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包钢：“一带一路”倡议为何遭遇部分受援国民众的抵抗?

 　 据亚洲开发银行称，到2030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将超过225.51亿美元，以满足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一带一路”(BRI)正在满足这种需求，过去六年中，“一带一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所激发的当地不满也开始出现更清晰的画面。中国一带一路其要害在于基础设施出口，以建立其全球供应和生产网络。然而，这一种模式依赖于庞大的劳动力，庞大的建筑材料，巨大的资本和巨大的土地空间。这四个方面都是地方抵抗的潜在根源。如何克服这些固有问题，制定应对这些问题的战略和政策，是中国一带一路成功的关键。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6年后，一些受援国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模式：受援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了基础设施项目，但在社会上出现了反对的声音。民间社会和反对派政党抓住一带一路中的问题，放大了民众抵抗的情绪，并将其放大为一个选举问题。2018年，马尔代夫的Ibrahim Mohamed Solih，马来西亚的Mahathir Mohamad和巴基斯坦的Imran Khan都在批评一带一路中的问题和质疑“一带一路”倡议的好处中当选。随着政府的改变，马尔代夫新任总统发誓要对中国项目重行做出审核，巴基斯坦的Orange Line Metro暂停，马来西亚的马哈蒂临时取消中资东海岸铁路。即使在政府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民众压力仍然可以影响政府的政策。2017年底，尼泊尔和缅甸都取消或搁置了一带一路中的主要水电项目。因此，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如何应对地方性的抵抗?中国在应对国内地方性反抗中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这些基于国内的经验未必能运用到他国中，因此需要探索新的应对方法和策略。

　　目前，国内一些学者把上述地方抵抗归咎于美国背后的捣乱。一带一路目前已成为中美地缘政治中的一大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出口基础设施建设都会遇到地方的抵抗。日本在80至90年代就遇到了东南亚国家的抵抗。中国出口基础设施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日本，在下述四个关键领域遇到了更强的阻力。

　　1

　　劳动力和抵抗的根源

　　粗略地闭眼一想，可以预期大规模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会在受援国产生许多直接的本地工作。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往往倾向于使用中国工人而不是当地雇员来完成大部分工作。比如，2015年中国海外建筑工程雇用了45万中国工人和72.9万本地工人(2016为48万中国工人和70万本地工人)。雇用中国工人是有道理的。利用当地劳动力会增加成本，如职业培训和解决语言和文化差异。雇用中国工人减少了成本，并提高了效率。即使英国和美国的石油公司也经常聘请各自国家的私人保安承包商。然而，对于一带一路的受益国而言，这种倾向于雇佣中国工人的做法引发了当地人的不满。老挝和土库曼斯坦等国的反华情绪有所上升，越南和斯里兰卡也发生了公开示威活动，以抗议这个问题。

 斯里兰卡南部高速公路延长线项目的斯方当地工人正在接受安全与职业技能培训。

　　目前受援国政府加强了政治监管，实施当地劳动力配额和限制外国工人人数。例如，土库曼斯坦规定，至少有70%的项目劳动力必须是当地的;而乌兹别克斯坦则限制中国公司雇用低于管理层的中国工人。然而，在实践中，这些配额往往被忽视，这可能会延长对问题的解决并加强了对中国基础设施出口模式的抵制。

　　2

　　资本和抵制

　　基础设施项目需要大笔资金，通常是上亿美元。鉴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少问题，加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希望避免西方融资的政治条件，不少国家寻求中国投资，通常中国提供了的商业贷款。从本质上讲，这为中国资本跨国化提供了良机。然而，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地方阻力。

　　中国和受援国的财富和权力的不对称性反映在公司与公司的关系中。随着中国国有企业与当地商业阶层，政治精英和债务国的军事人士发展了深入地合作关系，裙带资本主义和大规模腐败的可能性增加。裙带资本主义，贿赂和其他形式的精英腐败是当地抵抗的驱动因素。香港反腐监督专员Simon Peh Yun-lu认识到腐败带来的挑战。他所领导的廉政公署一直在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就如何更好地打击腐败和贪污进行磋商。中国共产党在2018年宣布成立国家监督委员会，这个反贪机构对所有在海外经营的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拥有管辖权，这意味着像中巴经济走廊这样的项目自动落在其职权范围内。2017年9月，中国还与世界银行联合举行了一次题为“加强透明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研讨会。

