或取消任何出口控制。美国海军每月都派出一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并有意在北京方面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和空域停留。

　　来自华盛顿的措辞也显得跟前任一样。拜登在提名高级官员的听证会上承诺要对中国保持警惕。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一开始做得不够，后来她的提名被推迟，在保证美国将继续实行对华出口管制后，她才得以继续被提名。布林肯则批评北京践踏香港的民主，并在全国范围内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

　　但这些更应该被视作拜登政府的姿态，以及为了维持必要的同盟关系，目的是随后把对中国的紧张状态转变得缓和一些。只要中国领导人的强硬状态依旧，双方关系转变过程主要就是美国的让步。

　　还记得巴拉克·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首次出访时也访问了日本和韩国吗?她当时承诺，“美日同盟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石。”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东亚民主国家加强联盟以对抗中国。相反，奥巴马-拜登政府专注于扩大与中国的贸易，轻信地接受了中国不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或军事化南海的虚假承诺，并通过推迟对台军售让台湾这样的老牌盟友受到威胁，还默许对亲华的政客对中国进行隐性支持。

　　这种模式会重演吗?可能重演的迹象是，在几乎所有的外交问题上，拜登政府似乎都有意重走奥巴马政府的老路。它已经停止了与加拿大的美加输油管道(Keystone XL)，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并寻求谈判重新加入2015年与伊朗的核协议。这些都曾是奥巴马政府的优先事项，不过被特朗普政府搁置了。与中国经济一体化最终将改善安全和人权的全球主义观点也遭到质疑。

　　拜登本人对中国的批评有限，称中国政府是对手或竞争者，而不是敌对者。虽然政府官员最近告诉《纽约时报》，他们计划对俄罗斯去年对美国的网络攻击进行报复，但对于微软公司认为的是中国造成的电子邮件系统严重入侵事件，政府没有做出这样直接的威胁。

　　除了中国以外，拜登几乎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寻求任何新一届政府都想要的外交突破。他刚刚因为轻率地称俄罗斯总统为“杀手”而导致了与莫斯科的关系崩溃——这种毫无意义但具有破坏性的轻率行为，即使是像柯蒂斯•勒梅这样的冷战斗士也会设法避免。伊朗和朝鲜拒绝了拜登的谈判尝试，毫无疑问，他们更愿意在谈判桌前等着接受美国的贿赂。特朗普基本上实现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和平，让他的继任者不必再为两者的和平进程(peace process)奔波劳碌。

　　此外，像布林肯这样谨慎的声音正在政府内部的争论中失利。尽早与中方会面的动力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不是国务院。亚洲政策“沙皇”库尔特•坎贝尔希望与中国的会晤安排在华盛顿;中国选择在阿拉斯加进行。坎贝尔是奥巴马第一个任期内美国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外交官，他吹嘘自己的“重返亚洲”战略，但与口头上宣传相反，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有所减弱。在白宫，气候“沙皇”约翰•克里也加入了他的团队，后者迫切希望与中国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协议。

　　拜登政府向记者和国会议员保证，与中国官员的会晤只是公开重申他们私下里曾表达过的对中国的担忧。但更有可能的是，在短暂访问东京和首尔后，并显示一下对盟友支持的姿态后，拜登的官员们的主要目标是为推翻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打下基础。双方可能讨论的实质性话题包括减少美国关税或出口管制，美中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峰会以及交易华为高管孟晚舟(孟晚舟目前因腐败指控被关押在加拿大)事宜。

　　可以预见，美国对华政策即将发生重大变化。

　　克里斯汀·惠顿(Christian Whiton)系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的高级研究员，曾是是特朗普和乔治·W·布什政府的高级顾问。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joe-bidens-strategy-china-boils-down-one-word-soft-180510

　　太平洋两岸普遍存在一种观点，即乔·拜登总统将以与前任相似的方式对待中国：对北京的承诺持怀疑态度，并强烈反对中国从西太平洋到网络空间的强硬举动。

　　这种评估看起来很得体，但却是错误的。

　　本周，日韩两国高层官员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举行了重要会晤，一如往常对安全方面提出重要关切，这强化了人们的普遍看法。周四和周五，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中国高级官员杨洁篪和国务委员王毅在阿拉斯加举行低调的会晤，这次会议丝毫不能用“盛会”来描述。

