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特·麦格克：美国如何评估中国当前的“中东战略”?

　　随着中国在中东利益的不断扩大，中国对中东地区的战略定位也在不断提升。然而，当前中东地区正值动荡、失序、失控的漂流期，中国此时选择加强对该地区的参与力度不亚于是一场战略豪赌。中国高层认为，只要中国秉承“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就能够继续与处于战乱状态的国家和平相处，同时还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自身过度地卷入地区事务。而事实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提升也会影响到美国及其盟友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

　　2019年4月，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持了一场研讨会，旨在探讨中东地区的动态变化及其对中美两国地区外交的影响等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可以通过经济援助和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一些地区国家维护稳定。但是，在这个关系错综复杂的地区，仅依靠经济改革无法解决中东的所有问题，从长远看不仅缺乏可持续性，甚至还有被卷入地区冲突的风险。

　　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中东并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而就在过去五年间，中国已同伊朗、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最高级别的外交关系之一，因为中国相信，这些国家会长期拥护中国在中东事务中的中立立场。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已成为该地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加大对中东事务的参与力度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结构性利益，另一个是战略性利益。从结构性利益的角度分析，中东丰富的自然资源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各国觊觎的目标，中国也不例外。此外，中国也需要寻找新的市场来消化其国内过剩的工业产能，而战后的中东市场潜力不可限量。从战略性利益的角度分析，中国与俄罗斯一道，不断地利用美国中东政策的矛盾和弱点来扩大自身在中东的影响力。美国在中东进行的“零和博弈”让中国获得了在中东扮演重要角色的机遇。如今，中国在中东的受欢迎度直线上升，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把政治人权等条件附加在投资和经济援助之上。

　　习近平主席2016年在开罗的演讲透露了中国未来对中东的战略布局。他在演讲中表示，中国在中东“不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反对一切针对特定民族宗教的歧视和偏见”。但是根据报道，中国对中东各类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总额达到了1000亿美元的规模。中国与伊朗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

　　当美国对中国投资心存疑虑时，通常会对其盟友展开调查，以确认中国是否有“搭便车”的嫌疑。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其盟友而言，中国的这种行为是绝不可容忍的。如果美国盟友真正关心当前安全架构的稳定，就应与美国一道推动中国成为一个区域和平与稳定的驱动力。

　　可以肯定，如果中国的投资没有美国中东盟友的大力支持，其“中东战略”将难以维系。鉴于这些地区盟友对中国投资依赖程度的不断上升，他们自然希望中国在中东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即便如此，他们在面对利益冲突或政策分歧时，也应敢于向中国表达不满。

　　对此，笔者有四点思考。第一，中国应向伊朗当局施压，敦促其撤出在叙利亚境内针对以色列的代理势力。近年来，中国政府内部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伊朗在叙利亚的一些活动给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而这种威胁很有可能会波及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评说，伊朗应尽快结束在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中国应将这一建议付诸实施，因为这是中、美、俄三方的共同利益所在。

　　第二，中国应敦促叙利亚当局在联合国主导下通过政治进程解决叙利亚的相关问题。如果叙利亚不服从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中国应考虑中止向其提供重建援助。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中国在叙利亚的问题上一直站在阿萨德政权的一边，并多次对联合国安理会对叙利亚的制裁决议投否决票，这显然与中国声称的中立立场不符。由于中国是极少数几个愿意资助叙利亚重建的国家之一，在叙利亚国内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力。2015年，中国投票赞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第2254号决议，它要求叙利亚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宪法改革和举行自由可信的选举。因此，中国作为赞成方理应严格按照这一决议的精神来推进叙利亚的政治进程，切不可实行“双重标准”。

　　第三，中国应协助美方援救被伊朗当局以间谍罪名监禁的美籍华人学者王夕越。考虑到王夕越家人的中国公民身份，中国应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与伊朗当局划清界限。

　　第四，中国应协助联合国在战乱地区的重建计划。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倾向于避开动荡地区，虽然这些地区常年受战乱、动荡、贫穷困扰，迫切需要外部资本支持恢复发展。战乱地区的恢复与重建不仅是中东地区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需要面对的问题。此外，中国还应协助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伊斯兰国”调查委员会收集“伊斯兰国”战争罪行的证据。

　　所有上述建议均未违反中国的“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他们不仅有助于实现该地区的长期稳定与安全，而且对中国的投资回报率也很高;同时，这些建议也符合中国对“双赢”的定义，甚至可能有助于拓宽中美双边务实合作的领域。相反，如果中国无法将以上建议付诸实施，其将自己打造成“友善大国”的努力必将大打折扣。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和作用必定会越来越重要，美国及其盟友应在塑造中国在中东的角色定位方面起关键作用，而实现上述建议是达成该目标的第一步。