　　3

　　土地和抵抗

　　大部分的一带一路项目发生在前殖民地的国家中，通常要使用大规模的土地，修一条铁路涉及到上千公里的土地。可是外国对土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是一个微妙的话题，在后殖民社会中尤为敏感。中国企业一旦拥有铁路建设中某些土地的使用权，即会引起当地民众的反感，并上升为一个后殖民主义的话题。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使用大规模的土地已导致当地居民的搬迁和生计改变。柬埔寨的Lower Se san 2 Dam项目是中国国有企业华能澜沧江水电有限公司，越南EVN International和柬埔寨皇家集团的合资企业。截至2018年9月，它已经使大约五千户家庭搬迁，并影响了数万人的生计。

　　4

　　原材料，技术依赖性和抵抗

　　在2011年至2013年的三年中，中国使用的水泥相当于美国在整个20世纪所使用的水泥。2016年11月至2018年4月期间中国钢铁生产数量相当于世界钢铁生产数量的总和。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至“新常态”，一带一路为中国提供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新途径，不仅促进了工业材料的出口，而且提高了实际的生产能力。根据Farooki(2018.7)的说法，“外部市场的建立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基础”。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到2020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建立100家水泥厂。然而，中国原材料和原材料生产的外包可能会使受援国的当地产业边缘化。对一带一路的抵抗也可能源于那些希望避免技术过度依赖中国的反对者。笔者在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采访时，一些小型工厂的老板表达过这种担忧。中国的钢铁比马来西亚生产的钢铁要便宜一半，中国廉价的电子产品使巴基斯坦本地类似产业无法生存。

　　5

　　中国的应对

　　中国从过去6年来在一带一路项目实施中吸取了教训经验，发展了应对机制，更多地依赖于软实力和法律途径，这些是中国应对战略的关键要素。多年来，北京一直在寻求增加其全球软实力。David Shambaugh估计，中国每年花费大约100亿美元用于增强影响力。相比之下，美国2014年仅花费了6.7亿美元。中国“魅力攻势”针对的是中亚和东南亚。根据笔者对巴基斯坦报刊的研究，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中国在该国的软实力影响在明显上升。中国希望通过这些软实力——企图说服和吸引而不是胁迫，来减少公众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反对，并减少他们成为选举中政治化话题的可能性。然而，这只是一种预防性方法之一，中国应向日本学习，日本在化解东南亚国家的抵抗上已经发展了一套成功应对机制。特别是在化解日美经济竞争的难题中，日本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日本在当年海外经济扩展中成功地避免了日美战略猜疑的难题，这正是中国需要学习的。

　　本文原题为《“一带一路”倡议面临地方性的抵抗——中国需寻求化解之道》

 　 据亚洲开发银行称，到2030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将超过225.51亿美元，以满足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一带一路”(BRI)正在满足这种需求，过去六年中，“一带一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所激发的当地不满也开始出现更清晰的画面。中国一带一路其要害在于基础设施出口，以建立其全球供应和生产网络。然而，这一种模式依赖于庞大的劳动力，庞大的建筑材料，巨大的资本和巨大的土地空间。这四个方面都是地方抵抗的潜在根源。如何克服这些固有问题，制定应对这些问题的战略和政策，是中国一带一路成功的关键。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6年后，一些受援国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模式：受援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了基础设施项目，但在社会上出现了反对的声音。民间社会和反对派政党抓住一带一路中的问题，放大了民众抵抗的情绪，并将其放大为一个选举问题。2018年，马尔代夫的Ibrahim Mohamed Solih，马来西亚的Mahathir Mohamad和巴基斯坦的Imran Khan都在批评一带一路中的问题和质疑“一带一路”倡议的好处中当选。随着政府的改变，马尔代夫新任总统发誓要对中国项目重行做出审核，巴基斯坦的Orange Line Metro暂停，马来西亚的马哈蒂临时取消中资东海岸铁路。即使在政府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民众压力仍然可以影响政府的政策。2017年底，尼泊尔和缅甸都取消或搁置了一带一路中的主要水电项目。因此，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如何应对地方性的抵抗?中国在应对国内地方性反抗中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这些基于国内的经验未必能运用到他国中，因此需要探索新的应对方法和策略。

　　目前，国内一些学者把上述地方抵抗归咎于美国背后的捣乱。一带一路目前已成为中美地缘政治中的一大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出口基础设施建设都会遇到地方的抵抗。日本在80至90年代就遇到了东南亚国家的抵抗。中国出口基础设施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日本，在下述四个关键领域遇到了更强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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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力和抵抗的根源