　　的确，上任两个月以来，拜登并未下令降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实施的任何关税或取消任何出口控制。美国海军每月都派出一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并有意在北京方面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和空域停留。

　　来自华盛顿的措辞也显得跟前任一样。拜登在提名高级官员的听证会上承诺要对中国保持警惕。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一开始做得不够，后来她的提名被推迟，在保证美国将继续实行对华出口管制后，她才得以继续被提名。布林肯则批评北京践踏香港的民主，并在全国范围内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

　　但这些更应该被视作拜登政府的姿态，以及为了维持必要的同盟关系，目的是随后把对中国的紧张状态转变得缓和一些。只要中国领导人的强硬状态依旧，双方关系转变过程主要就是美国的让步。

　　还记得巴拉克·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首次出访时也访问了日本和韩国吗?她当时承诺，“美日同盟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石。”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东亚民主国家加强联盟以对抗中国。相反，奥巴马-拜登政府专注于扩大与中国的贸易，轻信地接受了中国不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或军事化南海的虚假承诺，并通过推迟对台军售让台湾这样的老牌盟友受到威胁，还默许对亲华的政客对中国进行隐性支持。

　　这种模式会重演吗?可能重演的迹象是，在几乎所有的外交问题上，拜登政府似乎都有意重走奥巴马政府的老路。它已经停止了与加拿大的美加输油管道(Keystone XL)，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并寻求谈判重新加入2015年与伊朗的核协议。这些都曾是奥巴马政府的优先事项，不过被特朗普政府搁置了。与中国经济一体化最终将改善安全和人权的全球主义观点也遭到质疑。

　　拜登本人对中国的批评有限，称中国政府是对手或竞争者，而不是敌对者。虽然政府官员最近告诉《纽约时报》，他们计划对俄罗斯去年对美国的网络攻击进行报复，但对于微软公司认为的是中国造成的电子邮件系统严重入侵事件，政府没有做出这样直接的威胁。

　　除了中国以外，拜登几乎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寻求任何新一届政府都想要的外交突破。他刚刚因为轻率地称俄罗斯总统为“杀手”而导致了与莫斯科的关系崩溃——这种毫无意义但具有破坏性的轻率行为，即使是像柯蒂斯•勒梅这样的冷战斗士也会设法避免。伊朗和朝鲜拒绝了拜登的谈判尝试，毫无疑问，他们更愿意在谈判桌前等着接受美国的贿赂。特朗普基本上实现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和平，让他的继任者不必再为两者的和平进程(peace process)奔波劳碌。

　　此外，像布林肯这样谨慎的声音正在政府内部的争论中失利。尽早与中方会面的动力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不是国务院。亚洲政策“沙皇”库尔特•坎贝尔希望与中国的会晤安排在华盛顿;中国选择在阿拉斯加进行。坎贝尔是奥巴马第一个任期内美国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外交官，他吹嘘自己的“重返亚洲”战略，但与口头上宣传相反，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有所减弱。在白宫，气候“沙皇”约翰•克里也加入了他的团队，后者迫切希望与中国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协议。

　　拜登政府向记者和国会议员保证，与中国官员的会晤只是公开重申他们私下里曾表达过的对中国的担忧。但更有可能的是，在短暂访问东京和首尔后，并显示一下对盟友支持的姿态后，拜登的官员们的主要目标是为推翻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打下基础。双方可能讨论的实质性话题包括减少美国关税或出口管制，美中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峰会以及交易华为高管孟晚舟(孟晚舟目前因腐败指控被关押在加拿大)事宜。

　　可以预见，美国对华政策即将发生重大变化。

　　克里斯汀·惠顿(Christian Whiton)系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的高级研究员，曾是是特朗普和乔治·W·布什政府的高级顾问。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joe-bidens-strategy-china-boils-down-one-word-soft-18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