　　作者系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客座研究员

　　随着中国在中东利益的不断扩大，中国对中东地区的战略定位也在不断提升。然而，当前中东地区正值动荡、失序、失控的漂流期，中国此时选择加强对该地区的参与力度不亚于是一场战略豪赌。中国高层认为，只要中国秉承“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就能够继续与处于战乱状态的国家和平相处，同时还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自身过度地卷入地区事务。而事实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提升也会影响到美国及其盟友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

　　2019年4月，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持了一场研讨会，旨在探讨中东地区的动态变化及其对中美两国地区外交的影响等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可以通过经济援助和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一些地区国家维护稳定。但是，在这个关系错综复杂的地区，仅依靠经济改革无法解决中东的所有问题，从长远看不仅缺乏可持续性，甚至还有被卷入地区冲突的风险。

　　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中东并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而就在过去五年间，中国已同伊朗、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最高级别的外交关系之一，因为中国相信，这些国家会长期拥护中国在中东事务中的中立立场。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已成为该地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加大对中东事务的参与力度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结构性利益，另一个是战略性利益。从结构性利益的角度分析，中东丰富的自然资源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各国觊觎的目标，中国也不例外。此外，中国也需要寻找新的市场来消化其国内过剩的工业产能，而战后的中东市场潜力不可限量。从战略性利益的角度分析，中国与俄罗斯一道，不断地利用美国中东政策的矛盾和弱点来扩大自身在中东的影响力。美国在中东进行的“零和博弈”让中国获得了在中东扮演重要角色的机遇。如今，中国在中东的受欢迎度直线上升，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把政治人权等条件附加在投资和经济援助之上。

　　习近平主席2016年在开罗的演讲透露了中国未来对中东的战略布局。他在演讲中表示，中国在中东“不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反对一切针对特定民族宗教的歧视和偏见”。但是根据报道，中国对中东各类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总额达到了1000亿美元的规模。中国与伊朗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

　　当美国对中国投资心存疑虑时，通常会对其盟友展开调查，以确认中国是否有“搭便车”的嫌疑。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其盟友而言，中国的这种行为是绝不可容忍的。如果美国盟友真正关心当前安全架构的稳定，就应与美国一道推动中国成为一个区域和平与稳定的驱动力。

　　可以肯定，如果中国的投资没有美国中东盟友的大力支持，其“中东战略”将难以维系。鉴于这些地区盟友对中国投资依赖程度的不断上升，他们自然希望中国在中东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即便如此，他们在面对利益冲突或政策分歧时，也应敢于向中国表达不满。

　　对此，笔者有四点思考。第一，中国应向伊朗当局施压，敦促其撤出在叙利亚境内针对以色列的代理势力。近年来，中国政府内部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伊朗在叙利亚的一些活动给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而这种威胁很有可能会波及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评说，伊朗应尽快结束在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中国应将这一建议付诸实施，因为这是中、美、俄三方的共同利益所在。

　　第二，中国应敦促叙利亚当局在联合国主导下通过政治进程解决叙利亚的相关问题。如果叙利亚不服从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中国应考虑中止向其提供重建援助。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中国在叙利亚的问题上一直站在阿萨德政权的一边，并多次对联合国安理会对叙利亚的制裁决议投否决票，这显然与中国声称的中立立场不符。由于中国是极少数几个愿意资助叙利亚重建的国家之一，在叙利亚国内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力。2015年，中国投票赞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第2254号决议，它要求叙利亚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宪法改革和举行自由可信的选举。因此，中国作为赞成方理应严格按照这一决议的精神来推进叙利亚的政治进程，切不可实行“双重标准”。

　　第三，中国应协助美方援救被伊朗当局以间谍罪名监禁的美籍华人学者王夕越。考虑到王夕越家人的中国公民身份，中国应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与伊朗当局划清界限。

　　第四，中国应协助联合国在战乱地区的重建计划。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倾向于避开动荡地区，虽然这些地区常年受战乱、动荡、贫穷困扰，迫切需要外部资本支持恢复发展。战乱地区的恢复与重建不仅是中东地区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需要面对的问题。此外，中国还应协助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伊斯兰国”调查委员会收集“伊斯兰国”战争罪行的证据。

　　所有上述建议均未违反中国的“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他们不仅有助于实现该地区的长期稳定与安全，而且对中国的投资回报率也很高;同时，这些建议也符合中国对“双赢”的定义，甚至可能有助于拓宽中美双边务实合作的领域。相反，如果中国无法将以上建议付诸实施，其将自己打造成“友善大国”的努力必将大打折扣。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和作用必定会越来越重要，美国及其盟友应在塑造中国在中东的角色定位方面起关键作用，而实现上述建议是达成该目标的第一步。

　　作者系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