　　粗略地闭眼一想，可以预期大规模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会在受援国产生许多直接的本地工作。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往往倾向于使用中国工人而不是当地雇员来完成大部分工作。比如，2015年中国海外建筑工程雇用了45万中国工人和72.9万本地工人(2016为48万中国工人和70万本地工人)。雇用中国工人是有道理的。利用当地劳动力会增加成本，如职业培训和解决语言和文化差异。雇用中国工人减少了成本，并提高了效率。即使英国和美国的石油公司也经常聘请各自国家的私人保安承包商。然而，对于一带一路的受益国而言，这种倾向于雇佣中国工人的做法引发了当地人的不满。老挝和土库曼斯坦等国的反华情绪有所上升，越南和斯里兰卡也发生了公开示威活动，以抗议这个问题。

 斯里兰卡南部高速公路延长线项目的斯方当地工人正在接受安全与职业技能培训。

　　目前受援国政府加强了政治监管，实施当地劳动力配额和限制外国工人人数。例如，土库曼斯坦规定，至少有70%的项目劳动力必须是当地的;而乌兹别克斯坦则限制中国公司雇用低于管理层的中国工人。然而，在实践中，这些配额往往被忽视，这可能会延长对问题的解决并加强了对中国基础设施出口模式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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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和抵制

　　基础设施项目需要大笔资金，通常是上亿美元。鉴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少问题，加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希望避免西方融资的政治条件，不少国家寻求中国投资，通常中国提供了的商业贷款。从本质上讲，这为中国资本跨国化提供了良机。然而，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地方阻力。

　　中国和受援国的财富和权力的不对称性反映在公司与公司的关系中。随着中国国有企业与当地商业阶层，政治精英和债务国的军事人士发展了深入地合作关系，裙带资本主义和大规模腐败的可能性增加。裙带资本主义，贿赂和其他形式的精英腐败是当地抵抗的驱动因素。香港反腐监督专员Simon Peh Yun-lu认识到腐败带来的挑战。他所领导的廉政公署一直在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就如何更好地打击腐败和贪污进行磋商。中国共产党在2018年宣布成立国家监督委员会，这个反贪机构对所有在海外经营的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拥有管辖权，这意味着像中巴经济走廊这样的项目自动落在其职权范围内。2017年9月，中国还与世界银行联合举行了一次题为“加强透明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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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和抵抗

　　大部分的一带一路项目发生在前殖民地的国家中，通常要使用大规模的土地，修一条铁路涉及到上千公里的土地。可是外国对土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是一个微妙的话题，在后殖民社会中尤为敏感。中国企业一旦拥有铁路建设中某些土地的使用权，即会引起当地民众的反感，并上升为一个后殖民主义的话题。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使用大规模的土地已导致当地居民的搬迁和生计改变。柬埔寨的Lower Se san 2 Dam项目是中国国有企业华能澜沧江水电有限公司，越南EVN International和柬埔寨皇家集团的合资企业。截至2018年9月，它已经使大约五千户家庭搬迁，并影响了数万人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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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材料，技术依赖性和抵抗

　　在2011年至2013年的三年中，中国使用的水泥相当于美国在整个20世纪所使用的水泥。2016年11月至2018年4月期间中国钢铁生产数量相当于世界钢铁生产数量的总和。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至“新常态”，一带一路为中国提供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新途径，不仅促进了工业材料的出口，而且提高了实际的生产能力。根据Farooki(2018.7)的说法，“外部市场的建立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基础”。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到2020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建立100家水泥厂。然而，中国原材料和原材料生产的外包可能会使受援国的当地产业边缘化。对一带一路的抵抗也可能源于那些希望避免技术过度依赖中国的反对者。笔者在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采访时，一些小型工厂的老板表达过这种担忧。中国的钢铁比马来西亚生产的钢铁要便宜一半，中国廉价的电子产品使巴基斯坦本地类似产业无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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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应对

　　中国从过去6年来在一带一路项目实施中吸取了教训经验，发展了应对机制，更多地依赖于软实力和法律途径，这些是中国应对战略的关键要素。多年来，北京一直在寻求增加其全球软实力。David Shambaugh估计，中国每年花费大约100亿美元用于增强影响力。相比之下，美国2014年仅花费了6.7亿美元。中国“魅力攻势”针对的是中亚和东南亚。根据笔者对巴基斯坦报刊的研究，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中国在该国的软实力影响在明显上升。中国希望通过这些软实力——企图说服和吸引而不是胁迫，来减少公众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反对，并减少他们成为选举中政治化话题的可能性。然而，这只是一种预防性方法之一，中国应向日本学习，日本在化解东南亚国家的抵抗上已经发展了一套成功应对机制。特别是在化解日美经济竞争的难题中，日本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日本在当年海外经济扩展中成功地避免了日美战略猜疑的难题，这正是中国需要学习的。

　　本文原题为《“一带一路”倡议面临地方性的抵抗——中国需寻求化解之道》